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主流媒体为何宣传周天勇的谬论？

奚兆永

《经济参考报》于10月21日刊登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一篇文章，大谈所谓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他针对有的学者认为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的观点，反驳说：“从国内各地区的比较看，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他还针对一些专家主张的效率由市场来促进，实现公平主要依靠政府来调节和再分配的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他还要人们从“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主张“不能牺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个不讲求效率的社会，必将没有公平分配财富的基础。”

这篇文章的观点，显然是他一贯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继续，是他过去的旧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对这些观点，我过去都曾有所批判，本来也可以不加理睬。但是，其贻误读者、影响决策之患却也不可小视，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主流煤体”见之如获至宝，争相宣传，危害很大，更不可掉以轻心。因此当上海的《报刊文摘》在10月28日摘登该文时我就在该文摘的网页上写了评论，略谓：“市场经济导致两极分化，这本来是郎如白昼的事实，这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却要出来否定。试问：我国的基尼系数在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以后是降低了还是大大提高了？几千万私营企业主出现后，他们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这几年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上升到天文数字，国家公务员的收入也成倍提高，而广大企业职工的工资则处于很低的水平，要不要强调公平?要不要进行调整？让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继续下去，说市场经济自然就能解决题，这是为广大群众讲话吗？”不过，那毕竟只是一个跟帖，虽然也算言了，但是只能摆出主要观点，还不能拿出具体的事实和数据进行批驳，以致言犹未尽，多少总有点感到遗憾。

前天，11月23日，周天勇又将他的文章加以改头换面，用《解决公平问题，要摆脱旧的思维定势》的标题在《北京日报》的《理论周刊》上重新“发表”。看来，主流精英和主流媒体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开始了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宣传。这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在这种情况下，对周文进行批驳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周天勇说，“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国内，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省区，如贵州、甘肃等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数越高；越是创业活跃和个体民营经济比重大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数越低。”

应该说，这个问题不仅是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从理论的角度上看，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其目标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并且实行按劳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当然不会很大，而且还会进一步缩小，其基尼系数自然也是比较低的。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它允许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和发展，允许资本家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剥削，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当然就会扩大，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当然也会提高。列宁早就说过，“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事实也一再证明了列宁对这一科学论断。

从事实的角度来看，我们虽然不能从国家统计局得到关于基尼系数的准确数据，但是，还是能够从网上找到有关数据的。比如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是0.16，而到2007-2008年已经上升到0.47。究竟是计划经济的基尼系数高，还是市场经济的基尼系数高，这不是一清二楚吗？哪里是周天勇说的什么“想当然”？

周天勇说什么“在国外，越是国有经济比重高和人民群众创业不足的国家和地区，其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这里，他显然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的区别。其实，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还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页）期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是荒唐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的情况下，当然就不同了。苏联和中国的实践都证明，在国有经济内部根本就不存在资本对于雇佣劳动的剥削，更不会发生所谓两极分化的情况。

当然，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也引进了资本关系和它的一些做法，也是会出问题的。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把国有财产当成了国有企业职工的财产，把本应归国家所有的利润大量地截留下来用于提高职工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并且用一部分财产权作为鼓励高管的激励手段等等。这些都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的。列宁说：“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对他们各自的生产部门的所有权合法化，都是对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原则的极大歪曲，都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彻底背弃……。”（《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页）这个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一个关系我国的国有企业能否保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希望能够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且采取切实的行动来加以解决，而不致留下无穷的后患。

至于周文说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基尼系数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低的现象，这完全是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不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实际上还是继承了过去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秩序。帝国主义国家用廉价购买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原料和其它产品，同时又以极高的价格向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出售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从而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应该说，今天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然是这样。这样，他们就有可能从他们所获得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收买本国的工人阶级，使他们也能够过上稍微像样的生活。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1858年10月7日写给马克思的信里就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页）1885年2月，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一文中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当英国工业垄断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是分沾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是广大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1页）列宁在上个世纪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战前有人计算过，英、法、德三个最富有的国家，其他收入不算，仅资本输出一项，每年就可获利80-100亿法郎。”“很明显，从这么一大笔钱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亿法郎来施舍给工人领袖、工人贵族，来进行各种形式的收买。收买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可以千百种不同的方式：提高大城市中心的文化水平，设立教育机关，为合作社领袖、工联领袖、议会领袖提供千百个肥缺。哪里有现代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关系，哪里就是如此。这几十亿超额利润，就是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机会主义领袖、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工人贵族最顽固，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抵抗最顽强。（《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0页）

可以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剥削是它有可能略微减少劳资之间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束缚，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就必然把这一沉重的负担再转嫁给工人，使工人不得不承受这双重的剥削，而其结果，就必定是整个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而这也正是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普遍较高的原因所在。周天勇居然把这一现象说成是市场经济越发达，分配就越公平的结果，显然是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辩护，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周天勇还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各省之间基尼系数的高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说什么“凡是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省区，如浙江、江苏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数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省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数就高。”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数据。事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以下是从网上下载的有关中国各省基尼系数排序的情况：

1、 广东 0.65
　　2、 福建 0.61
　　3、 上海 0.57
　　4、 浙江 0.54
　　5、 江苏 0.53
　　6、 湖南 0.52
　　7、 海南 0.49
　　8、 广西 0.49
　　9、 新疆 0.49
　　10、 江西 0.47
　　11、 山西 0.47
　　12、 辽宁 0.46
　　13、 重庆 0.46
　　14、 四川 0.45
　　15、 湖北 0.45
　　16、 内蒙古 0.44
　　17、 河南 0.44
　　18、 云南 0.44
　　19、 北京 0.43
　　20、 黑龙江 0.41
　　21、 安徽 0.4
　　22、 河北 0.38
　　23、 天津 0.36
　　24、 山东 0.35
　　25、 吉林 0.35
　　26、 贵州 0.34
　　27、 陕西0.34
　　28、 甘肃0.33

29、 宁夏0.33
　　30、 青海 0.3
　　31、 西藏0.28

32、 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 无相关数据

在上述排序里，市场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上海、浙江、江苏、湖南六省市“名列前茅”，它们的基尼系数“遥遥领先”；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六省区的排名则明显地落在末尾，它们的基尼系数在0.28与0.34之间，又何高之有？事实说明，周天勇所“发现”或“总结”的“规律”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周天勇说，“一些学者认为，是过分的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分配的不公，因此，解决公平需要加大国家计划筹集资源的力量，要用计划的手段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进而实现分配的公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小平同志有过很多重要论断。解决公平问题，国家调节作用，丝毫不能忽视。但是不能因此就片面强调计划的调节作用，而忽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从国际比较看，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等国家，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不但没有较多地创造财富，也没有公平地分配财富。”

其实，事实恰好证明，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能够极大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能够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的速度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苏联之所以由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的落后国家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许多国家一跃而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强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和取得那么多重大的胜利，难道和他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无关吗？说什么“财富向权力阶层分配和集中”，究竟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还是在所谓改革过程中发生的？俄罗斯现在许多人包括青年人都对斯大林领导时期所取得的成就给以积极的评价，都很怀念那个时期，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在我国，“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提法是以胡锦涛我首的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周天勇作为中央党校的教授为什么不积极响应反而大唱反调呢？

应该说，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仅仅靠“看不见的手”，仅仅靠市场经济本身是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都不能没有政府的调节和干预，更何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呢？现在，世界上除了新自由主义者以外，很难还能找到什么人会反对国家干预和国家调节的必要。看来，周天勇是一个铁杆的新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决心为新自由主义殉葬的人。

不过，我们看到，周天勇反对国家调节也是有选择的。他对于政府补贴劳苦大众很反感，说这样的补贴“容易使政府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财力实际去分配财富，而居民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视了社会自我动力促进公平的积极性。”但是，他对于补贴资本家却表现出了十足的热情。在他的博客里，我们一再看到，他主张要为资本家减税，说什么如果不减税的话成本就太高了。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人虽在中共中央党校供职，但是他的思想跟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隔得很远很远，而与资本家的心则靠得很近很近。实际上，他已经成了一个资本家的代言人。

一些人不承认今天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承认人的思想打着阶级的烙印，然而与阶级有关的东西却总是具体而微，如影随形，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你要否定它还真否定不了哩。在周天勇身上是如此，而某些主流媒体的表现又何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