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楚地知道，现在面临石油问题，几年后就是天然气问题。

— 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会长西蒙诺夫

中国天然气安全屏障难堪一击之危局及政策缘由

高戈里

四川是富集天然气的资源地。十年来，全省天然气开采业不但基本上没缴纳增值税，[1]反而沉淀了相当于2009年全省天然气开采业销售总收入37.5％的巨量留抵税。因为从事税政工作，需要调研四川天然气业多年困局的成因，然而，我却意外发现，国家天然气安全建设十年形成的危局更大，甚至触目惊心！

一、当下中国天然气业安全屏障难堪一击

入冬了，一年一度的天然气供应“气荒”又可能降临。其实，这只是国内天然气供应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很少有人知道，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天然气业安全战略谋划滞后，安全机制缺失，安全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目前，国内天然气业在供气、输气、储气和外贸购气四个环节，均隐患重重，安全屏障非常脆弱：

（一）城市供气环节：调峰能力差，供需缺口逐年增大，断供之忧年复一年

国际能源署（IEA）认为，石油供应中断量达到需求量的7％时，就是能源安全的警戒线。^[2]危及天然气供应安全的，主要是供气中断和气源短缺两大问题。对此，最敏感的是城市供气。

天然气用户特别是城镇居民生活用气，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在一天的不同时段，用气峰谷相差很大，特别是冬季。如华北地区冬夏峰谷差达5比1，而北京更是超过10比1，[3]各级天然气调度部门和营销部门的调控压力非常大。这就需要在用气低谷时储存一部分天然气，以备调峰，还要保障输气管道出现运营故障时，有足量的预存备用储气，用于应急调度。

保证城市天然气调峰需求，主要靠建设相应规模的储气设施来解决。城市常用的储气手段是高压球罐储气和高压管束储气。安全的城市天然气输配系统由多级压力的配气系统组成，形成城市外围圈一级高压天然气输气管道、城市二级中压和低压天然气管道、高压球罐混合调峰系统。由于这种混合调峰系统投资高、利用率低，目前，除上海、郑州、青岛等少数城市外，国内多数城市天然气项目都未进行这方面的规划和设计，以至于留下众多的事故隐患及应急风险。[4]

城市燃气公司缺乏储气设施，供气调节余地自然很小。进入21世纪后，我国天然气工业以12.32％的年均增速，远远超过世界同期2.07％的年均增长速度，进入高速发展期。与此同时，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以年均16％以上的速度增长，2008年天然气消费量是2000年的三倍多，与当年国内产量相比，供应缺口近50亿立方米。2009年国内天然气产量829.9亿立方米，需求增至一千亿立方米以上，供需缺口远远超过了预计的110亿立方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测，中国未来的天然气供需缺口还将继续扩大。四川盆地虽然是全国天然气重点产区之一，占全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4.7％，由于城市用气总规模猛烈扩张，也连年“缺气”，2002~2006年供需缺口扩大了12倍，2008年达到20亿立方米，2009年扩大至30亿立方米，占当年川渝气田总产量175亿立方米的17.1％。[5]

天然气供需缺口逐年增大，使得一些大城市在寒潮突然降临之际，“气荒”问题凸显。据报道，2009年成都市中心城区与气源单位对接落实供应量虽然较上年同期增长6.3％，但11月中旬天然气供应仍然存在20万立方米∕日的供气缺口，占已落实供应量的7.8％。[6]在同一时期，西安、武汉、重庆、宜昌、南京、扬州、杭州、日照等地天然气供应也纷纷告急。南京市天然气日缺口相当于计划用量的40％。武汉市天然气日缺口占平日正常情况用气量的40％，被迫于11月16日零时所有天然气加气站对出租车停止供气。[7]

（二）干线输气环节：迂回、应急供气能力差，危及气田产能

40年来，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截止2008年底，全国天然气管道总长度超过3.5万公里，总供气量接近九百亿立方米。

影响天然气管道足量、平稳、安全输送天然气的风险，主要是管道破裂、天然气泄露、突发气源短缺等。应对上述风险保障天然气管道输气安全的主要措施包括：（1）建立天然气管道安全监控系统，配备天然气管道故障抢修队伍，健全天然气管道故障抢修机制；（2）通过构建区域性天然气管网，形成管网调峰、迂回调度气源的输送天然气能力；（3）修建调峰的储气罐、储气库，储备调峰、应急调度的气源。

根据国外天然气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储气库工作量应占消费气量的20％。据预测，我国2010年天然气消费量为一千亿立方米左右，照此增长态势测算，2010年我国需要二百亿立方米储气量的储气库，2015年应该达到420亿立方米，2030年应达到七百亿立方米。

值得警醒的是，目前我国天然气管道和储气库的安全建设也严重滞后：

第一，在管道建设上，我国现有的长输管线尚未建成全方位立体监控、全天候快速检修、全过程信息化沟通的管线管理系统。

第二，在管网布局维护上，全国目前只有四川盆地形成了“环状联网”，川渝、华北、山东地区形成了区域性天然气管网，而其他多数地区的天然气管道都尚未互相连通，无法实现跨区域的气源应急调度。另外，早期建设的天然气管道大部分已经老化，安全隐患较多，如威（远）成（都）线、成（都）德（阳）线等服役年限均已超过40年。

第三，在管输气源补充上，国家修建地下储气库的规划严重滞后。目前，虽然国内已建成大港、金坛等六座枯竭油气藏地下储气库，但用于调峰的工作气量不到30亿立方米，占天然气总消费量的3.5％（全球平均水平为15~20％），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建的五座地下储气库，工作气量也只有27亿方，不仅不能满足调峰需求，分布也不合理。[8]各大城市更是普遍缺少调峰储气设施建设。由此，国内天然气供应的调峰，主要靠付出长远供气能力被削弱代价的“气田调峰”。只是在经历了2009年入冬让舆论鼎沸的“气荒”后，国家能源局才不得不紧急部署加快布局和建设一批天然气储气库，以增强冬季用气高峰时段的调峰能力。[9]

（三）储量备采环节：储采比低，可持续发展堪忧

据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球探明剩余可采天然气资源为185万亿立方米，而我国天然气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只有2.46万亿立方米，仅占全球资源量的1.3％，人均天然气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天然气业的基本国情是储量低，消费需求增长快，供需矛盾逐年增大，可持续发展堪忧。

我国天然气业的基本国情突出表现为储采比低，即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与年实际开采量之比。2007年中国的天然气储采比为27.2比1，远远低于60.3比1的世界平均值。虽然，目前我国天然气可采资源探明率仅为20％，有一定的后备资源量可在探明后递补，但整个地质储量中，却隐藏了诸多风险：

第一，我国现有主力油气田经过多年持续高速开发，由于气层压力逐年降低、气源深度不断加大等地质因素，平均自然递减率超过15％，多数已经进入稳产后期阶段。

第二，多数剩余天然气资源深藏在地理环境恶劣、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层中。据统计，我国剩余天然气资源量的79％分布于八大盆地，其中塔里木、鄂尔多斯、柴达木三个盆地位于西部沙漠戈壁，东海、莺歌海和琼东南盆地位于海上，自然条件差，开采成本高，有的还处于或靠近有主权争议的海域。作为天然气后备资源的战略接替领域和层系，主要位于青藏高原和南海，这两个地方不仅地质条件和地理环境更差，主权争议或战争风险也比其他地区大。

第三，多数剩余天然气资源品位较低。我国剩余天然气资源中，低品位资源所占比例较大，有52％属于低渗透或特低渗透气层，其中低渗透气层占16％，特低渗透气层占36％，在储量排前的塔里木、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盆地均有分布。这说明，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相关的气层空间分布预测、低渗透气藏开发等技术攻关，还面临成本不断提高的挑战。^[11]

在国际能源论坛，“储量顶峰论”导致“产能顶峰论”的一些经典预测曾经引起持续的舆论震荡和价格波动，“悲观派”代表爱尔兰地质学家坎贝尔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石油顶峰年份了，“乐观派”代表剑桥能源研究会则认为，石油峰值的到来将推迟到2030年以后。有数据表明，以目前的开采技术速度计算，全球天然气储量可开采65年。也许是基于这一判断，美国能源部长斯宾塞‧亚伯拉罕2001年3月在国家能源峰会上预言：“美国在未来的20年里面临着重大的能源危机。如果不能适应这一挑战，将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2010年3月，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警告：“世界石油储量被夸大三分之一。”“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备中，约五分之四蕴藏在不稳定或有争议的地区。”他甚至认为，“数年内或将出现石油短缺和价格彪升，全球因此将面临一场严重的石油危机。”^[12]尽管学术界对“峰值论”有所争论，但不管是对还是错，是真还是假，是必然趋势还是密室阴谋，但都将通过制造世人的能源忧虑和心理溢价，为石油天然气国际市场价格的走高，推波助澜。

（四）外贸购气环节：能源通道受美国全方位遏制

我国的天然气储量并不丰富，人均拥有天然气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6分之一，然而，近年来国内天然气市场却急剧扩张。据《2007中国能源发展报告》，未来15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将呈爆炸式增长，年均增速将达11~13％，预计到2010年天然气需求量将达到一千亿立方米左右，而国内产量只有八百亿立方米，缺口二百亿立方米左右；到2020年，需求量将超过二千亿立方米，产量只有一千亿立方米，仅为消费量的50％，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0％。^[13]

为缓解国内日益加剧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保障天然气供应安全，我国加快了利用国外天然气资源的步伐。近年来，我国陆续签订了从卡塔尔、伊朗、澳大利亚等国油气田购买大量液化天然气的协议。除了外购液化天然气的海上通道，近年来，我国还陆续修建或规划了两条中亚管线、三条中俄管线、一条中缅管线。^[14]这其中，西起土库曼斯坦阿姆河的中亚管线，已于2010年1月20日开始向北京等地输送天然气，该管线设计输送天然气能力为150亿立方米∕年，预计2010年全年将输入我国天然气58亿立方米；中缅油气管线已于2009年10月底正式动工。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上述气源所属地及其输送通道分属不同的政治地缘板块，均存在不安全因素，相关的利益博弈、外交斗争、恐怖威胁、动乱危险、边境冲突，将长期威胁我国的外贸能源动脉。特别是美国，正在从全方位遏制我国的能源动脉：

其一，借助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围堵，威胁我国外贸能源通道。

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重点是通过控制世界石油及能源通道，来维持其霸权统治。据西方媒体披露，美国五角大楼文件《2008年陆军现代化战略》判定，“随着美国在全球完成对自然资源和海外市场的控制，我们面临着重新面对由新兴起中的势均力敌的对手所造成的对传统安全形成威胁的可能。”该文件预见，至少在今后“三五十年里”，美国将会卷入若干场持续的战争以控制原材料。由此分析，对美国而言，2008年地球上惟一“新兴起中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用经济衡量是中国，用军事和能源来衡量是俄罗斯，该文件“明显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因为作为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居世界第一的中国和油气资源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一旦携起手来，将直接威胁到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的主导地位”。^[15]据美国《信号》杂志最新报道，成立于1960年、资金来源于美国国会的美国著名研究亚太问题的智库 — 东西方研究中心的主席丹尼‧罗伊警告：美中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中，根据历史经验看，有关中国将主导世界的看法，可能会促使美国通过战争手段来阻止全球权力向中国“转移”。^[16]这也是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军事关注点”的“真实目的”。近年来，美国占领阿富汗、伊拉克，在东欧、巴尔干、中亚、缅甸相继挑起一场场“颜色革命”，以及在苏丹等地的作为，还有2007年10月成立、司令部因非洲国家普遍抵制而被迫设在德国斯图加特的“美军非洲司令部”，都是其步步围堵中、俄能源通道的战略举措。

与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步步趋高相关，几乎所有外购油气通道的安全环境都不容乐观，海上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咽喉之虞、印度洋的海盗之虑、中东的战争之险，陆地通道的民族分裂集团恐怖威胁及相关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后的战略阻隔，都将严重威胁我国的外贸能源通道。

其二，借助“石油美元”地位，直接操控国际油气价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元取得了世界货币地位，事实上承担了全球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三大职能：全球五分之四以上的外汇交易以及超过一半的出口是以美元来计价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是由美元来充当的；每年全球的石油贸易超过六千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几乎100％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元在世界贸易结算体系中的这种霸主地位，不但使美国能通过印制美钞“购买”石油天然气来获得无本万利的好处，还可以通过美国国内利率调整和汇率政策直接影响或操控国际油价。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与美元汇率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成为国际油价暴涨的重要原因。例如，2001~2006年美元指数下跌了13％，同期国际原油名义价格上涨了170％。又如，美国政府为了缓解2007年次贷危机所采取的利率调整和汇率政策，直接带来了流动性泛滥，引起了全球通货膨胀和美元持续贬值，导致包括原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17]

以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的计价货币，汇率高低对美国无关紧要，但对中国却非同小可，因为我们需要用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后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石油，即使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关系无变化，美元贬值也会造成每桶石油的美元价格上涨，购买同样数量的石油，自然就要支付更多的美元。

并非杞人忧天的是，2010年5月16日，商务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姚坚在第二届中国国际商务发展论坛上警示国人：“石油、铜、粮食都是大量的进口，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定价权，几乎全面崩溃。”^[18]

其三，借助国际游资的期货炒做，遏制中国对国际油气产品的购买力。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2009年10月在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演讲时坦言：“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市场全球化，是一个以美国和英国为首发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运动。……全球化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项目，进行得非常成功，使各个国家均难以抵御。但是，由此产生的全球金融体系从根本上不稳固，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基础上，即金融市场可以安全地依赖自身的机制来调节。”[19]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供求平衡的角度看，国际石油生产和消费量差距很小，仅为1％，基本保持在7600~7700万桶之间，处于紧平衡状态。造成石油价格飞涨的根本原因不是供给矛盾，而是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的期货炒作。[20]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七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相当于美国GDP的一半。^[21]据估计，在石油期货市场上，真正的需求方只占交易总量的三成，其余均为套利者。国际上的石油期货交易量是现货的8~9倍。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统计，2007年原油期货涨幅达到56％，与此同时，投机资金在石油商品期货中的净多头寸竟然增长了2674％。^[22]

如今，国际金融资本和投机资本操控国际市场上石油天然气价格的行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2008年4月28日，希拉里出于竞选美国总统的政治需要，在其突然抛出的美国参议院的一份题为《市场投机在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中的角色》报告中揭露：来自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行为是造成石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当时每桶60~70美元中，有20~30美元来自于这种投机行为，高盛以及多家对冲投资机构，其中包括来自国际石油公司（BP）的BP Capital都是投机的主角，他们在石油的交易中获利巨大。^[23]

其四，借助国际评级寡头和会计事务寡头，拆除中国能源信息的安全屏障。

长期以来，在国际资本市场位列评级“三甲”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以美国的标准为国际标准，通过操纵主权评级、信用评级等评级工具，掌控了国际资本市场评级的话语权。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如今的中国市场，三分之二以上的评级业务已经被外国评级机构控制。与此相呼应的，是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自1990年代后，也纷纷登陆中国市场，抢当中国的“账房先生”。据统计，“四大”会计师事务所2007年在华业务总收入为91.31亿元，较2006年增长43.69％，占该年度中国会计师业务总收入的55.51％。目前，“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几乎垄断了中国高端会计审计业务，垄断了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所有审计业务，在14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中，其审计的资产超过40％。^[24]由此，拆除了中国经济信息的安全屏障，并为国际垄断资本掌控对华能源贸易的定价权，提供了透明的情报。

与上述情况相关的是，自冷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收集情报的私有化改革，将几千个工作发放外包，致使复制中情局的企业在华盛顿周边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有人估计，如今已经成为年产值五百亿美元的大生意。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锋把中国三万余口油气井坐标和储量的数据库盗走，然后，以22.85万美元价格卖给美国咨询公司HIS，就是最典型的一例。据专家分析，这将导致中国的能源命脉被美国牢牢锁定叩死，一旦中美全面开战，美方即可对中国本土的工业动脉，实施“一剑封喉”的毁灭性攻击。^[25]

其五，借助美国的国内法，在一定程度上强取中国石油天然气业的资本话语权。

国际石油寡头还借助美国国会2002年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在公司体制、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环节，通过美国国内的证券监管，以英国、日本等欧亚国家都反对的侵犯他国立法主权的手段，插手中国石油天然气业的工业制度体系与内部控制，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制获取了对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及营销的资本话语权。^[26]

其六，在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理念的基础上，借助市场化、全球化“推土机”铲平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必要的贸易“门槛”后，超额瓜分中国的经济增长红利。

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书称，《世界是平的》。《世界是平的吗？》一书中作者梁晓一针见血地反驳，那是“美国推土机铲平的”！^[27]美国学者弗雷德‧伯格斯坦揭露：在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获利丰厚，仅美国一国每年从全球化当中获得收益就超过一万亿美元，而付出的成本只有五百亿美元。^[28]

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是，中国石油石化系统2000年的“改革”，就是美国高盛财团通过“汉克计划”帮助策划、实施的。“改革”第二年，就在大庆油田引发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潮。中石油当初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其后四年间境外分红累计高达119亿美元。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四家公司当初境外上市总共融资不过百亿美元，但随后四年境外分红累计超过千亿美元。在此过程中，国有资产增值率相对低得多，高盛却获利丰厚。如今的高盛，已于2010年4月16日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其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涉嫌欺诈”的指控，在美国哈里斯网上评估公司评出的美国“十大恶评公司”中，排名第五。中国国资委金融衍生品顾问黄明教授甚至尖锐地指出：“高盛在美国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其更大的问题在中国。”^[29]

深刻认识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制约我能源动脉的战略企图，是谋划我国天然气安全战略的基本前提：如果此系杞人忧天，那么，我国的能源建设就没有“设防”的必要，可以任由天然气消费市场遵循西方列强期待的“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轨道肆意扩张，并在“不设防”状态下扩大对外依存度；如果胡锦涛同志最近强调的当今世界主要来自霸权主义的“新挑战新威胁在增加”，“防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问题，既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问题，更是决定我国前途命运的一个政治问题”，^[30]是不争的事实，那么，针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反思，以及建立能源安全屏障的政策探讨，也就刻不容缓了。

让人万分担忧的是，目前我国天然气供气、输气、储气和外贸购气四个环节，多处于不设防或少设防状态，一旦天然气供应中断量达到或超过能源安全警戒线，现有的天然气供应安全保障屏障，将难堪一击！

也正应如此，俄罗斯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会会长西蒙诺夫警告：“中国清楚地知道，现在面临石油问题，几年后就是天然气问题。”^[31]

二、中国天然气业安全危局形成的政策性原因

我国天然气业安全隐患非常严重有其政策性缘由，这就是我国长期实行至今、未能调整或未能调整到位的天然气增值税低税率政策和低价格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自1994年施行增值税改革至今，纳税人销售天然气享受13％的低税率，比增值税17％的基本税率低四个百分点。

我国对天然气一直实行低价政策，虽经几次调整，但现行天然气价格还是处于低价状态。具体表现为四项比价不合理：一是等热值比价低。据专家测算，目前北京居民用天然气价格为每立方米2.05元，以同等热值计算，用电烧水的价格是用天然气烧水价格的5~6倍。二是国内外比价低，不仅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三是油气比价低。1998年前，我国原油与天然气的等热值比价基本合理。国内原油与国际市场逐渐“接轨”后，两者距离越来越远。四是天然气价格调整幅度比其他能源低。从1997年以来，国内天然气出厂价仅上调0.15~0.5元左右∕立方米，而同期煤炭价格从则从每吨80~100元涨到每吨600~700元。^[32]

长期实行天然气低税率和低价政策危及天然气供应安全，主要通过以下“直接后果”产生的：

直接后果一：刺激天然气消费市场恶性膨胀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天然气消费量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市场需求呈现过度膨胀状态。据统计，2007~2009年，中国国内天然气产量分别为693亿立方米、760亿立方米、830亿立方米，较上年分别增长18.4％、9.7％、9.2％；中国国内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673亿立方米、807亿立方米、870亿立方米，较上年分别增长19.9％、19.1％、7.8％。2007~2009年，国内天然气消费量的增量比产量的增量，多60亿立方米，消费量增速高于产量增速。[33]

天然气消费市场的过度膨胀现状和趋势，与我国天然气储量偏低、品位不高、开采成本趋大、外贸渠道欠安全等天然气基本国情，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并逐年加剧了潜在天然气能源安全危机。

在国内人均天然气储量很低的基本国情下，非理性扩张天然气消费市场的结果，只能依赖外贸来填补国内天然气供需缺口，长此以往，势必逐年提高我国天然气消费的对外依存度。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资源供应及油气价格被石油寡头和金融寡头控制的背景下，一旦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突破了某一临界点，而我国又缺少必要的天然气储备或战略备用气源来制约石油寡头滥用定价权，或制约国际游资对油气价格的爆炒，出现像大豆、铁矿石等产品那样任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工业动脉受制于人，也就在所难免了。有学者认为，虽然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但在影响石油定价的权重上却不到0.1％”，已经面临“有中国需求却无中国价格”的严峻形势。^[34]

直接后果二：扭曲能源消费结构

天然气消费主要集中在化工原料、城市民用燃气、工业燃料、发电四大领域。由于国内生产的天然气具有等热值比价低和国内外比价低之特点，受利益驱动，近年来，天然气产业链发生了一系列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调整。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整体安全性考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一是工业燃料“煤改气”增长势头很猛。

据统计，川渝地区2008年初，煤炭每兆焦单位热值价格为0.020元，而同期成都地区直供工业用户天然气每兆焦单位热值价格为0.036元。^[35]虽然，天然气的单位热值价格略高于煤炭，但由于天然气具有供应渠道单一、供应量稳定、调节方便、相对环保等独特优点，能省去不少使用煤炭的运输、存储、清洁除尘等费用，所以，一些燃煤大户纷纷要求“煤改气”，特别是一些火电企业。《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中国天然气消费结构正在由原料为主转向燃料为主”。^[36]

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国家发改委将城市燃气公司供气用户（包括居民、商业和转供工业用户）统一归并为城市燃气用户后，由于居民用气与工业用气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距，受利益驱动，一些城市燃气公司想方设法发展工业用户，仅川渝地区2008年近66亿立方米的城市燃气用量中，就有20多亿立方米由城市燃气公司供给了工业用户。^[37]天然气价格过低，还直接导致各地竞相上马高耗能、低效益的化工项目。除此之外，作为水电大省的四川，居民取暖“电改气”和汽车“油改气”也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在“油改气”的行列中，甚至还出现过警车、奔驰轿车。

国家科技部部长万钢最近撰文指出：“中国是一个富煤、少油、贫气的国家，目前一次消费能源中天然气仅占3％。但市场对天然气的需求快速增长，预计到2010年需求缺口将达到二百亿立方米以上，以后还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能源特色在煤，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清洁高效利用好煤”，而不是工业燃料“煤改气”。^[38]

二是尿素出口量大幅攀升，居高不下。

为稳定粮食产量及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保护农民利益，长期以来，国家对作为生产尿素原料的天然气实行低价政策。以川渝油气田为例，按照国家发改委2005年调整后的天然气出厂价，居民用户用气价格为0.92元∕立方米，化肥用户用气价格为0.69元/立方米，化肥用户用气价格仅为居民用户用气价格的75％。与国内化肥用户用气长期实行低价政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国际天然气价格一路上涨，北美、东亚、欧洲一些化肥厂随之停产、关闭，致使国际市场尿素价格上涨。受利益驱动，国内许多以本国廉价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厂为赚取高额利润，纷纷扩大化肥出口。2004年，我国尿素出口总量达到了创纪录的394万吨，成为国际市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受利益驱动，目前川渝两地六大化肥企业和38家中小化肥企业都进行了扩能改造，致使化肥用气量剧增25％，同时，不少地区在尚未落实气源的情况下，还竞相招商引资，新建合成氨项目，加剧天然气供需矛盾。^[39]

虽然，2005年国家对化肥出口加征15~30％的关税并停止出口退税后，化肥出口有所降温，但进入2007年后，在国际化肥市场需求旺盛和价格继续上扬的拉动下，国内化肥出口再次升温，超过五百万吨。2007年底~2008年11月，国家连续七次调整化肥出口关税，但收效有限，当年尿素出口虽然下降了16.9％，但还是达到了436万吨的巨量。^[40]

我国是天然气需求急剧增长的“贫气”大国，依赖高价进口天然气将是长期趋势，化肥行业利用国内低价天然气资源制造尿素大量出口，不仅浪费国内宝贵的天然气资源，还将其中天然气差价形成的巨额利益，拱手相让于国外资本。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外，不少环保专家早已对化肥污染环境提出了警告。由于大量使用化肥，目前水和土壤的自然循环圈中氮的含量已经增加了一倍，这对世界生态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水中过量的氮会使氧含量降低，直接影响水生物的新陈代谢与生长。如今，过量的氮已经在墨西哥湾造成了一块与美国新泽西州面积相仿的1.8万平方公里的“死亡区”，在那里任何生物都无法生存。^[41]

在中国，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最近就三峡库区农民“为增加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大量增施化肥农药，导致大量化肥农药进入地表水环境”等生态问题，甚至提出了“争取再用十年时间完成五百万生态移民”的政策建议。^[42]

值得警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跨国化学公司为解决因炸药生产大量减少而不得不面对的氮供过于求问题，精心策划、极力鼓吹并一步步实施了一场通过引入发达国家的现代农业技术、化学肥料、农药和转基因种子，实现本质意义上的全球农业“化学革命”，进而解构发展中国家原本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逐步培育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及其产品的强烈依赖，营造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利润外流为特征的新殖民主义农业模式。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威廉‧恩道尔揭露：“这场绿色革命名义上是通过宣扬自由市场的高效率凸显出所谓‘共产主义的低效率’，而其实际目的在于控制一些关键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面对当今世界“粮食寡头的步步紧逼”，中国学者已经在呼吁：“中国面临的农业形势极其严峻。”^[43]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说：“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人类。”^[44]应对霸权主义遏制中国崛起的全方位挑战，我们有必要从建立生态和谐社会的长远目标，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入反思我国长期实行的鼓励化肥生产的税收优惠政策。

直接后果三：推动对国内天然气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意图，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毫不掩饰：“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或整个世界。”^[45]为了控制全球能源，尽管美国2007年日均石油消费2069.7万桶，日均进口石油1221万桶，均列世界第一，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守着大量自己家的油气田不开采，将很多储量丰富的近海油气田完全列入禁止开采的名单。据美国能源部估算，美国封存的180亿桶的探明石油储量和76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储量，相当于中国2007年全部探明石油储量155亿桶的116.1％。^[46]

据英国BP《2006国际能源统计》，截止2005年底，中国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2.35万亿立方米，名列世界第17位，占世界天然气剩余探明储量总量的1.3％；中国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为0.18万立方米，是世界人均资源量2.87万立方米的6.25％，是美国的人均资源量1.87万立方米的9.63％。^[47]

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最近警告，由于世界大部分主要油田的生产高峰期都已过去，灾难性的能源危机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发生。“油荒”可能将危及全球经济衰退后的复苏。^[48]我国天然气资源本来就不多，如果无节制地开发，资源枯竭之日，为期不远。

令人忧虑万分的是，与油气储量大国美国大量封存国内油气田的能源战略布局并以遍布全世界的军事实力控制能源通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我国国内天然气生产因长期实行低税率和低价格政策推动消费恶性膨胀而猛烈扩张，无视能源安全建设已经达到了牺牲国家中远期发展潜力并积累巨大能源灾难源的程度。具体表现为天然气开采业由于屈从长期不能缓解的需求压力而被迫采取的掠夺式开发：

其一，是对能发挥“天然储气库”作用的优质天然气田实行急功近利地掠夺式开采。

不同气田的天然气质量千差万别，多数气田的天然气都含有不同类别不同程度的杂质，需要做“脱硫”等特殊的“净化”处理，而有的气田储藏的天然气杂质含量却很低，一开采出来就能供商用。因此，有战略眼光的国家通常将品质优良的天然气田勘探出来后，暂不开采，有意识地将其“闲置”，作为战略“天然储气库”，以备采应急。而我们国家，资源特点本来就是“贫气”，多数气源品位又低，这些年来，却将一些可作“天然储气库”的珍稀优质气田，如重庆相国寺气田、四川阳高寺气田等，基本开采一空，然后，再让国家出巨资修建人工储气库，其“市场导向”下不顾子孙利益的急功近利，其放弃对资源开采统一布局的得不偿失，令人扼腕叹息！

其二，是对回注“地下储气库”的天然气实行过量抽采。

所谓回注天然气的“地下储气库”，是将从天然气田采出的天然气重新注入地下可保存气体的空间而形成的一种人工气田或气藏，其类型有枯竭油气藏储气库、含水层储气库、盐穴储气库和废弃矿坑储气库四种。“地下储气库”进行季节调峰的方法，通常在用气低谷时段，先将富余气量回注“地下储气库”，然后在用气量高峰时段，再采出天然气向用户供气。^[49]

据报道，2009年入冬后，为应对提前来临的“气荒”，中石油大港储气库群11月9日紧急启用，提前六天从注气切换到采气，截至11月29日，累计采气超过2.8亿立方米，是2008年同期的三倍；截至11月20日，中石油华北储气库群采气三亿立方米，也是2008年同期的三倍，均严重超采。专家称，超采会导致储气库在后期调峰能力下降，存在无法满足调峰需求的风险。^[50]

其三，是对主力气田实行“气田调峰”的破坏性开采。

由于国内天然气储气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国内天然气供应的调峰，主要靠“气田调峰”，就是让天然气田增加产量来应对高峰期供气。在2009年入冬后突然爆发“气荒”期间，国内各大油气田的天然气产量都超过了产能。其中，国内最大的天然气田长庆油田和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在用气高峰期间，天然气产量与产能比达到1.2，比0.8的国际基准值高出50％。塔里木油田、青海油田天然气的产量与产能比也超过了1.1。天然气田的采气量忽高忽低，要付出长远供气能力被削弱的代价，因为“气田调峰”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放大生产压差提高产量，这就很容易造成地层能量消耗过快，导致边底水入侵、气井出水、出砂，进而使气井产能降低或水淹停产，最终造成气田整体生产能力下降，影响气田的开发效果。^[51]因“气田调峰”的需要而过量开采天然气，还使得一些天然气井的“井口套压”等重要指标大大超过了井控安全值，危及生产安全。

其四，过量开采、外输资源地的天然气。

巴蜀之地是天然气资源富集区，“川气东送”工程早在1970年代就开始规划。之后，“忠武线”于2004年开通，线路总长1352公里，工程总投资一百亿元，设计年输气量可达30亿立方米；普光气田“川气东送”管线也于2009年建成，管道干线1697公里，总投资632亿元，设计年最大输气量可达150亿立方米。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按照目前供需趋势发展下去，五年后，川渝地区将由天然气输出地沦落为输入地：为了缓解川渝地区日益扩大的天然气供需缺口，有关部门正规划到2015年，建设新的天然气管线，每年可从省外向川渝地区输入天然气二百亿立方米。

直接后果四：导致天然气产地大量税收不合理转移

最典型的是四川省天然气开采业，年销售收入虽然早已过百亿元，但2000年至今，不但基本上没有缴纳增值税，反而积淀了61.57亿元巨量的增值税留抵税额。[52]其原因就在于天然气开采业增值税进项税的抵扣率基本上都是17％，而销售天然气的税率为13％，由此形成“高扣低征”增值税税率差，在2000年后油气田开采企业率先获准抵扣生产性劳务中已征增值税、以及2009年1月1日国家实行全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允许企业抵扣购进机器设备中的进项税后，不仅直接导致天然气开采企业巨量的进项税无法消化，还将资源地的巨量增值税收入转移到外地。

据测算，作为天然气资源大省的四川，天然气开采业增值税收入过去十年是倒欠账，未来5~10年内，如果现行政策不变，仍可能一无所得，甚至继续欠账。

直接后果五：严重制约了天然气业安全建设的资金投入能力

长期以来，天然气的低价政策直接制约了天然气开采企业的盈利能力。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53]2003年以前一直处于亏损状态，2004~2008年的资产利润率也仅有3％左右，累计利润到2008年底还亏6.04亿元，到2009年底才刚刚“转正”。不仅如此，该公司还承担了稳定市场价格的社会责任，至今未敢行使10％的价格上浮权。

企业盈利能力长期被制约，导致了企业在资源的常规和应急供给、产能、输能等方面的安全设施建设投资的严重不足，致使相应的安全建设成本因素至今不能进入国家有关部门的天然气定价核算体系，反过来，又使得天然气出厂价偏低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

直接后果六：外资开采我国油气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得以长期延续

根据《国务院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适用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税收暂行条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4]010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资源缴纳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4]114号），“中外合作油（气）田开采的原油、天然气按实物征收增值税，征收率为5％，并按现行规定征收矿区使用费，暂不征收资源税。在计征增值税时，不抵扣进项税额。原油、天然气出口时不予退税。”

借长期实行天然气低税率和低价政策之势，中外合作开采天然气资源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也从1994年延续至今，且不说在增值税转型改革后该政策是否还具有“优惠”性，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的角度衡量，其有无继续执行之必要，也值得反思。

例如，美国第二大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为进入中国市场，先跑到万里之遥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设立了雪佛龙~德士古中国能源公司，再折回大西洋的百慕大注册了一个全资子公司 — 尤尼科东海有限公司。之后，由尤尼科东海有限公司在2003年8月19日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派克顿东方有限公司签署了五份石油合同，承担在我国东海春晓气田群五个合同区块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随后，又于2005年8月23日终止其在五份合同中的权益，但仍保留了该公司1998年在上海设立的代表处。2007年12月18日，尤尼科东海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就川东北天然气合作项目签署了为期30年的合同，以评价、开发和生产四川盆地川东北区块的天然气，双方分别对项目控股49％和51％，产品分别按47％和53％分成。据了解，该合资公司准备执行国税发[1994]114号文件规定，按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虽然，尤尼科东海有限公司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眼前开采高含硫气田科学的安全机制和先进的脱硫技术，但对石油寡头深远的战略企图及复杂的策略技巧，我们不能不有所思考。尤尼科东海有限公司的“姥姥公司”雪佛龙~德士古石油公司，是1950年代垄断世界油气资源的“石油七姐妹”中的三家（雪佛龙、德士古、海湾）经重组、兼并后继续称雄于世的石油寡头，在196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曾是其重要股东；在21世纪美国小布什政府中，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曾是其董事；在2005年，是令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铩羽而归的商业对手。美国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与这些石油寡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今，作为石油天然气储量大国的美国，不仅封存了其国内超过中国全部油气储量的油气田，还几乎处处阻击我国企业收购海外油气资源，其《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在国会通过前，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等人的强烈呼吁下，甚至专门增加了针对中国的条款，并使之成为2005年阻止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的主要法律依据。而伍尔西任理事会主席的“自由之家”，曾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颜色革命”中起了核心作用。^[54]

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较少的我国，在能源安全形势全面严峻的情况下，敞开国门让国外石油寡头参与开采我国宝贵的油气资源时，有无必要让其享受延续了17年的“超国民待遇”，并继续营造对本土民族企业的税收歧视？

2010年成立的以温家宝总理为主任的国家能源委员会成员名单中，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国家安全部部长耿惠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章沁生，表明当前党中央对能源安全工作空前重视。可见，当下天然气价、税政策的调整，需要超越以往的技术性思维模式，提升到国家能源战略、策略的高度，去精心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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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使用的“天然气开采业”包括两层含义：（1）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属于“天然原油和天然气开采”（小类代码0710），不含勘探等“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服务活动”（小类代码0790）；（2）其生产经营数据限于主营业务，不含管输、加油站、生产销售硫磺等非主营业务。

[2]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46页。

[3]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

[4]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65~66页。

[5]周志斌编著：《天然气战略营销与社会责任践行》，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汪孝宗：〈突然气荒调查，产气大省四川天然气缺口30亿方〉，《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2月8日；周英峰：〈2010能源运行展望：稳步增长，前快后慢〉，新华网北京1月22日。

[6]吴凤：〈今冬明春中心区城区缺气八千万方〉，《成都商报》2009年11月17日。

[7]〈南方省份遇天然气荒，天然气出厂价或上调20％〉，《武汉晚报》2009年11月18日；田豆豆：〈所有加气站停止对出租车供应天然气 — 武汉大雪天遭遇大“气荒”〉，《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7日。

[8]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张楠：〈“气荒”折射天然气存储瓶颈〉，《中国证券报》2009年11月23日；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16、25、35、42页；周志斌：〈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2009年12月石油大学演讲幻灯片，第10页。

[9]〈能源局长：明年将加快布局一批天然气储气库〉，《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28日。

[10]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

[11]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14、22、26、41、51~54页；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石油工业出版社2008年，第71页；周志斌：〈川渝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与市场协调发展的认识与建议〉，2009年3月讲座稿，第12页。

[12]董媛春：《石油真相》，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第4、104页；（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吴涵：〈“世界石油储量被夸大三分之一”〉，《成都商报》2010年3月24日，第14页（转引自英国《每日电讯》3月22日报道）。

[13]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41、43页。

[14]苏稻香：〈中石油斥巨资海外购气，深圳将建进口配套终端〉，《南方日报》2009年8月20日；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55、56页。

[15]（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16]〈阻止中国崛起，美智库提议动武〉，《成都商报》2009年11月11日。

[17]刘林：〈中国石油供给安全受制于石油美元计价机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3日。

[18]〈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定价权几近崩溃〉，《北京商报》2010年5月18日。

[19]乔治‧索罗斯：〈未来的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55期，第7页。

[20]张茉楠：〈中国如何打破国际石油金融失衡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8月5日。

[21]郎咸平：《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22]董媛春：《石油真相》第12、16页。

[23]李德林：《干掉一切对手 — 看高盛如何算赢全世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卷出版公司2009年，第76页。

[24]江涌：《猎杀“中国龙”？— 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9、147页。

[25]（美）蒂姆‧韦纳：《中情局的罪与罚 — CIA 60年秘史存灰》，海天出版社2009年版，第441页；〈被控窃取中国石油机密美籍地质学家获刑八年〉，《成都商报》2010年7月7日。

[26]李德林：《干掉一切对手 — 看高盛如何算赢全世界》第171页。

[27]（美）托马斯‧弗里德曼：《21世纪简史：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梁晓：《世界是平的吗？》（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年。

[28]（美）弗雷德‧伯格斯坦主编：《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30页。

[29]李德林：《干掉一切对手 — 看高盛如何算赢全世界》第163~171页；江涌：《猎杀“中国龙”？— 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第10、198、209页；马小宁：〈美证交会指控高盛集团涉嫌欺诈，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动真格”〉，《人民日报》2010年4月19日，第22页；路透社：〈美出炉十大好评和恶评公司〉，《参考消息》2010年4月6日，第4页；〈高盛中国20年魅影追踪：国资委顾问称高盛更大的问题在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4月30日。

[30]张晓彤：〈胡锦涛时代观的中国主张〉，《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第47期。

[31]〈俄舆论对中俄能源合作态度分歧〉，《参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头版。

[32]周志斌等著：《中国天然气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第239、238页；〈南方省份遇天然气荒，天然气出厂价或上调20％〉，《武汉晚报》2009年11月18日；姚景源、周志斌编著：《经济景气与天然气市场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周志斌、汤亚利、崔红升主编：《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与合理定价研究》，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19、120页；周志斌：〈川渝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与市场协调发展的认识与建议〉，2009年3月讲座稿，第20页；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

[33]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14页；安蓓、张艺：〈2008天然气产量增长12.3％〉，《深圳商报》2009年2月1日；徐博、傅建湘：〈评论：加快天然气储备库建设势在必行〉，《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8月5日；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

[34]张茉楠：〈中国如何打破国际石油金融失衡格局〉，《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8月5日。

[35]周志斌、汤亚利、崔红升主编：《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与合理定价研究》第121页。

[36]周志斌、汤亚利、崔红升主编：《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与合理定价研究》第104页。

[37]周志斌：〈川渝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与市场协调发展的认识与建议〉，2009年3月讲座稿，第22页。

[38]万钢：〈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能源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7月24日。

[39]周志斌、汤亚利、崔红升主编：《天然气产业链协调发展与合理定价研究》第122页；周志斌：〈川渝地区天然气勘探开发与市场协调发展的认识与建议〉，2009年3月讲座稿，第28页。

[40]〈2008年化肥出口大幅下降，政策调整效果显著〉，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http://www.cacs.gov.cn/jidian/show.aspx?articleId=50444）。

[41]（加）莫德‧巴洛、托尼‧克拉克：《水资源战争：向窃取世界水资源的公司宣战》，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第27~28页。

[42]〈院士建议三峡库区生态移民五百万〉，《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9月12日。

[43]（美）威廉‧恩道尔：《粮食危机：运用粮食武器获取世界霸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9、11、100、105页。

[44]（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第8页。

[45]（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第8页。

[46]董媛春：《石油真相》第16~18、254页。

[47]周志斌等著：《中国天然气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第271~272页。

[48]〈国际能源署经济学家：油荒或危及全球经济复苏〉，《联合早报》2009年8月4日。

[49]〈国内外地下储气库现状与发展趋势〉，中国石油网（http://www.oilnews.com.cn/gb/misc/2002-07/30/content_115775.htm）。

[50]〈应对气荒中石油严重“透支”〉，《东方今报》2009年12月2日。

[51]周志斌等：〈中国天然气供应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研究 — 决策研究报告》2009年第9期，第16、28、29、59页；冉永平、江书程：〈破解“气荒”之谜：关于天然气生产销售情况调查〉，《人民日报》2010年3月22日，第19页。

[52]含划归重庆的3.91亿元。

[53]以下简称“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54]（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石油政治决定世界新秩序》第112、260页；梁晓：〈油价，不全是经济〉，《南风窗》2008年第13期；〈美众院听证不利中海油〉，《大公报》2005年7月15日；（美）威廉‧恩道尔：《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第3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