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现象
仇和现象
多年前,曾经有过一部轰动一时的《新星》,那是改革开放之初为“政治明星”树立的一个标本。这位作者因此也跻身先锋作家行列大红大紫过一阵,后来又热捧江湖骗子胡万林,也算够与时俱进了。之后多年,随着改革家的层出不穷,大家纷纷“大胆地干”,“新星”式的明星标本似乎进入了寂寞期,遂使“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这一情况直到仇和先生横空出世才有改变。不过,前面的新星是艺术家的虚构,后面的则是活生生的真人。不光在中国,连海外的媒体,特别是右翼媒体,都把仇和视为改革明星。
于是,我们就有了今天的话题,谈论“仇和现象”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改革明星,仇和自然会起着样板的作用。奇怪的是,目前上上下下都在大张旗鼓地学习科学发展观,而实践上仇和的“招商引资新政”却大行其道,这未免使人感到困惑。因此,“仇和现象”就值得关注。
仇和现象该怎样解读呢?根据仇和从宿迁到昆明施政之所为,以及他所受到的赞赏和追攀,窃以为至少具备如下三个特色:
一,“仇和新政”体现了各级官员 “招商引资”的天然的不动摇的强烈冲动。
“仇和新政”的最突出的特征是招商引资狂热。“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第一政绩。”昆明今年还将成立35个招商分局,派驻沿海地级以上城市招商。此公在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时就因为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引发过起集体罢课。官员全员“招商” 把招商引资作为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对官员实行“层层分指标,级级抓考核,个个有任务,人人忙招商”的硬性分配,也出台相应的处罚和鼓励措施。“奖要奖得让人心动,罚要罚得让人心痛”。
于是,全员招商,竞相优惠,资源环境、工人血汗、法律道德纷纷退居其次,成为牺牲。
于是,银行假资信、假工商假税额,假引资和假产值层出不穷,无奇不有。
于是,资本至高无上,资本狂热、资本迷信蔚为风气。
于是,“发展是硬道理”就是“GDP是硬道理”,就是“招商引资是硬道理”。只要有了GDP,有了“资”,管他“姓社姓资”“性中姓外”,“你赚钱我发展”,“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拿走利润,GDP留给你”,哪怕“再给洋人打工一百年”呢,“黑猫白猫”逮住GDP就是好猫,就是政绩!
仇和招商引资热持久高烧不退具有普遍性。一面是自己的两万亿美元借给美国人日益缩水,一面是拼命招商引资,竞相优惠“超过民待遇”不动摇。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力挺房价热、外向经济退税热……GDP冲动成了官场生命力之所在,政绩所据、财政所依、宦囊所赖,官场升迁和书记转型老板都离不开它。房地产铁三角,标示的是权钱结合官商合流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形成,招商冲动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扩张的冲动。
有了这冲动的内在动力,“科学发展”云云也就很难走出中南海了。
一位网友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可是,仇和书记是端着冲锋枪过河,谁拦路就扫射谁”!——“资本没有利润就像自然害怕真空”,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冲动亦然,实际上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疯狂冲动的一种中国特色的表现形式。
“仇和新政” 也表现了 “科学发展”的艰难
二,“仇和新政”体现了一种私有化的狂热。
“仇和新政”两大亮点,:一个是“招商引资”,一个是“快卖卖光”。如果说这是“两个基本点”,那么“私有化”则是“一个中心”。
前些年的产权改革,山东诸城曾出过一个名人陈光,因为勇于把国企卖光人称 “陈卖光”因之名满天下,一时间“全国学习陈卖光”大家都往诸城跑。陈光调到菏泽后进一步将“卖光”与时俱进到“送光”,又变成“陈送光”。仇和先生在宿迁铁腕大卖中小学幼儿园和和公立医院,也曾刮起一股卖医院学校的旋风,“北陈南仇”都引人瞩目。如今云南人民有福气得蒙雨露,改革的步子一定会迈得更“大一点了”。
从“招商” 和“卖光”狂热,只能说明一点:中国一朝得势的暴发户及其代表人物,普遍地感染了“爱资病”,对资本主义和私有化有着宗教似的狂热和偏执。连西方老祖宗那里,人们对资本制度一直有着不曾间断的思考,而中国的这些后起的认祖归宗的天之骄子们,在他们心目中,资本成了至高无上的万能的完美的神,其它的一切都是“左”的“邪教”。
张五常曾说,中国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而只有两千多个以县为单位的公司。是的,右派说话往往比较直率,中国这位改革教父之一的这个论断,比许多高谈宏论来,实事求是得多。
三,“仇和新政”是“不争论”“大胆地干”的标本。
作为一个明星,仇和是一个矛盾。
不是高扬科学发展观吗?“仇和新政”则惟“招商引资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引来投资就是好猫。
不是说改革是“完善”“公有制主体”吗?仇和是要连医院中小学幼儿园都统统的卖光。
不是说“大市场小政府”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吗?仇和却是将政府的配置作用发挥到了极致,招商引资,揠苗助长,保驾护航,超过民待遇……无所不用其极。
不是说“加快民主化进程”吗?仇和可是铁腕执政,谁敢对“新政”、对“招商引资硬道理”说半个不字,立马“不换思想就换人”! 仇和式的民主就是铁腕霸道民主。
不是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吗?仇和“优化投资环境”给中外资本形形色色“优惠”、给“超过民待遇”,“招商引资”从政策制订到实施推行,我的嘴就是法律。……
说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
海外曾有学者把某理论在实质上概括为新自由主义加新权威主义。
“新自由”与“新权威”本身就矛盾,它反映“普世”理论的虚伪性,虽然他们都“姓资”。而这二者与社会主义更是水火不容,无论怎样也“和谐”不到一起去。
这不是矛盾吗?且慢,诸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什么“大政府小政府”,什么哈耶克、罗斯福,我“黑猫白猫”“大胆地试”。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确”,“快卖卖光”,哪怕是“送光”,我是“大政府”,用铁腕。卖光以后,保证资本 “对发展经济的贡献”,工商税务也好,环保也好,工人待遇也好,都给我站远一点,交给“看不见的手”就是,这时我们是“小政府”。为资本“保驾护航”,我是罗斯福、是“大政府”;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我是哈耶克“新自由”,是“小政府”。国有资产“卖”“送”,那叫“改革”;“产权明晰”以后,那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叫“法制”!
从仇和,你才能体会到“不争论”“大胆地干”“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的奥妙。
仇和先生深得精髓,登堂入室。
“仇和新政”是看不见的手与看的见的手结合;是铁腕与自由的结合;新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结合。打盹免职不是作秀是树权威,大树无上权威。等于宣示: “我想换人就换人”。贪官污吏遍地,只要你不触犯我,大胆地干就是。
仇和是“不争论”与“大胆地干”的标本。
近日,广东发出的“三论” :“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也可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见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决定》)。
如从1956年算,毛泽东搞社会主义也不过20年。从78年算起,都“思想解放”30年了,早已“不问姓社姓资”,还要“杀开一条血路”——到底要“解放”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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