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目标、现代化与“文艺腔”

宋晓军

现在很多官员和学者不懂军事，不从竞争的视角看今天的现实世界，天天一张嘴就是“文艺腔”，很难说他们是有大目标的。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部级干部被“双规”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在一次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见过此人，他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歌唱得非常好，当时还有朋友说这位官员把自己唱的歌刻了盘送人。由此我就想到了“文艺腔”这个词儿。　　

整个80年代“传承”下来的风气就是大家喜欢拿文艺品质自炫炫人，风花雪月，误人误己。中国现代化100多年里，先是清朝的上层不高尚，断送了现代化的机会，后来是国民党上层重蹈清朝的覆辙，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现在80后的说法：“文艺腔”太重。其实现在的官员学者也存在这个问题。一个伤痕文学的启蒙，加上后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提前将土地出卖的财富积累，好像现代化就来了，上层和精英又开始“文艺腔”了。怎么看怎么有轮回的感觉，很多精英老说中国社会不能再重复“造反——腐败——再造反”的模式了，但是上层如果这么“文艺腔”下去，怎么能避免呢？有些人提出了民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民主是手段，是实现“大目标”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大目标”作为底色的民主，必然是充满了“文艺腔”的民主。　　

我自己想想，这个“文艺腔”不仅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有关，现在可能还与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有关。那时候人人都在读国外名著，你要不知道朦胧诗和流行的外国名著，就跟现在不知道电脑和博客是什么一样被人瞧不起，因为那时人们不仅面对的诱惑少，而且还都特认真。我与很多朋友聊过，他们都不知那个时候的“文艺腔”怎么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其间也衍化出了很多升级版，什么政治“文艺腔”、社科“文艺腔”、金融“文艺腔”等等。　　

总之，这种“文艺腔”不仅成为了官方回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的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了在野知识分子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且这些年越来越明显。　　

记得一次我在凤凰卫视做一个PK节目，内容是“中国到底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结果这么一个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完全变成了一场“文艺腔”的大比拼。一位有点名气的教授，根本不了解海军、航母、造船工程，上来就用历史“文艺腔”说，中国不能造航空母舰。当时我真是又气又好笑，突然感觉到，只要是被上世纪80年代的“文艺腔”浸泡过的人，怎么都那么自以为是啊？中国社会在急速的现代化、工业化现实中，他们怎么就不知道学点新东西来面对呢？　　

有一段时间，我收藏民国的旧书特别上瘾，记得看过当时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到中国后，林徽因、徐志摩与他的合影，照片被报纸刊登出来被命名为“松、竹、梅”，后来好像是鲁迅还奚落了这张照片，大意就是日本人已经占了东北，他们还在那儿“文艺腔”。这次金融危机已经表明了，中国今后不打商战是不可能了，而且也不排除面临着战争的可能，年轻人都意识到了，可是上一代很多人就是脱不了那点儿“文艺腔”，让人觉得很耽误事。这一点在传媒领域最明显，很多年轻的编辑、编导都知道，他们那些80年代毕业的领导最喜欢“文艺腔”，他们编文章、编节目都还得顺着领导的意思来，结果80后的年轻人越来越不爱看，好在有了网络，他们在网络上创造了另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与“文艺腔”越来越远了。我有一次问一个年轻人怎么看那一代人的“文艺腔”，他表示很理解地说，那些人脑子里的信息处理器就相当于“ 　286”　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来不及处理每天接收的那么多信息，所以就自然不自然地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文艺腔”上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是随着国家物质文化成级数变化的年代长大的，他们的信息处理器早随着时代变化升级了，所以年轻人处理信息的速度比上一代人快多了，看问题反而更容易看到本质。我觉得这位年轻人是不好意思揭穿上一代人那种沾沾自喜的“文艺腔”品质。　　

贯穿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文艺腔”，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症结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从文学反思开始的。“伤痕文学”在反思效用被放大之后，变成了全社会的一种文学热，而当时正赶上中国与美国联手反苏，西方文学自然就会大量涌入对西方文化封闭了多年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国家财政收入从1978年占国民收入的37.2%下降到1989年的19.1%），将原来30年为了打仗建立起来的巨大的机电加工能力转为“补生活欠账”的民用生产能力，又让文学反思中的“解放人性”的场能短期内在物质生活上得到了释放。80年代中期，物质生活刚刚尝到甜头的人们并不满足，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现代性”的外国商品，除了走私以外，国家开始用外汇大幅度进口，这无疑加大了这种文学热的温度。那一段时间，“文艺腔”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应该说，当时虚幻的物质基础将“文艺腔”这种精神文化深深地固化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与西方在政治上分手，但经济上联系不断，“海龟”经济学家纷纷登场，已经占据了话语主导权的80年代主流知识分子又不愿意离开舞台，因此就产生出来各种各样的“文艺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文艺腔”并不是在一个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打商战的背景下诞生的，而是在对自己的反思和盲目拥抱西方的情况下诞生的，所以就会越来越脱离现实的社会，也无法解释现实的社会。因此，在那些一切都用过时了的“文艺腔”看世界的人眼里，90年代后由于中国与西方潜在的经济结构性竞争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不满，都是义和团式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愚昧落后的，是受官方蛊惑的，包括最近对“奥运火炬事件”中年轻人的行为，很多还绕在当年“文艺腔”里的人，都还是这么认为。这其实很可笑，那些在国外学习、知识结构很好的年轻人，难道真是当年义和团转世吗？他们真的不知道那些年轻人怎么在网上嘲笑他们那种过了时的“文艺腔”吗？到底是谁更愚昧呢？没错，中国革命的主题是来自底层，底层确实有底层的问题，而这种历史选择，不恰恰是因为上层不高尚，大玩“文艺腔”造成的吗？当初的上层以为唱唱“文艺腔”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结果把王朝转换的主动权让给了底层，现在也是一样的，一个农民人口达9亿多的国家，同样不是能唱唱“文艺腔”就能完成工业和政治现代化的。　　

当然，我并不是完全否定“文艺腔”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被西方军舰、商船堵在家门口，被迫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作为一个被人家用暴力方式输入工业文明的国家，到底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艺腔”？那些对中国现实工业科技与西方差距有了解的年轻人，在宣泄了不满之后，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艺腔”呢？他们看到官方一边无奈地说着“中美友好”，一边又要忍受着美国对台军售、小布什接见“藏独”“疆独”大佬的屈辱，他们会怎么想呢？从现在开始，他们又要经历中国经济被美国金融绑架的痛苦，这种痛苦很可能成为他们毕生最深刻、最难以忘怀的记忆。这种记忆会被当前这种脱离了现实世界、沾沾自喜的“文艺腔”所消磨掉吗？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做“社会如何记忆”，那本书的开头就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的因素，特别是当一个社会群体齐心协力地开始另起炉灶时，尤其如此。如果中国在经历了这次金融危机准备重新开始时，届时渐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因素呢？是“两弹一星”的记忆呢，还是当下“文艺腔”的记忆呢？文化选择的主体永远是大众，尽管知识精英的偏好对大众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如果太脱离实际，太没有骨气，能不被大众抛弃吗？看看前阵子源于希腊波及欧洲的“骚乱”，那些年轻人为什么砸了100多家银行？他们行为中包含了多少法国大革命的记忆因素？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年轻人会想到什么呢？其实当下流行的“文艺腔”无非是试图让年轻人“告别革命”，但是就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历史记忆而言，情况很可能恰恰是相反的。　　

高层其实很明白，现在要把年轻人由革命记忆派生出来的激情转化为建设现代化的动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的讲话，之所以从1840年开始讲起，本质上就是这个东西，但问题是这层意思经过那些把持着话语权人士的“文艺腔”一解构，就变味儿了，就完全失去了“技术含量”，这恰恰是渴望有“大目标”的年轻人又气又无奈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左右，都有一个去“文艺腔”的问题。　　

　（本文转自《中国不高兴》。目前，该书正在热卖中。截至昨日，发行量已经超过50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