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六大理论焦点

--―《当前汇率问题分歧根源与中国货币战略系统思考》上篇

张庭宾

近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了向松祚先生的《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和困境》、余云辉先生的《中美汇率博弈的分析和对策》，它们均分析指出了以人民币加速升值、不断加息为核心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组合是当前资产泡沫、通货膨胀的根源，并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随后，也刊登了持相反意见的文章《不能因监管“热钱”而放弃汇率改革成果》等文，它们强调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改革是必然的方向。在目前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面临越来越大挑战的今天，这个讨论已引起更多学者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随着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讨论，那么如何保障讨论能够“真理越辩越明”，而不是“泥水越搅越浑”，这首先要冷静客观地分析——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产生如此巨大和众多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倘若想解剖清楚分歧的原因，先要将货币和汇率政策——这一居于中国宏观经济“心脏”地位、牵涉面很广的复杂课题，如“庖丁解牛”般分为不同层面。

当前货币汇率政策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分歧，从类似“解牛”的不同层面上剖析，至少有四个层面的原因：第一，某些经济学原理和政策选择方向是主观先验的，还是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而变化的。第二，对当今国际经济金融基本趋势和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及基于对现实客观冷静的认识后，选择何种货币、汇率、财政、税收、资本市场、土地、能源、劳动等政策的系统匹配关系；第三，政策现实操作的是否“可行性”和主观世界的是否“作为性”，即没法做和不愿做的问题；第四，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集团和不同国家的不同价值取向和博弈能力。

这其中，前三个层面主要属于理论认识层面，若各方基于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共同判断标尺，是可能达成共识的；第四个层面由于不同价值立场的本质利益冲突，是很难达成共识，但可以达成博弈制衡后的妥协。

此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努力通过分析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产生巨大分歧的原因，从层次清晰的不同层面，从每个层面清晰明确的不同问题上，来界定这种讨论的有效边界，避免有人混淆视听，误导决策。并借此机会全面阐述个人对当前货币和汇率课题的系统认知，从而对过去两三年来零散、局部的多次分析建议进行一次全面梳理总结和系统战略思考，以供社会公众参考。

第一层面：经济金融理论与伦理的六大焦点冲突

某些经济学原理是不是不需要讨论的共识？是主观先验的“真理”还是需要实践检验的假设理论？它们是货币和汇率讨论逻辑的起点和必然的终点，还是它们只是中国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众福利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工具？

答案是明确的。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不需要讨论就可以宣称为“共识”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原理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明的；经济学和金融学是推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增长社会公众福利的工具，而不是供坛上要世人顶礼膜拜的“圣经”。

在哲学层面上讲，任何社会学理论都是对过去发生事实的总结和提炼，或者是基于假定前提下的逻辑推导。真理是相对的，任何理论都有适应它的时间、空间和不同文化特质的人群。换言之，一种曾经有效的理论，它并不必然适用于另一个地区，另一个时间，另一个人群，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结果。

经济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金融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延伸，它们必定要服从哲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本来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由学者根据经济现象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因而常常是后知后觉的，而当现实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迁时，旧的理论往往就无能为力，就需要新的更具现实合理性和前瞻指导性的理论的提出。同时，很多经济学理论的推演，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的，比如说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市场是充分有效的等等，而这些假设前提并不天然就是存在的。新的经济理论可以通过证明前者假设前提的不可能或存在缺陷，证明前者理论的错误性或有限性，从而提出旧理论的补丁或者创建新的理论。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的讨论必须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实践只要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就可以用反证法证明某一个理论的有限性，进而可以通过更符合现实的理论分析来证明其错误性。经济学的讨论必须摒弃那种不经讨论，某一方就宣布某种理论是必然的方向，或占有不可质疑的真理等。

当前，就货币和汇率的主要理论工具分歧在于：一、本币升值带来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二、“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是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三、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否必须保证。四、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是国际经济发展不可扭转的趋势。五、黄金一旦脱离美元，它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六、自由市场是否是天经地义的。

1 本币升值导致国内通货紧缩的理论是否过时

现实已证明“本币升值国内紧缩”理论不仅失效，而且出现明显反效果！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中国贸易顺差、外汇储备额分别比2005年增长了157.3%、121%；CPI从2005年汇改当月的1.8%上升到2008年1月的7.1%。三项指标均与人民币升值同步加速上升！——合理的解释是人民币加速乃至大幅升值诱惑了大量热钱投机中国

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货币供应紧缩，从而给过热的经济发展降温，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这是坚持人民币加速和大幅升值者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

上述逻辑的完整推演是：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价格，降低进口商品价格；中国的出口总额将下降，进口总额将上升；如此则中国的贸易顺差将减少，外汇储备的增加将减少；流入国内的钱相对减少了，央行国内的货币发行相对收缩，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了。

然而，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国再次被证明是错误的。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到2008年1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6.31%，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了9.98%(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按照上述理论，中国的GDP增加长速度、贸易顺差增长率、外汇储备增长、通货膨胀率都应该下降。但事实是恰恰相反！第一，2007年中国GDP增长11.4%，比2004年度加快1.2%；第二，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2622亿元，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157.3%和619.8%。第三，2007年度官方外汇储备增额4619亿美元，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121%、123%，如果考虑到中国投资公司成立转出1330亿美元，以及商业银行以外汇缴存准备金约1080亿美元，那么外汇储备增长数字将更高到约7029亿美元，增幅分别达到236%、240%。第四，国内通货膨胀加速上升，月度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已经从2005年汇改当月相当理想的1.8%上升到2008年1月的7.1%。第五，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与人民币兑美元年升值同步加速增长，2007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分别比2005年底和2004年底升值了14.17%、16.28%，2007年度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分别比2005、2004年度增长了43%和103%。

那么，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加速大幅上升呢？这以真实的贸易顺差和FDI(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是解释不通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巨量热钱投机中国人民币升值！

历史的反证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日元兑美元的大幅升值，但它并没有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反而使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愈演愈烈，最后全球前来投机的热钱倒卷而去，日本金融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至今仍未彻底摆脱当年的阴影。另外，近两年欧元兑美元升值幅度超过了40%，但是欧元区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严峻，由于通胀顾忌，欧洲央行至今不能跟随美联储降息。汇改以来，已经发生在中国的事实已验证了笔者在2007年2月作出的判断——《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

在一年前的文章中，本人已分析了这种理论的错误根源——它早已不适应于已发生了重大变迁的国际经济现实，最重要的有两个。

上述理论隐含的一个前提是，某一国的出口商品，其投资、品牌、制造、销售(出口额)、利润均属于同一个国家的。但现实中，这一前提已不复存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发达国的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商品的制造和利润分离了，原属于美国等跨国公司的利润还是他们的，并因为将制造转移中国降低成本而利润大大增加；但它们将制造留在了中国，返销美国的商品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的出口额。换言之，只要跨国公司将制造向中国转移仍然是有利可图的，中国制造、中国出口就会持续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就不会减少贸易顺差，本币升值对减少真正的贸易顺差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只有两种情况可以改变它，那就是，1.把“世界工厂”机遇赶出中国；2.美国将这些工厂再搬回去。

这个理论只考虑到商品贸易的经常项目，没有考虑到国际热钱投机的资本项目。当年“日本制造”是日本公司的资本、制造、销售和利润一体，日元升值对抑制日本出口增长是有一定效用的，但由于日元持续大幅升值的预期导致国际热钱大量投机日本，使得日本国际收支在最后泡沫破裂前越来越失衡，国内流动性泛滥更加严重，资产泡沫异常膨胀。

当今中国人民币升值不仅没有带来该理论所预期的对美贸易顺差减少、“国内紧缩”等，反而出现反效果，正是上述两种原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对于“本币升值能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理论，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民币升值将减少中国进口石油、铁矿石等原材料的开支，原材料进口价格相对便宜了，则起到抑制国内通货膨胀的作用。

首先，这种解释在事实面前同样非常苍白。2006年~2007年人民币加速升值，假如他们的上一个理论是对的，再加上这个新理论，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是双重下降的，但遗憾的是，事实和数据已证明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与人民币名义和有效汇率升值均同步加速上升。

其次，以人民币加速升值给中国带来的进口原材料的收益，远远不能掩盖由此给外汇储备带来的重大损失。就石油而言，2007年进口石油价值797.6亿美元，若取当年人民币升值6.88%的中间值——3.44%计算，全年可减少购买原油的成本为27.4亿美元；而2006年度中国进口石油价值664.1亿美元，因升值因素可减少购买原油成本约算为11.16亿美元，两年合计节约石油采购费用约为38.56亿美元。

与此同时，2006年初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2007年底按外汇资产口径统计的外汇储备余额17710亿美元(官方余额1.53万亿美元+中投公司购置2000亿美元-中投公司购买汇金公司回流670亿美元+商业银行外汇缴存准备金1080亿美元)，取其两端中间值12939亿，以2006年初~2008年初实际有效汇率升值6.9%计算，则中国外汇储备实际价值约损失892亿美元，是同期石油受益的23.21倍，即便是把铜、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受益估算成100亿美元，中国同期外储的损失也高达进口原材料收益的近9倍！

更重要的是，要根本性保证外汇储备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投资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期货保值意识，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自2005年7月29日，《第一财经日报》刊发《专家建议大规模增加黄金储备》一文以来，我们多次反复建议有关部门大规模增加 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质的储备。至今国际黄金价格离1000美元大关仅咫尺之遥，已经上涨了131%。然而，相关资产储备迄今未能有效增加。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原材料收益属“芝麻”的局部小问题，人民币升值带来巨额外汇储备损失是“土豆”大的问题，则都不能遮蔽和转移对“西瓜”——最核心最要害的根本问题的关注，即不能捡了“芝麻”，丢了“土豆”，特别是“西瓜”——人民币加速升值极大地诱惑了国际热钱，它们伪装成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乃至暗度陈仓或明目张胆地涌入中国，造成中国国内流动性日益过剩和通货膨胀加剧，并极大地增加了中国遭遇金融危机的风险！

2“蒙代尔三角”理论之下，固定汇率制度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吗？

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历史经验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它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蒙代尔先生被誉为“欧元之父”，其提出的“蒙代尔三角”是现代金融学上一个著名的理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这是当前货币和汇率政策争论的另外一个理论源头。

目前，争论的双方都认可“蒙代尔三角”依然有效，争论的焦点在于，一、独立货币政策是否是必需的目标，二、如果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那么是否意味着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2007年度达到78.4%)，经常项目数额大，加上外商投资等因素，资本项目的有效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资本项目自由化实际已是一个现实选项；同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独立货币政策是必需的，因此，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笔者并不同意这种逻辑分析。因为它至少有两个重大的逻辑缺陷或者简单臆断。

独立的货币政策对当今中国已不太现实。笔者认为，在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中国的独立货币政策是一相情愿的奢望。2007年6月21日，笔者撰文《中美G2时代：人民币美元收益均衡至关重要》就指出：在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这么高的情况下，特别是中美之间，一个作为主要的消费国，一个作为主要的制造国；一个作为主要的金融衍生品大国，一个作为主要的物质商品大国；一个作为大量资本输出国，一个作为大量资本借贷国。两者已经形成了类似“联体婴儿”的结构，一国的货币政策必然影响到另一国，任何一国的独立货币政策已不复存在，中美货币和汇率互动时代已经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对双方来说，最明智和理性的策略是保持人民币和美元收益率基本均衡(更进一步地讲，中美间建立类似欧元区那样的稳定货币同盟)。即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之和基本等于美元的汇率与利率之和。如果人民币的收益大大高于美元收益，大量热钱受到诱惑涌入中国，即流入中国的水(热钱)越来越多了，资产(股票和地产)和居民消费品(猪肉和大米)价格的“船”就越涨越高——即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如果热钱集中撤离，则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它对于美方，尽管一方面意味着借了中国的钱——美元债券可以缩水少还了。但另一方面，逐利热钱离开美元区，则意味着美国金融系统资金链的严重紧张，甚至崩断；人民币大幅升值和石油价格大涨，很可能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糟糕局面，这对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其结果很可能是中美两败俱伤，欧元渔翁得利(2007年10月29日，笔者刊文《欧元逼宫美元已退到全面危机边缘》，警示了这种风险，并建议中美日应建立“稳定货币联盟”制衡欧元)。如果上述默契无法达成，则中国也可采取对美元的类固定汇率制度，才能尽可能减少美国货币汇率政策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不至于货币政策被美方牵着鼻子走。

第二，资本项目的管制不可能——这个论证起点也是错误的。2007年6月18日，笔者撰写《绝地反击，中国应出台反热钱法》，指出，加强资本项目的管理并非不可能，因为热钱有一个最大的软肋，即它在中国赚的是利润，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定义其非法属性，并查证它，可以罚没收其利润和本金——它或许能投机每年赚20%，但一旦失手会赔掉100%——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威慑；同时也指出，如果按照现在行政管理的思路，要想监管资本项目确实力不从心，但完全可以采取创新的市场化监管方法，在通过法律明确非法热钱的定义后，引进美国证券监管的“看门狗”制度，将所有一定规模(比如1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入境资料，全部向社会公示，各界人士均可以担任“看门狗”角色，去发现其中热钱的嫌疑，通过向资金所有人索取封口费，或者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方证明自己的清白(举证责任在辩方)。一旦确认热钱就予以罚没，举报者可以得到相当比例的奖励。

仅从这两点就足以反证，所谓实行固定汇率就等同于放弃独立货币政策是不成立的。同时，历史经验也可以证明，在英国、美国这两个先后的世界经济领导国家最重要的崛起时期，他们都采用的是固定汇率制度，这并没有妨碍它们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并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

当然，笔者并不是固定汇率制度的顽固不化派，这一点，笔者将在下文中阐述。

3 汇率和利率政策是割裂的吗？居民储蓄的正利率是必须保证的吗？

某些学者认为，居民储蓄必须是“正利率”，因此，在目前人民币负利率的情况下，人民币就应该加息，同时加息会收缩国内流动性，降低通货膨胀率。

非常有趣的是，美联储近来作出了相反的举措。2007年11月、12月、2008年1月，美国的CPI分别为4.3%、4.1%、4.3%，由于石油、粮食和基本原材料价格大涨，未来美国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已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但美联储却在今年1月23日、1月31日，两次果断大幅降息，现在基准利率已经为3%，并且很可能继续降息至2%~2.5%。简言之，美联储执行了“负利率”的政策，看来正利率并不是美联储的教条，美联储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为解决更迫切的问题，可以忍受一定时期的“负利率”政策。

上述观点的逻辑错误在于——它漠视了汇率和利率政策是联动的——人民币加快升值会增加对热钱的诱惑，人民币加息同样会增加投机热钱收益。尤其在现有资本项目难以得到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政策是无法割裂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学者会出现这样的悖论：当他们论证为了独立货币政策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的时候，他们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是无法监管的；但在论证加息的必要性时，他又会忽略了当前资本项目是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忘记了加息会诱惑热钱的投机。

4 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某些学者常常这样写道：1.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是市场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甚至断言，与这种趋势抗衡，如同“螳臂挡车”；2.既然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必然趋势，与其不断渐进升值导致热钱投机，那么长痛不如短痛，应一次性闯大关。

针对第一点，所谓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并不是一个共识：

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以哲学的高度看，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它和任何其他的世间万物一样，都有产生、发展、达到高峰、没落的过程。

从社会学发展角度看，不乏西方学者认为，以工业化发端的西方现代文明已经迈过其社会政治、经济文明的高峰，正因为它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极大消耗无以为续而正在衰落，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其经济和金融文明高峰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正在进入衰落的周期，尽管笔者并不无条件赞同这一观点，但它至少提出了另一种趋势的可能性。

在人类经济史上，浮动汇率制度作为全球主要经济大国的汇率制度安排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世界史上两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恰恰是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固定汇率制的金本位时期(1870~1914)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6~1973)，更早的时候，国际经济交往也一直是黄金、白银的固定汇率制度。换言之，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历史并不能证明——其相对于固定汇率，能够给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带来更多益处，也不能证明实施了浮动汇率制度就不能再回到固定汇率制度(1946年曾回归)。

即使在今天，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也只是少数发达国家的选择，中国签署的各种国际公约和国际法中，均并没有必须实施这种汇率政策的义务和责任。

近年来，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各国货币挂钩美元——的固定汇率制瓦解以来，国际金融动荡日见加剧，以国与国之间汇率大幅跌宕和热钱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汇率危机愈演愈烈，英国、巴西、阿根廷、拉美、墨西哥、日本、东南亚、俄罗斯等均先后遭劫，正在深化的次债危机和与之相伴的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更显示浮动汇率危机正由世界经济的边缘区向中心区和全局蔓延的势头，不能不令人高度警惕。

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和固定汇率、资本项目管制一样，是服务于一国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的工具，它不是目的，工具是为了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否则就是主观先验的教条主义。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一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陷入不可知论，我们完全可以以中国的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众富裕，并在此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公平交往，进而实现人类共同进步和幸福为目标，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发生重大历史性变迁的时代，根据中国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选择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系统经济政策工具，其中，汇率和货币政策至关重要(在下文中笔者将继续阐述)。

5 黄金是否不再具有货币属性？

坚持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人士，往往同时对另一个断言深信不疑——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脱离黄金，黄金就仅仅只是一种物质商品，它不会再拥有任何的货币属性。金本位或次级金本位，任何以黄金为价值标尺的纸币或者电子货币都一去不返。

这种观点与“浮动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势所趋”一样，它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此不重复论证。对于抹杀黄金的货币属性，仅从两个现实事实就可以反证。

在美联储的储备资产中，黄金高达70%左右，总量超过8000吨。作为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先决条件，各国均被要求将部分黄金储备存入美国，作为最重要的资产质押保证。作为另一种主要国际货币——欧元的各欧洲宗主国，它们的黄金储备一般也占其储备资产的50%以上，总储备额高达1万吨以上。如果黄金真的没有了货币职能，为什么这些主要发行国际交易和储备货币的央行如此看重黄金？

无论以美元或欧元定价，过去几年，它们都无法解释石油、铜等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至今(2008年2月底)石油和铜的价格分别已经比2003年初上涨了233%和428%，远远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水平。但如果以同期黄金价格来看，5年来它们分别上涨20.5%和90.3%，就相当合理。换言之，至少这期间黄金已经具备了相对于美元和欧元更客观的“价值尺度”功能。

货币公认的职能有三个，分别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目前随着美元等纸币的滥发，黄金已经成为全球最客观的价值尺度；同时，黄金一直是全球大多数主要国际交易货币国央行最重要的储藏手段；尽管其交易和流动不如美元或欧元方便，但它仍然能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流通和交易。因此，谁能否定黄金具备货币职能？或至少黄金的部分货币职能一直都在(作为央行储备物)，而现在其大部分的货币功能已经复苏。

有读者可能问，为什么谈人民币汇率和货币政策要讲到黄金去了呢？

这不仅因为黄金迄今仍是最重要的“货币锚”——像一只锚对一艘在海上飘荡的船(纸币)那样重要，而且它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战略选择到底是建立在“表”——与各国纸币对接，还是建立在“本”上——与主要货币背后的黄金对接。打个比方，这就像在海面上的一艘船上无法开采石油，只有海上钻井平台将它的支架固定在海底的岩层上，人们才能稳定地开采石油。表象的各种汇率关系，比如中国船与美国船捆绑在一起(固定汇率制度)，或者同时与海平面上的多只轮船用绳索相连(与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能彻底解决中国船(人民币)的动荡甚至倾覆一样——尽管它可以作为过渡性或者权宜之计。但是，中国未来货币政策的根本战略必须建立在黄金这个“本”——海底岩层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本”——本国经济竞争力持续提高)。

同理，从这个本上讲，现在人民币的汇率和货币政策为什么这么被动，就是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本，缺乏在越来越动荡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汪洋大海上的这个海底之锚——因为我们的黄金储备仅600吨，仅占目前中国实际外汇储备1%左右。这也是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人士两三年来一直大力呼吁增加黄金储备和“藏金于民”的原因。

六， 自由市场是不是天经地义的，是不是人类经济伦理的最高追求。

某些学者认为：自由市场是人们最值得追求的经济理想，是经济伦理的最高宗旨，作为自由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是理所当然正确并值得追求的。
首先，对于自由市场，笔者并不天然地反对——如果它是真正自由的话。
真正的全球自由市场，它不仅仅只是资本的自由流动，而应该是所有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除了资本之外，还应该有技术、商品、劳动力等等。但现在的荒诞在于，在西方要求中国按照自由市场的“理想”彻底开放资本自由的时候，美国能不能彻底开放其劳动力市场，允许所有中国劳工自由前往美国劳动呢？在中国已经开放了诸多产业的控股权，为什么美国会拒绝华为控股3COM呢？美国为什么在诸多高技术领域限制中国进口呢？显然，这并不是公正对等的开放，所以2007年2月，笔者以《伪自由市场：请向中国劳动打开美国门》一文指出这个要害。要知道，在任何文化中，虚伪都不是一种值得倡导的美德。
其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必定是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因为从生产力要素的特性上讲，资本最集中，管理次之，劳动力最分散，自由放任的结果是，1个资本家往往利用20个管理者剥夺1000名劳工的剩余价值（同理，强势国家利用其当地权力和舆论代理人剥夺目标国的国民福利），财富分配必然越来越向资方集中，社会结构将越来越头重脚轻，物极必反后，就是社会颠覆和动荡。公正的市场经济就是要支持分散性的市场要素，以集体的方式与资本博弈，这才是生产力科学平衡发展的源头。劳动者的集体谈判和散户的集体诉讼等均属此列，这也是美国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精华之所在。
因此，即使从人类的经济伦理的追求角度，公正和诚实也应该优先于自由，或者说要实现在公正和诚实地基之上的自由——这是人类的自由与动物世界自由的本质区别。

(未完待续，作者为资深财经评论人，本文所列昔日文章均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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