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昉是如何欺上瞒下危害国家安全的

田义

据新华社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5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六讲专题讲座，题目是《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吴邦国委员长主持讲座。讲座主讲人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

黄大昉表示，我国最近出现的对转基因技术的一些争议，主要因为科学知识普及未能及时跟上。于是，黄大昉便要给人大常委会搞“科普”。笔者看了有关报道，黄大昉的“科普”不过是又一场“科唬”。

黄大昉是第三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1986-1988年和1992年曾以访问科学家身份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微生物分子遗传研究，1995-2005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所长。现任农科院生计所农作物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从目前揭露的资料来看，ISAAA（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背后操纵者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见附1）在中国推广转基因的重要推手，而有留美背景，且在国内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的黄大昉与ISAAA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近两年ISAAA在北京发布全球转基因年度报告的会议上，总是少不了黄大昉的身影。（见ISAAA 2008年农业转基因作物报告会纪实、千龙网讯 ISAAA日前在京首发2009全球年度报告）。黄大昉一贯力挺转基因，他还多次引用ISAAA提供的数据来支持转基因，如最近他在中国农业信息网发表的文章《坚定不移推进我国转基因技术研究应用》（2010-03-04）。两会期间，在转基因存在广泛争议的情况下，黄大昉叫嚣“转基因水稻最快三年上餐桌”（2010年3月9日《广州日报》），让农业部骑虎难下，只好公开声明安全证书发放不等于可以商业化种植。

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从事转基因技术研究，在转基因问题上存在利益相关，又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去给全国人大做转基因技术的“科普”，其倾向性可想而知。笔者以前曾经揭露过黄大昉“转基因我们不是第一个”的谎言，没想到黄大昉这次竟敢公然跑到人大常委会撒谎。

注：黄大舫与ISAAA关系密切

1、转基因抗虫水稻与非转基因水稻同样安全？

黄大昉称：“研发单位自1999年起就开始申报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评价，逐步开展了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对其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整个评价过程长达11年之久……在长期、大量科学研究和实验检测的基础上，最后证明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与对照非转基因水稻同样安全，2009年，农业部依法批准发放了安全证书。”“在讲座中，黄大昉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那我们就从黄大昉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说起。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能杀虫而人吃了却没事？”黄大昉说，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中的杀虫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t），这种细菌用作生物农药安全应用已达60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不安全的记录。Bt基因能产生一种专一性的杀虫晶体蛋白，进入鳞翅目害虫肠道碱性环境后即被激活，然后同害虫肠壁细胞上的受体蛋白结合最后导致害虫“肠穿孔”而死亡。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消化道中没有这种特异性的受体蛋白，更何况Bt蛋白不耐热，对蛋白酶十分敏感，在食物加工时失去活性或在消化过程中被迅速分解，因此对人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并开展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以确定杀虫蛋白是否易于被消化酶分解，评价其致敏的可能性。】

苏云金杆菌（Bt）60多年来是作为农药而非食品使用的，它的安全是相对而言的。就像普通的杀虫乳剂人类直接食用便是剧毒，傻子都知道不安全，但作为杀虫剂喷洒在作物表面，尽管会有农药残留，但人类食用作物果实还是相对安全的。拿一种农药使用了60多年来说明直接食用这种农药成分是安全的，这个逻辑是非常荒谬的。而有关Bt农药对人体引起不良反应的报道也是有的，例如：荷兰农业人员因接触了BT农药导致了IgE升高，出现潜在过敏反应（ Doekes G, Larsen P, Sigsgaard T, Baelum J. IgE sensitization to bacterial and fungal biopesticides in a cohort of Danish greenhouse workers: the BIOGART study. Am J Ind Med. 2004 Oct;46(4):404-7.）

“Bt基因能产生一种专一性的杀虫晶体蛋白，进入鳞翅目害虫肠道碱性环境后即被激活……”这句话不过是在重复人体肠道环境是酸性的谎言。至于说“人体没有Bt蛋白的特异受体”的问题，北大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博士造就进行了批驳：“事实上，人体的消化系统如胰液pH值是8.2，胆汁pH值是7.4，小肠液pH值是7.6，大肠液pH值是8.2，所以人体整个消化系统几乎都是碱性。完全可以满足BT溶解和发挥生物学作用的需要。还有就是，蛋白质与细胞的结合，可以通过吸附作用，而不一定需要结合受体，比如红细胞对青霉素和磺胺药等的吸附，等等。而且，现在没有发现受体并不等于不吸收，例如三聚氰胺可以进入人体，现在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的肠道受体又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BT蛋白也可能如此。（作者：王月丹 来源：搜狐网）”

“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以及“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显然都未考虑到人体肠道未知受体以及蛋白质与细胞的吸附作用。

至于说Bt蛋白“在消化过程中被迅速分解”更是不成立，蛋白质消化不良是一种常见病症，特别是对消化能力较弱的儿童。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没有做人体试验？”黄大昉说，……实验动物不同于一般饲养的动物，是经人工繁育，对其携带微生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专门用于科学研究、教学、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科学设计合理的毒理学实验可严格控制试验条件，大剂量给予受试物质，选取各组织或器官进行效果的观察和判定，更容易发现该受试物的毒性特点或危害特征，能够科学评价受试物的食用安全性。遵循国际食品法典和我国相关安全性评价指南，不进行人体试验，可以回答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问题。】

王月丹博士很早便已指出：“BT蛋白种类非常的多，还没有任何一个安全性实验涉及了所有的BT蛋白基因，而长期以来，人们说的百年安全，其实是一个杂烩，不知道哪种安全，哪种不安全；也从来没有人认真做过每一种的安全性实验；BT蛋白安全性用小鼠实验与人体试验，从免疫学的角度讲是完全不同的，仅有参考价值；武汉（张启发的‘小鼠灌胃实验’）没有公布使用的小鼠品系，是在一种小鼠中没有毒性，还是多个品系都没有毒性；因为不同品系动物反应是不同的；还有即使小鼠都安全，但是由于小鼠很少见到典型的迟发型变态反应，也不像其它动物那样有规律。能诱发速发型变态反应，其全身性过敏反应的特点是循环不畅，循环性虚脱，常在几小时甚至10到20 分钟死亡。这与人的超敏反应是不同的。”“我们已经不是靠银针试毒和靠人试毒的时代了，一切要讲科学，如此设计不完善的安全性试验，是无法说服人的。至少是不能从免疫学的角度说服一个免疫学的研究者的。难道我质疑转BT大米的安全性是没有理由的吗？”

人体试验能否用小鼠替代已经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是黄大昉等转基因专家的安全评价实验本身就存在重大的漏洞。可悲的是黄大昉等转基因推手们对与真正的专业人士的质疑充耳不闻，全然不顾及民众的健康。

黄大昉说，【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4年，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但由于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全世界每年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发现确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则是公然在撒谎。

笔者在《你们绝对是第一个--评黄大昉在转基因问题上选择性失明》一文中指出，“毫无疑问，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中国绝对是第一个，因为黄大昉们崇拜的美国没有这么搞（精英想搞，没搞成）；欧洲对转基因的抵制更是闻名已久，更不用说转基因主粮了；就连贫困的非洲国家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转基因粮食（见：非洲：饿死不吃转基因食品）。可以说，为了一己私利，毒害自己的民族和同胞，你们绝对是第一个！”

黄大昉所谓的全球“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纯属撒谎，无非是制造了一个类似于方舟子的“美国有70%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美国大量地吃转基因”的谎言。这个问题笔者在《方舟子的六大招式与十大谎言》一文中给予了揭露：【美国玉米2009年总产量3.34亿吨，45.9%用于饲料，24.7%用于乙醇燃料，18.9%出口，10.5%用于食品及食品加工业，而这10.5%里面高果糖浆、淀粉、酒精都是作为食物辅料使用，在食品中的含量极少。玉米被制成高果糖浆、淀粉、酒精等日常广泛使用的食品辅料，这些食品辅料经过工业加工后已经去除了Bt蛋白成分。美国人喜欢吃甜食，那么他们食用高果糖浆的机会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美国有60-70%的食物还有玉米原料的添加剂也就不奇怪了。于是，方舟子便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真实情况进行肆意取舍歪曲，捏造出‘美国食品70%含有转基因成分’谎言。】类似方舟子的逻辑，转基因食用油、玉米糖浆等食物辅料充斥全球，也就成就了黄大昉的“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的谎言，黄大昉全然不顾这些食品是可能含有微量转基因成分的转基因原材料的制成品，还是中国天天食用的大米这样的主食。

至于黄大昉“迄今尚未发现确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则更是枉顾事实，下面列举了很多，见于正规的媒体报道或者专业论文之中，黄大昉说“尚未发现确有科学实证”的案例，那么就请把下面的事件一一揭穿驳倒吧，否则便是黄大昉信口雌黄：

1998年秋，苏格兰Rowett研究所的普兹泰教授（Pusztai）就在电视上公开宣称，他的实验证明，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实验鼠肾脏、胸腺和脾脏生长异常或萎缩或生长不当，脑部萎缩，多个重要器官也遭到破坏，免疫系统变弱。

1997-1998年，英国等实验分析发现转基因食品导致某些动物健康异常和种植区域出现异常。英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显示，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老鼠出现了肝脏癌症早期症状、睾丸发育不全、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部分萎缩等异常现象。

1998年，欧盟国家通过法律，把转基因农产品作业严格限制在实验室环境或封闭区域之内。

1999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者John Losey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用涂有转Bt基因玉米花粉的叶片喂养斑蝶，导致44%的幼虫死亡。　

2004年先正达研发的转基因Bt-176玉米爆发丑闻，德国黑森州北部农民从1997年开始试种Bt-176玉米，并用作奶牛的补充饲料，2000年当农民开始提高该玉米在饲料中的比例后，所有的牛都死了。2004年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踢球植物学研究所海尔比克教授发现，Bt-176中的用来毒杀欧洲玉米螟的Bt毒素，无法分解，最终毒死了奶牛。

2005年5月22日，英国《独立报》又披露了知名生物技术公司“孟山都”的一份报告，以转基因食品喂养的老鼠出现器官变异和血液成份改变的现象。

2005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一项持续4个星期的实验表明，被喂食了转基因豌豆的小白鼠的肺部产生了炎症，小白鼠发生过敏反应，并对其他过敏原更加敏感，并据此叫停了历时10年、耗资300万美元的转基因项目。

2006年，俄罗斯科学院高级神经活动和神经生理研究所科学家伊琳娜·艾尔马科娃博士研究发现，食用转基因大豆食物的老鼠，其幼鼠一半以上在出生后头三个星期死亡，是食用非转基因大豆老鼠死亡率的6倍。

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孟都山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发现转基因产品影响了小鼠的生殖能力。

2008年，意大利的科学家发表了一个长期实验的研究果。他们用抗草甘膦转基因大豆喂养雌性小鼠长达24个月，结果发现食用GM大豆的雌性小鼠肝脏出现异常。（Manuela Malatesta et al. A long- term study on female mice fed on a genetically modified soybean： effects on liver ageing. Histochem Cell Biol，2008， 130：967-977。）

2007年10月和11月，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经过长期周密跟踪观察，发现有两种转基因玉米种植导致伤害蝴蝶生存，对生态环境安全的威胁程度已经超出可接受水平。为此，欧盟已经做出了初步决定、禁止该转基因玉米的种子销售使用。

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

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

2009年12月，法国科学家发表了新的研究结果並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二种转基因玉米（NK603，可耐受广谱除草剂--农达；MON810，含有一种BT基因，可被转译成Cry1Ab毒蛋白）以及美国Covance Laboratories公司出产（但代表孟山都）的一种转基因玉米（MON863，含有另一种BT基因，可被转译成Cry3Bb1毒蛋白）主要对大鼠的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这些副作用是性别依赖的、也时常是剂量依赖的；其他副作用也见于大鼠的心脏、肾上腺、脾和造血系统。（Joël Spiroux de Vendômois, François Roullier, Dominique Cellier and Gilles-Eric Séralini. A Comparison of the Effects of Three GM Corn Varieties on Mammalian Health. Int J Biol Sci 2009；5:706-726）

……

至于说环境危害事件也一样是屡见于报端：

在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以上来源：绿色和平组织报告《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2010年2月25日）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新闻曾报道，这种超级杂草是由于种植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而被创造出来的。 ……这种巨藜即使喷洒再多的草甘膦除草剂都死不了。一位农民在3个月内花了50万美元试图清除怪物杂草，仍然徒劳；联合收割机和手工工具对这些杂草都无能为力。（来源：ISIS报告http://www.i-sis.org.uk/GMCropsFacingMeltdown.php）

在2006年，转基因大米刚进行了一年的领域性试验，就被发现造成了大面积美国大米供应源和种子苗木污染。被污染的大米甚至出现在了遥远的非洲，欧洲和美国中部。2007年三月路透社报道，美国出口大米的销售量比上一年锐减百分之20，原因就在于转基因污染。

Risky business: Economic and regulatory impacts from the unintended release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rice varieties into the rice merchandising system of the US. Report for Greenpeace, 2007.

Mexico Halts US Rice Over GMO Certification. Reuters, 16 March 2007.

·在加拿大，污染的转基因油菜使得从根本上不可能去栽培有机的非转基因的油菜了。

Organic farmers seek Supreme Court hearing. Press release, Organic Agriculture Protection Fund Committee, Saskatoon, Canada, 1 August 2007.

·美国法院推翻了对转基因紫苜蓿的批准，因为它通过交叉花粉传播威胁非转基因苜蓿。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 Case 3:06-cv-01075-CRB Document 199 Filed 05/03/2007: Memorandum and Order Re: Permanent Injunction.

·由于转基因玉米产品以英亩为单位的增加种植，西班牙的有机玉米产品显著下降，也是因为交叉花粉传播问题造成的。

Coexistence of plants and coexistence of farmers: Is an individual choice possible? Binimelis, R.,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21: 437-457, 2008.

·仅2007年，就有39例新出现的转基因污染事件发生在23个国家，而从2005年以来，216起相关污染事件被报道。

Biotech companies fuel GM contamination spread.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 29 February 2008. http://www.greenpeace.org/international/news/gm-ge-contamination-report290208

(以上来源：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医学院医学与分子遗传学系迈克尔•安东尼博士的专业论文《转基因作物——只是“科学”——研究证明其局限性、风险和替代物》)

……

黄大昉在论述转基因环境安全评价的时候，隐去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针对水稻花粉扩散和基因飘移问题，复旦大学、中国农科院多家研究单位进行了长达10年的试验，研究范围涵盖华东、华南、西南5个省市，对数百万株水稻样本逐一检测，结果发现转基因水稻“基因飘移”的规律同普通水稻一致；基因飘移概率与不同水稻种植空间的间隔距离相关，会随着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近距离（小于1米）条件下，相邻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中，只有不到1%的植株出现了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段；如果增加5—10米的间隔距离，转基因飘移的概率就会降至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作出了“水稻是基因飘移低风险作物”的判断。】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生物多样性首席专家薛达元指出：“通过花粉传播等途径，转基因作物的基因可能‘漂移’到野生稻或其他作物，从而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各个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都要求，在转基因作物田地周围设置一定距离的隔离带。但在一些地方，农民恐怕很难真正遵守隔离带的要求。他们会不会知道，野生稻周围100米不能种植转基因水稻呢？”（转基因生物安全离不开公众参与）美国的情况是地广人稀，转基因作物和非转基因作物之间种植有非常宽阔的隔离带，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上述的基因漂移污染事件。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人多地少，别说100米的隔离带，就算10米的隔离带都基本不可能实现。鉴于屡屡发生的转基因大米非法流出事件，我国目前的转基因监管控制又混乱不堪，商业化一旦放行，很难保证转基因作物被集中在指定区域种植。因此，“作出了‘水稻是基因飘移低风险作物’的判断”，完全是不顾实际情况的武断。

2、我国已基本建成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黄大昉说：“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三大特点：制度设计严格规范、评价体系科学健全、技术支撑保障有力。”实际上，这三条没有一条是符合事实的。

【在评价体系方面，安全评审工作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委会委员由有关部委推荐，农业部聘任。安委会现有委员60名，涵盖生物技术、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微生物等领域专家，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保、质检和农业等7个部门和机构。】

“安委会委员由有关部委推荐，农业部聘任”——黄大昉的话明白地告诉我们，“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农业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然而，卫生部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因采用新工艺生产导致原有成分或者结构发生改变的食品原料”即“转基因”生物、食品纳入“新资源食品”管理，凡“生产、经营、使用”都要向卫生部审领安全许可证书。

据媒体披露，安委会多人涉及转基因专利申请，而公众却始终无法查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成员身份。在公众对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强烈质疑时，该委员会无一例外的保持沉默。在缺乏公众监督、专家身份神秘的情况下，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不能实现，专家的评价结论客观性不能保证；另一方面，由于专家身份神秘，在鉴定结论出现法律问题时，追究专家责任成为不可能。

反观国外的转基因安全评价体系，说什么“评价体系科学健全”纯属胡扯。美国对转基因作物具有健全的转基因食品安全与环境检测的管理机构以及严格的安全标准。在转基因食品安全管理实际工作过程中，任何一种转基因食品的生产过程都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经过环境保护局(EPA)、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农业部下属的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局(USDA-APHIS)三个部门中一个或多个进行审查，只是审查过程中，三个部门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如转基因抗虫特性和抗除草剂特性的食品作物必须由APHIS、EPS和FDA同时审查；转基因油料作物必须经由FDA和APHIS审查；转基因园艺作物由APHIS单独审查。这种FDA+ EPA+ USDA的管理模式，确保美国转基因食品监管的严格性；而日本则有文部科学省、通产省、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4个部门进行转基因食品安全的管理。（来源：北京农业信息网）

【谈及制度设计，黄大昉说，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我国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的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部牵头，科技、卫生、环保等10个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和法规问题。】

提及这个部级联席会议制度，不得不说一下绿色和平组织披露的一个情况。绿色和平组织向农业部质疑，转基因安全证书审批为何仅由农业部下属的安委会通过，而不见其他部门作为主体单位参与。农业部的回复令人吃惊：“中国农业部在昨天给绿色和平申请信息公开的回复函中表示，已于2008年12月24日召开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会议同意发放两个转基因水稻和一个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详见农业部隐匿转基因稻米信息长达一年；绿色和平要求立即停止其商业化进程）原来，国务院各部委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早在安全证书颁布的1年前就已经批准了安全证书的发放。

2009年，农业部公布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获批的过程本就是偷偷摸摸：“2009年11月27日，经常浏览各种农业和食品信息的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方立峰发现了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表明，农业部批准了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这份清单早就发布了，之前并没有水稻和玉米，是后加上去的。而且，证书有效期与其他品种不一样。’……《清单》最早发布时间为2009年10月22日，修改时间是2009年10月27日。10月22日，打开这个《清单》时，方立峰并没有看到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转基因玉米的获批安全证书。但2009年11月27日再次打开时，‘多了两个’。”（中国新闻网：水稻转基因安全证书获批 引发消费者质疑）

而实际上，那个“部际联席会议”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偷偷摸摸地批准了转基因安全证书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审查时，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当告知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根据该款的规定，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的发放无疑直接关系到诸多利害关系人，特别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这10个部门都是国务院下属的行政部门，既然开过“部际联席会议”，为何对这样关系人民健康安全的重大问题，竟没有一个部门透露半点消息，隐匿信息长达一年之久！那么，可以想象，由这样一意孤行的“部际联席会议”来制定转基因安全评价和监管的政策和法规，民众固然指出了安全评价体系的重大漏洞，他们也同样会置若罔闻。

黄大昉竟然还敢在人大常委会上炫耀，难道就不怕人大常委会问责吗？可惜的是人大常委会可能还完全不知道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向公众隐匿信息的行径。

【在技术支撑方面，黄大昉说，我国在积极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注重安全评价和检测技术研究。经多年建设，已有35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机构经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农业部审查认可，研究制定了62项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开展了转基因生物长期生态检测，部分成果获得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然而，广东卫视的财经郎眼节目中李银指出：“孟山都他们那个做法背后的目的。我举个例子，孟山都跟湖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包括先正达、拜耳、杜邦，他们都纷纷跟中国的科研机构合作，这个过程就有陷阱在产生，为什么，它的试验的品种、植株是孟山都他们提供的，比如第一代转PEPC基因的水稻，是美国大学研究出来的，第二代的转基因水稻Xa21，这个型号是美国的实验室出来的，它们都会受到一个叫做《材料转移协议》的保护，这个协议看起来好像不是专利申请的那种保护，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研究机构跟他们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是必须要签的，这表示什么呢？这个科研材料在科研的时候可以无偿使用，一旦商业化，它必须再跟孟山都等提供植株的公司再谈判，谈判的过程中要保证提供方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掩埋的陷阱在里面。”

《凤凰周刊》2009-6-3《粮食主权危在旦夕》一文也指出：“孟山都等公司早已对稻米的基因专利虎视眈眈，并且以‘技术’为幌子，企图夺取中国稻米的主权。调查屡次发现孟山都等公司藉与中国科研机构、科学家和种子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诱使他们在科研过程中使用国外专利技术，把中国的种子基因专利据为己有。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基因改造作物研发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

关于，孟山都等跨国生物技术公司与我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合作的报道也偶见于媒体：

孟山都捐资100余万元人民币建立“华中农业大学孟山都奖学金” （来源：孟山都网站www.monsanto.com.cn 2009年2月13日）

孟山都与湖南大学将进行农作物新基因的合作研究（来源：孟山都网站www.monsanto.com.cn 2009年4月3日）

孟山都和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发展植物生物技术（来源：《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广西大学），2009 年，第28 卷，第5 期，第888 页）

孟山都称已同中国合作开发转基因水稻，不会向中国农民收取转基因种子专利费（来源：网易财经 作者：陈冉）

根据这样的情况，黄大昉所谓的“技术支撑保障有力”就很值得怀疑。目前我国转基因的技术水平仅限于农业部及转基因研究者们的一面之辞，民众质疑之声四起，农业部却迟迟不将“专利”所有权情况送全国人大的审查。

转基因安全与否目前还没有定论，人大常委会请各方面的科学家去做转基因科普，了解真实情况这完全是认真负责的正确之举。但是，不管是支持放行转基因商业化种植、还是反对贸然放行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人，到了这种场合都应该抱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实事求是地阐述问题，不应该再撒谎。然而，黄大昉竟公然欺骗人大。

转基因争论正酣，胡锦涛总书记前不久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只字不提转基因，显然，这与转基因在“一号文件”中被高度重视的地位不相符。我相信人大常委会也会认真思考这个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同样会请蒋高明、王月丹或者薛达元这样真正有良知的人民科学家，再去给他们做一场真正的转基因“科普”讲座，不会轻易受转基因推手们的蒙蔽。

下面附上两篇文章的摘录，一篇是笔者的《你们绝对是第一个--评黄大昉在转基因问题上选择性失明》（见附2），另一篇是nirendao网友的《转基因科研人员黄大昉的学风--为什么“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见附3）揭露了黄大昉如何利用主流媒体散布谎言，欺骗公众。而今，黄大昉竟然跑到人大常委会公然撒谎。所谓“欺上瞒下”正是此等鼠辈之所为。

同样是造谣，黄大昉显然比方舟子这样的骗子更可恶。方舟子本来就是受雇于国外某生物技术公司，而任职于农科院生计所的黄大昉，拿的是国家的科研经费，吃的是人民血汗供起的俸禄，却还要替孟山都、ISAAA、洛克菲勒基金会（背后操纵者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帝国主义爪牙卖命，坑害中国人民，不顾中华民族的生存存亡，其罪不在卖国贼秦桧之下。人民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洗礼，“指鹿为马”只能招来千夫所指，为了一己私利卖力推广转基因商业化种植的汉奸卖国贼们最终必会被人民清算。

附1：ISAAA、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央情报局

1．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背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在题为《谁承担后果——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Petras, James: “The Ford Foundation and CIA”, December 15, 2001.）的著作中，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为了发动文化冷战，美国中情局向各类美国慈善机构投入巨款。根据美国国会的评估，在享有盛誉的美国基金会所提供的700项补助中，有50%来自中情局。中情局与美国著名基金会的合作使其能够掩饰颠覆性的活动。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机构作为掩护，在东道国的大学、工会、青年社团和出版社等组织发起大量的文化活动。

……除了福特基金会和卡耐基基金会之外，另一个杰出的慈善机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因其在印度资助发起绿色革命而闻名于世。绿色革命以扩大全球粮食供应为幌子，显然推进了美国，尤其是洛克菲勒集团石化企业的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

绿色革命的现代化技术需要大量使用水、化肥、拖拉机、灌溉、现代化农场装备和能源。它便于美国农业综合企业渗透进入发展中国家，为美国工业、石油和化学产品打开市场，而这正是洛克菲勒商业帝国的领域。

不幸的是，新的农业技术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印度农民的灾难，因为它以三种仅有的杂交种子取代了小麦、玉米和黍等传统作物，导致粮食供应进入一种危险的平衡。而且，高产量的种子易遭虫害，导致30-100%的损失。其它有害影响包括土壤侵蚀、高投入和水资源短缺。更为重要的是，绿色革命给农民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直接导致农村人口贫穷程度的提高。结果，在过去的十年，20万印度农民自杀身亡，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减轻高成本的绿色革命所带来的债务负担。[1、2]

尽管绿色革命在亚洲遭到了失败，洛克菲勒基金会还是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合作，发起“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洛克菲勒基金会声称，绿色革命已经绕开了非洲，它将支持“推动改良政策，建立合作关系，以达到技术和制度变革的需求，从而实现绿色革命”的活动。[3]然而，在一位埃塞俄比亚学者看来，“归类于‘绿色革命’名义下的技术性变革已经在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他地区实施多年，它完全无法解决饥饿、营养不良或贫困。”[4]事实上，非洲人民自己也对“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的倡议表示不满，批评它带来了环境和社会成本，还可能破坏“非洲农民土生土长的种子培育文化”。[4]

虽然盖茨先生承认他对农业不甚了解，“对于理解化肥、抽水灌溉、植物育种等事物已经画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5]但他相信，技术是非洲的解决之道。这可以从2008年联合国气候与粮食峰会上得到证实，在峰会上，盖茨先生就粮食问题，与戈登·布朗、小布什和美国跨国公司坚决站在一起。而美国跨国公司是化工技术和转基因种子的开发商。实际上，“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希望向非洲出售更多的化学肥料，从而利用向非洲供应粮食牟利。”[7]遗憾的是，向贫困的非洲农民推销化肥，将使他们陷入更沉重的债务负担。此外，非洲农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西方补贴的农产品，它和转基因食品一起在非洲市场泛滥。结果，非洲农民丧失了其市场占有率、收益和耕作的热情，他们的生活陷入可怕的贫困。[6]

事实上，为了团结美国政府和海外的跨国公司，盖茨先生及其基金会与其它美国慈善组织并无二致，他们乐意成为美国政府的工具或增设机构。最不祥的和最惊奇的是，鉴于美国基金会过去在全世界的行为记录，中国竟然允许它们在中国开展活动，甚至给予它们与中国的组织交往的权利，而这些中国组织能够对中国决策者产生影响。这种做法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不允许任何中国机构有机会对华盛顿造成任何影响，也不允许他们有从华盛顿获取特权信息的机会。在美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叛国行为。

注释：

1.Shiva, Vandana: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the Punjab”, The Ecologist, March-April 1991.

2.OlyBlog: “Vandana Shiva Visit Olympica”.

3.Rockefeller Foundation: “Our Strategy”.

4.Food First.org: “The Second Green Revolution for Africa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Response”, January 30, 2007.

5.Bill & Mi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09 Annual Letter from Bill Gates: Agriculture”.

6.Parson, Adam W.: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e”, stwr.org, September 6, 2008.

7.Null, Garry: “Globalization and Poverty”, Global Research, December 30. 2008.

（节选自《马耀邦：美国慈善组织》，作者：马耀邦，来源：和讯）

2．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转基因革命的真实目的

1．控制世界粮食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亨利·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是洛克菲勒家族一手栽培起来的得意门生，截至1973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一直由他完全掌控着。

——基辛格在嘉吉公司和其他粮食贸易集团的支持下开始了他的侵略性粮食外交政策，他把这种政策称为“粮食武器”。

2．发动转基因革命

——在发动转基因粮食作物“基因革命”以及这场“革命”向全世界扩散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充当了主要推手，这一点毋庸置疑。政府与孟山都、陶氏化学、杜邦等农业化学巨头一唱一和，就好像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融为了一体。

——在整个绿色革命的进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中央情报局在对外政策目标方面通力协作，携手并进。

——在整个基因革命的演进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都处于核心地位。从绿色革命到基因革命，这个基金会在制定改变人类饮食方式的战略和手段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甚至能让全世界断粮。

3．控制世界人口

——1974年，美国政府的少数要员收到了《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这份报告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由基辛格起草完成，其主旨是实施“世界人口行动计划”以大幅度降低世界人口数量。

——到基辛格受命起草《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00号》文件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所与研究中心网络已经逐渐为控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与政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精心培养转基因科学家

——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应用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就能够做到将第三世界的农业科学家和农学家送到美国去“学习掌握”现代商业化农业生产的理念，并将其带回他们的祖国。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为在自己的祖国推广美国的商业化农业建立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而且这些活动都是以发展科学和高效的自由市场农业为名开展的。

（作者：恩道尔，来源：《粮食危机》）

3．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ISAAA）

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简称ISAAA）创始人和现任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对农业部批准两种转基因主粮安全证书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声称：“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ISAAA的三大赞助商之一，并且是主要控制者。ISAAA是转基因作物不遗余力的推广者和鼓吹者，每年ISAAA还要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发表“生物技术商业化及转基因作物的全球态势”年度报告，以权威形象鼓吹转基因作物发展的重大成就，而且“为各国生物技术研究发展和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农业部在3月2日的答记者问中，不知名官员也曾引用ISAAA组织的数据为支持转基因商业化提供依据。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唯一支持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的机构。孟山都、先正达旗下的诺华、安万特农作物科学公司下属的艾格福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都对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给予了经济支持。他们的目标是在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农业综合生物科技巨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为了建立这种全球伙伴关系，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获取服务组织设立了关于组织培养、诊断学或基因工程的技术转移项目。（恩道尔：《粮食危机》）

另一个佐证是ISAAA董事会主席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发表在ISAAA简报（No. 34 – 2005）的文章《2005年生物技术商业化及转基因作物的全球态势》，“ISAAA衷心感谢Bussolera Branca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支持本文的筹备工作以及向发展中国家免费发放本文所给予的资助”。（http://bc.zo.ntu.edu.tw/upload/3241.pdf）

在农业部给转基因水稻、玉米颁发了生物安全证书“之前，国际农业生物技术组织主席Clive James博士曾表示，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水稻和玉米将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决策。”（我国批准转基因水稻玉米种植 安全问题成隐忧 （《中国经济时报》 2010/02/04）

附2：你们绝对是第一个--评黄大昉在转基因问题上选择性失明

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36184.html

黄大昉在3月8日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称：“转基因水稻我们不是第一个干的，无须临床试验”，详见http://env.people.com.cn/GB/11099434.html

【作为转基因评审专家之一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教授，在接受专访时回应称，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将不会暂缓，预计3至5年内有望上市。

黄大昉认为转基因无须临床试验，他的理由是“美国对转基因小麦的安全性早在六七年前就已批准过了。他们还从母乳中提取基因，研发提高免疫力的转基因水稻，并且已经种植好多年，面积逐步扩大。所以说，我们并不是第一个干的。”】

虽然“美国对转基因小麦的安全性早在六七年前就已批准过了”，然而，在中国农业信息网上关于“美国政府周五批转孟山都公司出品的转基因小麦”的报道是这样的：

路透社华盛顿7月23日消息：周五美国监管部门批准孟山都公司出品的转基因小麦用于人类和牲畜消费，但近期内这种转基因小麦还不会马上商业化上市。

今年（2004年）五月份，孟山都公司暂停推出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小麦的计划，原因在于世界各地反对转基因小麦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上月，除了保留递送给FDA的申请之外，孟山都公司撤回了送给其他监管机构的申请资料。

世界各地的种植户，环境主义者、消费者以及国外小麦的买主都对转基因小麦可能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表示关注，此外，由于转基因小麦可能造成杂草耐受性增加，加上市场担心大公司对小麦这种关键作物的控制增加，因此也对转基因小麦心存疑虑。

（http://www.agri.gov.cn/gjdt/t20040730_227158.htm）

“美国西部资源组织委员会WORC报告”称，“26个国家的233个消费者和农民团体在2010年2月9日拒绝接受转基因小麦”，因为民众的抵制，导致美国转基因小麦的商业化一直无法推进。

（http://www.newswire.ca/en/releases/archive/February2010/09/c8060.html）

美国农业部网站介绍：“美国食品加工企业都唯恐消费者的反对含有转基因成分（GM）的小麦，因此没有转基因小麦在美国种植。”

（www.ers.usda.gov/briefing/wheat/background.htm）

美国的转基因水稻种植多年，这也是事实，但美国的主粮是小麦而不是水稻。虽然大豆、玉米等在美国已获得大规模种植，但是大豆、玉米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美国人的食品中的辅助食品。这些植物的转基因产品在美国食品中，即使是真的含有“转基因成分”，在比重上也可以说是“极为少量”的。（参见本文第9部分《玉米不是美国人的主粮》）

转基因主粮商业化——中国的确是第一个！

附3：转基因科研人员黄大昉的学风--为什么“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

（来源：乌有之乡网 作者：nirendao）

原文：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3/134320.html

【关于转基因水稻的问题，或者说关于转基因粮食的问题，有专家在论证其必要性的时候指出，由于国家规划到2020年粮食要增产10%，然而：“过去的那10年，我们整个粮食增产才2.5%，今后10年要达到10%，这是非常非常艰巨的。靠什么呢？刚才我提到了常规育种，常规育种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一定要和新技术结合，这样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参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研究员，2009年12月在人民网的访谈）

换句话说，因为常规育种能力有限-----过去十年粮食仅增产2.5%------所以必须推广转基因粮食，才能完成2020年粮食增产10%的目标。

黄大昉研究员的论证，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也成为了支持转基因主粮的一条重要理由：常规技术的增产是有限的，必须要靠转基因这种高技术。

首先，我不大明白黄大昉研究员的“过去10年、2.5%”是怎么计算的？我分别计算了2000--2009，1999--2008，1998--2007，1997--2006、1996--2005这五个10年段的粮食增长，分别是14.85%、3.99%、-2.1%，0.67%和-4.1%。哪一个跟“2.5%”都不沾边。看来黄大昉研究员需要再精细些对待数据。

一旦要说粮食增产、减产，无非就是两个因素的制约：面积、单产。产量=面积*单产。既然过去10年粮食增产有限，要么是种植面积增长不多，要么是单产增长不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999-2008年10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增加3.99%。增长幅度确实不高，虽然不是2.5%。 稻谷和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10年间，稻谷总产量减少3.4%；小麦总产量减少1.3%。10年间，我国耕地面积下降5.8%，净减少超过1亿亩。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5.6%，净减少9000多万亩；稻谷播种面积减少6.6%，净减少3000多万亩；小麦播种面积减少18.2%，净减少7000多万亩。10年间：粮食单产增长10.18%；稻谷单产增加7.85%。；小麦单产增加20.63%。

我们能很轻松的得出几个结论：无论是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还是稻谷、小麦播种面积，2008年跟1999年比，都在减少，减少幅度都在5%以上，小麦的播种面积减少达到两位数；无论是粮食单产，还是稻谷、小麦单产，2008年跟1999年比，都在增加，其中粮食单产增长10%以上；看总产量-----粮食作物总产量略有增加（3.99%），稻谷、小麦总产量均略有减少。（说明粮食作物里面的玉米、马铃薯等增长较多）另外，仔细对比数据，可以看出2003年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点。以此为界，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前五年（1999-2003）一般的都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降到最低点；后五年（2004-2008）则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的单产、总产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1999--2003，粮食产量下降15.3%；2004--2008，粮食产量提高12.62%。两下一拉平，所以“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

可见，“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跟常规育种的劣势没关系。

附4：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6讲专题讲座 吴邦国主持

2010年06月25日22:00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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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５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十六讲专题讲座，题目是《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吴邦国委员长主持讲座。

　　讲座主讲人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他从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必要性、我国转基因育种发展现状与挑战、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等三个方面作了深入讲解。

　　黄大昉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的生物技术引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15年来，全球转基因作物发展势头强劲，其推广应用速度之快创造了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奇迹。

　　黄大昉认为，推动转基因生物品种产业化已成为我国既定的战略决策。历经二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已经初步建成转基因育种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体系，转基因作物研究开发的整体水平已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充分利用在制度、资源以及人才与技术上一定的优势，抓住有利时机并大力推进转基因研究和新品种产业化，就一定能够增强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国际竞争力，带动转基因育种整体水平提升，并实现转基因粮食、饲料等新兴农业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黄大昉还介绍了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现状和特点。他说，农业转基因作物总体上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对于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证明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应当积极地推进应用，让它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人类造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路甬祥、乌云其木格、韩启德、华建敏、陈至立、周铁农、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琪、桑国卫等听取讲座。

附5：黄大昉回应转基因生物安全争议

http://seed.aweb.com.cn 2010年06月26日09:17 农博网--《科技日报》

　　本报记者　陈瑜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能杀虫而人吃了却没事？”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没有做人体试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举行第十六次专题讲座“农业转基因技术和安全管理”，主讲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黄大昉在讲座中回应了社会上关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

　　转基因抗虫水稻评价过程长达11年之久

　　2009年，由华中农业大学研制的转基因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获得安全许可，但关于其安全性的讨论从未停止。

　　“考虑到水稻的主粮地位，本着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农业部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价尤为严格和谨慎。”黄大昉说，过去国际上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争议，并非简单的科学问题和对生物安全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也是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宗教、文化等诸多复杂因素的综合反映。

　　他详细介绍了我国安全评价的过程和结论。

　　研发单位自1999年起就开始申报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安全评价，逐步开展了中间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对其食用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整个评价过程长达11年之久。

　　食用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营养学、毒理学和致敏性评价等内容。营养学评价包括宏量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分等，包括氨基酸和脂肪酸构成分析）、微量营养成分（矿物质、维生素）以及抗营养因子等检测分析，以判断转基因水稻与非转基因水稻在营养成分和抗营养因子上是否存在生物学意义上的差异。毒理学评价则分别用杀虫基因蛋白和转基因水稻进行不同类别试验，观察其对实验动物是否有不良影响，并根据试验结果进行暴露量的评估（如杀虫基因蛋白摄入量的安全系数）。致敏性评价则通过杀虫蛋白与已知致敏原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同源性比较，并开展体外模拟胃肠道消化稳定性试验以确定杀虫蛋白是否易于被消化酶分解，评价其致敏的可能性。

　　他特别指出，为慎重起见，还增加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指南中没有规定的检测指标，如三代繁殖试验用以分析对后代的影响。

　　环境安全性评价主要包括遗传稳定性、生存竞争能力、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通过花粉扩散、基因飘移等试验判断其对野生稻资源是否有不良作用；通过对稻田其它害虫、天敌、益虫、经济昆虫的评价观察其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例如，考虑到我国是水稻起源中心之一，环境安全性评价中对野生稻保护格外重视。

　　针对水稻花粉扩散和基因飘移问题，复旦大学、中国农科院多家研究单位进行了长达10年的试验，研究范围涵盖华东、华南、西南5个省市，对数百万株水稻样本逐一检测，结果发现转基因水稻“基因飘移”的规律同普通水稻一致；基因飘移概率与不同水稻种植空间的间隔距离相关，会随着距离增加而迅速下降：近距离（小于1米）条件下，相邻的非转基因水稻品种中，只有不到1%的植株出现了转基因水稻的基因片段；如果增加5—10米的间隔距离，转基因飘移的概率就会降至十万分之一至百万分之一，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最后，作出了“水稻是基因飘移低风险作物”的判断。

　　为了确保评价结果科学、公正和无误，除对申请单位提供的技术资料进行评价外，2004年到2008年，农业部又专门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水稻所等作为第三方检测机构对食用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检测验证。在长期、大量科学研究和实验检测的基础上，最后证明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与对照非转基因水稻同样安全，2009年，农业部依法批准发放了安全证书。

　　我国已基本建成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体系

　　黄大昉说，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上，目前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转基因生物安全法规、技术规程和管理体系，积累了丰富经验，为转基因育种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

　　他详细介绍了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的三大特点：制度设计严格规范、评价体系科学健全、技术支撑保障有力。

　　谈及制度设计，黄大昉说，根据《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我国建立了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进口的许可审批和标识管理制度，实现了转基因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管理。国务院批准建立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农业部牵头，科技、卫生、环保等10个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协调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的重大政策和法规问题。

　　在评价体系方面，安全评审工作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安委会委员由有关部委推荐，农业部聘任。安委会现有委员60名，涵盖生物技术、食用安全、环境安全、微生物等领域专家，分别来自教育、中科院、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环保、质检和农业等7个部门和机构。

　　在技术支撑方面，黄大昉说，我国在积极发展转基因技术的同时注重安全评价和检测技术研究。经多年建设，已有35个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检测机构经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农业部审查认可，研究制定了62项转基因生物安全技术标准，开展了转基因生物长期生态检测，部分成果获得国际科学界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争议属正常，科普要跟上

　　在讲座中，黄大昉回答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能杀虫而人吃了却没事？”黄大昉说，转基因抗虫水稻“华恢1号”和“Bt汕优63”中的杀虫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t），这种细菌用作生物农药安全应用已达60多年，至今没有任何不安全的记录。Bt基因能产生一种专一性的杀虫晶体蛋白，进入鳞翅目害虫肠道碱性环境后即被激活，然后同害虫肠壁细胞上的受体蛋白结合最后导致害虫“肠穿孔”而死亡。人类和其它哺乳动物消化道中没有这种特异性的受体蛋白，更何况Bt蛋白不耐热，对蛋白酶十分敏感，在食物加工时失去活性或在消化过程中被迅速分解，因此对人的健康没有任何影响。

　　“为什么转基因水稻没有做人体试验？”黄大昉说，用与人类有相似生物学基础的实验动物替代人体试验，按足够的安全系数（通常是100倍以上）将评价结果外推到人类，是目前国际上所有监管机构对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化学物质包括转基因食品进行安全性评价的规范和惯例。实验动物不同于一般饲养的动物，是经人工繁育，对其携带微生物实行控制，遗传背景明确或来源清楚，专门用于科学研究、教学、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采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科学设计合理的毒理学实验可严格控制试验条件，大剂量给予受试物质，选取各组织或器官进行效果的观察和判定，更容易发现该受试物的毒性特点或危害特征，能够科学评价受试物的食用安全性。遵循国际食品法典和我国相关安全性评价指南，不进行人体试验，可以回答转基因水稻的食用安全性问题。

　　“全球转基因作物规模化应用已逾14年，种植面积、作物种类、加工食物种类和食用人群逐年扩大，但由于实施了规范管理和科学评价，全世界每年上亿公顷土地种植转基因作物，每年数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迄今尚未发现确有科学实证的转基因食用和环境安全问题。”黄大昉说，应当肯定，农业转基因作物总体上是安全的，它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对于经过科学评估、依法审批证明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应当积极地推进应用，让它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为人类造福。当然，就像对待任何新兴科学技术一样，对转基因技术也要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以便及时预测、防范和控制潜在风险，使这一技术不断发展完善。

　　他同时表示，世界科学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技术的发展除了要不断克服技术上的困难以外，也要面对各种质疑，在争议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转基因技术发展也概莫能外。

　　他表示，我国最近出现的对转基因技术的一些争议，主要因为现代科学知识更新和生物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相关科学知识普及未能及时跟上，许多公众（包括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及管理者）对基因、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生物安全等知识了解不多，一些人担心疑虑在所难免,也可以理解。

　　为了增进公众对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的了解和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他建议，相关部门当前要配合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实施和生物育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推进，积极扩大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高度重视、大力协同，积极开展科学传播工作，以创造生物技术与产业发展的良好氛围。他认为，科技专家有责任、有义务解疑释惑，引导公众科学、理性地对待转基因技术。

　　他还建议，继续研究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能力建设、加大监管力度，以推动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