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又爆“要分门”　　

“依法治国”时代，培养司法精英的中国政法大学关系着中国法制建设的未来，本应是高山仰止。然而，这一最高法学府近期却频频爆出悚动社会的新闻，“杨帆门”、“抄袭门”、“停课门”和“杀师门” ，令人瞠目结舌。近期又爆出匪夷所思的“考试要分风潮”。《中华读书报》08。12。17刊出该报记者陈洁有长篇报道，篇幅过长，这里仅录其“编者按”及正文中个别部分以见一斑。全文附后。　　

《分数是硬“要”来的？》　　

编者按：一门通识教育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考试成绩的公布，引发了中国政法大学2007级同学大规模的“要分风潮”，近三百人次或电话或短信或电邮找到课程组负责人郭世佑老师，没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或抱怨“考题难”，或不满“判分严”；有的声称自己把精力放在专业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课方面给与照顾；有的承认自己平时不重视，但强调家庭条件困难，特别需要奖学金；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题不得要领为由，希望网开一面；有的要求达到入党、保研的分数标准；有的觉得分数低“很难看”，补考既辛苦，又费时；有的声称自己的许多科目考试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减轻负担；有的断言此科不及格会影响自己拿学位；有的觉得该科成绩并不严重影响自己入党、申请奖学金乃至出国深造的“个人计划”，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数更高……紧接着，“法大BBS”上出现了对课程组教师的攻击，甚至怀疑教师们的“人品”。 　　

“面对这样的同学，我实有隔世之感，因为在我以往的教学生涯中，我都很少碰到要分的，尤其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强词夺理来要分的，要分的人数还是如此之多，不啻法大校园中一道诡异的风景。”郭老师感慨万千，遂于教师节当日拿出一整天时间写下长达八千字的公开信发布到网上，就课程教学、考题设置、考分评判等情况做了说明，顺就同学们的求学之道、学风问题乃至人生规划谈了自己的看法，其言也推心置腹，其言也坦荡恳切，其言也正气凛然。“要分风潮”遂息。 　　

纵观时下大学校园，“要分”现象不惟法大独有，生“隔世之感”的恐也不仅仅郭老师一人，问题出在哪里？分析与议论也早满坑满谷，但仍把“问题”当成“问题”者，却似有日渐减少之势。郭老师说，“如何迅速从应试教育的危机中尽快解脱出来，由考试的机器变成知识的渴求者与探索者，由分数的奴隶变成分数的主人，养成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实乃求学诸君的当务之急。”“当我看到在你们中间那些连‘王阳明’都是一片空白的同学的劳作时，直觉就提醒我，整体上的优质恐怕还不能掩盖少数同学的严重缺陷，‘优’与‘劣’的差异就值得关注，劣币驱良币的隐患就应理直气壮地予以杜绝，否则就无异于失职。”2008年就要匆匆忙忙地揭过去了，明年的教师节，郭老师会怎样度过呢？ 　　

　分数普遍偏低，是教师也不希望看到的。在郭世佑受副校长张桂琳之托，出任该课程组负责人之前，有关分数太低的责难就已存在。此前，有位教授辞去此课负责人之职，就与此事关系甚大。郭世佑表示，他一贯主张培养过程从严，结果从宽。在命题时，他坚持开卷考试，并要求命题老师降低命题难度，阅卷过程中也曾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醒各位任课师长在评分时适当放宽。但即便如此，教师们预先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在阅卷统分之后，教师们发现分数整体不高，不及格者比上学期明显增加，统分教师和课程助手复查了全部试卷，将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68-69、78-79、88-89分的分别提到70、80、90分或以上。从1338份试卷中一一找出可以加分的试卷，修改小分、总分与统计表，是一项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对70分以下者进行微调。经过两轮调整之后，不及格者还有239人。根据教务处考务科的建议，课程组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数段则不动。通过此次调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两轮修改和普调后的分数作为最终成绩公布。 　　

　　看来学生的考分确实偏低，以至于几次调整仍然有一百来学生不及格。是课程太深、考题太难？记者找到了该科的考题，全卷如下： 　　

　　一、名词解释（共40分，每题8分） 　　

　　　　宗法制度 　　

　　　　封建 　　

　　　　张家山汉简禅宗 　　

　　　　王阳明 　　

　　二、问答题（共60分，每题20分） 　　

　　　　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简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点。　　

　　　　试论我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紧紧从“应试教育”和高校考风校风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已经是远远不够了。我们的反思应该深刻一些。　　

一，司法队伍素质与“普世”法制迷信问题。　　

顶级法学精英集体为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深圳中院为富士康保驾护航的喜剧，最高法长官贪赃卖法落马，最高检授权太原当事检方进京抓捕央视记者，商务部郭京毅式的“条法司”腐败，层出不穷的司法丑闻使人担忧司法现状；“要分门”、“抄袭门”、 “杀师门”等等，更使人担忧司法队伍的未来。右翼买办精英最爱叫喊两个独立：“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前者的险恶居心且置勿论，后者颇能迷惑有些人。山东的一位专喝人奶的法院院长说得好：“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比起党政官员的腐败，法界一点也不逊色——它是丛林法则市场规则普世化的结果，这是“独立”不“独立”的事吗？　　

那我们就加强司法队伍的建设吧？　　

如何加强：难道能将法大搬到真空中去办吗？　　

还得回归马克思和毛泽东，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如同反腐的反思一样。　　

作为上层建筑的法，乃是阶级性极强的专政工具，从来就没有过超越阶级的“公平”法制。多年来，我们的法制建设，无论是法理建设还是立法司法实践，都对西方社会亦步亦趋，抽调了法制的阶级性，贴上普世化的公平标签。　　

西化的普世法制，在本质上是无法实现公平的。　　

高张私产神圣和按资分配，“合法”，体现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违法，在生活中已经潜规则化。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局限于反映自己阶级根本利益的法权，他们在生活中总是利用各种可能极力突破法权界线，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原始积累时代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就以疯狂掠夺为其“特色”。　　

比如应试教育，虽然，高考被人们称为时下中国仅存的“公平绿洲”，其实，如同按劳分配体现资本法权一样，这“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许多弱势者的受教育权利。而且，强势者时刻都在突破“平等”的束缚，各地为财富权势阶层子女高考加分的红头文件，招生中“合法”的“赞助”优惠规则，考试录取过程不合法的牟利作弊，都司空见惯。政法大学学生的“要分风潮”，就出于这一“突破”的冲动。　　

必须破除“普世”法制的迷信。　　

在社会全面“接轨”过程中，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特色也必然要反映到立法司法实践中来。　　

“快卖卖光”是改革，“瓜分公有财产盛宴”要保驾护航，而空手套白狼的亿万“私有财产”就“神圣不可侵犯”，得“赦免原罪”——法制建设首先得看看立法的合法性。　　

“国际惯例”的实名存款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接起轨来举步惟艰，“普世”观念改变不了立法权的利益选择。　　

离开阶级观点枉谈普世法制，解决不了司法腐败与队伍建设问题。　　

二，丛林法则与法界腐败。　　

丛林社会和市场规则的普世化，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投入了资本的融金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 “先富起来”所激励起来的强烈冲动是极为“普世”的，公检法怎能例外！他们居于社会的制高点，手中掌控着神圣权力，可以“吃完原告吃被搞”，党政机关腐败，法界也不是是清水衙门。高高飘扬的“保驾护航”旗帜，更以路线的形式促进着他们与富豪阶层的“强强联合”，更可轻易“双赢”。无论是山西的奴工黑窑，还是遍布各地的色情娱乐城，背后都闪烁着“护法”法神的身影。　　

三，荣辱颠倒乃颠覆“传统”的结果。　　

就事论事，法大的“要分风潮”属于道德问题，这一现象在高校带有普世性，虽然从法大爆出更刺眼一些。正如法大的老师所言，这一现象会使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产生“隔世之感”，在我们歌颂思想解放30年的伟大成果之际，不能回避之一“成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社会风气之有今日，乃30年持续“解放”的功德。只要敢于正视，无庸讳言。　　

小岗带头人所标榜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准则虽然是普世现象，但中国式的荣辱颠倒“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在这“全球化”的世界上鹤立鸡群，令别人自愧弗如。　　

何为至此？　　

盖出于中国“补课”的特定历史条件。　　

普世资本登上历史舞台所 “颠覆”的，主要是封建主义，而“补课”资本所要“颠覆”的，则主要是“传统”、是“左”，也即社会主义。虽然，在市场化的扩张中，社会自身也会自发地破除生活中的中世纪残余，但“颠覆传统”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前资本势力，却是资本暴发户主导的联合阵线的战友。所以，意识形态的“解放”中，王皇帝霸、贵族血统、书童奶妈、尊孔祭圣、四书五经、新旧儒学、黑窑奴工，可以与生活实践中的“性解放”与金钱崇拜并行不悖，并肩高扬。资本“补课”过程中，在“解放思想”的旗号下，一切古老的垃圾沉渣都可堂而皇之地扩张“自我”，从斯密、哈耶克、“老佛爷”、“李中堂”到“色戒”，都不可一世，都趾高气扬，至少可以“宽容”，唯独对“红色经典”，右翼精英一提起 ，“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思想解放过程中对“传统”的挞伐控诉，带着强烈的还乡团情绪：毛泽东罪恶滔天，毛泽东时代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所建树起来的一切，都要斩尽杀绝！余杰和谢韬们的先锋言论，都传达着这种刻骨的仇视情绪。凡是适合暴发户需要的，凡是古今中外剥削阶级的僵尸沉渣，都变成闪光宝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信仰崩溃道德沦丧荣辱颠倒，实乃必然。多年来，也有过“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德治国”和“八荣八耻”，也不时强调“主旋律”，但沧海横流，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扬汤止沸，无济于事。求仁得仁有何怨！　　

附：《分数是硬“要”来的？》　　

《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　　

求学，苦耶？乐耶？

　　学生学习考试，教师根据试卷给学生相应的评价和分数，本是天经地义、教育的常规程式之一。但中国政法大学的一门全校必修课程，却引发了学生大面积向老师“要分”现象，使陷入其中的师生都疲惫不堪，甚至一度矛盾激化。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折射出当今高校教育的什么问题？后来又是如何化解的？为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风起于青萍之末

　　9月5日，中国政法大学2007级必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成绩在校园网上公布了。因为成绩普遍偏低，短短几天之内，课程组负责人郭世佑接到07级同学的电话、短信与电子邮件多达两、三百人次，超过他调入法大5年来学生提问次数之和。内容几乎无一例外要求加分。紧接着，“法大BBS”上出现了对课程组教师的攻击，甚至怀疑教师们的“人品”。

　　面对争议，郭世佑于9月10日教师节当天，用一整天的时间写下了八千余言的长篇公开信作为回复，并委托学生在法大BBS上贴出。该帖在校园浪激千层，数日之内，点击率超过6000（需知法大07级的考生一共才1360名），跟帖数达200多个。

　　学生向老师强烈要分，没及格的要求及格，及格的要求加分。其理由五花八门，大家抱怨“考题难”，或者“判分严”；有的声称自己把精力放在专业科目上，希望在公共课方面给与照顾；有的承认自己平时不重视，但强调家庭条件困难，特别需要奖学金；有的以自己是理科生、答题不得要领为由，希望网开一面；有的要求达到入党、保研的分数标准；有的觉得分数低“很难看”，补考既辛苦，又费时；有的声称自己的许多科目考试都不及格，感到人生希望很渺茫，希望予以同情，减轻负担；有的断言此科不及格会影响自己拿学位；有的觉得该科成绩并不严重影响自己入党、申请奖学金乃至出国深造的“个人计划”，但仍然希望及格或者分数更高……

　　学生在要分的同时表示质疑，为什么不能采用交论文的方式考试？如果说论文评判有主观性，那么开卷考试的主观题同样很多，而且题目分值偏高，评卷主观性的存在，无形中就会造成成绩偏低。又因为授课范围太广，导致简直没法复习和备考，只能碰运气。有的人真的十分用心，却分数很低。这并不代表他的知识结构有问题，只是运气不好。

　　考分偏低，还引发了部分学生对《中华文明通论》这门课程的抱怨和不满。有学生在接受采访时不无激愤地表示，“中华”古国上下五千年，“文明”一词可以无所不包、涵括一切，课程可谓“大而无当”。

　　任课教师的苦水

　　分数普遍偏低，是教师也不希望看到的。在郭世佑受副校长张桂琳之托，出任该课程组负责人之前，有关分数太低的责难就已存在。此前，有位教授辞去此课负责人之职，就与此事关系甚大。郭世佑表示，他一贯主张培养过程从严，结果从宽。在命题时，他坚持开卷考试，并要求命题老师降低命题难度，阅卷过程中也曾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提醒各位任课师长在评分时适当放宽。但即便如此，教师们预先担心的情况还是出现了。

　　在阅卷统分之后，教师们发现分数整体不高，不及格者比上学期明显增加，统分教师和课程助手复查了全部试卷，将56分以上者提到及格或及格以上，68-69、78-79、88-89分的分别提到70、80、90分或以上。从1338份试卷中一一找出可以加分的试卷，修改小分、总分与统计表，是一项劳动强度很大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对70分以下者进行微调。经过两轮调整之后，不及格者还有239人。根据教务处考务科的建议，课程组再把60分以下的考分普加10分，其他分数段则不动。通过此次调整，不及格率已低于10%，两轮修改和普调后的分数作为最终成绩公布。

　　看来学生的考分确实偏低，以至于几次调整仍然有一百来学生不及格。是课程太深、考题太难？记者找到了该科的考题，全卷如下：

　　一、名词解释（共40分，每题8分）

　　　　宗法制度

　　　　封建

　　　　张家山汉简禅宗

　　　　王阳明

　　二、问答题（共60分，每题20分）

　　　　儒家如何用文化治世？

　　　　简述唐宋文化的基本特点。

　　　　试论我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艰巨性。

　　公允地讲，这套试题所涵盖的都是些基本问题，并不存在偏题和难题，而且，据调查，考题的内容课上都曾讲过，并允许学生复制课件，课后复习。郭世佑坚称，“它应该经得起全校师生的评论，也经得起校外同行与全国大学生的整体检视”。

　　但这样的试卷，学生的答卷却并不理想，对于名词解释“王阳明”，数十位同学没有动笔，有的虽然答了，却是乱扯，有的称王阳明是春秋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或称其主要思想是“阴阳五行”，还有的把王阳明说成是“伟大的文学家和诗人”。

　　有教师质问，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大学生，却连“宗法制”、“封建”、“禅宗”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如果连儒家用文化治世的基本情况、唐宋文化的基本特点、我国传统文化转型的艰巨性都感到陌生，如何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与不卑不亢的世界公民？

　　对于学生质疑的考试形式，课题组教师也曾考虑过采用交论文的办法，完全放开，可以大大降低不及格率。问题在于，现在的高校教师都知道，课程考察如果采取写论文的形式，相当一部分学生会从网上“荡”（抄袭）论文，其中不乏整篇的抄袭。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教师不可能都掌握，这给评分带来很大的难度。

　　考试命题也有困难，中华文明的时空范围很广，任课教师又多，命题需要兼顾各位老师的授课领域，调动每位授课教师的积极性，不能拟定一两个大题了事。而题量大，扣分的几率就相对高。校方将授课对象定为大一新生，他们刚刚摆脱十几年如一日的应试教育，

　　第三只眼看学生强行要分

　　大学生找老师要分数、老师在可能的情况下给学生提升几分，此风由来已久，各校皆然，已经是高校的“潜规则”。但本次大规模要分事件，还是引发了各方面的讨论。首先当然是对学生素质和“要分”这一做法的不同看法。有教师表示，连王阳明是谁都不知道的同学，为何不去反思自己，却只想着找任课教师加分，还要为个人的入党、评奖学金、保研、出国而振振有辞？需知考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在同学之间适当拉开距离，成为各种学习奖励（包括奖学金、入党、保研与出国深造）的主要依据。以谋求学习奖励为由，找任课教师要分数，完全是颠倒因果和本末倒置。郭世佑质问：“入党与奖学金也罢，保研与输送出国也罢，难道就是为那些在师长层层放宽之后还不及格的学生准备的吗？”而“对于那些正在准备出国的同学来说，我还想补充一句：既然你连《中华文明通论》这样的基础课程都不及格，你真的准备好了吗？你能指望得到西方世界的尊重吗？”不下功夫学习，却卖力地要分，“你们入学时所宣誓和背诵的‘程序公正，实质正义’之类法人法语岂不成了最具讽刺意义的骗人把戏？‘厚德、明法’等校训将何以堪？”

　　在整个过程中，不但教师们据理力争，相当一部分学生也表明了自己的是非立场。认为“给老师打电话逼老师实在不对！”有学生就“不知王阳明”说到了一个文革典故：外国友人告诉一位中国新贵：我很崇拜李时珍，想去他家乡看看。文革新贵问自己的随员：“李时珍同志今天怎么没有来？”假使未来的政要出自法大07级，想来也可能问：“王阳明同志今天怎么没有来？”平时缺勤，不好好学习，分数不高则一味指责教师，断定是任课教师在卡学生，甚至以个人名利要求为由纠缠任课教师，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网络暴政”攻击任课教师与课程本身，这既不公正，也有损法大学生乃至当代80后大学生的整体形象。

　　学生“飞翔的鹰”说，“让老师度过了这样的一个教师节，我很难过，我个人认为《中华文明通论》是一门十分好的课，我非常佩服那些授课的老师们，可以说他们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的。对于学生要分的情况，我认为很不好”。一位李姓学生在BBS上说：“学生在任何时候犯错都会被老师理解和关怀，只是不要太自私而伤害老师的情感。只是有太多过于‘老好’的老师，当老师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学生……甚者走向极端辱骂老师。虽然我也是63分，但我觉得它让我明白了很多事，自己反省了，也知道缺因了，该如何加强。”“我想飞”虽然也因为《中华文明通论》与奖学金擦肩而过，但他认为成绩是学生个人学习的问题，与老师关系不大。一句话：靠自己吧。

　　其次，围绕着课程的开设和讲授模式，大学通识教育应该如何展开，也成了一个焦点。《中华文明通论》是法大通识教育中的重点必修课程，由副校长张桂琳、教务处长兼校长助理李树忠亲自抓，目前已开设两届，张桂琳教授还再三强调，该课应继续开下去，而且还要开好。但郭世佑表示，开设《中华文明通论》这样的课程，最大难度之一是找不到一或两个教授把整个课程承担下来。迄今为止，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与多学科的渗透，学界早已告别了周谷城（民国时期《中国通史》与《世界通史》的作者）的时代，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在前，拜金主义的横行与工科管理模式的猖獗在后，明显阻遏了我国学术真大师的产生，为数更多的都是一些“章节教授”，一些名为“专家”实乃窄家者。既然如此，开“通课”就只能请多个教授来勉为其难。早在学校的“通识教育课题组”开会研讨，要倡导和论证此课时，他便直言不讳地提出过授课难度与管理难度，“区区54课时，还因为新生军训、法定节假日等，折扣到45课时甚至42课时以下，一个问题都讲不透，只会让学生目不暇接，更糟糕的是，授课教师多达6、7位，一人讲一点，走马灯一般，又是400人以上的大班授课（有教师证实了这一说法，并称此课曾在学校大礼堂授课，学生多达近千人，创下全国最高记录），授课效果自然不理想，课堂秩序的维持就很不容易，课后的辅导答疑与作业练习也都成问题”，但此课还是在迎接教育部本科评估的欢呼声中匆匆登场。虽然都知道讲这样的课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事，但各任课教师还是服从学校的安排，接受授课。为此，有些老师甚至放弃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程，如郭世佑即因为负责该课，被迫停开学生期盼、自己也最乐意开设的两门选修课：《近代中国人物与社会转型》与《民权政治与中国社会》。

　　一位没有参与该课讲授的教师表示，大学通识教育不是全身抹万金油，让学生什么都知道一点，又不通透。在知识方面，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以还是应该开一些更具体、范围更小的课程，数量多、规模小，老师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开课，讲得更深入、透彻、自如，学生选择的余地也大，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真正喜欢的课程，对某一个可控领域有真正的了解和掌握。

　　但另一个声音否定了上述看法。对于《中华文明通论》这样的课程是否贪大求全、不切实际，课程的开设和上马，是否属于官方强制设定和安排，有行政压倒教育之嫌，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领导表示了否定。他强调，学校的出发点是好的。学生也应该接受基本的文化常识教育。这门课规定由大一新生修习，就是因为他们刚刚摆脱十几年如一日的应试教育，人文常识严重欠缺。应该给他们一门宏观的、普及性的课程，让他们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整体和大致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选择某一个专题深入学习。否则无异于盲人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于课程的开设，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彼此不存在压制的问题，他强调说，校领导本身也是教育者，而且是更宏观的教育者，对于高等教育应该如何搞，本来就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和理想，否则就不合格。

　　究查要分事件的缘由，该领导人认为主要是浮躁的学风、功利的社会风气影响到学生的自我设计，并对此表示了很大的忧虑。大学教育趋向于功利化、短期行为风行，导致学生漠视基础学科和基本人文素养，而这些，正构成了未来社会的软实力。他引用郭世佑公开信里的话，说“比《中华文明通论》的考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当代大学生之于中华文明的认知程度与批判精神，还有国家伦理与民族使命，比奖学金、保研、出国等更重要的，应属当代大学生的人格与国格”。

　　这担心是有道理的。据悉，《中华文明通论》整体上的到课率不高，特别是学生挑教师听课，不同教师的课堂，出勤率大不相同。学生“下雨的街”感慨：“老师讲课很好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去上中通呢？每次看到偌大的礼堂，只有那么一点点的人头，我就无语……”“槛外人”认为部分同学对学什么有些盲目和功利。“有些同学学东西过于功利，特别是法学专业的学生，莫说是通识课，就是专业选修也是只为学分或只为热门（部分人），让人有些……”

　　此外，也有部分讨论围绕着教育和考试、分数的关系，高校的奖学金评选制度等展开。有学生表示，分数本来只是反映学习情况的方式之一，但如果高校仍然延续中小学的“分数主义”，唯数字是听，那么，要分现象就不可能杜绝。学生们索分的言行表现出赤裸裸的“分数主义”，仍然与应试教育关系甚大。学生被塑造成“考试机器”和“分数奴隶”，再经由考分工具而实现升学、评奖、入党、保研、出国的目标，却不在乎成为知识的渴求者与探索者，成为分数的主人，养成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完善自己的人格。中国政法大学是一个以培养法科人才为主的知名高校。对法科学生来说，索分意味着缺乏诚实的品德，缺乏对法治精神基本追求，是对公平与正义的公然侵犯，是灵魂的污染，“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法科学生今天把缠分要分习以为常，那么明天呢？能指望他们成为丹诺和霍姆斯那样的法律人吗？”

　　“yoke”的看法则是，（本次事件当中）学风很好，考风很好，制度有问题，废除奖学金单向成绩评价标准，根结之所在。

　　法大的要分事件延续一段时间后，台湾大学的博士候选人许如亨说，在台湾的大学里，网路贴文一直也是学生用来对付老师及学校当局的工具，教授们一般也不敢回应学生的网络批评。

　　但在郭世佑顶着巨大的压力写出公开信后，在点击率和跟帖激增之后，这场要分歪风迅即遏制下来，尘埃落定。可见，对于网络暴力，只要教师和学校敢于负责地直面，不放任事态发展，就能及时化解矛盾，绝大多数学生还是讲道理，讲感情的。

　　但围绕着该事件，关于高等教育和学风的讨论，还在作为潜流继续着。应试教育带来的分数主义仍在校园横向，平时不认真听课却敢向任课师长要分的现象反映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也折射了大学教育的偏差。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需要加强，但究竟应该如何加强？相关课程中存在的某些实际困难并没有解决，比如课时少与内容多的矛盾，任课教师多而难通的矛盾，全校通选的工作量压力无法使课后的辅导答疑相配套——包括学校硬件差，教室紧张，连辅导的场地都没有——大班授课的实效等问题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