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纯洁性需要与洪水威胁关系考察――如何把淮河洪水威胁降低到适当水平

作者：老田

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在全国各大流域中间是最为严重的。这个水灾灾害的严重程度，本质上是淮河流域的土地利用成本居高不下的一种表现，这种概率与损失相乘而构成的或然成本是中国人地关系紧张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这一片栖息地之间的部分失调。

从自然过程看，淮河平原的巨大面积，并非淮河自身的泥沙沉积而成，而是黄河泥沙“越俎代庖的结果，这一事实导致一个根本性的特异之处：淮河平原从山区向海岸线的延伸中间，平原缺乏与河道平衡相适应的比降，使得洪水宣泄困难。

在大自然亿万斯年的平原沉积形成过程中间的不利条件，是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严重的基础性条件。历代治理黄河和淮河的人工努力，也是淮河水旱灾害损失在上下游之间重新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明代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并在洪泽湖修筑高家堰开始，上下游之间的水利与水害损失就开始部分地受到人为工程的影响，具体地说，是水旱灾害损失从下游向中上游转移：以中上游更严重的风险损失为条件降低了下游里下河平原的损失，甚至，里下河平原还受到洪泽湖的灌溉之利。清代重修高家堰的时候，堤线长度从潘季驯时期的十几公里延长到38公里。新中国成立之后，高家堰再次得到大规模整修，堤线长度延长为70多公里。今天，洪泽湖湖底高出里下河平原5.5米，洪泽湖上的高家堰，不仅体现了对下游平原防洪作用，受到高家堰规范的洪泽湖的水位被抬高了，对下游平原还有着巨大的灌溉之利。堤线延长本身是大堤高度的一个标志，也是洪泽湖常年水位上升和中上游河道比降更为恶化的一个标志，而且，几个时代都不遗余力地修筑高家堰这一事态本身，也是与里下河平原水旱损失相对应的防护要求节节上升的体现。

高家堰在历代得到重视，本质上是重新在淮河流域的上下游重新分配风险和损失的人工行为，显然，在考虑了防洪设施的建设和运行费用之后，仍然能够实现洪泽湖对于里下河平原的保护收益大于淮河上中游的损失，这一工程就仍然是经济的。

而且，即使撤除高家堰，并设想淮河从里下河平原穿过取得独立的入海口，鉴于淮河流程延长是黄河的强大造陆能力的表现，未能按照本流域沉积条件形成合理的比降，这样的人工工程不仅建设费用庞大，而且最终实现的宣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对于洪水宣泄只具有有限程度的作用。因此，这样的设计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并没有合理性。

反过来，在保持洪泽湖对下游的保护作用和灌溉效益的情况下，上中游洪水的风险控制，就得有另外的解决思路。在毛泽东时代，在临淮岗工程的上游，曾经规划了横跨三个县的蓄滞洪区，蓄洪容量高达100多亿立方米，这个蓄滞洪区的容量基本上可以满足汛期洪量的分滞要求，把沿淮地区的洪水威胁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较低水平。

以巨大的蓄滞洪区为主要方式来较低洪水对广大区域的威胁，一个主要的问题是蓄洪区群众生活的安排和损失补偿问题。相比较而言，损失补偿只是一个经济利益的输送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灾区群众生活的安排却无法化约为一定数量的货币或者物质补偿，解决难度要大得多。如果灾区群众的生活问题缺乏适当的出路，就会极大地影响到蓄洪区的运用。1998年长江沙市严重超过分洪水位，但是未能原按照设计要求启用荆江分洪区，关键就在于一旦启用分洪区，就会导致数十万群众转移到大堤居住，时间要延续几个月，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生存条件都难以满足。而且，这些基本生存条件问题，缺乏适当的解决方案，由此就必然导致决策人启用分洪区的顾虑，所以，当年长江洪峰水位虽然持续了较长时间，但是分洪区迟迟不敢启用，而是被动地选择了“严防死守”长江大堤。

从淮河洪水威胁看，鉴于河道比降不合理和上下游损失转移的固定化，分洪区的选择就成为最主要的支撑。在这样的限制条件下，就必须把蓄滞洪区的启用标准限制较低，转而建设生活防护工程。如果每一次分洪区启用仍然带来数十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困境，将永远是一个决策启用分洪区的限制，既然淮河洪水威胁下降的主要支撑在于蓄滞洪区，那么，建设居民点的防护工程就要作为第一考虑。

由于目前农村居民点过于分散，防护工程建设费用会过于浩大，并且太小的居民点上防护工程的可靠性也将难以达到要求。因此，迁移农村居民并适当地扩大居民点规模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果达到北方平原地区大居民点的集聚水平例如每个居民点有2000－3000户、10000－20000人口的规模，考虑人均耕地1－2亩的现实，居民点的最远耕作距离将达到3－5公里，在目前的农村相对原始的耕作条件下，人力和役畜上下工耗时接近一个小时，意味着超越了合理距离，为此，需要部分地引入农机作业。机械作业如果没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集体，成本和费用就不可能下降到合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降低分洪区启用限制的防护工程建设，将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工程，而首先是一个社会工程。

考虑到江淮分水岭的高程有限，从前曾经有规划要在淮河中游联通江淮，如果考虑通过瓦埠湖和巢湖向两端延伸，以运河连接长江和淮河，则这个工程不仅仅在汛期可以分流淮河的超标洪水，并且对于解开巢湖的污染死结（巢湖是目前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三个湖泊之一）具有无可替代的贡献，可以把巢湖由一潭死水变成活水，参与江淮流域的径流归海循环。同时，由于淮河平原与长江水面落差不大，只需要投入不多的提水动力，就可以实现江淮联通工程的巨大灌溉效益，解开淮河流域“无雨旱灾”的困厄，淮河中游平原的有利地理条件和巨大的受益地域面积，是中国最具有提灌效益的优良地区之一。江淮联通工程将具有分流洪水、缓解污染和提灌效益的巨大工程，多个方面的效益意味着对建设和运行的合理成本上限的提高，我手头缺乏翔实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进行初步的预估，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江淮联通工程的效益和费用比是很好的，比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十三级提水过黄河的效费比要优越得多，更值得兴建。在中国水旱灾害最严重的地区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利保证率，其防洪和灌溉效益的发挥，将在一个不小的意义上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目标。

从淮河平原的比降看，淮河超标洪水并不不存在合理的入海方案，而且这一方案也将大大提高下游平原地区的洪水威胁，所以，降低洪水威胁要从兴建蓄滞洪区和向长江分流寻找出路，而蓄滞洪区的运用限制首先是一个社会工程，江淮联通分流工程还具有多个方面的效益，因此，解决淮河洪水威胁，要从多个方面着手。

由于目前的中国舆论形势比较微妙，降低淮河的洪水威胁既然涉及到“社会工程”和必须由国家主导的超级工程建设，都显然有发展成为否定“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基础的“个人伦理”的危险，意识形态安全和纯洁方面的考虑就这样超越了对洪水真实威胁的考虑。虽然在最近十多年里发生过两次巨大的洪水事件（上一次是1991年淮河流域的特大洪水），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单位面积的财富密度上升，洪水造成的损失呈现快速上升趋势，这样的现实威胁对于人们的“信号刺激”不可谓不强烈，但是至今没有引起学界和决策部门的认真“反应”，甚至，一切真正有价值的讨论和思考，都被预先排斥出局并扼杀于萌芽状态，满世界宣讲的都是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等人的“靠开展洪水保险业务来保平安”的怪招，这个怪招虽然完全不符合开展保险业务的基本条件（因为自然灾害由于一发生就是一大片，损失集中不符合“大数规律”下的灾害分散发生的要求所以不是保险事业的合理范围，英国有200多年历史的劳埃德保险社就是“贝特西飓风”中间损失惨重并由此走向衰败乃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却严格符合主流精英们需要的个人主义伦理。

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