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虑的种子

2010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报道》第7期

策划 李红杰
执行 温志宏 王新玲 董彦 孙玲

稻米、大豆被人为地植入有独特功用的基因后，它们就成了转基因种子。28年前，它还只是美国实验室里的一个惊喜，今天，它已成为全球百姓餐桌上少有的不确定食品。太多的人对它有太多不同的态度，以至于我们只能自己揣度对它微笑还是怒目。
许多人将极力推广转基因的美国视为希望通过控制粮食来控制人类的野心家，在美国，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甚至不需要被标注，只是它们不被用作主粮。而在其他国家，无论政府支持还是反对，百姓几乎清一色的反对。
一贯最值得信赖的科学家被人们谨慎地以是否独立来区分。当政府、企业、学术界混入了功利因素，选择相信谁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许多年来，凡对转基因食品说“不”的重量级科学家都无一例外地遭遇了各种厄运，这场较量中孰强孰弱似乎已在不言中。
转基因食品发展的世界蓝图中，中国被希望成为转基因水稻的生产大国。虽然农业部今年3月表明说，目前我国不允许任何转基因主粮进行商业种植，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依然被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发现种植和销售。人们开始担心它们在我国是否会像在巴西一样，因为既成事实而无法阻挡？这个问题上，中国百姓实在太需要被说明一次了。
围绕转基因种子专利而发生的诸多官司，阿根廷、印度等国家因为转基因种子而发生的巨变，使信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中国百姓们开始担心，未来的某个年月里，中国的土地上是否会除了转基因外再无种子？谜一样的转基因，真会把我们带入一场空前绝后的种子危机吗？

转基因商业化应暂缓实施

2010年07月14日 来源：《中国报道》第7期

特约评论员 臧云鹏
中国成为第一个批准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国家，虽然令世人惊诧，却在情理之中。其实早在2006年，转基因的推进工作就已经从科学研究领域进入到了国家战略层面。这一年，转基因作为一种重大的前沿技术被写进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及“十一五规划”。
两年后的2008年，转基因战略进一步推进到战术纵深阶段，国务院通过常务会议的形式，审议并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拨款120亿元人民币、地方配套120亿元人民共计240亿元人民币投入到转基因新品种的开发。
2009年11月，中国农业部针对转基因水稻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不仅与之前的国家战略决策思路一脉相承，而且是水到渠成。
不过，疑问并没有就此消失。
众所周知，转基因饱受争议的两大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和产业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仅没有形成共识，而且分歧日益突出。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科学与政治经济背景之下，转基因革命居然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国的国策。
让我们认真翻阅一下《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原文，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的新华社报道，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在这些国家级文件中，对于众所周知的转基因可能存在的两个方面的安全问题，均无任何表述。国务院常务会议甚至对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给予了高度肯定，“实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对于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生物育种水平，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疑问就出在这里——国家级文件为什么对转基因可能存在的危害避而不谈？退一步讲，即使决策者们不认为转基因存在危害，那么是否也应该拿出有说服力的论述和证据，以示对人民的健康和国家的主权负责？
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决定国家战略走向的文件出台的具体程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决策者们未必是转基因的技术专家，因此面对转基因这样高科技含量的问题，决策者也要听取专家的意见，而且专家的意见往往可能成为主导。这并不鲜见，也并不可怕。但是问题是：决策者们听取的是哪些专家的意见？
颁发安全证书的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但只是一个管理部门，据农业部的介绍，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五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依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评价结果”作出的决定。
那么，这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又是由哪些人士组成的呢？网上一份帖子公布了2009年第三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名单共计41人，其中农业部8人，中国农科院10人，中国农业大学2人，国家质检总局动植物检疫实验所2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1人，复旦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各1人，华中农业大学2人，吉林农科院2人，山东农科院、天津卫生防疫中心、中科院武汉病毒所、中国兽药监察所、广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1人，中国疾控预防中心2人。
目前转基因所可能危害到的方面包括卫生、环境、质检、国家安全等，对比以上名单可以发现，该委员会缺乏环境、国家安全方面的专家，而卫生方面也缺乏中央级单位专家。
当然，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五条的规定，“农业部设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工作”。这一归口管理，实际上把专家委员会中非农业部系统专家的影响力大为削减。农业部的职能是保障粮食生产和产量。转基因只要可以增产和降低农药的费用，当然要支持，至于转基因可能会带来的生命安全、环境污染以及产业安全问题，并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自然也就不会过于上心是可以猜测得到的。
也许饱受转基因危害的印度的做法可以借鉴。
印度环境部长2010年2月10日宣布，无限期停止转基因茄子在印度的种植，直至独立的第三方研究确实证明转基因茄子对人的健康、周围环境以及生物多样性没有问题为止。值得玩味的是，否决转基因的不是农业部长而是环境部长。环境部长显然不是转基因的专家，他的理由只有两条：其一是转基因产品目前科学界对其还缺乏公识，分歧很大，对安全与否没有共识；其二，近期印度全国性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抗议浪潮，有数十个州政府宣布拒绝转基因产品。
就这样，出于对科学与社会的责任，在印度，转基因茄子商业化被取消了。
我们建议，1、取消2009年11月对两种水稻、一种玉米种子颁发的安全证书，重新申报；2、改革审批制度，采取农业、卫生、质检、环境、国家安全等部门联合签发转基因种子安全证书的审批机制；3、在制定对人类、环境、国家安全有重大潜在影响的战略时，采取多部门、多方面专家联合提出方案的机制，而不是采取单方面技术专家+归口管理的办法，来处理如此重大的事项。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回答了1994年美国人布朗“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的拷问，而眼下，出于科学家的良心，为了验证转基因大米的危害，袁隆平开始以自己做实验。如果我们也必须在未来五年开始以自己做实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是通过科学的机制告诉我们必须这样做。

转基因真相

2010年07月14日 来源：《中国报道》第7期

引文：“中国目前仍是追求高质量食品文化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产的粮食。如果迷失了这种传统而去追求转基因食品，这将是民族经济走向自杀的最简单方式。”
当普通百姓因无意中吃到转基因食品而惊诧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类食品已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更少有人察觉，这项新技术的背后，竟与权力的推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转基因商业化“狂飙突进”
世界上关于转基因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继1983年全球第一例转基因植物——一种含有抗生素药类抗体的烟草在美国成功培植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1985年首先发起了对转基因植物商业用途可能性的大规模研究。随后的20年中，该基金会在促进世界范围内基因工程的开发研究和生产应用的投入超过了数亿美元，并将此宣称为：基因革命。
在此背景下，美国大量的农业综合企业开始投入转基因作物和饲料等的狂热研究热潮中，孟山都公司等转基因巨头企业充当了这支队伍中的领头羊。
第一种大批量进入市场的转基因食品是含有rBGH人工生长激素的牛奶，这项转基因技术是孟山都公司的专利。随后，权威科学家爱博斯坦博士一纸说明该牛奶有致癌危险的警告如重磅炸弹般激起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警惕，继而引起了整个科学界的争论。但在当年老布什上任后的几年中，政府并没有颁布过任何管制生物技术和转基因产品的新法律法规，转基因在默许的环境中大行其道。在此过程中，企业利益仿佛与政府利益融合在一起，关系如麻，耐人寻味。
业界公认的全球首例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始于1996年，离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品种在美国获得商业化生产许可只用了两年的时间。恰是这一年，世界转基因种业巨头孟山都对公司的业务做了分离，一个传统的化学工业公司将业务转向了种业市场。结果，该公司当年营业额达到12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了8.23亿美元，增幅超过200%，由此可见，这个行业拥有诱人的利润增长机会。
也是在1996年，孟山都在阿根廷农民陷入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非常及时地伸出“信贷”援手，获得了该国总统梅内姆颁发的独家销售转基因种子许可证。阿根廷政策开禁之后，孟山都的转基因种子成为了商业化大豆生产的基础，而阿根廷的土地随即成为一个庞大的转基因种子实验工厂。1997年，转基因大豆达到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20%，1998年超过了60%，目前，这个比例已经接近100%。这样的模式被孟山都以“慷慨的救援”方式复制到了巴西、伊拉克等国。2003年9月，巴西政府解除了在2003／2004年度播种和销售转基因大豆的禁令，使巴西农民种植转基因大豆合法化，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正在迅速扩大。如今，嘉吉、邦基等种业巨头已在巴西等国扎营，以“向农民提供贷款（年利息13%）——用大豆收成偿还”的方式和当地豆农达成了长期的依存合作关系。由此，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
根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球已有25个国家批准了24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应用。以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油菜为代表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由1996年的2550万亩发展到2009年的20亿亩，14年间增长了79倍。目前看来，美国仍然是最大的转基因种植国，2009年种植面积达9.6亿亩，其次是巴西和阿根廷，种植面积均达到了3.2亿亩左右。
2010年6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加州地方法院的禁令，允许孟山都的抗农达转基因紫花苜蓿种植。据了解，紫花苜蓿是美国最重要的牧草作物，种植面积2200万公顷，美国农场主和环保团体对转基因“超级种子”带来危害的反抗却因此终结。作为最高法院对转基因作物问题的第一次裁决，禁令的取消似乎给市场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抽言：“‘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只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为首的转基因‘卡特尔’组织对外散布的美妙神话。”

惨痛的反思
中国学者周立对美国农业进行过独立研究，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曾表示，美国式的大农场成为全球现代化农业的样板，被其他国家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模式和粮食体系，也从此走上了不可持续发展的不归之路。“各国农业模式应允许不同的形式存在。转基因农业的规模化种植，不可挽回地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原本可持续的农业模式，在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驱使下慢慢变成以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为特征的自杀式农业模式。”
这一观点在印度转基因棉农的自杀潮中得到了印证。根据统计，1997年至今印度农民自杀已达到20万人数，而其中大多数是棉农。当地棉农将这一切归咎于转基因棉花的规模化种植和全球化的冲击。
上个世纪末，孟山都开发了专门抵御棉铃虫幼虫的名为“保铃棉”的转基因棉花种子，并于2002年在印度上市，最初，“保铃棉”产量翻番带来的可观收益让印度棉农趋之若鹜，2005年，这种棉花的种植使杀虫剂的使用量减少42%，种植转基因棉花每英亩的收入比非转基因棉花高出373美元。但好景不长，“保铃棉”的收成由于水土不服开始减少，对转基因棉花高产深信不疑的农民却因前期贷款购买种子而债台高筑，最终被逼上绝路。科学家曾经预测，经过10代棉花种植，棉铃虫就必将普遍获得抗药性。孟山都转基因棉花的商业化扩张之路，竟洒满了棉农忧伤的泪水和鲜血。
美国著名地缘政治专家恩道尔先生在与笔者的邮件交流中表示，“‘转基因作物能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只是美国孟山都公司为首的转基因‘卡特尔’组织对外散布的美妙神话。实际上恰恰相反，在美国，根据对占据绝对份额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和其他基本作物的收成来看，结果并不如人意，而包括孟山都和美国农业部都在极力隐瞒转基因作物在种植一两季之后收成减产的事实。迄今为止，没有一种转基因种子能够在长期的检验中体现出产量方面的优势。”
2004年11月，澳大利亚一份转基因芥花籽产量报告显示，尽管孟山都声称抗农达芥花籽的产量能提高40%，但澳大利亚根据试验结果揭露，它比全国平均产量降低了17%。英国土壤协会曾用6年的时间研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情况，并在2002年发表了《疑虑的种子》的报告，其独立的评估表明：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已使土壤情况恶化。根据我所了解的真实情况，土壤恶化的元凶在于，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越来越依赖于孟山都的专利农药，比如农达草甘膦除草剂。这些农药已被实验证明含有致命的剧毒性，使用此农药的转基因作物会对人类和动物的细胞及胎儿产生中毒的风险。”
法国医学博士弗雷德里克•雅克玛曾经表示，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要进行根本性反思，探索这项发明是否会对土壤和生物圈等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产生破坏，而不是陷入某种所谓新发明的狂热之中。
在目前全球进行广泛持续的转基因研究氛围中，欧洲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这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法国学者居伊卡斯•特勒认为，法国人对本地区生产的传统食品情有独钟，法国美食和那些用转基因产品生产的工业化的食品并不相容。他们热爱拥有树木葱郁的森林和小片田地的风景。而转基因的集约化种植，会破坏森林、篱笆和小溪来建造十几公顷的大片田地。
“大部分的转基因产品都是由某个美国公司进行商业化操作，而法国人不愿意依赖于外国公司。”恩道尔向笔者透露，“我经常周游全球各地，与不同的人群交流对转基因及其他重要问题的看法。目前在土耳其了解到奥巴马总统去年施压埃尔多安政府取缔转基因禁令的相关内幕，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包括德国、英国、俄罗斯等，我的感受几乎一致——人们把转基因当成非自然物种一样抵制。”
目前，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1.34亿公顷，其中欧盟种植面积仅10万公顷，且大部分集中在西班牙。2010年7月13日，欧盟将讨论修改目前欧盟转基因作物种植批准体系的建议。根据该建议，欧委会可以加快转基因种植品种的批准进程，但是，各成员国拥有是否允许在本国种植的最终决定权。

转基因在中国
中国对转基因项目的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863”计划开始，就在国家的支持下持续投入，即使在90年代末国内外争议较大时，研究也没有停止。
在过去20年中，中国三分之一的转基因研发资金集中在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上。中国生物工程学会表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每年能给中国带来40亿美元的效益。9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转基因生物科技持非常推崇的态度，该领域的研究也被视为中国高技术在世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标志。但过去极少有人会谈到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一个原因是，目前在中国除转基因抗虫棉之外，还没有大宗粮食、油料作物和其他食用的转基因作物获得生产许可。
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极力推动抗虫棉产业化发展，该企业高层向笔者介绍，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早已在中国遭遇滑铁卢。由国际作物生命协会数据得知，中国国产抗虫棉占全国抗虫棉面积由1999年的7%增长到目前的90%以上，美国抗虫棉则由93%下降至不到10%。1996-2006年期间，中国已经从种植转基因棉花中获益58亿美元，其中仅2006年的收益估计就达8.17亿美元。
该高层表示，由于棉花生产工艺复杂的特殊属性，美国式的机械化种植并不适合棉花生产，而是需要棉农通过人工一个个采摘完成，才能保证棉花的质量，对于人工成本的付出，中国市场具备优势。他强调，转基因和育种是不同的概念，转基因技术可以说是育种的一种手段。“以抗虫棉为例，只是在抗虫方面使用转基因技术，而种子可以在各种优质资源储备中进行选择，不一定要用转基因种子。”
2000—2004年间，中国开始放慢了转基因项目研究的步伐。主要原因在于，国内有关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论渐多，农业部开始慎重考虑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问题。正如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向笔者透露的那样，“国家对转基因的问题上，关于研究的态度较为开放，因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技术储备；但相关法规对商业化管理较为保守，主要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和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也表示，“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性问题管理需要通过反复的讨论和验证。”
然而，接下来几年间，转基因大米非法流通频频曝光。2005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湖北武汉市、武汉周边地区和松滋市等地方的种子市场、农技站和种子站，在非法售卖没有通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并很可能销售到湖北以外的南方市场。根据种子公司和农民提供的数据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已流入市场；2005年的种植面积至少为20000 ~25000亩。这两年间，该区域农民一度因为“一种不用打药又高产的种子”而兴奋不已，那时他们并不知道，种植的就是转基因的水稻种子，以为是政府推广的另一种杂交水稻新品种。“听说这个种子能抗虫，大家都拿来试种，一开始是几家种，后来都抢着种。”结果却是，转基因水稻稻种只能抗螟虫，不能抗其它的虫子，种了两季之后的2007-2008年间，大片的稻谷都被稻飞虱吃掉了，农民颗粒无收。
2007年9月，在位于怀化市的湖南省中稻区域试验田，绿色和平组织又发现，在农业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种实为转基因品种的水稻，冒充常规杂交水稻做了两年田间实验，并已进入最后的品种审定阶段，试图绕过转基因生物安全审定，直接获取商业化种植资格。2010年3月15日，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发现中国境内沃尔玛超市出售非法转基因大米。一时间，关于“转基因”的争论再度甚嚣尘上。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日子：其一，查处当天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其二，中国“两会”刚刚落下帷幕。而在“两会”期间，中国农业部官员明确表示，目前国内仍未允许转基因大米的商业化生产和进入市场流通。事发之后，农业部再次澄清，“从未批准转基因粮食作物种植”，言之凿凿，不容置疑。
抽言：“如果中国对转基因作物不设任何障碍并放开市场，孟山都等外资转基因巨头将直接利用对种子的控制对贵国提出各种条件，而这背后真正操纵的施压者极有可能来自于五角大楼。”

种子的“鸦片战争”？
而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真正发力在2008年，当年7月9日，国家投入资金240亿元，启动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此举在当时曾掀起了轩然大波。笔者当年曾就此事多方调查，主要得出两种结论：一、预言中国将成为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二、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生产仍需谨慎，国家尚未开禁。
事隔一年，曾经的预言突然眉目清晰。2009年10月，中国农业部公布了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的国家。三个月后，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强调 “加速实施转基因主粮产业化”，这在一夜间成为全体国民关注的焦点。接下来更有百人上书反对，政协委员联名上交提案，根本原因仍在于担忧转基因主粮商业推广的安全性。
笔者曾就“中国是否应该放开转基因市场”问题与恩道尔进行探讨，他非常坚定地表示，“如果中国对转基因作物不设任何障碍并放开市场，我可以坦白地推断，在10年或最多20年的时间内，中国将受到粮食安全体系遭受破坏和人们健康受损的双重威胁，甚至将变成不毛之地。正如老布什给转基因打开绿灯的15年间，美国普通百姓已然成为这场实验的小白鼠，平均健康水平每况愈下。届时，孟山都等外资转基因巨头将直接利用对种子的控制对贵国提出各种条件，而这背后真正操纵的施压者极有可能来自于五角大楼。这是我一直将转基因工程看做新一轮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这毫不夸张。以我掌握的资料和经验来看，中国目前仍是追求高质量食品文化的国家之一，其中包括天然生产的粮食。如果迷失了这种传统而去追求转基因食品，这将是民族经济走向自杀的最简单方式。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决策者和普通百姓不要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事实上，在允许转基因食品流到市场上之前，中国政府仍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监管制度的完善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对于转基因话题的诸多看法和讨论，从科学界到市场都存在巨大的争议和对峙，但迄今还没有出现针对一系列疑问的真正交锋，而对于转基因价值的界定和取舍，已成为政府决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李国霖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研究员

农业部：决策谨慎但缺乏透明

2010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报道》第7期

本刊记者 董彦 综合报道

转基因的“权力地图”
在隶属于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的“中国生物安全网”上，记者看到目前我国转基因管理方面的部际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包括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卫生部、商务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及环境保护部七家部委，其主要职责任务是“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审定主要转基因作物准许商品化生产的政策”等。而各个部委的具体职责范围，从在现有的公开资料看，转基因产品的技术研发由科技部负责；安全管理的职责主要在农业部，负责对转基因作物实行安全评价审批和标识申报；作为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卫生部曾出台过《转基因食品卫生管理办法》，对转基因产品的标识进行管理；转基因产品的进出口管理权归属国家商务部；环保部主要涉及转基因产品的安全评估和对环境污染的评估和管理。
此外，全国层面的转基因事务管理部门还有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四家。其中，掌握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生杀大权”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承担着在我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安委会一致通过后，报农业部批复。而后三家机构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农业部。
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方面，主要是以农业部牵头进行行政管理的。
决策谨慎，但缺乏透明
作为中国转基因安全问题的主要管理部门，1996年，农业部发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随后，农业部根据国务院2001年5月颁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陆续发布了与该《条例》配套的4个管理办法。依据以上主要规则，作为“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农业部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受理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的安全评价申请，并于2009年10月公布了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针对外界对主粮转基因进入准商业化生产“门槛”所提出的质疑，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分别经过了11年和6年的严格安全评估。农业部根据国内外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指南，制定了环境安全、食用安全、饲用安全等评价指标，部分指标甚至“比国际相关标准更加严格”。此后，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作出同意发放安全证书的建议后，农业部召开了由国务院11个有关部门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对安全证书发放事宜进行了审议。
从程序来看，农业部等部门对于转基因作物的安全审批的态度是“慎之又慎”的，但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外界无法得知其是如何进行安全评价，及审批的过程等细节。此前报道转基因水稻等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记者这样描绘了当时发现这则消息的情况：“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
的确，目前关于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价的信息公开方面，是缺乏透明度的。以掌握转基因食品能否端上广大公众餐桌“生杀大权”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为例。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没有向记者答复委员会的具体组成人员，在农业部官方网站以及生物安全网上也不能找到相应信息，只有网络论坛的一份帖子“非权威”地公布了文件编号为“农科教发[2009]6号”的“2009年第三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但对于内容的准确性我们却无处核实。
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一位的中国农科院专家的博士研究生还向记者表示，在担任安全委员会委员后，关于转基因安全审批问题导师从来都是只字不提，就连他平时的行程也不得而知，看得出来农业部对相关专家有明确的“纪律”要求。
至于转基因论证的前后详细过程以及安全审批的材料和鉴定结果，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向记者表示，“转基因品种的安全审批材料只有安委会委员才能看到。”而记者从《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看到，“农业转基因生物按照其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的危险程度，分为Ⅰ、Ⅱ、Ⅲ、Ⅳ四个等级，实行安全分级管理评价制度”。从上一试验阶段转入下一试验阶段的，“实验单位都需提供上一实验阶段的实验报告等材料”。作为主粮的水稻转基因实验理应参照最高安全级别进行评价审核。但农业部在以政府管理部门的角色向两种“转基因水稻”正式颁发安全许可证书后，并没有向公众公开四个阶段安全评价审核的相关材料和结果。对此，薛达元表示，“在欧洲，安全审批材料会在政府网站公布，任何公民都可以在一个月内提交意见。”
转基因主粮产业化悬疑
中国目前正在研究与开发的转基因植物约47种，其中包括粮食作物7种，经济作物5种，油料作物4种，蔬菜水果等31种。7种粮食作物分别是：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高粱、谷子、甘薯。目前批准进行大田试验的转基因植物已达13种，有棉花、水稻、玉米、大豆、小麦、烟草、马铃薯、番茄、甜椒、番木瓜、杨树和矮牵牛花等。其中抗虫棉和转基因木瓜已被批准进行商品化生产，加上水稻和玉米部分品种获得安全证书，未来中国可能会有更多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获得批准。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产业化，在中国似乎正在成为趋势。但当前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转基因主粮的产业化进程是否太快了？
在2009年以前，中国政府对转基因技术的商业化是十分谨慎的，农业部仅批准了转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牵牛花、杨树和木瓜的商业化种植许可，而一直没有批准任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商业化许可。同时，也正是由于对生物安全方面的担心，农业部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许可至少已经延长达5年。
但就在2009年，这个局面被打破了。当年12月1日，号称“转基因水稻第一股”的丰乐种业突然涌入大批买单，最终收盘大涨7.37%。市场如此“积极”的反应或许和出现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上的项目有关。
农业部对此的解释是，“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大事。努力抢占未来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加速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健康发展，可以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的确，抢占转基因技术专利的先机，这是毋庸置疑的好事情。但现在问题已经发展到转基因大米就要端上千万老百姓饭桌的时候了。正如网民发帖议论的那样：作为中国人的主食，1个月没有问题，但谁知道吃了10年、50年、100年有没有问题？我们的子孙会不会产生问题？
对于这些质疑，相信现在没有一位专家和官员能够站出来做保证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不是科学水平高低的事儿，而是没有经过时间和自然长期的检验。国际消费者联会在转基因研究报告中写道，“现时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组织会声称转基因食品是完全安全的。”
不过，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主任黄昆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转基因主粮确实存在安全隐患。因此，随着全球粮食危机加剧，农业部把转基因产业上升到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转基因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肯定将大大加速。
形势比人强。推进转基因技术已成为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的推广是不是可以采取更审慎的态度：既要更详细地论证，也要把转基因作物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原原本本地告诉公众，正面地进行引导，让公众有知情权、选择权。总之，希望政府对切实关系到人民健康和安全问题的决定，要更严格、更审慎。

配图制作：

湖北转基因水稻调查

2010年07月13日 来源：《中国报道》第7期

水稻作为中国的主粮，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本刊记者/林晓 发自湖北

2009年10月，在湖北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行政大楼里，两种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的安全证书颁给了张启发院士的研发团队，中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批准主粮转基因种植的国家。这两种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有效期是2009年8月17日至2014年8月17日，生产应用范围仅限在湖北省。
发放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消息一经传出，如同引爆了火药桶，与其相关的食品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论不断。尽管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棉已经进入商业化生产，关于它们的安全隐患至今仍没有定论，然而，水稻作为中国的主粮，一旦出现任何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虽然颁布安全证书并不等于商业化，但也为其走向商业化埋下了伏笔。事实上，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早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发布调查报告，称湖北省的孝感、咸宁、江夏等地区已经有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而且这些稻米已经流到广州、中山、珠海等城市。

转基因水稻已非法种植多年
6月份的湖北，水稻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到快一尺长了。一般来说，7、8、9这3个月是螟虫的高发期，因此，仅仅通过表面的观察并不能看出不同品种的水稻有何不同。
记者来到湖北云梦、随州等地，当地的大多数农民对转基因水稻这个概念并不熟悉，当提到“抗虫稻”时，一位姓程的小伙子告诉记者，“确实听说有抗虫的水稻种子，前几年就有朋友跟我提过，但是价格太贵，而且要托熟人才能买到。”据他所说，所谓的“抗虫稻”也并非完全抗虫，只是和其他品种和价格的种子相比，抗虫效果更好一些。
可是，这些农民所说的高价的“抗虫稻”，是否就是非法种植的转基因水稻呢？
在当地农民的介绍下，记者来到湖北随州市北郊清河路附近，这里是市种子公司所在地。并不宽敞的街道两边集中了农技站和大大小小数十家种子公司。由于已经过了购买水稻种子的时间，当记者询问是否有抗虫的水稻种子出卖时，大多数卖家都不太积极，推搪说年底或明年年初再来问吧。最后，记者找了一位当地人一起去问，终于在一家名为“金谷种业有限公司”那里找到了线索。
这家种子公司已经经营了数十年，经营者原是市农技站的工作人员，对各种水稻种子的买卖渠道也相当熟悉。当问到是否有一种“抗虫高产”的水稻时，这位经营者直言不讳地反问：“你说的是那种转基因的水稻种子吧？”
她滔滔不绝地告诉记者，这种水稻在几年前就有了，但由于国家的政策还不允许，只能暗地里偷偷卖。一般只要说是“抗虫稻”，种子公司的人就应该知道。由于现在国家还没有批准，所以每年她大概也就只购进200斤左右的“抗虫稻”，价格在一斤50元左右，比一般的水稻种子贵一倍。据她介绍，这些种子一般只卖给熟悉的经销商，再由经销商直接卖给农户。由于价格较贵，最开始都是按成本价搭售给销售商，农户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个一斤两斤做实验。事实证明，这种水稻种子确实能抗虫，虫子不吃，就不用施农药，产量也高，农民就高兴了。尝到甜头的一些农民每年都向经销商要这个种子，而种子公司在目前仍然抱着推广的目的，限量出售。
“我们种子公司一定要知道国家的政策，去年有两种转基因水稻已经获得了国家的批准，现在还没有正式批准大规模种植，可是我们已经私下种了好几年了，让农民对这种水稻的品质有个了解。一旦政策放开，我们就可以大批量的出售，农民也放心买。”对转基因水稻种子的未来销量，这位种子公司的经营者充满了信心。

是谁泄露了转基因种子？
在国家还不允许种植的情况下非法出售种子，这显然是违法的。
据了解，为了避开监管，这些“抗虫稻”每年都打着不同的名号，而今年，出自武汉惠华三农种业有限公司的“培两优1108”就有这个种子。除此之外，就是四川农大高科农业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种子。这两家公司都拥有高校科研机构的背景，一个是华中农业大学，一个则是四川农业大学。
早在2005年4月，绿色和平组织就发布了《非法转基因水稻污染中国大米》的调查报告，并送往农业部。经调查，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武汉禾盛种衣剂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在承担转基因水稻生产性实验过程中擅自扩大制种。其中，华中农大新技术研发公司是华中农业大学的下属公司，而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正是由中国农业大学的张启发教授出任首席执行官。
资料一经公布，华中农业大学成为了众矢之的，而张启发教授也遭到了反对者的痛骂。2005年，武汉科尼植物基因有限公司注销。湖北省农业厅也随即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
华中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在这几年学校举办的国际交流会议上，展示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发放给了与会者，没有进行回收，种子很有可能就此泄露出去。该研究人员甚至埋怨，如果不是绿色和平组织在“捣乱”，转基因水稻种子的安全证书会提前好几年发放。
在国家还没有允许商业化的情况下，研发机构和政府的监管部门都肩负着控制转基因水稻种子外泄的责任。可是事实证明，转基因水稻不仅已经非法种植多年，甚至已经进入了市场，上了老百姓的饭桌。
2005年，绿色和平组织在湖北调查时，就发现武汉家乐福十升店在销售转基因大米。而根据该组织2009年和2010年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湖北武汉、福建福州、湖南长沙、广东广州的部分农贸市场和超市的大米或米制品中均查出转基因成分。2010年5月最新的调查显示，广东省东莞“金燕米粉”的原料来源地是江西省。湖北随州金谷种业公司的经营者也告诉记者，当地种植的转基因水稻都跟着其他品质的大米一起混着卖了。
据随州市农业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引进新种子一般都会试种两年，没有问题才会通过检测。而非法的转基因大米种子由于混在其他型号的种子里一起卖，在目前还没出现问题的情况下，没有被查出。

虫子都不吃，人能吃吗？
如果说，转基因大米已经进入了食物链中，老百姓担心的是，转基因大米能吃吗？
张启发的研究团队研发的转基因水稻，是将一种土壤细菌——苏云金芽孢杆菌（Bt）的杀虫晶体蛋白基因，分别插入到华恢1号和汕优63这两种杂交水稻的遗传物质DNA中，使水稻产生Bt抗虫蛋白，帮助杀死多种以谷物为食的螟蛾科害虫。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抗虫来达到高产的目的。
那么，食用转基因大米是否安全呢？张启发的回答是，转基因抗虫水稻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饮用水更加安全。在中国饮用水标准中，有毒的亚硝酸盐含量不能超过百万分之一，而转基因抗虫水稻中抗虫蛋白基因的含量为百万分之二点五，一个人每天可以喝几斤水，却吃不了2斤米。他表示自己已经吃转基因大米多年，并没有出现任何异常。张启发的一位研究生透露，去年过年聚餐的时候，张启发专门用转基因大米煮了一锅饭，让所有参与转基因水稻研究的人员各吃了一碗。该学生称口感还不错，没什么异样。
华中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的一位科研人员告诉记者，Bt毒蛋白并没有毒，由于昆虫的胃液是碱性的，所以Bt毒蛋白会发生作用，使昆虫的肠胃溃烂，而人体的胃液是酸性的，不会发生任何作用。
然而，业内的一些专家担心，转基因食品可能影响细胞内的蛋白质组成，一旦基因在人体内发生转移，对后代将造成无法预估的危害。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此也持谨慎态度，“我愿意吃抗虫抗病的转基因食品，我吃了没问题，但这还不行。我这样的老人现在没问题，但下一代就没问题吗？”袁隆平建议招募年轻的志愿者进行临床试验，“他们吃了没事，他们今后生的孩子也没问题，这才说明没问题。”

是否出现“基因漂移”？
今年3月份，在农业部的网站上，一篇由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彭于发撰写的文章中说，“试验分析和检测结果表明，‘华恢1号’和‘Bt汕优63’转基因水稻在国内生产种植对生态环境是安全的”，对于益虫等主要昆虫种群，也不会产生不良影响。记者发现，这篇文章目前已经删掉，而在农业部网站上与彭于发相关的文章也无法打开。
事实上，对于转基因水稻可能造成的环境和生态影响，人们的担心一直存在。在华中农业大学校园里，有一大片水稻试验田。记者发现，在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田周围，有一圈白色的护栏，中间则辟出了一块隔离带，研究人员称是为了防止基因漂移。
所谓“基因漂移”，是指转基因作物中转入的外来基因，通过花粉传播等途径，转移到相邻的其他作物或者野生植物之中，从而改变其他作物或野生植物的基因组成。一旦由于基因漂移“污染”了其他非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系统将造成极大的影响。
然而，据记者考察，湖北的大片田地之间并没有设置任何隔离带，农民根本就不清楚哪些是转基因的种子，哪些不是，全部混种在一起。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薛达元也担心，在地方，农民不会知道，野生稻周围100米不能种植转基因水稻。
绿色和平组织也撰文指出，目前转基因作物只针对一种或两种病虫害具有抗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一两种病虫害的爆发，但是却可能导致次生虫害的爆发频率增加。而针对我国转基因棉花进行的研究表明，转基因棉花抗棉铃虫，但棉盲蝽这类害虫在过去几年中数量增长迅猛，种植转基因棉花的农民并没能降低农药的施用量。
粮食安全受影响？
在转基因大米的食用安全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关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的担忧也被提上了日程。
转基因粮食种子不能自然繁殖，不能采集，完全靠生物公司供给。因此，谁拥有基因方面的关键技术，谁就抢占了这块领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表示，“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玉米种子中含有多项外国公司的技术专利，其配套的农药和除草剂等也有外国专利陷阱。”国外专利可能会推高种子价格，破坏农民保存和交换种子的权利，同时会影响粮食价格，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水稻作为13亿人的主粮，一旦转基因水稻通过商业化审批，国外专利可能会对我国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
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对在研的部分中国转基因水稻进行了专利调查。调查发现，中国接近商业化批准及在研的8种转基因水稻至少涉及28项国外专利，没有一种转基因水稻具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对此，华中农业大学的林拥军教授表示，转基因抗虫水稻中的两个核心专利，涉及培育这个材料的方法和过程，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申请了中国的国内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医药生物发明审查部部长张清奎也出来证实，“华恢1号”的培育人已就“转基因水稻的培育方法”获得中国专利授权。
2008年7月，中国通过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投入了200多亿元资金，希望在转基因技术上拥有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而今年中央的1号文件中，也提到“在科学评估、依法管理基础上，推进转基因新品种产业化”。一方面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是民众的担忧和恐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转基因食品上却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知情权。
今年“两会”期间，“乌有之乡”网站上的张宏良等人将一份由100多人联署的公开信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称种植转基因水稻可能危及民族和国家安全，请求其责成国务院撤销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而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也刊登了一封由多位人文社科学者署名的公开信，认为转基因安全证书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位华中农业大学的工作人员情绪激昂地告诉记者：“我不怕得罪人，但说实话，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还是不要搞转基因水稻。这里面的利益先不说，只有人证明无毒，但没人证明它无害，这两个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
或许，我们不该谈基因就色变，可是，在配套的监管措施并不到位，安全性质还未经长期检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转基因大米的进口尚不允许的情况下，采取谨慎的态度才是明智之举。毕竟，生物产业的发展不应单单看做是一个产业的发展，更应该看做是一种完成社会责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