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应成为全球业界熟悉的字眼

俞飞龙

　　2005年，为了呼吁政府重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一个叫波基奥妮的自由撰稿人曾独自发起过一场在世界范围引起关注的“拒绝中国制造”行动，但一年下来，她不得不沮丧承认，如果离开了“中国制造”，她将为自己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甚至不得不改变生活意愿。

　　正是基于中国制造的全球泛滥，国际上很多研究人员将中国归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种单向的归纳虽然因为没有统计中国同时伴随的资源、环境损耗而遭到另一部分研究者的否认，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过去20年，由于大量产业潮水般涌向了“全球成本洼地”——中国，世界制造业格局被迅速改变，早在2002年，中国就有近100种产品在世界贸易市场占据了主要席位，到2008年，在世界贸易市场，几乎所有的日常用品：从服装到袜子，从小五金到塑料制品，从家具到皮鞋，从电脑到手机、相机、游戏机等等，都成为中国制造的天下。

　　这种数十年如一日向外大规模主动输出产能的发展模式，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依靠这种源源不断的输出，迅速跃升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发现：过多的资金带来了新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出口兑换的本币，正在最近10年的国内市场形成对经济和生活造成负面影响的资本泡沫，另一方面，如何使用手里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储备也显得越来越棘手。

　　本来，解决这一矛盾早已有成型经验——就像美国20世纪前期那样，在输出产能的同时对外输出资本，以保持发展平衡。但事实上，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国除了积极参与国际、主要是美国的债务交易外，并没有形成对外的规模性资本输出。虽然早在10年前，中国政府就开始鼓励国内的企业要“勇敢地走出去”，以减轻本国市场遭受资本袭击的威胁，乃至降低与他国的贸易摩擦。但直到2008年，只有极少数中国企业“极其有限地走出了国门”。

　　很多人将这一奇特、也必然会对中国发展造成内伤的事实归为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本的“围追堵截”，有一定的道理，并能在一些国际并购事件中得到证实，但这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是什么？对中国崛起的细节有足够参与和了解的人，也许会立即想到一个答案：先富起来的人的素质。

　　30年的改革开放，除去网络经济具备一定的知识含量外，中国富裕起来的主体，更多关联的是机会，而非智慧，这种客观历程使得获得发展先机的珠三角和江浙一带，汇聚了明显多于其他地方的富豪和过剩资本。据称，仅先富起来的温州一地，剩余资本就高达8000亿人民币左右。这些财富持有者在最近几年，将其中一部分剩余资本变成投机资本，在国内基础市场兴风作浪。不但让相关消费者怨声载道，也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运行风险。

　　中国相当部分素质偏低的“先富起来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不但在近年屡遭国际旅游界病垢，也激怒了一些敢于直言的评论家，比如，大约两个月前，因为批评国有企业转制而在中国声名鹊起的财经专家郎咸平，就忍不住斥责“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人”，而另一个知名评论人薛涌依据中国富人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言论，也在不久前发出了“富人阶层首先背叛了中国经济”这样激烈的言论。

　　抛开这些极富个性的观点不究，仅从一个中性的角度总结，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国大部分富人也许确实尚不具备理解世界经济、在全球范围寻找投资机会并完成投资管理的能力，而这也正在成为中国发展另一道愈来愈严重的硬伤——发展成果不能在社会形成一种良性持续，反而成为损害自己“肌体健康”的力量。

　　从全局性分析来看，现阶段，中国消化庞大外汇储备、削弱国内市场资本泡沫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输出资本”，依然在持续扩散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世界局势，也正在为中国的这一必须开局的战略抉策造势——相当部分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苏丹、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甚至美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比正常年份更急切的资本需求。中国资本走出去可谓正当其时。

　　中国庞大的过剩资本需要走出去，但大部分富人却不具备这种能力，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国家除了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外，还应该采取倾斜举措，支持地方积极筹办具有专业水准的对外投资协会。以专业的专家队伍如社科院非洲所、南美所为依托，以各驻外使馆、新华社、外交协会等机构为纽带，通过发表媒体文章、在资金富裕地区举办讲座、投资说明会等方式，在整个社会完成发展共识，系统启动对外投资工作。

　　在熟悉了几十年“中国制造”后，世界也应该越来越熟悉“中国资本”这几个字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