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写于2005年12月。

一般认为，改革就是改变以“计划”配置资源的状态，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改革也有另外的几种表达方式，如“经济转型”、“经济转轨”等。当前，对改革存在两种较为知名的理论解释：张五常的（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和科尔耐的（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张五常认为，人类历史上存在三种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第一种按社会等级权力（特权）分配；第二种按价格标准（个人财富，钱）分配；第三种界于两者之间（钱权勾结）。价格配置资源的标准的效率优于包括权力在内的任何别资源配置标准，因为这种制度的交易成本最小。计划经济是从“权力”或“特权”为标准而进行资源配置的，这种标准的交易费用是巨大的，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所以，应该以“价格”标准替代“权力”标准，这就是改革或“经济转型”。科尔耐对不同转型期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表现作出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转型国家一般采用两种战略：战略A和战略B。采用战略A的国家更注重经济增长，更忽略其它基础制度的改进，如法律、政治；采用战略B的国家不仅注重经济增长，而注重基础制度的优化。显然，相对于战略B，战略A就像是再沙滩上建设大厦，是非常脆弱的。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诺奖获得者斯诺教授也试图对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作出解释分析，可惜的是，由于其分析框架依然是基于新古典的，所以，“改革”这一人类社会重大课题压根未能进入其研究视野。

以上的对改革的定义和解释，的确能为我们理解改革提供相当的启发，但无论说 “计划经济”是一种按权力配置资源的方式，还是总结出战略A、B，这都更多的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深入深刻的分析。没有深入深刻的分析，我们就无法探寻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政策。换句话说，我们依赖不是深入深刻分析的“理论”，所制定的解决方案和方法政策，必定是操作性不强的、危险的、脆弱的。遗憾的是，我们的改革的确已经依赖过和正在依赖着很多这样的方法和政策来指导。这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改革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形成的根源，如国有资产流失、贪污腐败、贫富差距等，而不是所谓的“改革不到位”。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经历都证明，指导改革的方法和政策是有问题的，而这些方法政策的理论基础便是西方经济理论。换句话说，西方经济理论不足以承载指导“经济转型”这样的的艰巨重任，尤其是对中国、俄罗斯这样历史悠久和规模庞大的国家。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理论是诞生于欧洲的“经济转型”基本完成之后，它是在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基础框架已经初步形成的框架之下展开的。“经济转型”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而非研究对象。资本主义并非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指导下而诞生的。相反，《国富论》是在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而创作的，它只是理清总结了一些资本主义原则，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进程。

所以，要深刻理解改革，我们必须创建崭新的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型，还要解释西方的“经济转型”，即解释亚当斯密未曾解释的东西，解释《国富论》创作之前欧洲所发生的事情。改革固然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关键是承载“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是什么？而承载“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又是什么？为什么转型？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把“改革”放到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框架下进行审视。就中国来讲，我们“改革”的真正起点应该是1840年，而非1978年。1840年的所有历史事件都是中国主动或者被动，有意或无意为“转型”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直至当前的“经济改革”，这种转型实质是从自春秋战国时所形成的制度基础向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的转型，中国的“转型”是在英国的炮火强迫下才开始的。而西方的转型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及至后来的启蒙运动，西方的经济转型相对于中国、俄罗斯是自发的，主动的，西方的经济转型实质上是从自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这段时期所形成的封建儒教制度基础向现社会基础转变。也就是说，西方像中国一样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转型历程，一个“改革”的过程，不同的是，它比中国早了300多年，它的改革对象是“基督教制度基础”，而中国的改革对象则是“封建儒教制度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的基督教基础制度是什么？中国的封建儒教制度基础又是什么？现代社会制度基础又是什么？人类为什么要建立基督教制度、封建制度？又为什么要否定先前设立的制度基础？这背后是否存在一个逻辑基础？这个逻辑又是什么？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诠释人类历史演进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叫人类历史演进的制度核理论，简称“制度核理论”。本理论认为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进程中，存在两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于欧洲的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帝国建立，也即中国的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一时期，第一个制度核的明显特征是在相互隔绝的东西方同时形成。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西方便进入了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基督教制度时代，即中世纪；而中国则步入了2000多年的以此制度核为基础的封建儒教时代。

自文艺复兴开始，西方开始反思第一个制度核进而否定之，开始建立第二个制度核，这个制度核就是现代社会制度基础，第二个制度核形成的标志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中国自1840年开始，在已经处于第二个制度核下的英国的强迫下，开始了自己对第一个制度核的反思和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的艰难历程，目前，仍处于这一历程中。

人类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逐渐形成并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产生和演进过程又呈现出阶段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制度核特征，制度核不是具体的制度,所谓制度核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支持、支撑以后社会制度演进的道德、价值观念，制度核形成后，人类的社会制度便以此为基础和内核进行演进，从而表现出连续性，直至下一个制度核的形成。用数学语言描述，人类历史是一个存在两个间断点的连续曲线。这两个间断点便是制度核形成时期，而这两个制度核形成后的历史时期则是以这两个制度核为核心的制度连续演进，而第一个制度核形成之前，则是一个漫长的“制度核”前时期。

德国历史哲学雅斯贝尔斯在考察了古希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及同期印度所同时出现的文明繁荣现象后，提出一个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假设（《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对这三个同期的但相互隔绝的繁荣文明的很多相似性特征进行解释，改假设认为这一时期是人类的轴心时期，此后的人类历史都是在这一时期所形成的基本思想和价值观的指引下进行演进的。雅斯贝尔斯看到了这三个地区同时的文明繁荣，但却忽略了紧接而来的历史现象，就是这三个地区在历经了当时的文明繁荣后几乎同时又进入了一个文明萧条时期：西方是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中国则进入了漫长的“吃人的”封建社礼教时代。人类从乐观走向悲观，从自我肯定走向了自我否定，怎么解释这一历史现象？其实雅斯贝尔斯所说的“人类历史轴心”期就是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开始对自己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大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人类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就是意识到自己欲望的存在。欲望能够满足便是幸福，而欲望不能得到满足便是痛苦。人类意识到自身欲望的存在，便意味着意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源。但当时，由于人类的知识和物质资源有限，人类又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满足自己仿佛无限的欲望，欲望不能够满足便是痛苦。规避痛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获取财富去满足欲望，另一种便是否定欲望。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人类不得不采用后一措施，即通过否定自己欲望去规避痛苦，这就是第一个“制度核”。第一个制度核是人类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对自己欲望进行否定便引申出对人类追求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的权力进行否定。这里作出定义：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是财富，获取财富的权力是产权。那么第一个制度核的特征便是：第一、对个人欲望进行否定（即对人性进行否定）；第二、对个人产权进行否定（从而导致对个人人权的否定）。第一个制度核形成后，人类制度便以此为核心基础进行演进。尽管在不同低于有不同表现形式，如欧洲表现为基督教制度、中国表现为封建礼教制度、印度则是佛教等级制度。这些不同制度现象的最深处都是第一个制度核。以第一个制度核为内核的人类制度又有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可把这些共性特点称为“制度次核”：1）繁杂的礼仪；2）强调集体，否定个体；3）个体不具备“经济人”特征，表现为“非理性”；4）强调节欲；5)重农抑商；6)集权等级制；7）财富按特权标准分配；8）零和搏奕。
尽管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对人类本身进行否定，并衍生出了后来的摧残人性的形态各异的社会宗教制度，导致人类文明进入一个萧条期，但这仍是人类的巨大进步。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标志着人类彻底摆脱动物性，具备了人的特征。所谓人的特征便是意识到自己的欲望的存在，并调节控制这种欲望。动物也有欲望，但动物并意识不到这种欲望的存在，只能受本能的驱动，更遑论调节控制了。人类的第一个制度核，实质上是人类意识到自己欲望存在后，为避免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手段。由于当时知识和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控制方式就是否定。所以在此给“制度”下出定义，制度就是人类为规避痛苦（或追求幸福）而为自己设计的调节自身欲望的方式。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时期，是人类和动物的真正分裂点。第一个制度核的形成实质上是大大减轻了，而非加重了人类的痛苦，人类也是在以此所形成的制背景架下缓慢的形成了知识和物质的积累，直至第二个制度核的出现。

随着人类知识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人类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去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为自己创造幸福，也就是说意识到第一个制度核是错误的，开始否定它，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和第一个制度核同期形成于不同区域三大文明不同的是，第二个制度核的形成首先发生在欧洲，即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第二个制度核是对第一个制度核进行否定，即对否定自身欲望和否定自身追求财富权力的方式进行否定。第二个制度核就是承认个人欲望和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对应于第一个制度核，第二个制度核的衍生共性特征（制度次核）：1）追求自然，否定繁杂的礼节和禁忌；2）充分承认个人，否定扼杀个性的集体主义，强调在承认个人的基础之上的团队合作；3）个体具备“经济人”特征；4）注重商业和市场；5）追求物质享受，提倡享受生活；6）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强调机会起点均等；7）财富按价格机制分配；8）非零和博弈。

随着第二个制度核的建立，人类逐渐开始摆脱自然的约束，让自然成为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人类开始初步成熟。第二个制度核成熟之后，迅速的以战争为媒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散。

制度核理论下的人类历史演进框架：

制度核前期 第一个制度核形成期 第一个制度核期

第二个制度核形成期 第二个制度核期

制度核理论下的制度的结构：

从以上对制度核理论的阐述，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改革的本质是从第一个制度核向第二个制度核转变

(共道经济研究中心 蔡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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