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

2008年07月21日 瞭望东方周刊

文/李昌平 李朝曦

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

最近几个月，国际大米价格一路飙升，国内大米价格却出现了回落走势，不到国际大米价格的1/3。

压低粮价控制不了CPI上涨

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是:粮食价格上涨，什么都会跟着涨；控制物价，必先控制粮价。这似乎是一些经济学家的共识。现在的状况是，粮食价格在相对下降，而与粮食相关的商品价格都在疯狂上涨，这使得经济学家们的共识已经变得荒谬可笑了。去年年底，北大、清华等权威经济研究机构都做出了CPI已经见顶或即将见顶的预测，但实际情况却与此不符。

在粮价稳定而其他商品价格照样疯狂的事实面前，粮食价格被强行控制在地板价位，难免有欺负或牺牲农民之嫌。

据湖南等地的调查，现在农民种植水稻几乎无利可图了，笔者很担心，中国农村会再现上世纪90年代“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使党中央“扩大内需、科学发展、共同富裕”的决策难以真正落到实处。

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

夏粮马上要上市了，和2007年相比，2008年“保护价”提高了4%~9%。我相信一定会和往年一样，农民手中的新粮会按“保护价”被收购。面对国际粮价远远高于国内粮价的局势，一些农民也许会“惜售”，夏粮实际收购价格会有所上浮，但更多农民急于要钱投入下季生产，不得不屈服于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的价格联盟，依照“保护价”贱卖手中的新粮。

当国有粮食部门和私营粮食龙头企业低价收购完农民手中的粮食之后，粮食价格会不会继续稳定不变呢？我的结论是:不会。到时经济学家们也会出面游说政府提高粮价，理由会相当充分:如，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防止中国低粮价补贴全世界，防止粮价出现报复性反弹而导致恶性通胀危机，粮食涨价是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等等。这些理由确实相当充分。

从理论上讲，这叫垄断性涨价；从实践看，去年就多次出现过涨价。如:食用油大涨价、牛奶大涨价、方便面大涨价、大豆大涨价等等。不是一步一步地慢慢涨，是在收购农民手中的原料之后涨价。

与其这样，不如现在就提高保护价，让农民得到涨价的好处。

笔者建议立即提高新粮收购的保护价——在去年保护价基础上提高30%。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农民可以分享涨价的好处，有利扩大内需和共同富裕；有利扩大下季度粮食播种面积，有利增加农民对秋粮的投入，有利中长期粮食安全和市场价格稳定；有利抑制日益猖獗的粮食走私等等。

因而，笔者建议立即提高新粮收购的保护价——在去年保护价基础上提高30%。

粮价上涨从未推动过CPI失控

也许会有人担心粮食保护价上涨了，会使CPI失控。其实这是缺乏依据的主观臆断。

第一，粮食收购保护价上涨30%，不等于市场上销售的大米和面粉等一定要上涨30%。以稻谷为例，稻谷收购价提高30%后为0.95元/斤，对应的大米价格应该以不超过1.6元/斤为合理，而市场现在的大米均价已经超过了这个水平。因此农民粮食收购的保护价有上涨空间，需要管制的是加工企业和与此相关环节之间的暴利。

第二，现在猪肉价格是18元/公斤，肉粮的转换比率以1:4算(过去没有配方饲料时，4斤稻谷或小麦和玉米足够生产出1斤猪肉)，对应的稻谷或玉米价格应该不低于2元/斤，而提高30%的粮食保护价还不到1元/斤，因此粮食价格上涨30%，并不必然推高猪肉价格或导致生猪生产下滑。或者说，假如1元/斤的粮食价格下养猪无利可图，绝对不是粮价高造成的，是另有原因。

第三，历史上的几次高通胀都不是粮价上涨引起或推动的。1988~1989年的通胀率为18%左右，当时的粮价是绝对管制的，通涨与粮价上涨无关。1990年前后，由于低粮价伤害农民，粮食定购价格突然上涨为0.24元/斤，上涨了100%多，而1990~1993年的物价反而出现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出现第二次通胀，同样也不是因为粮食价格上涨引起的，是在通胀出现之后，粮价相对过低，严重伤害农民利益的情况下，1994年下半年才准许粮食价格上涨。1996年粮食收购价格达到高峰0.7元/斤，但1996年却出现了通涨转向通缩的现象。历史上的历次通胀不仅不是粮食价格上涨引起和推动的，恰恰相反，每次通胀出现后，都是随着粮价补涨而转向稳定。

过低的粮价加剧通胀

我国的粮食价格一直都是管制状态，不可能出现由粮价过高引起的通胀，粮价上涨引发通胀是主观误判。

恰恰相反，过低的粮价加剧了通胀的后果。因为低粮价导致农民收入减少、购买力下降，以致农村市场萎缩。通胀和农民购买力下降同时出现，两种严重后果不可避免: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工业产能过剩”；二是城乡发展失调，三农发展严重滞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调控不得不采取两项措施应对:一是强化外向经济发展战略——给外资和海外消费者超国民待遇；二是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两项措施实施的结果是:第一，导致中国经济走向外向依附型，甚至是“蜡烛型经济”——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第二，中国经济发展患上了积极财政政策依赖症。

需要重新定位的几组关系

每一次农产品和食品涨价，农民得不到涨价的好处，市民也增加了负担，政府也忙碌不堪。面对这一局面，笔者常常想起河北大午集团。

河北大午集团，任何时候都敞开“收购”当地农民的粮油产品，但结算时间和方式由农民自己选择。假如“收购”时的市场价格是1元/斤，等到农民结算的时候市场价是1.2元/斤，则按照1.2元/斤结算；如果结算时的市场价是0.9元/斤，同样按1元/斤的价格结算；如果农民即时结算，可以领取现金；如果不领取现金，大午集团则支付“存款”利息；如果农民愿意，农民可以直接用粮油产品(原料)兑换成大米、面粉、食用油、饲料、肥料、种子等等生产生活资料，并且是出厂价，比市场零售价要低10%~20%左右，还可以免费储藏于大午集团仓库，随要随取。

这样的民企合作模式，既增加了农民的利益，又减少了农民的市场风险，同时也解决了大午集团发展资金的瓶颈难题，还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不是加息、提高准备金率、积极财政政策等这么简单，关键是要重新定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和市民、企业与农民和市民的关系。-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