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秩序大变局下的中国货币战略路径选择

——《当前汇率问题分歧根源与中国货币战略系统思考》中篇

张庭宾

第二层面：基于国内国际战略趋势下的国内经济政策配套选择

对当今国际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主要趋势应作怎样的判断，对当前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应有怎样的基本判断，选择何种适合于中国国情，符合现阶段中国发展战略和民众福利的货币汇率政策，以及进行怎样的货币、汇率、财政、税收、劳动力、环境资源等政策组合的有效匹配，是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重大分歧的第二个层次的源头。

如果说中国是一条驶向国际经济、金融汪洋大海的大船，试图趋利避害，驶达成功的彼岸，那它的航线和政策选择至少要考虑两个大战略趋势，一是要对远洋上的风暴、洋流、水底的礁石、漂浮的冰山，甚至竞争的船只有着大致清楚的了解；二是要对本船的大小、动力、坚固、抗风浪、破冰、防攻击的能力有客观冷静的分析。由此来确定自己的航海战略和路线图，并系统分解为航向、动力、人力配备、有效联动、补给等一整套连贯的行动。并在出现新情况新挑战时，能够随机应变。

一， 对当前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分歧

对国际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脉络判断，现阶段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在国际上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以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1989年）为代表，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人们可能正目睹这样的历史的终结。人们将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这类观点认为，西方文明，包括经济和金融文明将在未来更加美好，并攀上新的高峰。

第二种为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1993年）为代表。即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八种文明，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文明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建立在文明秩序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西方文明因其他文明的崛起而将进入一个相对衰落的周期。

第三种观点以库泊辰（Charles A· Kupchan）的《西方的终结》（2002年）为代表：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即将结束，与之争锋的既不是伊斯兰世界或正在崛起的中国，而是逐渐统一、经济力量可与美国匹敌的欧洲。欧盟正在寻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势必成为制衡美国的一大力量。目前美国与欧洲摩擦范围扩大到贸易以外领域，大西洋两岸数十年来的战略伙伴关系势演变成地缘政治相互竞争的新格局。这种西方自身内部分裂的冲突和消耗，将导致西方的终结。

这三种观点将未来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描绘为三种趋势，也对其它国家给出了三种对应性选择：A，追随和模仿西方，包括在经济和金融领域；B，其它国家和文明独立自觉，并可以与西方相互竞争、制衡；或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融合提升；C，世界经济的主要竞争是欧美之间的展开，其它国家可以选择站队，或者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

第二和第三种都认为，西方的文明会因遏止其它文明的崛起而支付越来越大的成本，或者因内部冲突和消耗而衰落。“9·11”事件、美元和欧元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分别给两者以支持。倘若西方逐渐相对衰弱，最具有西方象征性的一些经济制度，如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金融衍生品系统可能随之变得日渐脆弱，甚至面临解体的可能。

对于这种国际经济和金融发展趋势的主脉络，笔者近年来一直跟踪分析，并做出一些预判。2004年11月25日，笔者刊发《全球经济龟裂石油阴霾加剧》文，分析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冰面正在裂开一条巨大的鸿沟，它的一边是美元，另一边是欧元。世界经济的生态平衡正被打破，美国可能走向另一条极端的转嫁危机之路——即更大程度地控制世界石油，把“黑色石油”变成美国新的“坚挺美元”（抵押物）。倘若如此，石油危机将会更加深重。2005年10月30日刊文《2006危与机：美国的调整和中国的速度》，进一步预警：美国经济停滞或更糟糕的局面会降临，美国房地产泡沫或会幻灭，这场调整来得越晚，其代价越大，中国要早做准备，争取努力化害为利。这些判断随着石油价格上破100美元/桶，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而初步得到验证。

在这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下，2008年1月2日，笔者再撰写《抉择2008：金融业危机与契机旋转门》文分析：美国滥发美元以支持金融扩张，以虚拟衍生的金融品去换取它国的真实物质财富的模式正越来越难以维系，世界经济和金融的原有秩序趋于瓦解，不排除萌生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闯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大关是否可以更慎重？

二是对当今中国国情的认识分歧

对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现在也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种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不是要妄自菲薄、自甘落后，也不是要脱离实际、急于求成，而是要坚持把它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第二种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领袖国家。最有代表性的如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他在2006年9月访华前称，应该承认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全球经济主要领导者姿态”出现的国家。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必须承认和加入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并对国际经济和金融承担相应的主要责任。

显然，前者是冷静客观的。笔者非常认同前者的判断。目前中国虽然有超过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央行余额数字)，为世界第一。但其中隐藏了大量热钱，他们本来就是虚幻泡沫，随时可能从中国夺门而出。即使仍有上万亿美元的真实余额，它也是中国数亿劳工辛勤、坚韧劳动换来的血汗钱，是干了别国别人不愿干的吃苦耐劳的辛苦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的平均收入长期在1000元人民币上下，其收入水平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人的几十分之一。并缺乏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相适应的劳动、医疗、教育、养老的相应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

由于国内缺乏本土优势主导企业，中国企业在与上游原材料提供国企业谈判中，也缺乏足够的议价能力，比如2004—2008年度，中国购买的铁矿石的价格累计涨价268.3%；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与下游的欧美国家经销商的议价能力也相当低下。中国商品对下游出口价格的上涨在过去几年中远远低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乃至一度被西方批评为输出“通货紧缩”，致使中国制造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很多企业已经难以消化“上挤下压”的逼迫。据报道，珠三角等地已经出现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倒闭或外迁的现象。

中国每年大量城市新就业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量农民进入城市要求工作，中国解决就业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为重点解决的课题。

需要注意的是，某种观点一方面大力推动人民币应大幅升值，另一方面坚决反对给劳动者提高待遇，反对新《劳动合同法》——事实上，从1990年到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已经从53.4%下降到41.2%——它正是国内需求难振的源头之一。客观上，它会将符合劳动者真实价值的合理收入增长收益拱手相让给美国欠债人和西方投机热钱。

三，人民币币值是否低估，币值“低估”形成原因的分歧

某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人为地严重低估，中国存在严重的“操纵汇率”嫌疑，人民币大幅升值，乃至实现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问题的唯一正确道路。

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对于这一判断，笔者并不反对。笔者反对的是——中国人为制造人民币币值低估。人民币低估是因为历史原因客观形成的。更加反对的是所谓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解决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道路的看法，它至少存在三种路径。

A，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国际经济历史和现实双重原因客观形成的，绝不存在所谓的汇率操纵。

首先，“汇率操纵”罪名本来就不存在，在当今国际经济法中，选择哪种汇率制度是各国的权力，根本不存在固定汇率就是汇率操纵的立论前提。

其次，人民币币值低估是历史原因和国际经济重大变迁的双重力量形成的客观结果。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的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较高，下游的价格水位较低。

19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创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中国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人民币的内在实际价值得到了较大提高。

B，人民币与西方主要货币一度的确出现了内在真实购买力的落差。但解决这一落差的办法不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一个渠道。

就像一个“三峡大坝”（所不同的是，国际经济上下游是在一个共同的封闭空间里），其上下游水位落差大，有三种办法将其它的水位拉平。一是一次性将三峡大坝拆除，上游（西方）的滔天水量瞬间扑向下游（中国），巨大的洪水将使下游的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上游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动荡的冲浪高手——国际热钱将成为主要的受益者；第二种是，通过提高下游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等价格，用这些政策垫高下游的水位，这种办法会使下游国家——中国及其国民成为主要的受益人。第三种是，采用类似三峡大坝船闸式方法，把上游的船——经常项目——放入上闸口，再把下游的闸口打开，或者相反，在这种方法中，上游的水（资本项目）会逐渐有一部分随着船流入下游，并逐步拉平上下游的水位。

这个比喻与现在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的相类似选择项是：第一种炸掉大坝是短期内实现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其必然是下游的滔天洪水和金融危机；第二种是固定汇率制度，并需要有提高劳动力、原材料、土地、环境资源、社会保障的价格配套；第三种是现在实际选择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渐进升值，对经常项目放行，但要严格资本项目管理——因为如果上游的水流入下游过多，则下游会出现流动性泛滥，水（钱）涨则船（商品价格，包括资产价格和消费品价格）也就高了，这也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加剧。当然在货币领域还有第四种方法，即一次性重估，但在今天大量热钱已经进入中国埋伏的情况下，它已经错过了合适的机会，更主要的是，一次性重估对中国并没有太大好处，反而是一次性豁免了国外欠债人的巨额债务，即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

四， 人民币升值不同路径选择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

在上述四种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中，第四种——人民币的一次性重估，因为时机窗口已经错过，同时学者们也找不到形成共识的重估标尺，已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第一种——短期内闯大关，实施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将使中国经济遭遇灭顶之灾——在上游大浪猛冲（巨量资本投机人民币升值）下游后，再倒卷回来（人民币升过头后，巨量热钱争先恐后地外逃，人民币及资产价格剧烈下挫，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将遭到严重冲击，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笔者认为，中国的货币汇率政策应当选择第二种和第三种的结合方式。选择中国最主要的贸易国的货币——美元为主要的盯住货币，以每年3%左右（热钱融资成本大约3%）的升值水平逐年升值，明确资本项目合法与非法的定义界定，严厉打击非法的国际投机热钱。

在其它政策配套上，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保持人民币的正利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不排除采取一次性补贴全体公民和纳税人的办法，将投机热钱获得的暴利转回一部分给国民和纳税人；提高土地价格，环境价格，国家将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教育等公共开支。有力遏制房地产投机，提高第二套的贷款和交易成本，加大政府投资的廉租房建设。进一步加强向公正、透明、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宏观经济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借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大力发展资本市场；避免股市大起大伏，维持慢牛市场，引进集体诉讼和举证责任在辩方制度严厉打击市场坐庄操纵行为，并借助比较健康活跃的市场，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水平，扶持中国各产业的优势企业提高整合度，进而提升它们与上下游的博弈能力。

大力增强中国金融企业的竞争活力。积极扶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现有国有金融机构，实现政企分开，除了少数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银行外，在避免一股独大的前提下，积极推进社会多种力量合力办商业银行，在明确严谨的经营业绩奖惩办法的基础上，推进经营者股权期权激励机制。从而增强中国金融系统的活力和弹性。

与此同时，将增加黄金储备作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将每年真实外汇收入的相当比例（热钱部分不可轻动），参考中国“世界工厂”的每年需要量，用于购买石油、铜、铁矿石等战略性物质并不断增加储备，或进行海外矿产资源直接投资。逐渐改变单一以美元为交易结算货币的历史，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量，与其使用该国货币结算，并按照与各国实际贸易顺差量比例配备外汇储备资产的比例。

在中国世界工厂竞争力不断提升，中国金融体系不断优化成熟，人民币的黄金货币抵押物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就可以逐渐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进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进程。这个过程可能要5—10年的时间。

上述政策对中国应对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变迁可以攻守兼备。如果现行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秩序能够修正、完善和巩固，我们日后也可以水到渠成地与之接轨；如果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在未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大动荡中解体，世界经济回归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或以金本位作为过渡，进行世界财富的重新洗牌，再进入一个全新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中国也可以确保自己有足够的黄金保障不至于国民财富被极大地洗劫。即防范可能发生的极端状况——强势的主导货币单方或联合宣布实施金本位，中国现在持有的外国纸币或债券极大地缩水，只能兑换很少的重新与黄金挂钩的新美金或新欧金。倘若那样，现在人民币兑美元每升值10%，中国外汇储备约1000亿美元的损失将“小巫见大巫”！（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人，本文所列昔日文章均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

人民币汇率大起大伏符合谁的既得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