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中国的通货膨胀 需要尽快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上海证券报的访问

记者：关于本轮通胀成因目前基本上有两类看法。一类是货币学派观点，认为主要还是经济体系内货币过多所致；另一类则有“结构性” “非核心” “成本推动型”以及与之相关的“输入型”等各种解释，总体上可归纳为非货币学派观点。您怎么看？

向松祚：如果将货币扩展至广义流动性，我同意货币学派的观点，认为当前的通胀主要是货币或流动性过多所致。当名义货币供应量超过真实货币需求之后，货币市场的均衡一定要求通胀上升，因为前者的过度供给（货币市场的过度供给），必定等于真实商品和服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正因为如此，弗里德曼的名言—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在扩展至一般流动性之后，依然成立。

从这一点看，其他观点都似是而非。例如“成本推动说”，如果没有非常弹性的货币供应或流动性供应，某个行业或多个行业的成本上升，不会造成普遍的价格上扬或通胀。农产品价格和工资上升，更是需求放大（流动性过剩）的结果，不是通胀形成的原因。石油、原材料和食品价格近期的快速疯涨，根本原因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美国最终也要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应该说主要源于国际热钱大规模的流入，热钱大规模流入中国，诱因和推动力量则是人民币长期存在的单边升值预期。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热钱流入，只有单纯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不会形成通胀压力，因为后者本质是国际市场对本国真实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超过本国市场对国外商品和服务之需求，由此促进的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上升，乃是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增加的正常过程。

热钱流入究竟有多少？前几年我们不谈了（我之前详尽分析过），仅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净增加差不多1700亿美元，而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则不到600亿美元，其他都是投机热钱，4月份外汇储备单月增加量再创历史新高，接近750亿美元，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只是小部分。以前许多经济学者不承认热钱的冲击，今天他们无话可说，事实面前，谁能够否认热钱是冲击中国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力量？

 问题关键在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在本币汇率存在升值或贬值预期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将基本完全失去效力。由于人民币明确的升值预期引导热钱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博取资产收益和汇差，这些进来的资金必然最终形成需求，因此即便你中央银行如何对冲，依然会引起通胀压力。我想强调：无论中央银行如何对冲，大规模外部资金进入本国市场，必定形成过度需求的压力和通货膨胀的压力。这里面有很微妙的机制，此处不详细分析了。

记者：那如果这样，是否意味着为治理通胀计，当前的货币政策还应该进一步加大紧缩力度，而不是放松？治理通胀是否应被货币政策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

向松祚：从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来看，确系如此。但要注意，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治理通胀的货币数量论治理思路，如果要想取得预想的效果，必须要满足一个基本前提：本国货币政策当局能够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外部世界的资金流动不会显著改变本国货币供应量。也就是说：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货币政策，只有在一个严格的封闭经济模型条件下才完全成立。如果本国货币政策当局要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或改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当局就一定要能够管住外部投机资金或控制国际投机热钱的冲击。

如果外部投机资金源源不断流入本国经济体系，不管你采取那种货币政策手段来试图控制货币供应量，提高准备金率也好，加息也好，都不会有什么效果或者说收效甚微。我们可以用理论模型证明这个道理，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和中国最近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个道理。

因此，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局势，要想真正控制通货膨胀预期或者说至少能够稳定中期通货膨胀（2年以上），货币政策首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迅速稳定汇率，与此同时，必须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对投机热钱或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只有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的多种紧缩货币政策手段才会产生期望的效果。

相反，如果不首先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的预期，不稳定人民币汇率，不有效控制国际投机热钱大规模进入中国经济金融体系，而是单纯采取各种紧缩措施，譬如提高基准利率、提高准备金率、甚至采取行政命令式的办法控制信贷规模，结果只会对投机热钱有例，却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严重伤害，数之不尽的中小企业因为背负过高的利率成本或根本借不到钱而面临经营困难或破产倒闭。根据有关监管部门的实地调查，目前江苏一带的民间借贷年利率已经到了50%，湖南某些地方的民间短期相互借贷年利率甚至超过120%。

讨论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通货膨胀局势，我们必须彻底追问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问题：近三年的人民币升值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遏制了通货膨胀或通货膨胀预期吗？没有；帮助降低了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从而缓解了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交压力和保护主义压力了吗？没有；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了吗？没有。那么，我们必须问：让人民币长期维持一个单边升值的预期，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无论从理论逻辑和三年的历史事实来看，都完全没有达到当初预想的目的，我们为什么不坚决地改弦易辙呢？为什么还要坚持人民币升值甚至快速大幅度升值呢？

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必须具有明确的目的，至少是有一个明确的实现既定目标的大方向。坦率地说，我和许多经济学者讨论过人民币升值政策，我只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异常简单的问题：让人民币持续升值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人能够给我一个逻辑一致、符合经济现实的答案。他们能够提供的答案或反驳意见只有两个：一是说人民币升值至今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是因为升值速度和幅度还不够，假若我们让人民币再升值到4、5甚至2或1，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是非常错误的奇谈怪论！二是说我们无法顶住外部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人民币单边升值。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曾经从理论上非常严格地分析过，所谓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完全错误、完全不负责任的说法，你说人民币汇率低估，那么多少算是均衡汇率？多少才算是不低估？一万个经济学者可以给出一万个不同的答案。可不是吗？早在2003年，有经济学者就说人民币汇率应该是2元人民币兑1美元，而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应该是5元人民币兑1美元，美国财政部说是6，还有人说是4，有人却反过来说应该是12，人民币应该大幅度贬值！朋友们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相关资料。关于人民币均衡汇率的数值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我想告诉大家：汇率绝对不是象大白菜那样的市场价格。货币汇率从来就是一种政策决定或政治决策，是各国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来决定的。为什么今天都说汇率政策是国家主权？原因就是汇率政策的选择对国家的经济金融整体运行具有全面的、深刻的影响。

对于第二个说法，就更是令人遗憾，什么叫顶不住？没有办法？事关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政策吗？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能坚持、不能守住，我们还谈什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谈什么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要说：检讨两年多以来的人民币升值，既没有缓解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和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没有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更没有舒缓通胀压力。相反，我们必须知道：2005年7月21日我们搞汇率改革、允许汇率升值之时，CPI不过1.4%。迄今为止，人民币升值了差不多20%了，通胀却从当年的一点几到了现在的八点几，升值怎能遏制通货膨胀！？然而，人民币升值所诱发的投机热钱却不断创造世界历史记录。热钱进来之后纷纷涌向各类资产，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投资和消费需求，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中国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是稳定汇率、停止升值、明确实施固定汇率，坚决防止和监管热钱的继续流入，严格资本项目监管，避免已经进来的热钱大规模流出和本国资本外逃，防止资金快速大规模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毁灭性冲击。

记者：如果真的要重新回到固定汇率制度，怎么确定那个固定汇率水平呢？

向松祚：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学者都知道，汇率水平从来都是一个政策选择或政治决定，而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就算是所谓的浮动汇率体系，有哪个国家曾经允许本国货币汇率完全不受干预地自由浮动？从来没有过。今天的世界是所谓浮动汇率时代，然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严格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遗余力地强迫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没有过多久，各国还是回到了非常稳定的汇率制度，尽管名义上他们说自己是浮动汇率制度。经济发达如日本，她实施的是完全浮动汇率吗？不是，日本中央银行几乎时刻都在准备干预汇率。为了防止日元过度升值，日本中央银行不停地购买美元、抛售日元。实际上日本近十年来累积的外汇储备，主要就是干预外汇市场所购买的。当然，我们还必须知道，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企业竞争能力不同，他们对汇率波动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

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不管汇率波动，那就是美国，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然而，尽管如此，美国也从来没有完全放任汇率不管。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除了美国、欧洲等非常封闭的经济体系之外，其他国家都难以忍受汇率剧烈波动对经济体系和金融稳定的冲击。

次贷危机的一个正面后果（坏事变成好事）是：各国开始深刻认识到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非常严重、非常有害的缺陷，必须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才能保证人类经济体系稳定健康。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开始发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倡议。中国作为一个不断崛起的大国，应该主动提出自己的建议，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至少应该让全世界明白：基于浮动汇率、不受约束储备货币发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任何国家都最终要造成伤害，美国也不能例外。维持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或固定汇率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维持全球的汇率体系稳定符合全人类的最大利益，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非常明确地倡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譬如倡议主要大国之间（美国、欧洲、中国、日本）达成稳定汇率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协议；中国应该利用中美战略经济高层对话和其他国际沟通平台，明确向全世界宣告自己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我们不能听那些货币炒家的意见，说什么浮动汇率是历史趋势，他们当然希望汇率剧烈波动，否则他们没有饭碗。

今天许多人在总结次级债券危机和全球信用危机的根源，其实有识之士早就正确指出：全球次贷危机和信用危机最后的根源，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浮动汇率和不受约束的美元发行。我曾经证明：浮动汇率体系其实是一个国际货币发行和创造的“倒逼机制”。不从根本上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抛弃浮动汇率体系，类似的金融和信用危机将不断发生，而且频率会越来越高。

至于人民币稳定到什么水平，依照目前情形，稳定到7人民币兑1美元是现实可行的。当然，我担心人民币升值预期很快会逆转为贬值预期。因为综观全球局势，美元贬值周期正在接近尾声，新一轮的美元升值周期即将开始。美元升值周期意味着人民币要开始贬值（假若我们不明确坚定地回到固定汇率的话）。

记者： 那要素价格体系和今天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关系？要素价格体系要不要改革呢，在当前的通胀形势下，如何改革？

向松祚：要素价格体制早就应该理顺，越拖越不好，越拖越不利。事实上，我国经济体系目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正是要素价格体系长期扭曲所导致的。譬如国际能源价格尤其是油价和国内成品油价格长期倒挂，我国要素价格长期管制，这种倒挂和管制能持续多久？以柴油为例，国内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之差距已经达到差不多6000元，所以全国高速路上都是大货车排队加油；全世界的飞机都刻意调整时间到中国机场加油；甚至香港澳门都跑到深圳和内地来“揩油”！

要素价格倒挂、管制、补贴，那些高能耗的产业和企业就死而不僵，所谓科学发展、转变增长方式、降低能耗、保护环境又如何谈起？许多人将目前国内的通货膨胀简单归咎于国际能源（石油）、基础原材料、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是的，没有人否认这些价格的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然而，它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全世界这些产品的价格持续上涨？真实需求能够解释吗？不能。全球货币泛滥尤其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全球投机资金的大肆炒作才是石油、原材料、食品价格暴涨的基本原因。回到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上述产品价格的上涨是重要原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却是大规模热钱流入中国所造成的流动性泛滥。要素价格倒挂、管制和补贴，刺激或鼓励国内对上述商品的需求，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原因。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理顺上述要素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宏观政策，也是实现中长期通货膨胀目标的重要手段，尽管我们错过了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最好时机（2000年到2005年之前都是理顺要素价格比较好的时期，当时没有通货膨胀预期）。

因此，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来稳定人民币汇率，也必须拿出巨大勇气来理顺要素价格、取消要素价格管制。

毫无疑问，要素价格改革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价格会出现急速上升趋势，短期CPI和PPI肯定大幅度上涨，但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要素价格上涨，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整个经济体系会朝健康方向发展。允许要素市场充分竞争，允许价格调节企业的生产决策，企业对价格高企的要素需求就会降低，要素价格最终会出现回落。

理顺要素价格、解除要素价格管制，宜早不宜晚，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形成市场化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记者：对于抑制通胀，您如何看待财政政策的作用呢？

向松祚：前面主要讲了货币政策。要有效遏制通货膨胀，同时又要尽可能防止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防止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和企业经营困难，需要认真研究合适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是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尤其显得重要和迫切。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是防止流动性泛滥、防止货币供应量过度、防止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维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帮助保持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力，尤其是税收政策要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目前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应该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减税。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长期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有人估计中国全国实际的财政收入根本不是目前报告的5.3万亿，而是早就超过这个规模，甚至达到8万亿以上的水平。政府掌管如此庞大的资源或资金，不计成本地大兴土木或大搞各种投资，是推动国内需求持续上升并最终推动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投资增长速度一直高居不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与私营企业和个人投资相比，政府投资往往是不计成本，从而推动各种要素价格需求旺盛和价格上涨。

因此，减税应该作为我国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首先，减税降低政府掌控的资源或资金，遏制政府不计成本的大规模投资，降低政府投资对要素的过度需求，有助于遏制长期通货膨胀。其次，减税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压力，增强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帮助企业度过成本上涨的困难，对防止企业普遍出现经营困难和整个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具有重要意义。减税本质上是国民收入在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由于私人投资比政府投资更有效率，更符合真实需求，对要素成本更敏感，因而能够让整个经济体系的资源更好地符合真实需求，反过来有利于抑制过度需求和通胀。

为了帮助企业持续稳健经营，减税之外，货币政策也要适时调整，尤其是要改变信贷调控方式，不要用行政方式来控制信贷规模，应该采取间接调控手段，不能搞一刀切，回到过去那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

最后，让我简单总结一下中国应该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一，   停止人民币升值，彻底消除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

第二，   重新回归固定汇率制度，以此作为货币政策的明确准则；

第三，   采取果断严密措施，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尤其要严密监管资金大规模撤离或资本外逃；

第四，   满足上述条件后，可以调节基准利率，确保名义利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确保真实利率为正；

第五，   改变信贷调控方式，摒弃行政命令式的信贷规模控制，采取贷存比等间接控制信贷的方式；

第六，   大幅度降低企业税收负担，降低财政收入占GDP之比例，维持企业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