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事件已经闹得很大了，可能还有人不太清楚，先简单介绍一下事件过程。前不久，云南一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李某因严重颅外伤被送往医院救治，几天后，李某在医院死亡。看守所在押人员为何会出现颅外伤？自然引起人们的疑问。云南警方对此解释说：李某在监舍内与其他犯人玩“躲猫猫”游戏，游戏过程中，与其他在押人员发生冲突，意外导致颅外伤并最终死亡。这个解释遭到很多网民的质疑。于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部分网民，成立了“调查委员会”，亲自前往看守所调查。“调查委员会”调查之后，发布了调查报告，又不能得出“真相”，于是再次遭遇质疑。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很多问题，显示出一些人对于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显示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些较为深刻的问题。
　　首先，媒体在对这一事件描述的时候，法律语言很不准确。已有不少大媒体像网民一样说，“希望早日查清真相”，“希望真相不要被掩盖”等等。这种论述的潜台词已经给了大家一个明确的暗示：现在警方做出的解释不是真相。网民们得出“真相被掩盖”的结论，理由根简单：不合常理。“躲猫猫”游戏不管叫“捉迷藏”也好，叫“盲人摸象”也好，很多人都玩过，居然能玩死人？而且，还有网民说，10岁以后的人一般都不会再玩这种小孩子的游戏，所以，因其不合常理而怀疑这个解释，似乎就很有道理。然而，网民可以这样怀疑，媒体若也像网民一样怀疑，就需要有证据，否则就显示出媒体被牵着鼻子走，自己不负责任。在法治社会里我们知道，警察抓了人，即使人证、物证、口供都能对应，在法院正式判决之前，法律用语也只能称其为“犯罪嫌疑人”。老百姓常常不加区分，媒体则不能不加区分。因此，媒体在面对“躲猫猫”事件时，即使真有“真相”被掩盖，在“真相”出现之前，也不应该给人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认定现在警方的解释就一定不是真相。媒体充其量只能说“可能不是真相”，或对其真实性表示有理由的怀疑。
　　其次，如果要对李某死亡事件进行调查，检察机关是合法的调查机构。公检法机关所拥有的司法权力，是法律所赋予的。公检法之间，既互相合作，又互相制约。当然，有些人出于不信任的心理，认为公检法都沆瀣一气，所以要用公检法之外的手段来监督。但是，只要对法律有一点了解，人们就可以问：网民有什么权力进行司法调查？网民希望了解“真相”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可以赋予网民进行司法调查的权力。权力和义务总是共同存在的，很多网民连真实身份都不清楚，如何能够行使权力？再说，找了几个网民代表也很滑稽，谁赋予他们代表全体网民的权力？难道还要先来一次网民代表选举？在网民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发布调查结果后，有人质疑说他们都是宣传部门的“自己人”，言外之意是被收买了。这种质疑毫无意义。换其他网民代表去进行调查，结果肯定还是这个样子，也同样还会被质疑，这个因果循环永远无解。
　　第三，很多事情因不合常理而遭到怀疑是有道理的，但不合常理未必就一定是假的。新闻界有一条行业定律：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从是否合理的角度说，狗咬人才合常理，人咬狗就不合常理。然而，不是仍然有很多不合常理的事情，都成为了真实的新闻吗？仅凭不合常理就做出结论，最多只能是一个怀疑。怀疑能否得到证实，还需要有证据。比方说，死者李某头部的伤口，是否能够确定就是墙角之类的东西造成的？因此，网民“调查委员会”第一个需要调查的是，死者李某在医院就诊的记录。“调查委员会”的其他司法调查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但是，死者家属向医院索要医治记录，是合情合理的正当权利。而他们的调查对此毫无提及，可见“调查委员会”太不专业了。靠他们去调查，即便有被掩盖的“真相”，他们也发现不了。光凭理想化的热情解决不了问题。
　　第四，从报道中知道，网民代表进入看守所的监舍“调查”时，随行的媒体记者被挡在了门外。这个举动又很滑稽。现代国家普遍实行三权分立，在三权分立之外，也有人把媒体监督称为“第四权力”。如今，在“躲猫猫”事件的调查中，媒体被抛开了，成为了旁观者，看着网民代表超越“第四权力”，难道网民可以成为新兴的“第五权力”？有些媒体说网民调查这个创新很有意义，不知道这里说的创新是否就是这种“第五权力”的意思。按照这种思路，这次网民调查被质疑，以后说不定再出一个“第六权力”、“第七、第八、第九权力”之类，只会搞得人晕头转向。在我看来，网络实名制不能真正实行，网民永远没有真正的权利，更谈不上什么“第五权力”。就好比网民如果进入网上银行交易，便拥有了对于银行的相关权利义务约定，但前提是，网民在网上银行必须如实填报自己的真实信息。权利只能属于那些身份明确并且可以明确区分的个体，而不可能属于仿佛不存在的虚拟个体或群体。在网民代表、网民调查的活动中，调查者的主体身份无法明确，授予其权力的群体的身份同样无法明确，这种调查只能是玩闹，有人称之为娱乐，差不多。
　　第五，“躲猫猫”事件表现出最深刻的社会问题是，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种信任的缺乏，使得社会上对权力监督的意愿大大增加，以至于不顾法律允许的范围，理想化地试图行使监督，最终，想行使监督的愿望也遭到严重挫败。权力机构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危机，应该说权力机构自身有很大的责任。“周老虎”事件只是一个外因。更主要的因素在于，权力机构在各个社会利益集团之间，没有能够保持公正和客观，而是在很长时间里都偏向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导致最广大民众对于权力机构公正性的认同感日渐丧失。“躲猫猫”事件已经表现出，一旦这种信任彻底丧失，后果会有多么严重。我们现在就可以下一个结论，如果没有这种信任，“躲猫猫”事件永远不会有真相。因为，即使真的“真相”已经摆在面前，人们还是会不相信。
　　第六，云南有关部门对于“躲猫猫”事件的处理有点异想天开，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他们的心情也许可以理解：既然网民质疑，那就让网民自己来看。这种想法属于标准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且，“痛”的是真实的头和脚，“医”的却是虚拟的头和脚，能够医好才怪了。云南有关部门组织网民“调查委员会”的做法，表面上看是想贴近群众，拉近与群众的距离，事实上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找错了方向，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结果没有作用。全社会也陷入对调查者身份、调查行为本身的质疑，而忘了最初的动机是想搞清真相。那个死去的李某已经很少再被人提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创新未必都是好的，99%的创新最终都是失败。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真正需要做的，是想方设法尽快恢复公权力在民众间的威信和信任感，这需要从权力机构自身内部做起。迎合网民之类的花拳绣腿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躲猫猫”事件以及后续发生的调查事件，可以总结几点。一是，该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公众对权力机构已经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个信任危机不解决，即使“躲猫猫”事件有了明确的结果，还会产生新的“躲猫猫”事件，权力部门将疲于应付；二是，某些人迷信某些理论，以为按照理论行事，立即就能解决问题，没想到对理论的肤浅了解和照搬，在现实中立即遭到挫败。一味迷信监督，监督来，监督去，谁又来监督“监督者”？莫非要搞到人人都成为揭发者、告密者？全民都互相监督？三是，我们应该对法律有更深刻的认识：没有法律是不行的，完全依靠法律也是不行的；在法律发挥作用的同时，还需要道德的支撑。公权力要获得公众的信任感，既需要法律的健全，也需要公权力道德形象的树立。否则，无比完备的法律也完全可能被用来作恶。一个只能依靠法律的社会是很糟糕的，要避免对法律的迷信。青天不是万能的，没有青天是万万不能的。法律与道德，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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