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该如何走出困境？

作者：俞飞龙 2009-02-23

2008年下半年突然加速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珠三角企业倒闭潮提前来临，政府手忙脚乱，各色“经济学家”粉墨登场，有的乘机对《新劳动法》落井下石，有的则建议全面启动出口退税，还有的甚至简单地把矛头指向认为“珠三角此前发展存在偏差”，提出“珠三角产业需要升级”的行政长官汪洋，这些建议或责难，实际并没有洞悉危机真相和珠三角产业现状，只是一味在从一个狭隘的角度维护资本利益和地方利益，自然，按照这些建议，珠三角难以应对这场危机，也难以优化本地已不合时宜的产业结构。

就像本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实际包含着西方金融、实体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理念危机和美元危机等多重危机一样，正在珠三角上演的企业倒闭、转移潮，实际也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并不只有“全球性金融危机”，当然更与新劳动法无关，而更关乎的是珠三角此前的发展模式和因房地产价格高企所形成的高成本。

单从金融危机这个角度而言，在自由贸易的假设下，它更大程度上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机会，理由很简单，危机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由于收入锐减，会更青睐廉价商品，而中国制造，正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这是美国、欧洲在危机中纷纷采取贸易保护立场的最主要的原因，1929-1933年的大萧条，这些国家也曾采取过类似保守立场。通过提高关税、控制配额、优先消费本国产品等措施来维持本国产品的市场。用出口退税来刺激产品出口的说辞，不过是资本代言人借助危机对政府和国民的一种敲诈。中国制造未来出口的曲线变化，并不关乎产品价格（价格已经够低），而关乎的是各国政府对消费品进出口所采取的贸易立场。所以，当我不久前看到龙永图和赵晓在贵州电视台煞有介事地鼓吹全面启动出口退税的时候，我是既愤怒又惊讶，大难当头之下，如龙永图般屡受舆论质疑的人依然端坐高台，散布谬论，误导公众，实属国之不幸。我曾听闻，贵州电视台台长是一个颇有想法的人，可这样的一个人，却给龙永图这个注定会被历史耻笑的人留块供其胡说的自留地，实属不智。

05-07年，我常常对身边那些被高速的经济增长数据所迷惑，为当时政策辩护的人说，“不要只看到1925年的欧洲，也要看到1929、1930年的欧洲”——如果一些人确实难以在心中树立对道德和智慧的敬畏，那么，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学会敬畏历史，一个人如果懂得了对历史的敬畏，明白了今天的言行可能成为明天的污点这个简单的道理后，可能也会对自己为利所驱、信口开河有所忌惮。

针对广东出现的发展困局，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当地产业应该升级”，这个观点是对的，但升级的具体内容可以再商榷，事实上，“升级”并不是今天造裤子，明天就得造游戏机，今天造自行车，明天就得造轿车这么简单和机械。对“珠三角产业升级”而言，成本最低、也最具有可行性的策略，是升级区域内已有的“裤子”和“自行车”。

这个意见，我在2008年三月对“广东发展提意见”研讨会上曾经表述过，广东各地，对“产业升级”这个提法并不陌生，从95年至今，10余年过去了，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就是在于没有对症下药。

春节前夕，我在与深圳当地一位基层市场管理人员交流时，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一个做了20年裤子的人，和一个只做了两年裤子的人，哪个做的裤子更值钱？

他大笑，当然是前者。

这是个经过简单思考，只需要常识就能判断的问题。

但它同时又不简单，因为这其实就是珠三角“产业升级”应该领悟的一个核心思想——培养和留住那些做了20年裤子的人。

此前珠三角绝大部分企业和政府所匹配的发展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是，无法留住那些外来打工者——珠三角很多企业做了30年裤子，却很难找到一个做了20年裤子的人。

单一从比较优势来理解市场经济和配置发展政策，让珠三角此前只花费了极低的成本就能找到足够的劳动者，但它同时也对本地产业群的发育发展造成了几个致命缺陷，并在本次危机中暴露无遗。

首先是企业带有流寇性质，全球化和比较优势的流行，增加了资本与政府的对话筹码，甚至使资本在这种对话中常常处于强势位置。这是全球化在全球范围衍生出来的一个副产品。而中国充裕的人口和历史延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这种比较优势在中国的门槛低到难以想象：中国绝大部分农民，如果只干农活的话，即使到2008年，以高标准估计，全年的全部收益也不会超过7000元，月均毛收益不到600元。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即使在2008年，只要出得起每个月600元的工资，也能获得相较于农业的“比较优势”。这就是此前珠三角企业支付成本时的核算标准。这个标准得到了当地政府乃至国内经济学界的长期首肯。

这种核算模式整个社会所要支付的代价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二元结构必须继续延续。并让城市化无法与经济发展同步，同时加剧贫富分化和资本泡沫，使整个社会的发展难以为继。

原因很简单，参与了珠三角产业分工的绝大部分工人，所得到的收益并不是参与分工后创造出来的效益的合理收益，而是来自这种“比较优势”的核算下的收益。这导致他们根本无法在当地立足，而工人大面积的流动特征，以及整个社会（政府、媒体、理论界）对企业这种用人、分配特权的支持，使企业在获得高额收益（由此加速了中国贫富分化和资本泡沫）的同时，与当地资源的融合性、共生性却极差，并使其具有了典型的“流寇特征”。90年代后期珠三角港资、台资企业大量北上，以及本次危机中大量加工型企业转道越南、马来西亚，均与此不无相关。

企业界流行这么一句话：有多大的责任，就能走多远。中国的老祖宗也曾说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打工者所得甚微、难以驻留的地方，自然也很难留住企业。升级一说更无从谈起。

所以，在今天的危机下，广东的当政者和企业主都应该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让“自己走得更远”的责任是什么？如何留住打工者，让当地产业群的基础之一——工人的主体是熟练工而不是流动频繁的外来工。

由于没有“先予之”，所以虽然珠三角曾借助政策优势、劳动力优势和全球产业转移获得过一时辉煌，但30年过去了，它依然是一个以外来加工为主体的产业构成，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甚至对照今天它所面临的企业集中性倒闭和转移的局势而言，是惨痛的。一些当地的基层管理者甚至开始担心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旦企业大规模撤离，建了这么多的房子该怎么办？未来村民的收益将以何为继？

对照今天珠三角的诸多发展阴影，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

假设此前广东政界和企业界所施行的措施，使得大部分打工者留在了当地，成了稳定的熟练工，那么，当地的企业和社会今天会是一个什么景象？

可能做的不再是1美元一打的袜子，15美元一打的衬衫，或者20美元一辆的自行车。而是，即使依据台湾同类产品平均出口价格的一半来估计，可能也是5美元一打的袜子，5美元一件的衬衣，60美元一辆的自行车，可能广东现在的GDP也不是现在的数字，而是这个数字的两倍，甚至3倍，同时，企业与当地共生基础得到强化，基本无法撤离。当地发展和繁荣得以持续。

这就是广东能从做了20年“裤子”、“自行车”的外来工人身上获得的多重收益。

这种辉煌曾经唾手可得，今天却依然是一个梦想，如果把它看成当地发展的一个悲剧，那么，产生这个悲剧的最大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经济发展要素的不正确的认识。

如果仅从具体、单个的利益分配看，给劳动者愈少，资本获利愈多，对“资本方”而言，似乎是一种更有利的博弈方式，但这种博弈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就是资本方始终长不大（不是简单的规模层面上的“大”），抗风险的能力极弱。同时因为市场购买力有限，也限制了资本的扩张，所以，即使建立在纯粹私有制社会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学，也反对这种单向膨胀、杀鸡取卵似的盈利模式，而主张结果上的“均衡”。

故而，珠三角产业的升级，最应该发力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匹配出相关政策，让外来劳动者能真正留下来，与当地产业形成共生力量，使珠三角的产业变成是做了10年，20年自行车的工人在做自行车，做了10年、20年裤子的工人在做裤子。以大幅提升自行车、裤子的含金量，正如前文所说，这条路是走得通的——目前珠三角出口的普通产品，比较台湾同类产品出口价格的二分之一，就有非常可观的提升空间，在不增加数量、品种的前提下，就能创造出2倍甚至3倍于目前GDP的财富。

就现实而言，让打工者能长留下来，政府应该做出政策修改，着力解决外来工的户籍、住房、保险、养老、子女学籍等历史遗留问题。只要解决好了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并出台相关鼓励产业发展政策，已有较强优势的广东产业，将很快迎来一番新气象。

当然，已有30年代发展痼疾的珠三角，仅依靠这一招来完成产业升级尚且不够。还需要采取一种恰当的方式释放此前累计的巨量财富。

最近几年，珠三角基础资源的价格上涨，就与当地拥有巨量的剩余财富有直接关系。这种投资偏好使“好的财富”，获得的却是一种“最坏的结果”——拉高了当地的生存、发展成本，并削弱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也客观上加剧了企业的流失。

在这一点上，针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而言，珠三角尤其有代表性——30年来，我们不断输出产能，并通过这种输出汇聚了大量的财富——目前外汇储备已是世界第一。但却一直没有用同样的力度打通资本的输出，导致大量闲散资本游离于各类基础市场，形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有害的“资本泡沫”。

所以，珠三角走出困境的第二招是：成立专业的、以平等、互利、协作为工作原则的对外投资协会，通过积极引导和搭建平台，整合资源，为富裕的资本打开一条通往世界的通道，在非洲、南美、东南亚进行产业扩张和渗透。

在当下的危机中走出去，以我之有余而补对方之不足，可谓正当其时，已经水到渠成。保守估计，此前数十年的积累，已经让珠三角拥有的闲散资金可能高达上万亿，规模性走出的基础异常雄厚，这种规模性走出去，不但可以通过货币兑换，大大缓解国家的外汇储备过多的压力，而且为珠三角发展获得了全新格局和增长点。放眼世界，能成为珠三角新增长点的地方可谓数不胜数——巴西、阿根廷、智利、苏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坦桑尼亚等等国家，依据中国的市场和需求而言，都有着巨大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超级贸易”的方式短期获得几何级的互惠性收益。

珠三角当前的困境中，有一个环节的问题一直为人忽略，就是当地村民和基层政府对经济发展和财富的认识，在这一地区，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很多当地村民逐渐脱离了这种发展主流，而仅仅从朴素，甚至停留在固执的小农角度来认识经济良性发展所需要匹配的要素，包括多数掌握着巨额财富的基层管理者，对经济发展，世界机会、当前危机等问题的认识也极其有限，这显然不利于珠三角良性政策的制定，因为缺乏共识土壤和对话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