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对付通货膨胀

一．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抑制通货膨胀完全无效

通过紧缩货币抑制总需求来抑制通货膨胀，在理论上根本站不住脚。下降的总需求完全可以和上升的物价指数同时并存。因为紧缩货币在抑制需求的同时会更严重地抑制商品供给。只要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快，需求的下降就可与物价上涨同时存在。下面给出公式举例说明：

设：商品交易总额为 W ，商品供给（物）量为 Q ，商品价格为 P 。

有方程式： W = Q × P 。

如：货币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后，因需求受到抑制使商品交易总额（W）下降了10％，而商品供给量（Q）下降了20％，则物价（P）就会上涨12.5％ 。

其方程式为：W（1-0.1）= Q（1-0.2）×P（X） 。与货币紧缩前的原方程式联立。解出：X=1.125 。即物价指数在商品交易总额下降了10％的情况下反而上涨了12.5％ 。

这也可从均衡价格曲线得到证明，需求曲线的左移如果导致供给曲线左移幅度更大，则均衡价格反而上升。

紧缩货币必导致总供给下降得比总需求更快

有人会说，货币紧缩直接抑制的是需求，然后才从需求传导到供给，因此供给的下降应慢于需求。这种看似有理的推论其实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

货币紧缩若有效，就会形成货币供应缺口（即负的乘数作用），而货币供应缺口的存在必定会中断许多货币流通的链条而形成堵塞导致流通速度下降。可以说，货币供应缺口的正、负、大、小决定着流通速度的变化，而流通速度越慢，流通中需要的货币就越多（即货币供应缺口就越大）。因此流通速度下降使货币供应缺口更进一步扩大，货币供应缺口的进一步扩大又将导致流通速度更进一步下降……，整个社会商品生产和流通因此进入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而货币和商品流通（周转）速度越慢，一定时期内销量和产量就越小，则成本中的重要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借款利息、厂房设备店铺等租赁费用、仓储费用、一些办公费用以及工资中的一部分等）分摊到每件商品中就越大。不论工业还是商业都是如此。商品周转快慢会使其单位成本有很大差异。

因此，在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受到的抑制决不仅仅是从需求传导过去的，更主要的是受成本的挤压。由于紧缩形成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流通速度持续的下降大大增加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成本，致使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市场需求下降和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许多厂商亏损甚至破产，商品供给于是大减。（企业利润在商品价格中平均不足10％，但它却是企业经营的目的，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的影响有十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正反皆如此。）另外，即使一些产品适销对路的企业，因银根紧缩时普遍的资金短缺且（贷款）成本过高而无法扩大（甚至减少）生产。因此，需求的下降，成本的上升，加之（生产和流通）资金短缺，这三者的合力必定使货币紧缩时商品供给下降得比需求更厉害。正是由于被挤掉的商品供给大于下降的需求，才使未被挤掉的那部分商品不断上升的成本有了推动价格上涨的空间。于是需求型的通货膨胀转变为成本型的通货膨胀，甚至“胀”的速度更快。

自93年6月后，央行一直在为治理“通货膨胀”而数年如一日持续勒紧银根，抑制需求。其结果只能是随着银根越勒越紧，三角债和银行呆帐越勒越多，流通速度越勒越慢，成本越勒越高，商品供给越勒越少，物价指数越勒越涨。当然还有越勒失业越多，越勒活着的企业越少。这时的“通货膨胀”早已不是通货在胀，而是通货持续的紧缩使物价指数在不停的涨。物价指数越涨，央行就越勒，越勒就越……这种越勒就越“胀”，越“胀”就越勒的错误政策人为的恶性循环，加剧了宏观经济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93年6月紧缩货币后，通货膨胀速度显著加快，年通胀率93年底已达12％，94年加速到24％，其中94年10月份更高达27％以上，直到紧缩两年后的95年7月份年通胀率仍在20％以上。）

持续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最终也能在所有企业拼命降低成本的短期行为挣扎中将物价降下来，但其代价却太惨重了，而且结局无非是普遍的萧条和严重的失业。还有巨额的银行坏账及多得无法计数的三角债。

关于货币紧缩的历史

纵观历史，货币紧缩很少有过好结果。自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绝大部分经济危机都是由紧缩银根引起。所有经济危机最关键的病根都是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流通速度不断下降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商品经济中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制约着整个经济运行，所以危机时产生的其它一切经济灾难都是由最关键的货币流通的这个病根带来的。

如美国南北战争后为恢复战前金本位制而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使美国的工业生产至少下降了40％。

法国政府在1884年后的几年中因大幅削减修建铁路和其它运输系统的财政支出，使货币供应总量减少，导致了该国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严重的经济衰退。

1929年的经济危机中，胡佛政府错误的紧缩政策，造成了更大的经济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在金属货币时代至少两次因货币紧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一次是王莽篡汉时期，结果导致王莽被推翻。另一次是鸦片战争失败，白银因战争赔款和鸦片贸易大量外流，致使通货严重短缺，结果导致太平天国革命。

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前，曾有10年紧缩货币治理通货膨胀的历史，结果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七十年代10年左右的“滞胀”（即菲利普斯曲线失灵，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交织在一起）。里根上台后，采用供应学派理论，避免紧缩货币造成流通速度（即所谓“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而造成成本上升等消极后果，相反却通过减税等鼓励投资的政策增加商品供给去吸收通货膨胀。凭着供应学派主要靠减税增加商品供给的理论和政策，美国在里根时期成功地克服了“滞胀”，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也降低了失业率。

直至今天，美国虽主要依靠从中国等第三世界大量进口廉价商品来吸收泛滥的美元以抑制通胀，但减税及避免“私营部门的流动性”下降仍是美国国内治理通胀（尤其滞胀）的基本原则。那些据说精通西方（尤其美国）经济学的精英们，竟对“供应学派”“减税”等西方经济学治理通货膨胀的常识讳莫如深，绝口不提，一边高喊着“通货膨胀是主要威胁”而紧缩货币，一边将杀鸡取蛋式的高税率政策一意维持至今。造成日益严重的大规模失业。

历史证明：货币紧缩作为一项宏观政策，如同一味烈药，不可随便乱用。它只能用于通货膨胀发展到货币质的功能因量的膨胀而受到损害，从而使紧缺商品囤积在流通领域代替货币执行起社会交换价值功能的特殊条件下，其目的是尽量卡死投机性囤积的资金供应，把紧缺商品从流通领域的投机性囤积中解放出来，增加这些商品在实际用途方面的供给，并恢复货币的功能。但“祛邪”还须“扶正”，货币紧缩即使如此使用也还必须要有能有效增加商品供给的“松”的货币投放措施相配合，才不致陷入流通速度不断下降和货币供应缺口不断扩大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如此“紧缩”实际上已非总量上意义上之紧缩，而是总量均衡基础上“缩”“放”结合各有侧重。

如解放初期，陈云等领导的反投机性囤积，政府一方面大量抛售粮食、纱布，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当发现银根紧缩导致企业大批停产、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后，又立即投入大量货币收购农产品，订购工业品。不但很快制止了投机，增加了紧缺产品的供给，彻底克服了通货膨胀。而且消除了银根紧缩强烈的副作用。这一“紧”一“松”的配合，堪称紧缩货币最成功之应用典范。

二.我国经济紧缩的受益者是美国

紧缩货币，这是美国人几十年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一贯误导他国，但却与其自己国内经济政策完全相反的药方。只有误导他国紧缩经济，才能消除其社会利润空间，造成其普遍衰退萧条。从而实现：1.使这些国家成为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2.使这些国家的资金因无投资机会而流向美国以支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3.利用这些国家严重的经济困境，以最低的成本控制其经济命脉。（拉美诸国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国自93年6月开始的宏观调控，央行及管理层以货币紧缩政策和杀鸡取蛋的（企业）高税率政策完全实现了美国人的这些目标。不仅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转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而且廉价出口换来的外汇储备又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美国因此获得了六重巨大利益。1.巨额公司利润。 2. 对美国财政商品形式的支持，大量极廉价的中国商品使美国政府过量发行美元毫无通货膨胀之忧。3.中国美元购买美国债以货币形式再次支持美国财政。 4.抵消了美国进口他国商品而产生的美元贬值因素，支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注1]。5. 为形成巨额财富外流（流向美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革创造了条件。6.为美国等国际资本趁机剪羊毛——廉价参股兼并我金融机构和骨干国企创造了最好的机会。

三.中国紧缩经济的惨重损失

93年6月以前，我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许多错误，尤其教育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腐败也在不断发展；但由于买办势力尚未发展到能左右大局的程度，主导改革开放发展方向的是体现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因此，人民（尤其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国企、民企及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效益普遍大幅提升，亏损企业不足10％。国家经济实力增长迅速，年均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两位数以上。银行等金融机构坏帐最多也就2％左右。农村的剩余劳力除被城市吸收一部分外，很大一部分被乡镇企业吸收。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政权和公用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大量回城知青也都基本安置就业，从未发生过大批工人下岗的事。教育和医疗也未成为群众承受不起的沉重负担。不合理的商品比价逐渐得以纠正，市场价格机制在93年已基本形成，其巨大的调节效率很快就要显现出来。

但是93年6月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和自主方向，造成94－98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后五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被刚形成的市场价格机制调节出来的大量生产力统统成了“过剩”的产品和生产力。其巨大损失概述如下：

1.超过4-6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真正银行坏帐——即确实已无法收回的坏账的2-3倍）。

2.大半国内企业破产倒闭。

3.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失业及数亿农民重陷贫困。

4.银行金融系统风险空前严重，坏帐约3万亿元，坏帐率30％以上。三角债则不知高出银行坏帐多少倍。

5.中国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中央通过高增值税率将错误的宏观政策造成的巨大损失转嫁给地方，各地方则也通过加重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这些损失统统落到最无权势的农民身上，使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我国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因巨大的经济损失而空前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奴隶制剥削，教育和医疗成了赚钱牟利的“产业”，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众难以负担的新“三座大山”。另一方面，中央将巨大的经济损失转嫁到地方，大大加剧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及离心倾向。

6.中国企业因社会利润空间消失殆尽而只能拼命压低成本，为生存而挣扎，因此统统是短期行为。不仅根本无力自主研发，技术上永远依赖外国；而且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环境污染却越演越烈，经济秩序空前混乱。

7.大量财富外流。

8.金融及经济命脉被国际资本廉价控制。

当然，中国各级政府还得到了GDP的统计数字，而2002年底以前的GDP数字经常还是编造出来的[注2]。

四. 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宏观调控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央行和管理层紧缩货币、高（企业）税率政策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仅以工作失误是解释不通的。有三事可证明其恶治之故意：

其一，宏观调控时对舆论也前所未有的加强了控制，此前关于经济政策的正常争论自93年年中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就成了禁区，传媒对宏观调控“必须与中央保持严格的一致”。如国家喉舌媒体的内参，原来的对象范围是很多领导，但自宏观调控后变成仅面向管理层个别领导。这说明大权在握的经济权威知道其政策将产生什何等破坏性结果及遭何等社会反对，因此先严格控制舆论防人之口。

其二，最高经济权威不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财产、生活的惨痛损失，蓄意长期坚持其受到美国鼓励的灾难性经济政策，据他自己解释：“我本想把泡沫彻底打下去，再通过出口把经济带动起来。谁知我这一脚刹车踩下去它（指经济）就起不来了。”他这番话本意是为其持续紧缩货币和高税率的错误政策辩解，但无意中却说出了其宏观调控的内在真实目地：将以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依赖国际市场（主要是美国市场），并且还要挤干泡沫（以为外国贡献最大的经济价值），是其借宏观调控有意为之。

其三，更不可思议的是，中、美、日三国的官方传媒和“权威机构”异口同声地将我灾难性宏观政策炒作为“中国的经济神话”。“软着陆”“高速度”“出色的宏观调控能力”等谥美之词传遍了全中国、全世界。在美国甚至还有我宏观调控应得“诺贝尔奖”之说。此“中国经济神话”的另一版本就是被美、日进一步煞有介事炒作的“中国威胁论”。

而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在94年后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内部分析报告中却都与其本国官方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公开评价南辕北辙。这些大公司几乎都指出了中国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全面滑坡，（因此这些大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及以后在华的经营业务主要是先建立足点而不先急于大量投资。） 美国和日本政府不可能不清楚这些有根有据的分析判断。（日本和美国的许多大公司都有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所在国情况的任务。）[注3]

实际发生的经济灾难和呈现在国内外传媒上的“巨大成就”强烈的反差，至少说明了两点：

1. 我们的经济政策被外部势力有意严重误导，这只能是经济战。

2. 我们内部有人对敌人的经济战给以了有力的配合。这也是使我造成巨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随着2003年外资大量涌入我股市楼市，并乘人之危兼并参股我大量民族产业（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等金融命脉），已实现其剪羊毛坐底意图，我宏观经济政策便不再紧缩，而是配合外资利用经济波动掠我财富，掀起了一波以房地产和股市带动的经济高潮。新高潮虽缓解了经济紧缩之困局，企业（包括银行等）经营有了改善，但因其是配合国际资本爆炒楼市股市掠夺财富之目的，巨大的投机需求导致房地产高速畸形发展，使我资源配置严重错乱，我宝贵的土地和资源大量浪费在空置房屋的不断建造上。而关乎国计民生的众多企业仍然资金紧张，失业严重。

当外资赚够出货并反手作空我股市后，央行及管理层又迎合美国利益再度紧缩货币，以运作外汇储备为名而发行1.55万亿巨额特别国债搞二次对冲，吞噬了我几乎二十年的国债建设资金，（1.55万亿元相当于10年国债建设资金，此外还要白白赔上每年1500多亿元的利息负担，又是10年国债建设资金。） 却没有带来任何产出，如此浪费和低效率必将大大减少今后商品供给总量（尤其是瓶颈部门），无疑是巨大的长期通胀因素。而且二次对冲将巨额资金用于制造经济衰退还将产生3倍负乘数作用（-4.65万亿元）的巨大经济损失，并大大恶化已经很严重的失业问题。

尤其美国次按经济危机爆发后，央行为给美国经济危机救火，除连续大幅增加利率并配合国际资本打压我股市，以将资金赶往美国，并为其再次廉价控股我经济命脉创造机会外，还与中投公司楼继伟等将巨额美元购买美国垃圾债券，造成我国力巨大损失。

税收政策

管理层宏观调控15年利美损我，除以央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外，财政部十几年来的企业高税率政策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杀鸡取蛋的企业高税率（增值税、所得税）与货币紧缩政策结合在一起，彻底封杀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整垮了大半企业，造成极为罕见的大规模失业和惨重的经济损失。为保中央财政收入，以高增值税率将巨大经济损失转嫁地方，税费负担层层下转，最后统统落到农民身上，使我国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又迅速扩大，社会矛盾因而空前激化，并大大加剧了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及离心倾向。

时至今日，在失业及通胀威胁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财政税收仍在大幅增长。企业经营却依然困难，从而面临廉价被外资兼并的厄运。大量失业人口则继续起着压低出口商品工资成本，从而为外国贡献经济价值的作用。我国内大量储蓄也因无投资机会而继续流往美国支持美元。

总之，15年惨痛教训至少应使我们明白这样一条真理：宏观调控必须由真正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国家意志所主导，而不应迎合代表他国利益的意志及其所误导的错误药方。

五．当前我国通货膨胀最主要的根源是财富外流

当前世界性的通货膨胀是美元泛滥的产物，其实质是美元不断贬值。而中国的通货膨胀除具有美元贬值这一全球一般通胀因素外，还有更严重的财富外流、热钱涌入、及银行金融机构创造债务货币等问题。其中以财富外流为最大威胁。

看看我们波涛滚滚一泻汪洋的财富外流：

我们的股市每每总是让外资坐底而获暴利，哪次不流失成千上万亿财富；贪腐非法收入造成资本外逃也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外资廉价控股我民族产业造成的财富外流也是巨大的数目，其中仅廉价参股我银行金融系统一年就赚走我1.7万亿元[注4]；再有各地各部门招投标歧视国货，进口并不先进的昂贵外国设备（如铁道部）等，财富外流也是天文数字；我大量海外上市公司将国内垄断暴利给其海外股东分红超过其国外融资额数倍乃至数十倍，又至少造成成千亿美元财富外流；加之我万亿美元投资美国债券的巨额亏损（其中约2000亿美元次级债已灰飞烟灭，3700亿美元两房债券也因无买家接盘而难逃灭顶之灾，5000亿美元美国政府长期债券任其不断贬值。这些美国债券投资损失已经差不多造光了六、七千亿美元，只是还没有表现在帐面上）；所有这些财富利权外流至少已达平均每年数千亿美元规模，（如此还能撑几时？）现在又要允许外资公开发行A股、债券、金融债券，财富利权外流必成倍增长；而且新外汇管理条例又将“外汇使用和资本流出渠道”（财富外流通道）拓得太宽太宽；这些巨额财富流失的累积无疑正使我面临因此而导致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的严重局面。

所有类型的通货膨胀，不论是需求型的还是成本型的，都有办法对付（但不是央行紧缩货币的办法）。只有两种通胀最难办，神仙也没辙。

其一是财富大量外流而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货币失去对应的物质财富即成废纸。）

其二是滥发货币引发的恶性通胀，如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前所为。（以有限的财富对应无限的货币，货币也成废纸。）

银行金融系统以各种贷款及衍生品制造大量债务货币也属于第二类。

我们超大规模的财富利权外流属于第一类。仅此就难逃恶性通胀厄运！

而我们允许外资公开发行A股、债券、金融债券，使其既大量圈钱掠我财富，又以各种金融产品创造大量债务货币，则是这两类恶性通胀的叠加。仅此也将产生恶性通胀。

如此两种恶性通胀互相交织强化，焉能有救？！

六．对付通货膨胀应采取的对策

（1）必须尽快制止财富外流并扭转过度开放局面

如不能尽快制止当前严重的财富利权外流，任何对付通胀的措施都苍白无力，无济于事，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将难以避免。

为此，首先必须严肃法纪，严厉查禁金融及经济管理层令人发指的卖国罪行。否则亡国灭种无日矣！

再有，必须尽快纠正单方面过度开放（尤其金融领域），并重新严格外汇管制。由于我现在的法制环境，所有通向外部的血管只能是以我单向失血为结果。因此，我国经济当前只能是在保持和提高国内流动性及其所产生的效率的同时，对世界金融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状态，放缓与其接轨。堵上财富外流闸门。这也完全符合《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文件中所认同的金融业审慎原则。

纠正单方面过度开放其实并非难事，只要坚持开放的对等原则，要求我对其开放之国也平等地对我开放同样的领域，否则即根据对等原则停止对该国开放该领域。问题既可解决。

纠正了过度开放问题，热钱大量流入产生的通胀因素问题也将容易解决。

在能有效阻止财富外流及过度开放的情况下，下列措施将很容易解决通胀问题：

（2）减轻企业税负

在防范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形势方面，首先应减企业所得税，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15％，与外资拉平。由于所减企业税收即直接增加企业利润，而企业利润在销售额中平均不足10％，因此企业利润对商品供给（销售额）的影响有10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即减企业所得税对抑制通货膨胀有至少10倍以上的杠杆作用。） 此举既能增加就业，也是有效抑制通胀的良方。而且可改变内资企业在与外资竞争中的不利地位。

除企业所得税外，企业增值税也有很大的减税空间，可酌情而减。

有人担心，减企业税负会减少财政收入，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对企业减税不仅使税收可以不减少，而且还可大大增加财政收入。

减企业税之所以并不减少税收金额，是因减税金额对企业销售额（营业税税基）、增加值（应纳增值税税基）和利润（应纳所得税税基）有10倍以上的杠杆调节作用，虽降低了税率却也大增了企业应纳税基础。（与商品降价会增加商品销售额一个道理。）

另一方面，企业因减税而大增商品供给，带来增发货币的需求，从而增加财政收入。如宏观经济环境处于通货膨胀时期不增发货币，则减税所增加的商品供给可有效地吸收与之相同的通货膨胀量，即可抵消相同的货币紧缩金额，并至少减少相当于货币紧缩数量3倍多负的（破坏性）乘数作用。这样带来的宏观经济及财政利益会更大。

经分析，因减企业税负而带来的财政收入大约可比减掉的企业税多出一倍。（详见我2003年9月的文章《减税增币可实现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双翻番》，2006年5月的文章《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并轨有何难？--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降至与外资同等水平是最佳选择》 http://yfzh.blog.china.com/#）

（3）增加对瓶颈领域建设投资。

立即改变1.55万亿特别国债的用途，停止对运作外汇储备毫无意义且浪费巨大的二次对冲。将此巨额国债资金用于水电、水利、农业、教育、科研、国防、就业培训、航天、气象、环保等瓶颈领域。

不仅国债投资，其它形式的政府和社会投资也都存在宏观效率问题，即只有将大量投资主要用于瓶颈产业和部门，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产生最大的效率，从而以大量社会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将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吸收在萌芽之中，并解决失业问题。

从物质生产部门来说，凡大宗基础产品，如水、粮食、棉布、金属材料、基本能源等，由于是社会普遍使用的必需品，因此，其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一般都不太敏感。相反这些需求弹性较差的大宗基础产品，其价格对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余缺状况的变动却有着很灵敏的反应。这些基础的东西供给一紧张，马上形成瓶颈，价格立刻上涨[注5]，并全面抬高商品生产成本，对全部商品的经营利润和供给状况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进而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农牧业无疑是生产大宗基础产品最多的部门，（粮、棉、油、麻、肉、蛋、奶、禽、鱼、毛、绒、竹、木、茶、丝等，）因此无疑应增加相关基础投入。

当前，外资正渗入我粮食系统大量收购粮食，若其掌控我大量粮源，即控制了我经济命脉，并极大地削弱我控制通胀的能力，此趋势必须立即制止。

今后供需矛盾最突出的瓶颈将是水和电。此当今人类最基本之二必需物若短缺，不仅将引发物价全面上涨，而且将严重威胁我民族及人类生存。

将藏、云、贵丰富的水力资源开发北调，将彻底解决北方日益严重的荒漠化威胁。而开发西南丰富的水电资源，可解决大规模无污染廉价能源需求。

除生产部门的瓶颈外，重要的非生产部门也会形成瓶颈，严重阻碍社会发展。

教育和科技是我国长期以来投入严重不足，且又对社会发展最为重要的部门，因此也将长期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瓶颈。对科技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无疑将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

从目前我国面临的严重安全形势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需要来说，我们的国防建设还远未能使国家得到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增加国防投入是当前最迫切的安全生存需要。

由于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失业问题，对最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的各类职业培训和技校的投资也是回报极大的高效率投资。

此外，还有航天、气象、环保等许多瓶颈部门也是投资效率最高的领域。

总之，对瓶颈产业和部门积极投资，既能有效抑制通胀，又能增加就业加快发展，避免衰退，并可大大减少房地产投机资金的数量。

当然，对瓶颈领域除投资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投资不是万能的，但不投资是万万不能的。

（4）扩大有利于我之进口，尽量减少不利于我之出口，以平衡外汇

安全、有效地经营运作外汇储备，用其进口我所需要的资源，建立黄金、白银、石油、天然气、金属、铁矿砂及其它战略资源储备。因这些东西经常会排挤货币（包括世界货币）而执行交换价值物的功能，因此也即国家一般价值物之战略储备。其作为重要大宗基础物资紧缺时必大幅涨价的特性[注6] ，将极大地拉抬商品世界的整体价格水平，因此，对其足够的储备也是国家抑制通货膨胀最重要的物质手段。

停止稀土、焦碳、煤炭等一切宝贵战略资源及我付出严重伤亡和污染代价的资源产品的出口。

安全、有效地经营运作外汇储备，扩大有利于我之进口，尽量减少不利于我之出口，以对我有利的方式减少外贸顺差，必极大地平衡外汇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消除外汇占款的通胀因素。

（5）完善股市等资本市场建设，加强监管，严肃其法纪法规，严惩蓄意打压股市的犯罪行为。保护投资者热情，恢复其投资信心，拓宽融资投资渠道。

健全维护股市功能的举措可与吸引社会资金投入瓶颈产业结合在一起使用。

此举对抑制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投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6）针对因土地等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导致的房地产炒作，及因此而造成大量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则应在搞活股市，拓宽将社会资金引入瓶颈产业和社会部门的投资渠道的基础上，以房贷和税收政策去抑制投机资金所代表的投机需求，实现无投机的供需平衡。

（显然，可有效抑制通胀并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的调控措施，该干的我们基本都没干，而干了的却基本都是不该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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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由于美元在其他国家内部不能作为货币流通而只能用于国际贸易，因此在理论上，美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收支逆差总额，既是其无偿占有的世界各国商品和劳务总额，同时也是货币市场上美元供大于求不断增加的差额部分，因此也是美元必然贬值难以改变的长期趋势。

美元贬值不同于其它货币贬值，美元是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一般财富储藏手段的职能，因此其绝对不可以具有必然贬值的长期趋势而应是长期坚挺的货币，即不能因持有它而受贬值损失，否则必将从世界货币的宝座上被排挤出去。

如美元一旦丧失世界货币的地位，其币值将因需求减少而大幅跌落。美国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经济灾难。美国大量的土地、不动产、优秀企业及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将被外国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走，然后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风潮，接下去由全面的金融危机引发全面的经济危机（类似俄罗斯和东南亚曾发生过的经济灾难）。

注2：就连美国的一些经济学爱好者也觉得政府的“中国经济神话”和“中国威胁论”非常荒唐，他们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政府统计资料的自相矛盾和荒谬之处。在同样的中国政府统计资料中，与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数字相矛盾的是中国能源消耗及中国民航等行业连年的大幅萎缩。他们根据中国官方各方面的具体统计数据准确地判断出：94－98年中国经济经历了连续五年的严重衰退。从99年以后的几年止住了衰退，经济出现了正增长，但远未达到中国政府对外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政府却对这些经济学爱好者的报告装聋作哑，不置可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说，94年后能源消耗连年大幅下降是推广节能措施的结果，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但到了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真正快速增长，能源供应全面紧张之时，经济学家和管理部门却又说中国的能源消耗水平在产出同样金额的GDP的条件下比发达国家高出三倍以上（十几年前就是这样）。这就是说，2003年相对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比起十年前其实并无多大改进。这就证明了：中国经济学家对94－98年自相矛盾的统计数据的解释完全是谎言。）

注3：同注2。

注4：见张宏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注5：这从这些基础产品的需求曲线较陡的性质上也可反映出来。某商品以供给量的变化为原因的边际价格曲线和此商品（以价格为原因）的需求曲线实际上是重合的，只不过自变量和因变量互相调换了位置而已。这是因为价格的变动总是使需求和供给趋于一致。商品价格的变化在正常情况下，也总是趋于平衡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均衡价格的变化。由此可知，需求曲线越陡—即需求弹性越小的某些必需品，其供给的松紧余缺状况变化对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大，越灵敏。

注6：同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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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洲

2008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