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谣手段岂能监督政府？

——也论杭州飙车案“替身”造谣者该不该被拘

司马南

《南方周末》2009年8月27日发表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题为《难道就容不得一点点错误的质疑》，旗帜鲜明地为杭州飙车案的网上制造“替身”谣言者喊冤，将其人塑造成“比我们一般人倔强一点”、“一个被正义感、发现感所充溢，并且进入了某种固执状态的人”，毫无道理地指责司法机关，呼唤“剥夺政府名誉权”，呼唤还造谣者以自由，其心达而险胡搅蛮缠的水平达到了方舟评论的历史最新高度。

该文立论颇为新鲜： “政府不同于公民或自然人，它没有名誉权”，所以，应该用剥夺政府的名誉权的方法来保障公民畅所欲言。但是，文章从头到尾刻意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通过制造谣言、散布谣言，即“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虚构事实”来诋毁、陷害他人（包括政府名誉权）的行为，是否也应该受到保护？是否也属于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是否“志在剥夺政府名誉权”的造谣行为，便可获得法律上免责的理由？简言之，造谣手段岂能监督政府？

今年7月20日，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的消息媒体报道之后，湖北鄂州的熊忠俊易名刘逸明，从7月21日至8月2日，在互联网上捏造各种所谓“证据”，炒作“替身”谣言。其间，法院和检察院方面先后出面澄清事实，但熊忠俊继续以“刘逸明”名义散布谣言，污蔑司法机关和媒体作假包庇。湖北鄂州市公安机关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至此，喧嚣一时的杭州飙车案风波本已平息，肇事者、造谣者均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遇难者的家属得到了抚慰。但是《南方周末》评论员似乎很不希望事情就这么了了，他们推出评论员文章胡乱搅和，称有关方面对熊忠俊的判决是“一则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在法律和道义上“都不能服人”，推论并暗示网络世界乃至现实世界要“风云再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明文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应予以处罚。南方周末评论员故作天真，谎称不懂法条，揪住“谣言”二字，反诘“何谓谣言”。他们如获至宝地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谣言”这个词“并无解释”（不知世界上有哪一部法律本身同时解释了法条中所涉的所有字词），煞费苦心地从某部《新华词典》的释义里，查到谣言即是“凭空捏造”的意思，于是便义愤填膺地“凭空捏造”起反驳文章来。

南周评论家滑稽地论证道：熊忠俊没有造谣，因为不能证明他是在“凭空捏造”，因为不能证明他“凭空捏造”，所以这叫“事出有因”，事出有因的造谣，不能叫造谣。

论证继续：“为何熊忠俊单单捏造胡斌有替身呢？为何我们未听说过其他案件有此类谣言？”南周评论员大人的串问可太叫人开眼了！

在他们看来，第一，熊忠俊必须要兼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谣言”谣言说才得以成立；第二，警方只有证明了熊忠俊此前有曾经造谣他事他人“也有替身”的历史，才能认定熊忠俊此番造谣成立；第三，杭州飙车案以外其他案件，必须要有此类谣言，并且要南周评论家“听到”并予以承认，熊忠俊的谣言才叫谣言。

更为离奇的论证还有呢。南周评论家认为“胡斌肇事后的照片流传太广，肇事与出庭前后两张照片的差别又太大，无数网民和媒体人士都有判若两人之惑”，所以，“谣言”就不是“谣言”了，谣言就变身“质疑”了。

到底什么是质疑？什么是谣言？二者真的那么难区分吗？

一位网友的跟帖，说得十分精彩：“造谣与造谣和质疑的区别，在于有没有提出新的‘事实’。打个比方，我可以怀疑郭东光有婚外情，因为这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可以说是怀疑有理。但我不能指名道姓地说郭东光与某某某搞上了，因为这需要有确凿的证据，否则就是诬陷和造谣。如果郭东光恰巧是网上名人，正牵涉到一起案子，造谣的效应就会放大几亿倍，形成的波澜可能谁都无法控制。那时，警方就要介入，我就会被拘留审查。同理，如果熊忠俊只是说出庭的胡斌有可能是假货，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如果他还造出一个姓蔡的顶替者，那他被拘留就是活该。因为他有干扰办案的嫌疑，而且目的可疑。法治社会应当保护公民质疑的权利，但造谣则不应被保护。

南周评论家使出浑身的力气，把在网上“造谣”，“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狡辩成“公民质疑”，似还嫌不够，论证完了熊忠俊“不是造谣”，南周评论家又以惊人的理论勇气论证熊某“也不存在故意”——“除非证明熊忠俊明知不是替身而刻意散布是替身，才算得是故意”——言下之意，熊忠俊不知是不是替身，而反复坚称“就是替身”，继而自己提供所谓“新鲜事实”来证明“恰是替身”，并在网上散布大量信息污称司法机关在包庇真正的罪犯，这种行为不是故意为之。

如此不是“故意”，究竟何谓“故意”？

“明知不是替身而刻意散布是替身”，这一判定故意与否的狭义保守标准，很可能是年轻的南周评论家自己信口胡编的，决不可能是贺卫方教授教的。因为贺卫方学问上不至于那么差，更不可能那么不谨慎授人以笑柄。当然，也不可能是许志 永博士的法律咨询意见，因为许博士眼下不屑于关心这么具体的问题。

大约自己也觉得上述辩解未免过于荒唐矫情，“从法律到道义均不能服人”，南周评论员文章后半段补了一句话，承认熊某的行为“暂时导致个别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下降”，亦即具有扰乱公共秩序的社会危害性。可是文章作者笔锋一转，扯出另外一种胡说——“经过后来的沟通、澄清，其公信力不是又自然恢复了吗？”文章进而天才地发现：熊忠俊式借助网络的巨大影响力，罔顾事实，望风扑影，借题发挥，散布谣言，增加社会管理的难度和成本，诋毁司法机关和媒体的作法，竟然歪打正着，属于“政府与民众间的及时有效沟通”，是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式”。何谓唯恐天下不乱焉？何谓顺非而泽焉?此典型案例者也，列位看官端的不难看出究竟。

公民与媒体当然有权批评政府，当然有权力监督官员，哪怕这种批评是不那么中听的，不那么和谐的。政府应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听取。但是，这种“诚信姿态’，不能成为某些人扰乱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的借口。

批评必须基于基本事实，批评不能完全无视事实，更不能蓄意捏造事实。这是任何批评的底线。用蓄意捏造的事实来“监督政府”，大量散布蓄意捏造的事实来“监督政府”，非但不可能实施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反而会，只会，把社会秩序搞乱。

（2009年8月31日星期一）

“舆论颠覆政府”命题内外

——再论杭州飙车案“替身”造谣者该不该被拘

司马南

关于熊忠俊该不该行政拘留的问题，我们与南方周末评论员的分歧，大体已摆到了桌面上，孰是孰非，大家尽可见仁见智，或拍砖或狂顶，悉由读者各取其便。

但是，南周评论员文章结尾，偏要狐狸尾巴高高翘起，作什么“总结性陈词”：“政府不同于公民或自然人，它没有名誉权……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被批评声音颠覆的，反倒是批判政府的声音越多，这个社会越和谐”。

笔者忍不住在这句话下划一个问号，并愿就此求列位高人，此说法根据何在？

这样的文章结尾，似在鼓励那些好事之徒，只要“事出有因”，便可借机造谣生事，反正“政府没有名誉权”，想怎么造谣就怎么造谣，想怎么诬陷，就怎么诬陷，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如此行事，法治社会秩序安在哉？社会焉有不动乱之理？

析全文，笔者谨慎地认为，文章前边的话或系铺垫，文末才是点睛之笔——南周评论家着意研究舆论“颠覆政府”问题。他们传递的理念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被批评声音颠覆的，反倒是批判政府的声音越多，这个社会越和谐”。

这是一则可疑的伪命题。

对于所谓“批评”、“批判”本身，南周评论家没有做出任何分析，没有加以任何限定，而是无原则地一概肯定之，顺手带上高帽深情颂扬之。“造谣是批评”，“诬陷也是批评”，还有什么不是批评呢？造谣诬陷均不构成违法，均可以免受惩罚，否则，官员便是缺乏“人不知而不愠”的自信，便是“更缺乏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那么，批评本身到底还要不要有自己的原则，譬如真实性的原则呢？批评到底还要不要依据基本事实呢？如果回答为否定，离开了基本事实的所谓批评，对于改进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不必负任何责任的胡乱批评，有妖魔化政府的作用，有“剥夺政府名誉权”的效果，有损害其行政能力的作用，有提升造谣者士气的作用，也有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作用。难道批评就是为了这些目的吗？难道这些作用与效果就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吗？

引申开来说，批评至少可以分两种。

一种是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缺点错误的善意批评；一种是恶意的，假以批评面目出现的敌视性、羞辱性、颠覆性言论。前一种批评，希望我们把缺点毛病改好；后一种批评，则希望尽快在中国闹起“颜色革命”，实现“和平演变”。

前一种批评，建立在对中国抱有信心，承认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许多批评往往涉及到的是一些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若干问题本身即是因为党的政策、国家的法令没有得到很好贯彻落实的结果；后一种气势汹汹的批评，打出为民请命的模样，其底牌却是在“非友即敌”的僵硬二分法下，着力于推行意识形态霸权，维护某些国家在批评者看来与中国的核心利益有着根本冲突的利益。

基于上述分析，再来看那些对于批评本身不做任何分析，谎称“政府批评不倒”，谎称“越批评，社会越和谐”言论如何荒谬，就容易理解得深入些。

批评并非都是对的，网上有些热昏的胡话，矛头所向乃为国家的根本利益，发言者自己被洗脑在先，跟着别人的调子一吠群吠，叫卖“普世价值”（“现代政治文明常识”，疑为别称）”，拼命搅动水下暗流，呼唤中国快快改弦易帜。网上这些言论流，不是浪花，不是涟漪，而是与地球自转、大气环流和大洋底结构相关的湍流现象。“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毛泽东语）这些湍流，意在动摇我们的政治前提，削弱我们的制度基础，修正我们的核心价值，最终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然，对批评也可以不去加以区分，江南体育app下载入口 曾经讲过一项总原则：“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毫无疑问，如果你说得不对，如果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没有好处，我们当然就不必照你的办，一切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

一切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对那些恶毒谩骂“中国独裁专制” 、“中 共没有合 法性”、“汉人镇 压藏 人”、“汉族迫 害 维族”之类的“批评”，我们非但不准备接受，反其道而行之，必须依据事实加以彻底反驳。

新的情况值得注意：个别人被西方某些势力包装成中国的民间领袖，经过海外专门培训，如同传销班被打过鸡血洗过脑的村里半大小子一样，回来眼神就不对了，变得六亲不认数典忘宗，胸上划十字，饭前诵阿门，怀里揣着美元阔绰地闹起宪政革命来，一门心思要做“中国的曼德拉”。

对来自这样的有背景的“分支政治家”的批评，党和政府需要特别提高警觉性。这是因为：第一，打狗总要看主人，此事与外交事务常有干系。第二，应对这样的批评者，我们尚缺少足够的经验，非真诚虚心所能御之。第三，他们虽然善于选取社会热点事件发力，真实意图却不在“事件结局”而在“制度变革”，所以，问题不会很好解决。第四，他们寻求在基层社会某一敏感点上突破，却早已全局协同海内外呼应，每一次均有备而来。

眼下，怎样与这样的批评者打交道，大家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这些事，事实上已经成为争取民心，固守道德高地，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角逐国家利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对此，决不可以等闲视之，决不可以任由他们骂个没完没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可一味地韬光养晦。

回过头来，再说那个熊忠俊吧。管你是熊、是狮，还是虎，只要是嘴瘾难耐秃噜过头给社会秩序带来危害，司法机关就应该像湖北鄂州公安机关一样，依法行事一举拿下。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南周评论家对这一点同样清楚得很。

但是，南周评论家起范儿想借题发挥。

这一点笔者与他们没有区别。

（2009年8月31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