蒋高明

去年9月，《中外对话》的孟斯记者前来我们山东的生态农场进行现场采访。她的报道文章现在写出来了，发表在《中外对话》上。

《中外对话》是世界上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第一个完全双语网站，该网站提供了高质量和丰富的新闻信息和分析文章，并对以中国为重点的全球环境问题展开讨论。当今中国正在飞速发展，它随之而面临的环境挑战也日益严峻。根据官方估计，中国在环境问题上所付出的代价相当于其GDP的10%；同时，污染、沙漠化和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已被中国国内外的人们所广泛认知。气候变化、物种消亡、污染、水资源匮乏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国之内，而是全世界所有居民都要面临的挑战。现在中国的崛起正在给他们带来一个新的紧迫任务。应对上述这些挑战需要全世界达成共识，并且共同努力。《中外对话》目标正是促进这种共识的达成，而达成共识的手段就是直接对话和追寻解决我们所共同面对的环境危机的途径。

《中外对话》是环境类中英双语电子杂志，由国际著名新闻记者伊莎贝尔·希尔顿于2006年创办。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关注中国环境问题的理性分析，不回避现实，寻找合理的环境治理出路。他们关注的话题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该杂志发表了多篇搞水平的理论文章。

孟记者的文章代表她的观点，她的文章题目用的是《生态农业：大众化还是贵族？》，这样就将我们的实验摆在似乎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这可从网友的评论中可以读出来（另文发表）。我们的实验是要证明生态学的方法所得出的效益大于农药、化肥、除草剂、添加剂、农膜、转基因六个技术之和，定位当然是现在的有机农业，即卖上好价钱。实际上，我们不添加瘦肉精的牛比市场上添加瘦肉精的还低几毛钱/斤，即不是有机价格。之所以添加瘦肉精的卖的贵，是因为屠宰企业感到牛肚子小，出肉率高；网肉里注水的空间大。而用生态的办法养殖的牛肚子大，牛市食草动物啊！但瘦肉精可使人毙命，但养殖户、牛贩子、屠宰企业不管，那是卖被城里人吃的。我们带动了约10户农民搞生态农业，秸秆养牛从2头扩大到141投。最大的变化在于，农民使用化肥的量大大减少了，减少的幅度从50%到75%，产量还提高了。

如果国家将大量用于转基因研究的经费用来搞生态农业，我们有信心证明生态农业是能够让中国人吃得饱，还吃得好的。我们的理论依据是，被农民烧掉的秸秆，被农药毒死的害虫和益虫，被除草剂杀死的杂草，变成了肉，变成了可吃的热量。这个过程需要农民的劳动，但他们的劳动得到了经济效益的回报。当然，我们并不抬杠，农学家在种子，肥料领域的新成果还是要应用的，但肥料可以减少到一半，至于农药还需要研究治本的措施。添加剂和转基因是完全可以不予采用的。让动物们长的快为得是什么？如果市场有大量的动物蛋白供应，慢慢形成的市场也是源源不断供应的。添加剂起的作用是造成了养殖户之间的恶性竞争，竞争的成本换成了城里人的健康。

然而，遗憾的是，国家主管部门并没有对我们的实验进行应有的补贴，他们将费用补贴到了农药、化肥、种子、添加剂、农膜、转基因头上了，补偿了环境污染的制造者，而对于环境的保护者没有费用支持。国家下达到农村的三农资金到了县这一级基本就被截留住了。

在起步阶段，我们希望弘毅生态农场农场的产品能够以有机的价格出售给城市里的所谓“贵族”，“贵族”的自觉消费就带动了农业生态系统的环境保护，中国能又5%的农田实现了生态化种植，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现在，遗憾的是，这个比例很小，只有农民给自己吃的粮食蔬菜才是真正有机的，但是，农民们不卖。

中国的优势在于有亿万勤劳的农民，这一点发展有机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欧美人远远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中国的有机农业才起步，市场逐步在形成，以假乱真降低了“贵族”们的购买信心。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没有有机肥，哪里来的有机农业？

文章发表时还有记者现场拍摄的10张幻灯片，这里我不再转发，有兴趣的话，可去中外对话的网站看原文。

幻灯片：生态农业，大众还是贵族？

孟斯2010年2月26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502-Slideshow-organic-overtures

孟斯拜访了中国东部的一个实验性农场，了解在那里实行的自然的耕种方式。她用拍回来的照片，向大家讲述农业改革的梦想与现实的距离。

农民蒋高钰在蒋高明的帮助下，尝试林下养鸡。长长的网围栏防止鸡跑出林外。蒋高明希望并已经开始着手，借助各方力量，打造蒋家庄的生态农业。

2008年末，中国山东费县传出一则“剧毒花生”的新闻，花生中的残留农药致人死亡。此消息后被官方查证为谣言。人们继续放心大胆地食用花生，但花生种植中的严重问题并没得到解决：使用剧毒农药和农用薄膜。

种植花生的农民知道，许多因素能让花生减产，比如金龟甲幼虫(当地群众称之为“大牙”)。对于大多数农民，应对减产的方法只有使用毒性够强的农药，比如国家早已禁用的“六六六”。此外，为了保水保肥和防杂草，农用薄膜（农膜）被广泛用于花生及一些其它作物种植。但由于收集困难，绝大多数废旧农膜使用完即被丢弃在土地上，造成土壤污染。

“我们的农业生产，切断了生态系统循环。我们现在要做的，则是让它重新回归并利用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外对话的专栏作家蒋高明这样说道。

自2007年起，蒋高明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在山东平邑县蒋家庄租用农民40亩耕地，建立“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开始探索具有经济竞争力的生态农业模式，试验生产中国最“纯正”的有机食品。

生态农业的概念兴起于欧洲，至2000年，已有141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目前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加强，中国也开始追赶“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的时尚。然而高昂的价格和认证的良莠不齐，让许多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既不舍得，又不踏实。

“我们全面停止了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根本不用转基因，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示出来了。”蒋高明说。

蒋高明做生态农业并非赶时髦。事实是，他觉得如果中国的农业再不走上生态之路，日益贫瘠的土地将失去最后的肥力。如同许多经济活动未把环境效益计算在内，土地的效益也被农业生产长期忽略。农膜、化肥、农药、杀虫剂，使土壤由“黑”变“白”。

然而完全不用农药，真的行吗？农药自发明以来就在防治病虫害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用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这“奇迹”里面，包含每年120万吨以上的农药使用量。

“老百姓种花生施加剧毒农药花费的费用，每亩约50元，但依旧控制不了虫害。而我们控制虫害的成本远低于剧毒农药。”蒋高明称。在弘毅生态农场不大的试验田里，两盏发出特殊光谱的脉冲诱虫灯，替代了农药和杀虫剂。“诱虫灯不能消除全部昆虫，但每年坚持诱捕，会达到生态平衡，即这个物种还在，但不再对作物造成危害。”

农场最多时每只灯每晚可捕获4.5公斤各种“害”虫。但由于生活习性的原因，这里一年只有70天左右能捕到虫子。今年，弘毅生态农场总共收获了100多斤富含蛋白质的幼虫做饲料补充。

此外，农场用人工或割草机除草，来喂养蝗虫和淡水鱼，而不使用除草剂。这两项收益可以提供两个农民全年就业，等于蚂蚱和鱼给农民发了除草的工钱。农场饲养的 120头肉牛利用秸秆做饲料，牛粪进入沼气池，提取能量供应农场使用；腐熟的牛粪和沼渣沼液还田，用牛来生产优质有机肥料。

蒋高明的研究认为，中国化肥使用总量的70%都未能进入农产品而白白浪费，他认为中国农业生产方式中存在严重的化肥施用过量，而生态农业概念能够将中国农业长期以来的“高投入、高产出、高污染”改为“低投入、高产出、无污染”。

靠提高土壤肥力和生物方法生产的有机食品，能比普通农产品成本更低么？农场的有机粮食和蔬菜在市场上的价格是普通粮食和蔬菜的3~5倍，而山东平度的韭菜和芹菜卖到每斤20元。

然而有人认为，蒋高明提出的“低成本”是可能的，这个人是日照益康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战培林。他的公司生产的微生物有机肥，是用海带加工中的废渣和从日本引进的微生物菌类发酵而成，试验证明并不逊色于化肥。但他认为，国家在化肥上的补贴和优惠政策削弱了生物肥料的市场竞争力。

不过对于蒋高明的生态农场，战培林觉得生产与市场的对接仍是问题。“一旦产量扩大，就会发现市场还很小，除非用于深加工，提取动物蛋白。”参观完蝗虫饲养棚的战培林说。他认为单一农户走多元化农场的模式意味着较高的管理成本和营销成本，而在食品安全的法制和审查水平仍有待提高的现状下，改善中国农产品质量，唯有走企业化道路，靠管理和企业信誉解决农产品无可追溯性的问题。

农场正帮助农民蒋高钰尝试林下养鸡，利用被称为“生态位”的植株间隙放养肉鸡。“理论上讲，生态农场的规模越大，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就突出，管理的成本就越小，带动的就业人数就越多。”蒋高明说。他的近期目标是发动老百姓拿出100亩做有机农业；远期目标是将整村的1000亩地连同村落做成生态农庄。

除了花生，弘毅农场里还种植有近20种有机粮食和蔬菜，如小麦、玉米、大豆、绿豆、韭菜、芹菜、土豆、葱、蒜等等。这些过去农民家里用普通种植方法收获的作物，被贴上“有机”的标签，定义为标准最严格、质量最高的农产品，明确要求生产中绝对禁用农药、化肥、添加剂及人工合成物质。似乎在经历了化学添加剂带来的增产喜悦和过量使用带来的担忧，面对日益变质的土壤，中国农业的探路者们下了决心，与化学添加剂彻底绝缘。

虽然第一茬玉米因为“芽涝”而产量不佳，但蒋高明和他的学生仍怀有很大信心。他们认为，发展有机农业需要耐心和不断尝试。正是“急功近利”，使得农业长期忽视了“养地”的重要作用，换来的是被化肥、农药和农膜污染的土壤，板结、贫瘠、不可持续。

蒋高明认为，弘毅生态农场的“标杆”意义远高出其经济意义。然而农民不能靠信心维生。只有可靠的示范和收入的刺激，才能说服他们改变传统的耕作方式。

许多农业专家正在同蒋高明一道艰难尝试，期待以生态方式拯救土地和农业。中国农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863计划“新型多功能生物肥料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开发”的课题已进行了七年。袁隆平，这位79岁的中国“杂交水稻之父”，盼望到他90岁时，实现超级杂交稻亩产1000公斤的目标。而现在，对于13亿人而言，不但吃饱，而且吃的健康，还不那么容易。

孟斯，中外对话北京分部执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