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困境: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剧性生存

田文林

　　2009年12月,美国《时代》周刊曾将中国产业工人作为年度人物,用以褒奖勤奋的中国工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卓越贡献。然而,时隔不到半年,全球知名的电子代工企业富士康公司就接连发生跳楼自杀事件,由此使中国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富士康公司不同于简单的血汗工厂,据说公司门口每天都有人等着进厂工作的机会,资方也向媒体记者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和休闲设施,以此证明员工的待遇并不算差。然而,唯其如此,富士康事件才更深刻地折射出当前中国产业工人的悲剧性生存状态。

　　“工人阶级贫困化”正在成为现实
　　富士康悲剧事件频发,直接原因是工资水平太低,不足以支撑起工人养家糊口的担子。而其背后的根源,则是因为工人遭受着国内和国际两个资本阶层的双重剥削。
　　懂得一点政治经济学ABC的人都知道,工人工资实际是支付的劳动力价格。一般来说,劳动力价格至少要包括三个部分:劳动者养活自己的费用,劳动者养活家庭和子女的费用,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改革开放30年,当许多家庭已实现轿车入户,很多富人开始越洋采购奢侈品时,而那些真正创造产值的生产工人,却没能相应地提高工资水平。据官方报道,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所占比重连续22年下降。中国体改研究会网站发表的一份《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报告也显示,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值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而世界平均值为50%。另据郎咸平测算,按小时计算人均工资,德国排第1名,30美元/小时;美国第2名,22美元/小时;泰国是2美元/小时,而中国是0.8美元/小时,排在世界最后。在此大背景下,即使富士康公司工资比同行略强,实际仍非常有限。据媒体披露,一般员工底薪900～1200元,想挣钱全靠加班加点。有人测算了一下,这些员工除去各种必要开支,每月结余不过500多元。靠这点钱来养活父母和儿女,几乎不可能或只能维持最低生存线水平。说到底,富士康工人与工厂大门外那些等候工作机会的劳动者,不过是“较差”与“更差”之间的区别。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以前在政治经济学课本中描绘过的事实: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犹如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可以使资本家根据需要增减。而且,工厂外的闲赋劳动力,也使资本家更有理由加重对厂内工人的剥削。郭台铭来大陆设厂的原因是一句很出名的话:“在台湾请一个工程师的钱在大陆可以请80个作业员”。
　　当前中国的情况非常独特。改革开放后,资本的力量几乎渗透到社会生产的每个角落,而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者本身,却日益被边缘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工人组织化程度低,与资方集体谈判能力有限,由此使“工人阶级贫困化”这个以往只在马恩经典和旧中国才能看到的景象,日趋变成现实。

　　世界低端产业链的牺牲品
　　富士康悲剧还折射出中国代工企业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下游地位。就像自然界存在金字塔型的食物链一样,世界经济中同样存在产业链分工的现象。在自然经济时期,农耕经济相对于游牧经济,就算是高端产业了,这是古代中国能够长期辉煌,一直到鸦片战争前中国GDP仍能位居世界第一的重要原因;到工业化时代,大工业相较于手工业成为上游产业,而抓住工业革命机遇的西欧国家,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进入现当代,这个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出现了所谓“一流国家靠标准、二流国家靠金融、三流国家靠技术、四流国家靠产品,末流国家靠原料”的金字塔格局。郎咸平指出今天的国际竞争就是“产业链竞争”。
　　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国家,相当于动物世界中的食肉动物,可以用高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的低附加值产品,因而能够分配和享受到更多的财富;而一旦陷入产业链下游位置,则相当于沦为食草动物,只能靠低附加值产品交换别国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强国的打工仔。换言之,产业链分工实际是国际范围内的利润分配链条。而在这个产业链条中,与研发、设计、推销、物流等环保而附加值高环节相比,生产加工差不多是最辛苦、利润率最薄的环节。而中国沿海很多企业正是这类出口加工类企业。据报道,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售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35美分;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120美元,但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到1.5美元;法国某名牌90厘米方巾,在巴黎商场零售价680欧元,而中国企业交货价只有50元人民币。而富士康公司正是这样一家替戴尔、苹果等西方知名电子产品代工的企业。由于没有自主品牌和技术,这类打工型企业处在产业链末端,注定是“做蛋糕有份,分蛋糕无缘”,其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而在利益分配中所得最少。富士康承接来自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订单,但其利润有限。富士康在与这些国际客户订单中,很难从供应链上创造利润空间。如它为戴尔或惠普代工一台电脑,所有的物料都是对方指定,比如电脑的机壳塑料用GE的,显示屏用三星或LG的,甚至耗材比例都有明确规定,而物料价格往往是客户早与供货商谈好的,富士康只须按指定价格向指定供货商进行购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富士康代工苹果公司加工的iPad手机,售价499美元,其中所有零部件成本仅为219.35美元,平均成本为260美元左右。其中苹果开发的 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29.5美元,韩国LG公司制造的触摸显示屏95美元(成本80美元左右),而富士康公司的组装费只有11.2美元。在利润微薄的情况下,赢利压力会层层向下传递,最终压在最末端的生产线工人头上。也就是说富士康在供应链上的利润率几乎为零,其所赚取的就是人力成本的差值,也就是对员工的过度压榨。就此而言,如果说富士康是导致工人自杀频发的祸首的话,那么苹果、戴尔、惠普、诺基亚等国际知名公司,同样附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最大限度地赚取了利润,由此极大挤压了工人工资所占的比重。
　　那么,富士康们的出路在哪里?从国内层面看,要么是扩大公有制范围,减少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机会;要么是支持工人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增加集体谈判能力。没有两亿多的农民工,绝对没有20年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如果把国家比喻为身体,那么这些产业工人就是中国的下肢和双脚。从世界历史角度看,没有一个国家在任由底层民众日益贫困化的情况下,能真正实现崛起。而在国际层面,则是提供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力争占据产业链上游位置。中国近些年力倡自主创新,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正是化解中国在经济格局中被动局面的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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