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讲到当前中国社会里企业与员工、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篇小文章是很难将这个问题说全面，但是，这个问题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表面上看，它只是企业管理的理念问题，实际上，它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前一篇文章《 日常生活遭遇强势企业》的跟贴里，我已经与几个评论有了一点交流。今天，就此问题说一点我的原则性看法。
企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紧密地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企业的了解，协调每个人与企业的关系，常常成为我们生活内涵和质量的关键。我们首先应该意识到，企业是一个限制自由的机构，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工具化、日益狭窄的分工、日益严密的配合等等，都成为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这种限制下，企业内的统一号令远比民主重要得多。换句话说，企业就是专制的。一个内部民主的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几乎完全不是内部专制企业的对手。
现代社会以民主为最高原则，但是，保护这一民主的，偏偏是最不民主的军队。这种现象在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上正好相反地存在：社会的民主居然保护了企业内部的专制。在企业利润至上的理论引导下，民众对于企业的专制，居然也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实在是现代社会的一大奇观。现代企业的专制特征，一方面与社会的民主要求形成令人惊讶的巨大反差，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正是因为企业内部难以改变的集权专制，才使得人们在企业之外需要更多的民主和自由，这就像是一种心理的补偿。现代人生活在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环境中，要想心平气和，要想安逸恬静，实在是很难。于是，我们遇到一个问题：企业的性质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一种常见的形态是，法律完整地保护了私有制，并将私有制放到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这种法律的理由是，只有保护私有制，才能保护自由。理由是有道理的，但是，忽视了一个前提，当私有制必然性地形成严重地贫富不均时，当 社会形成大批无产者时，法律毫不迟疑地保护私有制，等于是全力保护企业对无产者的独裁专制。与此同时，私营企业拥有者所主导的社会法律和舆论，在企业外部形成自由和民主的强大气氛，并且把矛头指向政府，等于是转移人们在企业内部遭受专制统治的愤怒。这种搞错对象的愤怒，在企业专制的故意引导下，要求政府缩小权力，某种程度上等于企业利用人们爆发的压抑，打击有可能对企业产生抗衡的政府。换句话说，本来一个有可能帮助民众抗衡企业专制的政府，却在企业别有用心的操纵下，让民众与政府两败俱伤。一方面形成企业独大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得政府要想生存，不得不依附企业，政府从此成为企业独裁专制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工业革命后长期存在。
西方人的思维常常爱走极端。上述企业专制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于是，西方便产生了另一种社会理论：取消私有制，全部采取公有制。不可否认的是，公有制确实解决了私有制产生的一部分问题，但是，同样带来另一些私有制所没有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由谁来掌握公有的财产。这种状态似乎避免了企业的专制，却容易导致另一种更大的专制。而且，公有制还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与人性相悖，因为，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私人财产，要改变人们的这一天性，难度之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公有制、私有制的区分，形成了西方观念下的左派和右派。
我对左派右派的划分没有兴趣。在我看来，私有制还是应该保护，但是，一个社会必须拥有能对私有制危害产生制约的力量，这一制约最主要的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二是民众自身。所谓 私有制的危害，其实就是赚钱第一、利润第一；而政府和民众对企业专制的制约，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从现实的角度说，民众自身的力量往往有限，因此，政府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政府权力太大，对社会也有不利；政府权力太小，又不足以抑制企业的专制。要避免政府权力过大，又能使政府对企业专制形成必要的管制，先决条件是企业不能过大，而这恰恰是现代社会难以接受的。当超大型企业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时候，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无异于让企业的专制为所欲为。这一倾向的后果，在当今美国经济危机中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但我相信，未来社会，超大型企业必将越来越少，中小型企业将越来越多。当企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势力时，中小型企业的壮大，可以看成是社会权力的分散，这对于社会的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如果再考虑到民众可以利用股份、股票的方式参与中小企业的管理，其发挥作用的可能远大于民众购买超大型企业的股票所能发挥的作用，那么，民众在企业成为重要元素的现代社会里，发挥自主作用的可能性便得到了提高和保障。
由于现代企业与人们生活极为紧密的关系，有一些关系到重要民生的企业还是应该由政府直接掌管，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的环境下，合理的状态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发挥作用。在这种局面下，政府权力不管是大是小，都存在一个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本文暂不讨论。然而，即便是小政府、小企业的状态，企业的专制还是存在，政府还是可能有鞭长莫及的地方，而且，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往往在事后才能发挥作用。为了防止企业专制的危害悄然扩大，社会还需要大力发挥道德的作用，目的是把企业专制集权的危害降到最低。总之，政府、企业、民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完美的最佳状态，只有危害最小的合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