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艳照与长平真相

司马南

那个著名的长平，又出来吓唬人了。

他摆出一幅智者的架式居高临下地教育读者，“如果我们认识到每个人都有很多身份认同的真相与幻觉，每一个真相与幻觉又各不相同，那就能理解人们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反应了”——长平先生未免以偏概全了，阁下自己的身份是多变的多样的，别人未必乃与君同。

对自己的身份，中国人大都没有任何怀疑，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出什么幻觉来，不但对中国人的身份不疑，亦复中国之心不变，中国之情不改，斯人、斯情、斯心，乃为生之意义，活之价值。

长平先生拿着电影《天启四骑士》说事。他道，章子怡在影片中扮演的色囚角色被拍下成叠艳照并在洋人面前屈膝调情，中国大陆的人因此愤怒了，中国人认为章子怡丧尽尊严，辱我中华。长平先生自叙自评，认为“这是一个把民族主义情绪用到极端的例子”。

笔者不知道有这部电影的上映，中国观众迄今尚未见到这部片子，长平先生从哪里知道中国大陆的人因此愤怒了，并爆发出极端民族主义极端情绪呢？

我的一位朋友不无认真地说，长平先生或是在替这部电影做“营销广告”吧？这部片子目前只在台湾地区上映，内地根本没播，依照内地的电影审查标准，该片未必能播出。所谓“中国观众对章子怡在片中给老外下跪拍艳照的事不满，斥责章子怡丢脸损害国家的尊严”，这种说法相当可疑。

笔者以为，朋友这样的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低估了长平先生的志向与境界。长平们绝不是拿一点小钱，就肯给人家做广告的一般意义上的商人。长平们好似《潜伏》中的李涯，胸有大目标，服从大战略，研究大背景，惯于大动作，岂是操枪弄棍混吃混喝的小人物？

君不见自2008年老和尚闹事起，长平先生义旗高举在南方言论率先突破？君不见其受阻后，打悲情牌索性豁出去破罐破摔？君不见《南方周末》每每把评论版的核心位置、专门施与给长平，以此引导舆论？

这一次，长平揪住“章子怡下跪”的事，以批民族主义为借口，对爱国主义进行羞辱，不过是他频繁发起的冲锋行动之一。

长平说，批评章子怡在片子中给洋人下跪，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使然，而对这种民族主义言论进行反批评的言论，也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长平的理由是，这些反批评者仅仅把章子怡的行为理解为演戏是不够的。长平先生令人吃惊极端深刻的见解是，章子怡在生活中真的如此（指对洋人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跪而叩之）也不应该遭到批评。

长平先生指责“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在乎个体的和别国的尊严，而只在乎单方面的抽象的国家的尊严”。他的立论是：中国人应该在乎“个体的人的尊严和别国的尊严”，而“抽象的中国的国家尊严”恰恰是不值得在乎的

在笔者看来，即使真有大陆的网友通过某种途径看到了这部电影，并对章子怡在洋人面前的卑躬屈膝、调情下跪提出批评意见，充其量不过是民间自发的影评而已，没有必要上升到“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进行攻击和嘲讽。

网民难道没有对一部电影的好坏，包括演员表演的成功与否作出评论的权利吗？一向标榜崇尚个人自由，强调个人权利的长平先生，为什么不肯给中国网民一点起码的自由，比如评论一部电影的自由呢？

长平先生为证明民族主义情绪可恶，把显然荒谬的观点巧妙地嫁接到到中国人身上，他说中国民族主义者有这样的诉求：国人不该对外国人下跪。

跪与不跪，实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人自己今天没特殊事情谁也不会下跪。

按照老辈子中国人的传统，天、地、君、亲、师，皆可以成为跪的对象。男儿膝下有黄金，随便跪是不妥的。但是，没有定论说中国人不可以跪外国人，这要看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仅举一例，长平言论不攻自破：此间正在公映的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就有中国人集体给德国纳粹商人拉贝先生下跪的镜头，也有拉贝先生也给中国人下跪的镜头，对这样的画面，哪一个中国观众有民族主义情绪了？拉贝先生不畏日本人的残暴，不顾德国国内的撤退指令，“自作多情”“多管闲事”,设立“国际安全区”，保护中国难民与受伤的中国军人。他的行为感动了中国人民，他本人也被中国人民所感动，互相跪下，情义动天。不知长平先生可从其中发现什么样的极端民族主义？

长平先生有机会经常去美国参加会议。他自己坦言道，在美国，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近年来此起彼伏的民族主义情绪问题”，他学着某些洋人的腔调声言，“因为中国人如此焦虑，所以导致了全世界都为中国人的焦虑而焦虑”。这句话的更平白的解释是，中国人抱团儿，内生凝聚力，外呈自信心，中共主导蒸蒸日上，颇令某些人不安。中国人一日不以西人的价值为价值，一日不以西人之心为心，西方的某些人就永远不会放心。

长平问：“你是中国人吗？为什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重要？又为什么敏感？中国人应该怎样和别国人相处？或者换过来说，别国人应该怎样对待中国人？为什么他们动辄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

自设的一大堆的问题，长平并没有做正面回答。

但是从行文当中可以看到，长平对于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的事件，统统感到焦虑——大约是身份认同出现问题的缘故，他有着与中国人民不同的感受。他不满意、不接受中国人民产生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情绪是中国人自己憋出来的，与外来的压力无关。

在这个世界上，一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难道还少吗？萨科奇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警告，偏偏接见那个披着袈裟分裂中国的政治和尚，某些人罔顾奥林匹克精神肆意损害、拼命阻挠北京举办奥运会，某国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参拜供奉二站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某国多年来将最新的武器提供台湾组织海峡两岸统一，新近闹猪流感某些西方媒体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信口胡诌中国为传染源……这一切在长平先生看来都属自然正常，但在中国老百姓看来，这显然是在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文中，长平先生自以为得意，挑出来一个反击中国爱国主义的敏感设问：“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吗？”

笔者不知道现实生活当中有谁认为加入美国国籍是对祖国的背叛。改革开放30年之后的中国人，对于那些基于个人原因而加入他国国籍的同胞，普遍持理解和宽容的态度。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对于那些加入外国国籍的炎黄子孙也一律视为亲戚、朋友，统称“外籍华人”“海外侨胞”。想想当年杨振宁、李政道这些“美籍华人”在中国国内所受到的隆重礼遇，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对中国人民的宽广胸怀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何来长平们所诅咒的偏狭的民族主义？

在此文中，长平先生故意将“文明”与“身份认同”混为一谈，他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这本书的观点说道，“把世界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这个文明和那个文明，然后赋予人们单一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罔顾事实的十分危险的做法”，“事实上一个人有多种身份认同，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性别的、经济的等等，而且相互重叠，飘移变换……”。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美国学者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论》中所说的那个“文明”，系指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印度恒河流域文明、阿拉伯文明等，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身份认同”问题。“文明概念”要比“身份认同”概念大得多。同一文明之下，亦有利益上相互冲突的不同国家。长平含糊其词的论述，旨在论证今天的中国人不必爱国了，因为你“有身份认同上的焦虑”，“幻觉里迷失了方向”，所以变成了“情绪动物”，“从而失去了自由”。

此处需要提醒读者朋友留心，也顺便帮助长平们提炼一下：凡提到国家利益，凡强调爱国主义，凡论及国人尊严，凡抨击西方强权，凡主张国际社会民主，凡揭穿西洋骗局（类华尔街骗局）……在长平们看来，那便是极端民族主义，那便是“情绪动物”。

我们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来反反诘长平先生呢？阁下如此处心积虑地，如此冥顽不化地诋毁爱国主义，并将爱国主义妖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这是不是一种“情绪动物”的表现呢？

长平先生引用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语录，不小心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安东尼·吉登斯承认“民族主义在针对殖民主义的民族反抗与独立运动中居功至伟”。中国的所谓民族主义，正是在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掠夺屠杀当中才自发的产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是被动的民族主义，是“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爱国主义，是被逼到亡国灭种地步，不得已奋起反抗的民族主义，此种民族主义，乃天经地义的和平主义生存主义。

长平先生很有创意地引用吉登斯的说法：“民族主义让世界产生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乃至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巨大灾难”。好嘛，依照长平先生的逻辑，“甲午海战”日本人打进来，我们不应该抵抗，管带邓世昌的牺牲是无谓的不必要的；“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大举进攻中国华北，共产党、包括国民党的抗日，也是错误的，因为你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导致了更多的暴力冲突”。中国人民应该束手就擒才对，中国人应该与皇军合作，统统讲日语，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文化建设至多也不过就是象张爱玲胡兰成那样，抑或李安那样搞搞色戒艺术。这样，世界就不会有“巨大灾难了”。

长平先生拟文，并非一裸到底，否则《南方周末》不会重推其文章。在美国某个地方，善于学习的长平贩卖来了一些他自己也未必深解其意的花词儿，比如什么“身份认同的变动不居以及个体生命的认同权利”，这种花里胡哨的新词连于丹都不屑一用，长平把它说成是“自己在美国的讨论中所收获的最大启发”。

这两句不把人忽悠死不肯罢休的话什么意思呢？

长平先生解释道，民族主义的中国人“不承认别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强求所有的人统一思想”。这显然是蓄意对中国人民的栽赃！中国人什么时候不承认别人的身份认同意识呢？美国人说，我是美国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日本人说，我是日本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俄国人说，我是俄国人，中国人说过“不”字吗？

中国人只是在列强打进来，强迫我们“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逼迫我们做他们的奴隶的时候，才奋起反抗，勇敢的喊出来“我是中国人”，才怒吼道“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今天上午，笔者看到一个关于“九·一八”的记录片，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在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那一刻，他跑上大街一路忘情地高喊“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强求所有人统一思想”的家伙有没有？

当然有的，但与中国人无关。

长平先生记忆力好，一定不会忘记，当年有罗马教皇的“普世牧主”，后来又有经过包装的“普世价值”，“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敌人一边”（布什语），在这个世界上，谁在实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谁在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谁在今天治这个、打那个，明天拉这个、扶那个，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恃强凌弱？

文章的最后，漫长的铺垫完成了，长平先生终于讲出了他的真心话：“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重点操心别人的态度。假如你对钓鱼岛问题有看法，那么你的主要精力应该用来尽可能大声而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付出行动，而不是整天盯梢邻居随时准备揭发他们。”

长平先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未免太拿自己当回事了。难道只允许你们公开地进行“削弱主体意识”的努力，进行连篇累牍地“反体制宣传”，就不允许别人说个“不”字？对于我们来说，长平们就是“别人”。“别人的态度”恰恰是让我们操心的。别人可以明火执仗地贩卖洋人中“冷战死硬派”的垃圾，我们也可以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的表达，包括必须对这些无耻谰言进行必要的驳斥。这大约可以叫作，“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

在钓鱼岛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复讲解中国人的立场观点，诸如“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也要反驳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日本右派的言论。这种反驳应该是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法理的，也包括逻辑上的全方位的反驳。那位日本邻居，他们对钓鱼岛的每一个行动，我们必须“天天盯梢”，并随时“揭发他们”，将他们的丑行公之于天下。

对那些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对立面的汉奸们，人们更应当百倍地提高警惕，该出手时又出手，这里丝毫没有什么“身份识别上的”麻烦。

选择做汉奸的人，包括做文化汉奸者，应该有勇气学习长平先生的文章，“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而不是重点操心别人的态度。”（2009-5-1）

附长平文章：《身份认同的真相与幻觉》

【南方周末】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7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