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当今主流文明与中国
观察：当今主流文明与中国
王中宇
“东亚病夫”还是“超级大国”？
«河殇»：“先进”？“落后”？
市场经济？
二、过程：主流文明的本质
“资本积累”过程
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遇到的悖论
“无产阶级化”过程
英国：从“羊吃人”到“剥削全世界的民族”
俄罗斯：从“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义”
中国：2.3亿农民工
“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过程的耦合
三、演化、尽头、突变
扩张与转移
“中国世纪”？
“美国世纪”现状观察
资本积累过程的视角
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
前途：英国道路还是俄国道路？
“让思想冲破牢笼”
一、中国：矛盾的形象分歧的路
愤激的林良多
今天的中国站在一个引人注目的位置上，国际上“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交替出现；国内自豪者与忧虑者并存。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退休华裔物理学荣誉教授林良多(Duo-LiangLin)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首英文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道出了150年以来中国的处境：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
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
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
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
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
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
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
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
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
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
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
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
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
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
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
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
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
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
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
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暴民。
(见新华网2011年01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1/12/c_12971602.htm)
林良多说出了中国人的心里话，让人感触良多。更重要的是：林良多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现状如何？我们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如何？我们的未来何在？这迫使人们将中国的道路放在当今主流文明的大背景下观察，反思被主流学界奉为公理的意识形态教条，直接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启迪。
“东亚病夫”还是“超级大国”？
“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在我们头上多年，它深深地刺激着每个国人。以至当年“除四害、讲卫生”能形成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毛泽东将体育主管部门的职能定位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使中国一度成为全球最大的广播体操王国。即使体育主管部门转向去搞“产业化”之后，一场球赛的胜负都可能刺激国人敏感的神经，引发意想不到的事件。当年的女排是每个国人的骄傲，而男足则沦为盛满唾沫的痰盂。
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后，国力已今非昔比，歼20曝光更在网上激起了强烈的自豪感。中国在经济上是美国的债主，在武器上亦远非小米加步枪，在一些人看来，我们似乎已经摆脱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世界银行将各国分为“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其依据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4年以前），或人均国民总收入（1990年以后）。在有重重叠数据的几年里，比较两个指标，差异很小，将它们合并其来，可以表明中国相对地位的演化过程（见图一）。
图一：中国经济地位的演变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国际统计数据» 1990年以前
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后为人均国民总收入
统计局历年的«国际统计数据»，其相关数据取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由于世界银行的中国数据不完整，笔者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算出历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此即图中的“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两者差异很小。
数据告诉我们，中国自本世纪以来，逐渐离开低收入国家，接近中等收入国家。但在世界银行的标准中，所谓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相差无几，两组曲线几乎都贴在横轴上，它们距高收入国家几乎同样遥远。从2002年到2008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增长13,215美元。中等收入国家增长1,49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11.28%；低收入国家增长了130美元，是高收入国家的0.98%。世界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都被高收入国家卷走。
有人宣扬“G2”,似乎中国已与美国平起平坐，有人预言“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但至少在现在，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美国的6.18%。那为何美国对中国如此戒备？“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预言是否可信？不妨用数据的简单外推，做一个粗略的观察。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人均值/美国人均值的发展趋势（见图二）：
图二：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美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数据显示，如果维持过去的大趋势，40年后，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如果这真的成为现实，让我们想象一下将这是一个什么场景？由国际能源年鉴（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4）查出：美国和其他13个最富裕小国，占人口总数5.4%的人口，消费了27.7%的一次能源。而今中国人13亿人占全球60亿人的21.7%，如果我们也达到他们的水平，将需要消费全球能源的111%。这还需假设他们的消费不再增长，事实上，图一告诉我们，他们增长的绝对值比我们高出一个量级！
不突破地球资源制约，而达到图二预示的情景，逻辑上只有一个途径：高收入国家降低其消费水准。然而，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表明，美国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其现总统奥巴马则通过电视镜头向全世界明确宣布：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
强硬的小布什致力于维护美国生活方式，伪善的奥巴马则辩称：
“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当年的中国，几乎没有工业，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几乎为零。结果呢？英、法、荷、美、日，世界银行列出的“高收入国家”，仗着坚船利炮，几乎个个打过中国，中国是被他们打上工业化道路的。直到中国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后，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对台军售事件……几无消停。去年更将航母开进了黄海。“发达国家”之所有能力这样做，是因其人均资源的消耗远大于中国。高呼人权的奥巴马居然腆着脸要求中国负责“想出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显然，在奥巴马看来，美国人消耗资源的权利天然高于中国人，这就是他们的“天赋人权”、“普世价值”！
图一告诉我们，所谓中国的“崛起”，充其量处于萌芽阶段，图二告诉我们，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三四十年，势将危及“高收入国家”的安乐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视中国为“主要威胁”，责骂我们抢走了其“饭碗”，又将自己“国债累累”归咎于我们，还指责我们“掠夺资源”，将“地球变暖”甚至“摧毁地球”的罪责归咎与我们的原因。
他们显然懂得道德经的教导“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要趁中国尚未足够强大之前遏制之。所以中国人看到了一张张傲慢、狰狞、伪善有时又沮丧的嘴脸。其实，他们摆出什么嘴脸，这些嘴脸如何变幻，本无所谓。看强人脸色过日子，一辈子只能是奴才。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看清这是一个怎样的“林”，认清这“林”中的生存法则。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切入点是思考150年前，中国为什么沦落为半殖民地，为什么差点被列强瓜分、被日本鲸吞。
«河殇»：“先进”？“落后”？
其实，150年来，人们在不断地思考这个问题，严复、杨度、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做出过自己的回答。今天主流媒体上的主流观点，滥觞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6集电视政论片«河殇»。
150年来中国经历的苦难，被«河殇»归究为：黄土地上的“黄色文明”不敌起源于地中海的“蓝色文明”。在事实判断层面，其作者正确地写道：“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而在价值判断层面，“黄色文明”被描写为闭关自守、保守封闭、缺乏创业冲动、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没有市场机制、不重视知识分子、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神秘的超稳定结构……，“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甚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作者认为中国的“黄色文明”是大一统、专制的农业社会，它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却缺乏创新的动力，阻碍了向现代化的转型。
而对“蓝色文明”，作者一往情深地倾注了全部希望，甚至不惜以自己的民族英雄作为反衬：“公元一五八八年初，将星殒落，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长城，随著戚继光的去世，不再有任何意义。与此同时，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整装待发，出征英国，去揭开近代世界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作者忘了提及，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靠“无敌舰队”横行于地中海和大西洋，掠夺金银财宝而致富，成为现代主流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出征英国那“轰轰烈烈的一页”，结果是“无敌舰队”全军覆没。从此以后西班牙急剧衰落，“海上霸主”的地位被英国取代。此后的大英帝国海军，轰开中国大门，将鸦片贸易强加于国人，以维护“自由贸易”这一“普世价值”。
作者也忘了提及，戚继光的对手倭寇，后来发展为大日本帝国皇军，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从甲午战争的割台湾、琉球，到占领东北、华北，直到全面侵华。
长期以来，人们相信“落后就要挨打”，将这150年中国的惨痛经历归咎于自己的“落后”。在反思何为“落后”时，对比“黄色文明”和“蓝色文明”，凡有差异之处，均视为我们的“落后”，于是强盗们反而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甚至代表了“普世价值”----也就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走上了“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道路。而补课30年后，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主流观点”经不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是毛泽东那一代人的痛切体验。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世界，再次将这个问题摆到了国人面前。迫使我们再次深思何为“先进”与“落后”。
市场经济？
在主流观点看来，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是150年前我们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从这个观点看，连鸦片战争都有理由为大英帝国辩护。«历史教学»2003年12期发表张宏伟、蔡中坚的论文«鸦片战争也应有“维护商业”性质»，更有人在天涯论坛上发文，称鸦片战争被“误读”，“其实质是反垄断和贸易自由”。（见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历史教学»的读者群是中学教师，市场经济的神圣地位就通过这样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头脑。
然而，中国和日本的明清经济史专家早就认识到，中国的农业经济自1500年起越来越商业化了。研究经济史的西方学者则发现：西方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中华帝国晚期则是在实践自由市场。。
拉蒙.迈尔斯(Ramon Myers)描述了中华帝国晚期的“网状”经济，它由小规模经济组织组成，它们在高度竞争环境中相互结成契约关系，并且几乎完全依靠市场解决交易费用问题。（见JohnLee,“Trade and Economy in Preindustrial EastAsia，c.1500-c.1800: Easl Asianin the Age of GlobalIntegration,”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8,1(1999),p.19.）如果了解如今闽浙地区的“块状经济”，这种状态并不令人惊异。
彭慕兰考察了阻碍市场发育的因素，诸如政府干预、特权垄断、行会和习俗限制等，并特别重视土地买卖和劳动力市场的自由程度，结论是，中国的江南比英格兰略有优势。且直到1789年，“西欧的土地、劳动力和产品市场……整体上可能比中国大多数地方离完善的竞争更远----这就是说，它更不像是由能够自由选择贸易对象的众多买卖人所组成，因此更不符合亚当•斯密所预见的增长过程”。(见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eonomy”(Princ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17)
与之对比，清朝廷宫所需物品，比明代自办者减少，向市场购买的更多。康熙十四年（1657年）禁止“里攤”（官方强征强买），康熙十五年规定官家仗势强买，“不开实价”等“具照贪官罪例”（见朱伯康等«中国经济史»（下）p435）。
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民间商业有长足的发展。北方经商者以晋商为主，“京师大贾多晋人”（徐珂：《清稗类钞》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从“乾隆朝刑科题本”、“宗人府来文”、“内务府来文”和“刑法部档案”等，摘录晋商个人样本136例，时间从乾隆元年(1736)到宣统清亡为止(1911)，分析了在京晋商的面貌：
“这些晋商在北京从事商业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近30个行当，计银钱店13家(内3家称烟钱铺，系钱业和烟业兼行)，粮店8家，酒铺、油盐店、砖瓦厂各5家，烟铺、茶馆各4家，当铺、干果店、碾房(碓房)各3家，煤铺、木厂、杂货铺、粥铺、客店各2家，估衣铺、成衣铺、饽饽铺、饭店、草铺、香铺、铜锡器店、古玩店、羽缨局各1家，还有开设炉房、铜器作坊、小煤窑、砖瓦窑，从事贩羊、贩骡马买卖和在工部铸钱局工作等。”（郭松义《清代北京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之繁荣。郭松义指出：“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真正的大商家不过几家、十几家，更多的是那些中小商家。在北京，正是这些中小晋商勤奋努力，不顾本小利薄，把铺面开到街头巷尾，既流通了物资，也方便了百姓，使城市得以运转，体现它的生机，从而显示了晋商在北京的深厚基础和无限实力”（同上）
晋商在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大范围的国内外贸易，催生了早期金融组织“帐局”、“钱庄”、“票号”等。
从全国范围看，刘秀生逐一检索清代地方志，“竟呈现一幅覆盖清代全部版图的一个完整的商业交通网”，他将其划分为十条交通干线。可见清代已经存在一个全国流通的大市场。（刘秀生«清代国内商业交通考略»）
十八世纪的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被称为近代第一个经济学家。在他笔下，中华帝国相当于“整个欧洲，如果后者在单一主权下统一起来的话”。稍晚的亚当·斯密（1723～1790）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鼻祖，他也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不亚于欧洲所有国家加在一起的市场”。刘秀生的考证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与之相比，亚当•斯密在1776年评论道“中国是一个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远为富裕的国家。”（见«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系的谱系»〔意〕乔万尼·阿里吉）事实上，无论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东方的看法，还是近年的研究成果，二者都表明，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大、经济总量最大的地区。
可见在清代，市场经济的发达至少不亚于西欧。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后果，美国历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教授黄宗智这样描写道：
“在华北，商业化给某些人提供了致富机会，同时给许多其他人带来了贫困，后者接受了市场风险但没能成功。在长江三角洲，以棉花和桑树种植为代表的内卷式商业化使在农业经济能够吸纳更多的人口，但它没有根本改变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环境。人口压力和不平等并存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贫农阶级(在绝时数量上，即使并不必然在人口比例上)，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和佃农，后者也受雇打短工。”(见PhilipC.C.Huang,“Development on In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China?A Review of Kenneth Pomeranzs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61, (2002)，p.531)
显然黄宗智注意到自由竞争造成了社会分裂和社会环境恶化。
过去30年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自由竞争确实能催生出巨大的财富，同时也使社会迅速分化，社会认同瓦解，道德崩溃；使国家成为一头肥硕而缺乏自卫能力的羔羊。清末民初，正是这种状态，使中国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主流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必须配之以宪政民主。而民初我们就有过类似的政治构架，结果却是各地军阀在不同列强的操控下割据一方，成为其“势力范围”的代理人，国家则陷入百年动乱之中。
可见，问题的关键跟本不在于“市场经济”与否，而在于理解当今主流文明的运行机制。只从“市场经济”的视角看问题，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甚至是瞎子摸象。要理解现实与历史，必须观察当今主流文明的起源、历程与运行机制。
二、过程：主流文明的本质
上个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能看懂“数理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机车专业毕业的茅于轼，用约束条件下求目标函数极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论”，出版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
自此，“市场经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源自几何学，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构建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必须有的，不加证明、也不能证明的起点。
茅于轼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背后的数学模型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而这个数学模型不含时间变量，即隐含地假设“约束”与“目标函数”都是不变的，整个经济体系如同按某种方案设计的钟表，可以在不变的结构与环境下永远运行下去，然而，这却不符合事实。
“资本积累”过程
从长期的视角看，推动市场经济运行的是利润，是挣钱。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的基本功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得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和费雪的货币数量理论----价格稳定的基础是：货币存量与真实财富同步增减。但现实中，货币还有另外的重要功能。
其一是作为财富被窖藏。在传统社会中，这一功能相当明显，财主们偏好窖藏铜钱，屡屡造成“钱荒”。非但土财主如此，皇帝老儿亦如是。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发现，崇祯“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转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尽管国军因缺饷而士气低落，早已危及社稷。
在现代主流文明中，财主们窖藏铜钱的保守偏好被“以钱生钱”的进取精神取代，现代的信条是理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利润极大化”。事实上，“利润极大化”是现代主流文明中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则。于是同为货币，分化为两类：一类履行交易媒介的职能；一类追逐“以钱生钱”。每一个交易环节中，都有一部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转化为利润，加入“以钱生钱”的行列，这就是资本积累过程。
假以时日，两者间的比例向逐利资金（即资本）倾斜，履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越来越难以满足资本的胃口。于是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就业不足”、“经济紧缩”……，这些其实都是两类货币失衡产生的产物，是资本积累过程必然的逻辑结果。早期的解决之道是销毁“过剩”的产品，破坏“过剩”的产能，由此引发了无数悲剧，导致社会剧烈动荡。为了应付这一难题，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反周期”政策：当经济出现收缩时，向不足的有效需求注入额外的资金，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正如张维迎指出的，这是一个饮鸩止渴的药方。它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速度。长此以往，货币对应的真实财富越来越稀薄，终将导致货币制度的崩溃。这一切，不仅是逻辑分析的结论，更为统计数据所证实。（见王中宇«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 科学时报 2009年11月5日A3版）
几年前，在一次校友聚会时，我概要地谈了上述观点。一位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校友评价道：“你这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当时我很纳闷，我只是谈了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根本没有引证马克思，何以成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
当然，我年轻时读过马克思，包括资本论。坦率地说没有读懂。现在回顾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学不是我的专业，业余浏览而已，没有动力去搞通那艰深的译文；其二，更重要的是，那时的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切身体会，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所以在80年代，对包括茅于轼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我信任他们恰如在数学领域信任高斯、欧拉、希尔伯特。
过去30年的切身经验给了我观察问题的视角；统计数据让我可以超越个别案例进行全局、动态观察；偏于数学的专业背景给了我分析思路和工具。这位校友的评价，提醒我回顾马克思。我发现，马克思与主流经济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析视角。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模型，不涉及时间变量，隐含地假设当代主流经济体系永恒存在，而将它的发生、演化过程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马克思将经济系统视为动态系统，用各子系统间的关系来解释整个系统的演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帽子。
然而，生活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观察到更多、更广的现象，拥有比马克思时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要直面现实，就不可能成为“原教旨主义者”。事实上，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马克思理论的某些局限性。“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还是留给言必称亚当•斯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吧。
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遇到的悖论
马克思理论在历史上遇到过一个悖论：理论上最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西欧、北美，均未爆发这样的革命。相反这里成为第二国际的市场，面对帝国主义战争，那里的工人阶级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本国军队，充当各国资产阶级的炮灰而相互厮杀。
在理论上基本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条件的俄国和中国，大学者普列汉诺夫和陈独秀基于正统的马克思理论，都怀疑本国能否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而现实是，正是在俄国和中国爆发了二十世纪最为暴烈，也最具历史影响力的革命。
这让人们不能不思考，当今主流文明生命力的基础在那里？
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显示出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地域视角看，马克思最为人熟知，也最深刻的论述可能是«共产党宣言» 中的：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对于当今风靡一时的“全球化”，很难有比这更准确、更深刻的表述。可见马克思在地域方面看到的是“趋同”。这使他的分析里缺乏对区域差异的关注。他的分析隐含地假设关键性的矛盾都在一个同质区域的内部。
马克思理论的视角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商品与货币、需求与产能、资本与劳动等概念张成。在这个理论空间中，前述资本积累过程造成了关键性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间的矛盾，它势将引起社会革命，因为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视角看，发达国家实现了最彻底的阶级分化，生产资料已经高度社会化，并主要掌握在极少数富豪手中，绝大多数人口掌握的生产资料与大资本相比微不足道。然而，这里的无产阶级生活水平远高于周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同样从事简单劳动，他们的收入是周边国家同等劳力的数倍到数十倍，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强度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他们享受的社会保障，则是周边国家同行不敢想象的。称资本利润来自他们的剩余劳动，实在缺乏说服力。而事实上，全球资本在迅速积累，那这积累的源头何在？谁为资本提供了利润？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十年后全球的区域差异及其社会影响就进入了恩格斯的视野。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时的英国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区，而在恩格斯的眼中，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这一分析视角随后在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主要被视为革命实践家，但在对当代主流文明的认识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绝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将区域差异的视角带入了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列宁的学术价值远高于普列汉诺夫。
“无产阶级化”过程
英国：从“羊吃人”到“剥削全世界的民族”
十五、十六世纪是现代主流文明在英国发育的时代，那时英国、尼德蓝（荷兰）等国的毛织业很繁荣。毛纺与养羊成了利润丰厚的行当。英国的地主纷纷用篱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农民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圈地运动”，它瓦解传统的社会结构，破坏家庭手工业，开启了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
被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抛出的人们成了流浪汉。政府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办。通常，对于那些流浪的农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发现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发现他仍在流浪，就要处以死刑。
后来，英国国会又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凡是流浪一个月还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经告发，就要被卖为奴隶，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驱使他从事任何劳动。这种奴隶如果逃亡，抓回来就要被判为终身的奴隶。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处死刑。任何人都有权将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学徒，当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两代国王统治时期，曾经处死了大批流浪汉。这个野蛮的过程为毛纺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也造了英国工人悲惨的处境。这一过程被史学家称为“羊吃人”，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写的悲惨景象。正是他们为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来源。
然而，到1892年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译文写序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已经有所改善。对此，恩格斯分析道：“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他已经意识到，导致英国工人阶级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当今主流经济学奠基人之一，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这样描述1865年的英国：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奥得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区；澳大利亚有我们的牧羊场，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送来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向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布东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的棉花长期以来栽培在美国南部，现已扩展到地球每个温暖地区。”
这时英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经完成，英国已经确立了自己在现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权地位，在全球产业链中已经占据了丰饶的“利润池”，其利润来源地已经分布于如此广阔的地域。著名的“英国绅士风度”和英国无产阶级地位的改善，均建立在这个“利润池”之上。当考茨基向恩格斯询问英国工人的政治态度时，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和自由激进党，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而这一切的背面，是“不发达地区”的资源外流、人民处境恶化、社会矛盾激化。历史告诉我们，在英国的案例中，真正提供利润源的，是正处于无产阶级化过程中的传统社会成员。一旦无产阶级化完成，利润源就主要依赖“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亦即依赖其他地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杰文斯告诉我们，俄罗斯就是其中之一。
俄罗斯：从“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义”
俄罗斯步入现代主流文明，是从彼得大帝的“解放”（1861年）开始。此前的俄罗斯在当时的主流文明眼中，是一个落后甚至野蛮的国度。这不但是西欧各国的看法，也是俄罗斯内部很多精英人士看法。于是有了斯拉夫派与西化派的争论。结果西化派取胜，彼得大帝启动了全面西化的潮流。罗曼诺夫王朝以“解放”的名义，用暴力摧毁了本土的基层社会结构--农村公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必需的“要素”—廉价的土地和失去生计的劳力。从彼得大帝的“解放”，到斯托雷平的“改革”（1907——1914），在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
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亿卢布，1911--1913年就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卢布，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与此同时国内饥饿与失业蔓延，俄国农民争取面包和土地的斗争延绵不绝。回顾前引杰文斯的话，可见俄罗斯平民百姓同时供养着两类“掠食动物”本国资本家和“发达国家”。正是俄罗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为本国与“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提供了利润源。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马克思的后继者中，最激进的派别在俄罗斯获得了发育壮大的土壤，而“发达国家”则成了第二国际的温床。
在“发达国家”的遏制下，俄罗斯未能步英国的后尘，及时占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获取外部利润，缓解内部矛盾。结果内部矛盾激化，导致了1904—1906年和1917年的革命。此后的苏联面对同样的难题，于是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的外部利润源，提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排除其意识形态色彩，可以看出，这与当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异曲同工。与之相比，为达到同一目的，“全球化”理论更有学术味，显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达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义”则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为“社会帝国主义”。
俄罗斯的案例告诉我们，传统社会瓦解，其劳动者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资本利润的主要来源，一旦无产阶级化完成，资本就不得不在外部寻求利润源，并出让一部分外来利润安抚无产阶级。否者矛盾重重积累的社会将必面对二择一的局面：或者靠暴力压制维持稳定，或者社会冲突爆发摧毁现有结构。而且，这两个局面将会相互转换。暴力维稳，不能化解矛盾，只能使内应力急速积累，早晚冲破压制力，导致社会冲突公开爆发；而社会冲突公开爆发，造成人命伤亡和财产毁灭，使资本更无力占有全球产业链的上层，更无可能获得外部利润来源，相反一个孱弱的国度，是发达国家掠夺的绝佳对象，于是内部矛盾将再次积累，只有暴力方可“维稳”，于是“今天的你我，只好重复昨天的故事”。
中国：2.3亿农民工
如果英、俄的案例距今久远，我们缺乏切身的体验，中国持续了30年的农民工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眼前、身边。法律上，农民工大多拥有一小片耕地，还拥有自己的宅基地，所以正统理论从未将他们视为“无产阶级”。相当长的时期内，他们甚至不在工会的视野之内。直到2003年中国工会十四大报告才提出“一大批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成员”。次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认可了这一提法：“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工的生存，一方面来自打工的工薪收入，一方面来自农业。这样的生存状态，使资本可以大大压低所需支付的劳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水平之下——农民工的定居和后代繁衍主要依赖农村而非工薪。所以有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留守儿童”和“空心村”现象。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有89.8%每周工作时间超过劳动法规定的44小时，从行业看，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最短的是制造业（58.2小时）；最长的是住宿餐饮业（61.3小时）。有近六成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为其缴纳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15.6%，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也显著低于其他行业。
站在资本利润极大化的立场上，劳动力不过是“要素”之一，与其他要素一样，必须以尽可能低的代价获得，尽可能高的效率使用。从这个视角看，农民工无疑是极为“优良”的“要素”，无怪乎主流经济学家将中国的经济战略建立在廉价劳力的基础上。
对资本更为有利的是，根本无需顾虑雇员就业（亦即生计）的稳定性，可以根据市场波动自由地增减雇佣人数。反正失业的农民工最终可回到土地上，而不至于成为聚集在城市里走投无路的“暴民”。一年一度的“春运”，就承担着这种全国范围内劳动力配置大调节的机制。
“深圳模式”被长期视为发展的典范，它有两个众所周知的特点：其一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二是劳力的主要构成是外来农民工。观察深圳30年的历程，有助于理解利润的来源。
图三是深圳的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1987年它就达到94.36%，1994年更高达248.49%。可见其经济对外依赖之深。
图三：深圳，出口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图四是深圳的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其演化总趋势为波动中下降。1980年为16.16%，2003年降至9.09%，仅为1980年的56.2%。
图四：深圳，工资总额/本市生产总值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的出口高速攀升（见图五）
图五：深圳，进出口数据
数据取自«深圳统计年鉴2010»
媒体曾无数次报道，我国劳力密集型商品出口价格之低，占其最终售价的比重之微。自称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郎咸平告诉我们“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为最终售价的2.5%！即使农民工的工资涨10倍，他们也只能得到最终售价的1/4。
富士康发生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苹果公司发言人道林表示：“我们正在与富士康高层进行沟通。苹果非常有决心确保我们整个供应链是安全的，并确保工人享有尊重与尊严。”然而，郭台铭不过是IT产业链上利润最低的“代工”环节的包工头，在这个意义上，他与山西黑煤窑的包工头没有质的区别。在这个事件上装腔作势的苹果公司，正是靠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将成本压到底线，从而获得滚滚利润，成为IT界的翘楚。正如IT商业新闻网指出的“如果失去富士康产品制造基地，苹果惠普戴尔们将面临利益的最大损失”（«受苹果惠普戴尔牵连 富士康发生“12连跳”» IT商业新闻网2010-05-27）
资本获利的主要秘诀就是控制产业链，用业界的行话说，就是“渠道为王”。这一切证明：对农民工劳动成果的剥夺，是国际资本积累的真正源头。
过去30年，深圳的发展伴随着中国农民“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导致了学、政两界对耕地应否自由买卖的争论。
主张土地自由买卖的人，强调卖土地可以给农民提供创业的初始资金，使其走上“自我创业”的道路。考诸历史和现实，这一论辩显然是虚伪的。当年的斯托雷平“改革”，用的是类似论据，其结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极少数资本家手中，农民则大量论为无业游民，为上个世纪初俄罗斯的大动乱与革命制造了社会条件。我们的经验则证明，土地向大资本集团集中的潮流势不可当，而在知识、信息、社会地位方面缺乏优势的小农，靠卖地所得的那点钱创业，十之八九将以破产告终。任这一趋势自由发展，斯托雷平“改革”的前景，正在向我们招手。
反对土地自由买卖的人，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耕地对社会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产性的而是社会保障性的，一旦失去这一“保障”，终将导致农民生计无着，引发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这一论辩强调对农民的保障，但现实中这样的“保障”对农民日渐失去吸引力。农民工的第二代已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土地上，他们正在演化为完全依赖工薪为生的人，成为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事实表明，在主流文明中，无法阻止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因为这个过程是主流文明赖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无产阶级化”的完成，对资本而言却未必是福音。它支付的工资现在必须包括雇员定居与养家的部分，否则就找不到为其工作的人。它必须顾及雇员就业起码的稳定性，否则大量的失业将导致社会治安恶化，危及企业的生存环境。一个个具体的资本家或许无需顾及这个问题，但这是“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管理委员会”—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难题。这就是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正在萌芽的动态。英国资产阶级靠向外扩张，攫取海外利润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使整个英国成了“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俄国资产阶级无力获得足够的海外利润（事实上他们一直力图东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结果是社会动乱与革命。史鉴历历，13亿中国人有可能成为“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吗？
“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过程的耦合
上边，我们看到了主流文明中两个重要的过程：资本积累过程和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耦合，维持着主流文明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化过程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积累过程对廉价劳力的需求，推动政权机器去瓦解传统社会，强行推进社会成员的无产阶级化。在这方面，主流文明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英国是“圈地运动”和“羊吃人”，在俄国是农奴“解放”，在美国是屠杀印第安人和贩卖黑奴，在中国则是“农民工”。单独观察，这些案例差异极大，几无共性。但它们有共同的内核：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而这源自资本积累过程的需求。
事实上，任何一个过程都不可能单独进行，它们是同一个人的两条腿，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两个过程将地球区分为不同的地域，发达国家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顶层，是资本积累过程的核心，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底层，是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舞台。于是人们在发达国家看到富足、文明、法制、和谐，而在发展中国家看到贫困、野蛮、混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见，在主流文明中，重大的社会动荡与革命发生在发展中地区而非发达地区，是必然的。
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货币发行量的增长速度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速度。长此以往，货币对应的真实财富越来越稀薄，终将导致货币制度的崩溃。幸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实施“外向型经济”，不得不以发达国家的货币结算。结果发达国家的货币覆盖范围超出国界，缓解了货币贬值的压力。这其实是靠印钞票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于是人们看到，低廉的“made in china”使滥发钞票的美国可以长期保持低通胀。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这两个过程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这两个过程的耦合，恰如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这样的基因，决定了当代主流文明在地域上的基本特征----扩张。
三、演化、尽头、突变
前引杰文斯的观察展示了当时全球主流文明的图景：英国是主流文明的“卧室”，它靠来自广大地区的资源供养。这些地区，既有大英帝国的领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罗斯这样的力图“崛起”的国家，还有中国这样的被两次鸦片战争打得晕头转向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着粮田、牧场、厨房乃至厕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国绅士，无师自通地领会了孟子的教诲“是以君子远庖厨”，将一切肮脏、残忍的作业都放到了这样的地区。
在同一枚铜钱的另一面，不得不实施资源净输出的广大地区，其上层一方面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要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源，以实现自己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崛起”准备条件，于是不得不严酷地压榨本国劳动者。可见“发达国家”阶级关系缓和，以周边国家社会矛盾激化为代价。所以，当年是在俄国而非英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是中国而非日本爆发了辛亥革命和随后一个世纪的战乱；是德国而非法国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并力图向外扩张，同“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
这样的现实，展示了全球经济的核心--边缘结构，引导一批学者，如布罗代尔、阿明、沃勒斯坦、弗兰克、彭慕兰、阿锐基等，从地区间对比展开分析。然而，这样的格局绝非永恒的，它不过是一个长期膨胀过程中的一个断面。研究现代文明史的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过程回溯到15世纪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亚地区的独立城邦----热那亚共和国。
扩张与转移
意大利学者阿锐基，基于对历史的分析，将主流文明的扩张分为4个阶段：
以热那亚共和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350年起步到1630年终止，共经历280年；以荷兰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560年起步到1780年终止，共经历220年；以英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760年起步到1930年终止，共经历170年；以美国为霸权中心的阶段，从1870年至今尚未结束。两个相邻阶段有部分时间重叠，表现出两个霸权间的竞争。总的趋势是，扩张速度越来越快。（见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
史实告诉我们，当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设计出的永动机，只要遵循其普世价值就可以永远运转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类。相反，它是一个历史过程。从热那亚时代开始，短短500年间，经过4次蜕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国世纪”。主流文明每一次蜕皮，都开创了更大的扩张空间。作为代价，则抛弃了许多造就过去辉煌的因素，因此，显得与上一个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来主流文明一以贯之，绝无改变的，是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传统社会，使社会成员一步步无产阶级化，为资本积累提供利润。
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既用了资本家引以为自豪的经济手段，也用了他们避讳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谓“国家（或城市）竞争力指标”，其实就是引导政府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指标；所谓议会民主，盘点一下议会成员的构成与主张，就不难明白，它其实是哈耶克的“财富控制权力”。将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从热那亚时代的海盗商人，到发动鸦片战争的东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世界霸权。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使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态势？
图六是美国国家地理绘制的世界夜景地图。夜间灯光的强弱，无疑标志着该地区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将上述各阶段的霸权中心标在世界夜景地图上，可见它们至今都是最繁华的区域。随着主流文明的扩张，其核心区从地中海北岸转移到英吉利海峡两岸，再转移到北大西洋两岸。不少学者预言，下一步的转移轨迹是太平洋两岸，从图上看，美国的西海岸和东亚地区是仅次于北大西洋两岸的强光区，似乎在印证这一预言。
图六：世界夜景地图
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绘制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美、中、加、意、英、荷、韩、墨等八国学者携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5－2006）》，报道称：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报告评估了全球11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所着眼的视角包括人才、企业、生活环境、商务环境、社会环境、产业、城市规模、质量、效率、增长、就业、结构、效益等等。可见它本质上是资本选择落脚地的视角。
注意到现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诞生，它发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国家，资本以城市为“据点”向外扩张。各地区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反映的，其实是“资本按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程度。将上述报告中的110个城市按各大区汇总排序，得出表一：
表一：各大区城市综合竞争力
地区 |
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 |
上榜城市（按综合竞争力指数排序） |
美国 |
19.9722 |
纽约、洛杉矶、圣弗朗西斯科、芝加哥、圣地亚哥、费城、华盛顿、波士顿、圣何塞、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休斯敦、萨克拉门托、达拉斯、夏洛特、菲尼克斯、丹佛、拉斯维加斯、巴尔的摩、底特律、迈阿密、圣安东尼奥、密尔沃基、亚特兰大、奥斯丁、哥伦布、匹兹堡、波特兰、孟菲斯、圣路易斯、印第安纳波利斯、辛辛那提、纳什维尔、克利夫兰 |
欧洲 |
14.4523 |
都柏林、伦敦、巴黎、法兰克福、米兰、布鲁塞尔、哥本哈根、巴塞罗纳、马德里、罗马、汉堡、慕尼黑、阿姆斯特丹、格拉斯哥、苏黎世、柏林、纽伦堡、日内瓦、里昂、维也纳、利物浦 |
中国 |
7.8813 |
香港、台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高雄、澳门、杭州、大连、苏州、厦门、青岛、天津、成都、南京、珠海、温州、长沙、西安、合肥、重庆 |
东北亚 |
5.8680 |
东京、首尔、横滨、大阪、川崎、名古屋、札幌、仙台、京都、釜山、神户、蔚山 |
加拿大 |
2.9778 |
多伦多、卡尔加里、温哥华、渥太华、蒙特利尔、埃德蒙顿、温尼伯 |
澳洲 |
2.5491 |
墨尔本、堪培拉、布里斯班、悉尼、奥克兰、惠灵顿 |
中东 |
0.7368 |
迪拜、开罗 |
东南亚 |
0.5360 |
新加坡 |
中南美 |
0.4480 |
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 |
撒哈拉以南非洲 |
0.4361 |
开普敦、约翰内斯堡 |
可见，欧美之外，中国和东北亚是累计综合竞争力指数最高的地区，亦即被资本按自己面貌改造得最彻底的地区。
“中国世纪”？
这样的态势，在媒体上引发了“中国崛起类似于美国崛起”，21世纪会不会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讨论。新华出版社推出了«中国世纪»一书（刘涛2010-10-1），书中称：
“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人的身影遍布赞比亚的铜矿、亚马逊的森林和平原、马达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亚的油田：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投资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购下德国的飞机场；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美国伊利洛伊州期待中国投资者来拯救该州摇摇欲坠的财政收支、并期待中国投资者来参与美国的基础建设；10年前我们哪里敢想象根据银行市值全球十大银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个位置为中国银行所占据，中国的力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力量．而是拉动世界能源市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引导世界经济发展的世界性力量。”
这里分明显示出与前引杰文斯类似的气势。书中，刘涛开宗明义，引证西方研究霸权问题的权威学者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西方也有杰出的战略家、社会政治理论家，比如说保罗•肯尼迪、布热津斯基、亨廷顿、基辛格、海尔穆特•施米特等，他们或是从客观现实的分析性模式，或是从社会政治理论模式出发，或以赞赏的眼光，或从威胁的角度谆谆告诫西方世界：中国必将崛起。”
基于此，刘涛激情地呼唤：
“无论西方怎么看待我们，富裕强大起来的中国，必须从今天开始，拿起调色板和水彩笔来绘制未来中国和未来世界的蓝图，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们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场上讨论未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胆怯。”
中国能否像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崛起一样，掀开类似于“美国世纪”的“中国世纪”？问题的关键在于，现代主流文明这一扩张过程，是否还有扩张空间？
如今，“美国世纪”似乎正在走向晚期，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态势？
“美国世纪”现状观察
资本积累过程的视角
从资本积累的视角看，图七是美国联储公布的货币发行量，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
图七：美国国货币发行量数据来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货币发行量分为两个层次：M1为现金、活期存款和旅行者支票，其功能为交易媒介；M2为M1加上各种其他存款（银行需为之支付利息）。可见（M2-M1）/M1可作为观察逐利资金演化的指标（见图八）。
图八：美国（M2-M1）/M1数据来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1959年1月，逐利资金大体与交易媒介相当，而到2008年8月，逐利资金为交易媒介的451.5%。从长时间尺度看（图中虚线）资本积累呈指数增长态势。
至于中国，图九为货币供应量与社会财富的演化趋势，货币供应量以远高于GDP的速度膨胀。
图九：中国：货币供应量与GDP演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图十为货币供应量的构成：
图十：中国货币供应量构成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显示，作为逐利资金的准货币，所占比重持续扩大，而作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现金，所占比重则明显萎缩。
证监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尽管遇到了金融危机，尽管金融当局采取了严厉的调控措施，资本市场的月筹资额依然大幅度跃升，其趋势线从2003年1月的50亿元左右升至2010年11月的800亿元左右，不到8年，整整上升了一个数量级，2010年11月的实际筹资额则高达1672.3亿元，是2003年1月实际筹资额的23倍以上。这反映社会上的逐利资金呈指数增长的态势（见图十一）。
图十一：中国资本市场月筹资量
数据来源：证监会逐月«证券市场月报»
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逐利资金都在加速膨胀的过程中。
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
加速膨胀的资本积累过程需要相应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在“美国世纪”中，主流文明核心区，已经远比热那亚时代庞大。于是，亚、非、拉第三世界成为无产阶级化的大舞台，这一过程既造就了“拉美化”，也造就了“四小龙”、“四小虎”；既造就了饥饿的非洲，也造就了贫困的南亚；既造就了中东的石油富豪，也造就了中亚的恐怖主义温床。
80年代以后，中国加入了这一过程，为国际资本的积累开创了又一个黄金时代。
观察图六，不难联想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全球从地域上看，大体存在三类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的中心区，它是金融资本的“卧室”，这里设施完备、法制健全、社会保障可靠，即便是无产阶级，其生存条件也远优于周边地区大多数居民。在图中，这是那些亮度最高的地区。
一类是主流文明尚未覆盖的“边缘”地区，这里的人们还生活在传统文明中，与主流文明交流甚少。在图六中，这是那些几无灯光的地区。
一类是无产阶级化过程正在进行的“半边缘”地区，正是这一过程中的劳动力，为资本积累过程提供了主要的利润源。这个地区的经济必然是外向型的，它在全球产业链中必然处于底层。在图中六，这是那些灯光稀疏的地区。中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地区以输出劳力的方式支撑无产阶级化过程，以点亮“核心区”的灯光。
2005年，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撰文指出：
“中国的发展给世界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利益。在华的外商投资企业大多数都受益，所获利润高于在其他地方的投资。据统计，从1990—2004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仅利润的汇出额一项，就高达2506亿美元，考虑到其他间接获利的因素，外商从中国获得的利润远远大于这个数。2003年，外商在华投资工业企业利润率为6.6%，比当年世界财富500强这一指标要高出很多。”（薄熙来《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人民日报2005年05月23日）
对此，西方媒体也坦然承认。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曾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长篇专题报道指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明显”和“令人惊讶”的好处。摩根斯坦利的报告显示：过去10年，中国的廉价产品使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美国制造商则获利更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更指出，“在2000年－2001年美国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国的强劲发展，整个世界逃脱了衰退的一劫”。“逃脱一劫”，这就是中国加入这一进程对国际资本价值。
西方学者确实坦诚得可爱。美国畅销书作者尼尔•弗格森在其新书《金钱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将中国与美国合为一体：“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国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中国人获得增长，美国人得到低通胀和低利率。生动地展示了“资本积累”与“无产阶级化”两个过程间的血肉关系。他们在中国的应声虫则随声呼应：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更何况在当今世界同心协力抗击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中国为了展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持美国国债也有着更多的含义。”（《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
以自己国民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支撑国际资本的积累过程，这就是“美国世纪”后半期，中国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的实际角色。
然而，中国劳动力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在中国进行了30年，现已进入晚期。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村留下的劳力已基本上是老弱病残，在农村最显眼的是“留守儿童”和“空心村”。已有研究农区的学者在预测“农耕文明”的消亡时刻，研究牧区的学者在预测“游牧文明”的消亡时刻。这意味这，传统文明已不能为“无产阶级化”过程继续补充“燃料”了。
其二、深圳的数据显示，劳工工资比重下降的趋势在2003年已经触底（见图四）。2003年起，广东出现了民工荒，迫使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的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见«“民工荒”重塑劳资新局? 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广州日报 2004-08-09）这表明，劳工已无法靠传统行业的收入来弥补维持了30年的极低工资，传统文明的消亡，迫使资本必须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支付成本。在产品最终售价中，劳力成本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的美好年代，正在与资本家挥手作别。
其三、包括通钢事件、富士康13跳事件在内的恶性社会事件越来越密集，强度越来越高，表明完成了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力，越来越无法在几无保障的环境中生存，越来越无法为资本家承担经济波动的风险。这迫使政府改变为利润极大化保驾护航的政策取向，不得不开始注意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这必将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危及资本积累过程的可持续性。
随着“无产阶级化”过程进入晚期，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点，既有的运行机制越来越难以为继，学界必须为中国的未来道路探寻方向。
前途：英国道路还是俄国道路？
显然，对“上流社会”而言，最理想的是坚持主流文明，坚持“与国际接轨”。当然，他们心目中的“国际”只是欧美上流社会，不包括亚、非、拉那些穷鬼。这样他们可以继续高速积累资本，在此基础上，学习英国的绅士风度、法国的浪漫情调和美国的普世价值。甚至可以将美国佬今天的宝座也抢来坐一坐。“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大丈夫当如是也！”
然而，当国内无力支撑资本积累和无产阶化两个过程后，主流文明该如何坚持？历史给了我们两个参考样本：英国与俄国。
由«中国世纪»一书可看出，在刘涛的心目中是英国道路：依靠外部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来维持内部的资本积累过程。当初，这条道路使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化，成为一个食利者民族。然而这条道路对中国可行吗？
1800年，英国本土不过约1000万人口，而支撑其资本积累过程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在印度、中国、俄罗斯、美洲的广大地域上展开。今天中国超过13亿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国那样演变成一个资产阶级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
图六显示，地球上几无灯光的区域还很大，现代主流文明似乎还存在相当大的扩展空间，虽然不再像当初的英国那样，有看似无限的扩张空间。但毕竟时代在进步，技术更先进，只要提高效率，我们未必没有机会。
然而，扩张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化”过程，它在“人口空间”而非“地理空间”上展开。从人口空间的视角，我们能看到什么格局？2009年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研究人员依照人口总数而非土地面积绘制了另类的世界地图（图十二）
图十二：按人口总数绘制的世界地图
在图十二中，地中海北岸是一个非常小的地区，对它而言，可扩张空间近乎无限。英国和整个西欧也不大，但从全球范围看已经能感受到扩张空间的制约，其后果就是19--20世纪西方国家几无休止地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到美国成为主流文明的中心后，核心区事实上包括了西欧、北美、日本和澳洲。他们的扩张需求相对于全球空间，已经至为拥挤，必须由最强大的暴力来维持这个拥挤空间的秩序，否则战乱会毁掉这个主流文明。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未被战火殃及，反而大发战争横财的美国扮演了这个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国世纪”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
而今，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已进入晚期，从图六的灯光分布看，印度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也演进到相当程度，这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两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支撑着当前“美国世纪”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积累过程是一个指数增长的过程，如果将出现一个“中国世纪”，支撑它的外部无产阶级化过程至少不能低于“美国世纪”所需，看看图十二，上哪里寻找容纳这个过程的外部“人口空间”？
当年的俄国，没能走通英国道路，无法缓解无产阶化过程造成的社会矛盾。而其上层统治集团（以斯托雷平为代表），下决心“与国际接轨”，走主流文明之路。这个集团一方面对内强化恐怖统治，将“斯托雷平的领带”（绞索）挂遍全国，一方面积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就是其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
为此，俄国不惜巨资，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说：这条铁路修成后，将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后，除参加八国联军外，俄军还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单独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宣称：“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注：布哈拉是被成吉思汗占领的中亚突厥人城市）。1903年8月俄国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这一系列扩张行为的背后，是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从新疆中俄边境的乔戈里峰直到海参崴划一条直线，将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划归俄国。
但东北同样是日本觊觎的目标，在我们的国土上，两个强盗终于为此大打出手。尽管俄国陆军大臣阿列克塞·库罗帕特金认为“一个俄国兵可以对付三个日本兵，而我们只需要14天的时间就能够在满洲集结40万大军，这已经是击败日本陆军所需数量的三倍了。所以说将来要发生的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一场军事散步更为合适”。尽管他的计划是最终“在日本登陆，击溃其本土部队，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领都城，生擒日皇”。然而，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惨败。
对外扩张吞噬了巨大的成本，却未能换回足以缓和内部矛盾的资源。历史展示了它的黑色幽默，俄国统治集团“需要一场小小的胜利的战争，以便制止革命”，而得到的却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化成内乱和国内革命战争，斯托雷平死于非命，沙皇罗曼诺夫家族几遭灭门。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句话曾经寄托着一代国人美好的期望。而今它更像是一句咒语，时刻提醒我们，要理性、冷静、深思，万勿掉进历史的陷阱！恐怕没人愿意走俄国道路，而英国道路又走不通。这让人想起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 阮籍传»）当今的主流文明率意独驾，摸着石头过河，而今车迹所穷，我们可以恸哭而反吗？
“让思想冲破牢笼”
既然主流文明是个动态过程，就恰如一辆车，有已上车者、正在向车上挤者、和在下推车者。中国正在从推车者变为向车上挤者。独特的是中国巨大的块头。当中国在下推车时，2.3亿农民工为美、日、欧带来了滚滚财源，这一方面让他们欣慰，一方面又让他们瞧不起，你见过哪个富豪会尊重三餐难继、衣衫褴褛的穷鬼？然而，当中国这个大块头就要挤上车时，他们顿时变得恐惧起来---你个推车的穷鬼都要爬上来，某非叫我们下去推车？况且，你的个头如此之大，他们的恐惧自然会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这样氛围，刺激海外华人林良多，写下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一诗。
林良多的诗，既道出了中国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让多数人体面生存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为极少数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数人的被剥夺状态。
追逐幸福是天赋人权，而幸福的基础是货币，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有多少钱才够幸福？美国水平就是当今的主流标准。30年来，这一切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追逐了30年，我们追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然不满；占人口极少数，当却聚敛了巨量财富的富人，则心怀忧惧。2010年07月19日羊城晚报一则报道的标题是«珠三角现富人移民潮 去年我国外流移民资金百亿»，就是这种忧惧的表现。
我们需要追逐一个怎样的状态？理想的自然是“均富”。当初播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种子，期望收获“先富帮后富”的果实，而实际收获的却是“富人移民潮”。这迫使人们深思“均富”可能吗？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两极分化又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逻辑上剩下的可供讨论的状态就有“均贫”了。
“均贫”曾是当今主流文明卫道士们攻击传统文明的重要利器。欧、美虽然没有实现“均富”，但却实现了整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化”，因而即使其无产阶级，也在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下，比我们的百姓生活优越。当年的主流媒体据此与我们的“均贫”对比，向国人兜售主流文明的优越性。
至今一些中国主流学者还在向国人兜售“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以为这是“均富”的样本。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既要给资本提供利润，又要给公民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盗资本主义”将它们推上了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他们如何支撑这种经济体系。客观上，给公民提供保障与给资本提供利润相冲突，它直接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驱使资本家成为“国际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向更能提供利润的地区转移。国人熟知的芬兰资本诺基亚，就将自己的利润基础放在国外。1985年，诺基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在中国建有六个研发机构和四个生产基地，办公机构遍布全中国。有资料显示其1988年净销售额的70%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http://baike.baidu.com/view/1724.htm）。芬兰资本在13亿人口的国土上深耕，还控制着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池”，所需保障的“卧室”只有531万人（2008年），与之对比，同年仅北京市人口就达1695万人，为芬兰人口的3.2倍。这条道路对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现实吗？
“均贫”被打入另册30年后，中国终于有望挤上主流文明的列车，甚至有望取代美国，开创“中国世纪”了，我们却发现，让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也成为“资产阶级民族”，实现英、美或北欧那样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当初用主流文明引诱我们的“文明国家”们，一转眼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如果所谓“中国世纪”能成为现实，它绝不可能是当今“美国世纪”的升级版，绝不可能基于当今主流文明这个“操作系统”。事实上，“美国世纪”已经将当今主流文明的功能发挥到极限。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看，“9.11”以来，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证明，主流文明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间关系看，500年来主流文明已经将大自然上亿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并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全球系统的学者们，已经大声警告多年：“西方文明是个错误”，他们预言地球系统正在跨过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走向大突破、大转变、大跃迁阶段，整个人类势将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人类的未来全在我们如何选择：要么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灭绝。
至此，“均富”梦彻底破灭，最早梦醒的可能是海外归来的南怀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讲座中说：
“共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仅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
哪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南怀瑾讲演录》）
就笔者有限阅读所知，如此正面评价“均贫”的当代学者，南怀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明中，这却是主流思想：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自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回顾文明史，中华传统文明始终面对一个艰难的课题：如何在严酷的资源制约下，维持种族的存续？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都与此相关。而以扩张和奴役它族为原动力的现代主流文明，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我们先辈曾认真对待的问题，以远为严酷的态势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篱内没有出路，那就只好----
“让思想冲破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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