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9月09日 16:41  商务周刊

薛达元的最后一次会

　　转基因项目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据《商务周刊》从多方了解，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也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在专家论证会议上就遭遇了尴尬。2007年上半年薛达元代表环境部参加的一次专家论证会议上，他成为仅有的一位在会上提出审慎发展转基因产业意见的代表。
　　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说：“我主要‘轰’了两条意见，其一，从这么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因为涉及利益、名利问题，大家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一轰而上，却忽视了常规研究，导致后者资金短缺，相比转基因来说，农业常规技术发展缓慢；其二，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话音一落，会场陷入了沉寂。“此后，最多有两三个人附和了我的观点，有专家也提出，不能将‘宝’押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然而，至于后来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且贯彻在方案的起草中，薛达元已经不得而知，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受邀参加专家论证会议。
　　“一些专家因此对我有些意见，后来的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薛达元无奈地说。
　　据了解，早在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曾经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立时遭到四五位支持派科学家的批评。
　“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薛达元激动地说，“我提这些意见也是基于国家和民众利益考虑。”
　　他说：“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有100个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薛还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薛达元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种一面倒的现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针对转基因的争论，科学家也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损害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
　　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对此问题就曾经指出：“这些年来，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同样，在国内，转基因学者们也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同时，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话语权的扩大。“涉及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薛达元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损害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自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在国内外的争论声中，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8月5日，也就是转基因立项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薛达元拿着刚刚收到的聘书，高兴地说：“我也是成员之一。”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虽然与转基因专项并无直接关系，但薛达元认为，“可以看出，从高层的角度，还是很关心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几百亿的项目需要有人提不同的意见，需要有人把脉，这就是此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http://tech.sina.com.cn/d/2008-09-09/16412445958.shtml

全文：

转基因产业首获政府明确支持

2008年09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转基因专项日前通过了国务院审议，首次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明确的支持。这不仅暗示着转基因支持派在国内持久的“口水战”中赢得了上风，转基因产业由此走上了“先实施、后完善”的道路。与此同时，上百亿的财政支持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也在搅动着生物科技企业的神经，各路角色开始“走马圈地”。转基因产业在全球发展的路径，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在以跨国巨头为主体的转基因产业化运动中，农民在享受高科技的同时，也在逐渐丧失着延续了几千年的与土地的共生关系，在这一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已经表现出了更大的脆弱性。如何更好地驾驭转基因产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发展，是中国政府在未来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所要审慎回答的问题。转基因专项的实施，因此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记者 袁瑛 吴丽

　　两年的暗战

　　7月9日，对于中国的转基因产业投资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当天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获得原则通过，并要求“抓紧组织实施”。

　　转基因问题上升到中央政府层面来讨论，并最终得到了高度肯定，这还是第一次。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涉及13亿人未来食物来源和安全问题的大项目，国内各大媒体并未给予任何大篇幅的报道。

　　会议刚刚结束，一直参与专项方案起草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就接到了起草小组组长、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所长万建民的电话。“听到这一消息非常振奋，专项通过显示政府已经把现代生物技术作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黄季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转基因专项和大飞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等项目一样，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也是农业领域获得的唯一专项。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转基因专项的实施目标是：“要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提高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和产业化整体水平，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这个听上去似乎可以改变中国几千年传统农业发展路径的科技支撑，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可谓经历了千辛万苦。事实上，自2006年转基因被列为上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唯一一个农业内科技重大专项后，它就陷入了无休止的反复讨论和修改之中。

　　2004年末，国内媒体曾经相继报道，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申请已经上了农业部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转基因大米可能很快就能端上中国人的饭桌。

　　消息发布后引来一片质疑声，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绿色和平等国际组织，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技术专家，更有媒体直指部分研究转基因水稻的科学家出于个人利益驱动而急于推动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虽然支持派的科学家纷纷高调宣传转基因稻经过严格实验证明是安全的，但该商业化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农业部的审批。

　　2005年春天，被国内外媒体转载的湖北省出现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又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参见本刊2006年4月5日《中国提高转基因安全门槛》一文)。支持派开始反击。2005年下半年，一份由16位院士和其他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策略的建议》转交到国务院领导手中。该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商业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试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同年12月1日，绿色和平组织针对上述报告公布了一份由两位英国科学家苏·迈耶博士和珍妮·考特博士共同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该报告认为，关于转基因会不会给人体带来损害等问题还没解决。

　　由于论战双方都无法就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说服对方，各执一词，农业部采取了审慎的态度，2006年6月和11月，安委会每年两次的固定例会均搁置了关于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的申请。

　　显然，这些质疑声音也增加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推进的复杂性。2006年，转基因项目起草小组成立，由科技部会同发改委、农业部等七大部委共同组织，专家成员包括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万建民、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以及中科院的黄季、朱祯等。

　　“初稿修改次数之多，已经无法统计了。” 黄季对《商务周刊》回忆说。从最初的初稿到今年7月9日报请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定稿，中间经历了反复的专家论证和修改，“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开各种论证会，在我印象中起码有二三十场”。

　　据《商务周刊》所知，在讨论是否将转基因立项之时，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论证主要从科研、财政、环境以及产业化等几个方面进行，其中就邀请了大量来自科研机构、大学、政府部门甚至企业的各类专家。然而，一旦被问及关于论证的前后详细过程，从农业部转基因办公室到科研专家，对外都是三缄其口。“农业部明确禁止与会专家透露关于该专项的具体信息”，全程参与了各项论证的专项起草小组组长万建民婉言拒绝了《商务周刊》的采访。

　　“围绕转基因项目的争议一直很大，如此对外界保密，除了因为相关实施细则当前正在讨论之中尚未明确之外，害怕社会舆论给该专项的实施带来负面压力，也是相关部门所担心的。”黄季解释说。这样的担心也不无道理：过去几年中，围绕转基因的任何举动，都引起了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关注，甚至是轩然大波。

　　时隔两年，资金高达200亿人民币的转基因专项终于得以审议通过，或许是出于保护项目的目的，农业部还是下了“封口令”。在这样的遮遮掩掩中，转基因支持派静悄悄地获得了“完胜”。

　　薛达元的最后一次会

　　转基因项目如今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上”，而是“如何加快实施”了。

　　据《商务周刊》从多方了解，转基因专项从专家论证阶段伊始，支持派专家就占到了绝大多数，主导了整个项目的论证。持审慎态度，尤其是强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生态学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薛达元，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的首席专家，也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强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谨慎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生产的科学家，在专家论证会议上就遭遇了尴尬。2007年上半年薛达元代表环境部参加的一次专家论证会议上，他成为仅有的一位在会上提出审慎发展转基因产业意见的代表。

　　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说：“我主要‘轰’了两条意见，其一，从这么多年的农业发展来看，并不是主要靠转基因技术，还是以常规技术为主。因为涉及利益、名利问题，大家对转基因技术研究一轰而上，却忽视了常规研究，导致后者资金短缺，相比转基因来说，农业常规技术发展缓慢；其二，转基因研究涉及几个风险，包括技术难度、公众接受程度、专利纠纷以及作物基因安全性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是会伤害到转基因产业的长期发展。”

　　话音一落，会场陷入了沉寂。“此后，最多有两三个人附和了我的观点，有专家也提出，不能将‘宝’押在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上。”然而，至于后来这些意见是否得到了进一步讨论且贯彻在方案的起草中，薛达元已经不得而知，因为那是他最后一次受邀参加专家论证会议。

　　“一些专家因此对我有些意见，后来的会议也没有让我参加。”薛达元无奈地说。

　　据了解，早在3年前，农业部召开会议就农业转基因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曾经有人提出严格转基因食物标识等管理问题，立时遭到四五位支持派科学家的批评。

　　“反对的声音很弱，因为科研课题被把持，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不愿提出反对意见，就是发现了问题，也很少提出。大家一团和气。一旦通过，搞转基因开发的科学家获利极大，而搞风险评估的科学家也不损失什么，所以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尽职。”薛达元激动地说，“我提这些意见也是基于国家和民众利益考虑。”

　　他说：“关于转基因问题，中国有100个专家，如果发出的都是一个声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总是需要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薛还指出，在目前58人组成的负责发放转基因安全证书的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中，2/3是转基因科学家，里面涉及的很多人是正在申请专利和申请通过者，环保和食品安全方面的成员非常少，只有几个人。“这样所做的评估是否公正公平？”薛达元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这种一面倒的现象，其实也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针对转基因的争论，科学家也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属于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领域，他们研究开发转基因食品，另一派主要是生态学家，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及其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损害持保留和批评的态度。

　　绿色和平组织的科学顾问杜琳·斯德宾斯基对此问题就曾经指出：“这些年来，大学等研究机构给生态学家们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很难发出声音，因为大学从政府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于是越来越依赖大的生物公司提供研究经费，因此，大学不希望自己的科学家对生物公司有太多的批评。另外，在大学里，生物技术研究掌握的科研经费相当多，分子生物学家们在大学里的影响力比生态学家要大得多。”

　　同样，在国内，转基因学者们也掌握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同时，政府部门出于部门利益考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话语权的扩大。“涉及200多亿的资金，搁在哪个部门，哪个部门至少解决了未来十年的吃饭问题，”薛达元认为自己提出的意见损害了某些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自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在国内外的争论声中，政府的头脑还是冷静的，希望听到更多的不同意见，”薛达元告诉《商务周刊》，8月5日，也就是转基因立项一个月之后，国家发改委宣布成立一个“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薛达元拿着刚刚收到的聘书，高兴地说：“我也是成员之一。”

　　这一委员会的成立虽然与转基因专项并无直接关系，但薛达元认为，“可以看出，从高层的角度，还是很关心转基因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出路。几百亿的项目需要有人提不同的意见，需要有人把脉，这就是此专家委员会的职责之一。”

　　边实施，边完善

　　转基因立项一个月后，本刊记者见到“抗虫棉之父”郭三堆时，他谈及此事仍然满面笑容，并一再说“不容易，不容易”。两年来，作为中国农科院转基因棉花(13080,110.00,0.85%,吧)研究首席专家的郭三堆多次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批准立项，并尽快启动。“有些事情拖得越久就越难做，所以我一直想这个项目能尽快地运作，而不要只是表面上的批示。”相比较薛达元的保守，郭三堆等转基因专家更希望项目能够先实施再完善。

　　7月9日的国务院审议会议上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号，“专项实施方案经过科学、民主、严格的论证，已基本成熟，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实施这项重大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完善方案，抓紧组织实施。”

　　转基因专项“抓紧组织实施”的背后，有着国际粮价飞涨，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农业产量、减少饥饿、增加农民收入方面承担的巨大责任。有关专家也向《商务周刊》透露，“许多年来，国家在转基因研究上投入巨大，全国上百个单位研究转基因，除了转基因棉花外，目前只有转基因水稻项目接近成熟。数年来只有投入，没有产出，压力很大。”

　　根据黄季介绍，转基因专项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安全管理和商业化三大部分。当时申请的中央财政拨款以及地方财政和社会投资配套金额均为120亿元人民币，主要研究对象包括水稻、小麦(1959,-17.00,-0.86%,吧)、玉米(1681,1.00,0.06%,吧)、棉花等主要农作物，以及猪、牛、羊等主要牲畜。“具体内容、产品目标、时间节点和拨款额度等，将会在未来一个月内有所披露。”黄季对《商务周刊》 说。

　　不过，根据7月9日国务院审议会议的决议，转基因专项的主要目标已然很明确:“获得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培育一批抗病虫、抗逆、优质、高产、高效的重大转基因生物新品种。”

　　“自主创新在中国的转基因研发中至关重要，”中国“抗虫棉”专利的持有者、曾经取得转基因棉花技术重大突破的郭三堆向《商务周刊》强调说，“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你的知识产权，而拿不到知识产权，也就谈不上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曾透露，1999年至今，中央财政和地方配套投入上十亿资金，中国植物重要功能基因的分离克隆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获得新基因610个，其中包括新型抗除草剂基因、隐性抗水稻白叶枯病基因xa5和xa13等一批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基因46个。

　　但包括绿色和平在内的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也对中国是否真正拥有这些“新基因”的自主知识产权提出疑问。以上述抗白叶枯病转基因水稻为例，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贾士荣是该基因的发明者。但据调查，该基因的专利权并不专属于中国人。有媒体曾经报道，贾士荣是通过在美国的合作伙伴，征得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意来使用这种基因。他在美国的研究伙伴是位于加州的国际热带农业和生物技术实验室。绿色和平的调查显示，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就是将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和销售，美国转基因生物巨头孟山都公司正是该实验室的重要伙伴。

　　绿色和平组织在中国的农业与食品项目主任罗媛楠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中国最可能获批商业化种植资格的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国外专利”。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依赖标准的技术和方法，绿色和平和第三世界网络的研究员搜索专利数据库，发现这三种转基因水稻品种均使用了标准技术，这涉及了国外公司持有的多项专利。专利持有人包括孟山都和杜邦先锋等公司。其中Bt水稻至少涉及11—12项国外专利，CpTI水稻涉及至少5—7项国外专利，CpTI/Bt水稻涉及至少10—11项国外专利。

　　据了解，中国对转基因水稻的专利保护范围包括基因本身及其使用方法等基本内容。但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专利还保护转基因的植物、种子和后代，甚至派生品。“目前转基因科学研究不收取专利费，但如果是商业化生产，专利所有人可能会要求停止生产，但是多半会要求收益共享。”罗媛楠不无担心地说。

　　薛达元也认为，即使是那些在国内已经成功进行商业化生产的棉花和番茄等转基因产品中，“专利是否属于我们，还说不清楚”。

　　黄季则透露，“规避潜在的专利‘陷阱’、健全的安全风险监测机制，以及寻找适合的商业化模式，是目前迟迟未出台的专项实施细则的几个重点讨论环节”。

　　转基因专项此次涉及中央财政拨款120亿元和地方配套资金120亿元，除主要用于加大研发投入外，有20%将用来进行有关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测试和相关设施建设。对于这笔资金中有多少能够真正到位，也有专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在谈到此问题时，道出了心中积攒了很久的话：“与国外相比，由于国内很多专家为一己利益考虑，导致大家对科研部门的研究经费申请意见比较大，对此大家心知肚明。现在，这个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种规则。科研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三大集团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牢固了。”顿了顿，吴燕民说，“这也正是影响了国内科技创新、转基因技术研发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

　　这一层利益纠葛的矛盾，在围绕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的商业利润追逐中，无形中又被进一步放大了。

转基因金矿的圈地与反圈地

2008年09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谁将抓住转基因“金种子”，不仅国外巨头和国内生物公司在较量，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划分也没有落定

　　记者 袁瑛

　　转基因专项立项的消息一经传出，商业化生产所搅动的巨大财富“转轮”就开始嘎吱转动起来。

　　7月10日，专项通过国务院审议的第二天，中国证券网的上证博客就适时推出了“种子闹革新”的转基因题材攻略。丰乐种业(8.49,-0.25,-2.86%,吧)、登海种业(18.11,-0.76,-4.03%,吧)、隆平高科(17.52,-0.68,-3.74%,吧)、亚盛集团(3.33,-0.07,-2.06%,吧)等国内一干从事转基因生产和销售的上市公司受到热捧。

　　伴随着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立项，争议不断的转基因水稻，由于一直是转基因科研投入的重点，被认为很有可能成为继转基因棉花之后下一个批准商业化生产的粮食作物。作为主粮的水稻自然有着比棉花更为广阔的种植面积和消费市场，谁将抓住这颗“金种子”，引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

　　窥视水稻的巨头

　　总部位于安徽合肥的丰乐种业，一直被誉为“转基因水稻第一股”。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丰乐种业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所、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展开合作，共同组建中科丰乐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抗虫转基因杂交水稻新品种——转SCK基因水稻。根据丰乐种业的公告，中科院遗传所和福建省农科院以相关的技术、品种等无形资产出资，分别占合资公司总股本的18%和17%。此消息一出，丰乐股价遭遇两个“涨停板”。

　　不过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称，因为国家一直没有批准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这个项目已经暂停。但该负责人表示，“国家政策一旦放开，我们的转基因水稻项目会立即上马，毕竟这是一块很大的蛋糕。”

　　作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种子公司，丰乐在杂交水稻、转基因棉花方面已居国内领先水平。据报道，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福建省农科院合作，对后者研发的转SCK基因水稻进行大田测试。作为一个将来可能走向市场的转基因作物，它必须通过实验室试验、中间试验和环境释放以及商品化生产四个阶段。目前，福建省农科院的转SCK水稻已经完成前三个阶段的工作，一旦商品化生产的许可申请通过，丰乐种业依靠科研部门的研发支持，先发优势是很明显的。

　　丰乐这样的具备农业开发背景的专业公司，是“接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最好的选择。“只有这些在常规和杂交水稻的研发和销售方面已经具备多年经验的公司，才有可能抓住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生产的机遇。”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对《商务周刊》说。除了丰乐，黄季还提及了隆平高科。事实上，这些公众公司也仅仅是转基因产业中的前台公司，更具控制能力的另有其人。

　　国外种子巨头，尤其是孟山都和杜邦先锋，面对媒体一向显得颇为低调。孟山都远东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的媒体官员Michelle Chang在接受《商务周刊》时坦言：“孟山都自转基因棉花以来，在中国转基因作物生产方面一直采取着极其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

　　孟山都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实际上一直占据着中国转基因棉花市场的主要份额。然而随着国产转基因棉花的崛起，以及孟山都始终无法确保在中国通过其惯用的专利垄断模式获得高额利润，当然，更重要的是，国内对于孟山都企图垄断市场的质疑给后者带来了很大压力，孟山都最终选择了“隐退”中国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我们一直采取和中国政府积极合作的态度，希望能够将孟山都的高科技、高质量的优良种子引入中国，以获得共赢。”Michelle Chang强调说。在不希望招致中国政府以及公众的对立情绪的前提下，孟山都选择了更为稳妥地开拓中国市场的方式——创立合资公司。早在2001年，孟山都公司与中国种子集团合资，成立了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中种迪卡种子有限公司是第一家获得许可经营玉米等大田作物种子的中美合资企业。

　　或许出于同样的原因，杜邦中国区公共事务负责人王勋彪也向《商务周刊》否认了杜邦在中国市场开展有任何与转基因作物相关的经营活动。不过不难发现，通过合资公司同样的途径，杜邦也为自己占据了制高点。据本刊了解，杜邦先锋已经在国内与多家种子公司展开合作，包括山东登海先锋种业有限公司、敦煌种业(8.71,-0.45,-4.91%,吧)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杜邦先锋占投资比例49%)。其中，山东登海种业是国内杂交玉米领域的领跑者。显然，这是转基因棉受阻后，外资巨头在中国的潜伏战略。

　　“一旦转基因水稻商产通过，这些跨国巨头的合资企业必然起到排头兵的作用，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和渠道，为生产和销售转基因水稻铺好路。”国家环境部生物多样性研究首席专家薛达元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

　　中国的转基因大鳄

　　这些国际巨头在中国也不乏已成气候的对手。国内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的销售渠道回溯到源头，都是来自一家名为创世纪转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曾经在国内转基因棉花市场上击败了孟山都。

　　走进位于深圳福田区的一幢办公大楼里，远远就能看见一棵硕大的由无数个棉桃装饰的大树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这里就是创世纪转基因技术有限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作为国内转基因棉花商业化生产最成功的企业，创世纪的主营业务与收入与这棵树上所结的“转基因抗虫棉”息息相关。

　　杨雅生，不高的个子，戴着黑边眼镜的他掩饰不了身上浓厚的学者气息，他正是这家转基因棉花市场大鳄的“掌舵者”。作为留美生物学博士，杨雅生同时还具备了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他曾经是另一家国内知名种业公司奥瑞金的创始人之一。

　　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杨雅生毫不掩饰对转基因水稻市场的向往和期待。虽然相比国外种子公司大手笔的研发投入，创世纪在研发方面累计投资1000万元的数字并不很惊人，但创世纪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堪与国内一流实验室相媲美的生物技术中心。创世纪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崔洪志告诉记者：“转基因水稻技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方面的技术准备和积累工作。”

　　创世纪与中国农科院从创立之初就存在一衣带水的合作关系，也是创世纪获得技术资源的一个重要保证。10年前，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的转基因抗虫棉研究正式启动。1997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郭三堆成功推出转基因抗虫棉技术，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技术的国家。在深圳市政府当时卓有远见的撮合下，郭三堆带着他的技术落户深圳，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他本人以专利入股，拥有注册资金8000万元的创世纪公司33%股份，剩余股份则由私营公司东方明珠(7.89,-0.16,-1.99%,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创世纪目前拥有单价抗虫基因专利权和双价抗虫基因专利的排他实施许可权，公司总裁杨雅生向《商务周刊》介绍说：“目前使用创世纪转基因技术的抗虫棉种植面积已占全国的90%以上。”2008年度，创世纪所销售棉种的生产规模扩大到2万余亩，销售额达8000多万元，创利润近2000万元。

　　创世纪的早期业务基本上围绕着出售专利权的技术许可来获得收益。然而，由于国内专利保护意识淡薄，创世纪初期举步维艰。即使2004年郭三堆亲自上任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创世纪也面临濒临倒闭的窘境。

　　杨雅生当时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奥瑞金的总裁，看到了创世纪的价值所在。“奥瑞金当时已经在杂交玉米方面经营了5年，正准备美国上市，它瞄准的下一个业务点就是抗虫棉。”杨雅生回忆说。与杨共同创立奥瑞金的韩庚辰，现任奥瑞金总裁，曾经在全球知名的种子公司先锋(后被杜邦收购成为全资子公司)担任研究院及亚洲地区技术经理，将美国种子公司的商业化运作经验搬回了国内。两人瞄准了创世纪在抗虫棉方面拥有的技术优势，入股34%，杨雅生成为被重新注入新鲜血液的创世纪公司总裁。

　　“奥瑞金借鉴了先锋的商业运作模式，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我则是将奥瑞金的模式复制到了创世纪。”杨雅生说。

　　所谓孟山都、杜邦等全球知名种子公司的商业运作模式，就是一方面生产、销售转基因作物种子，同时利用获准的转基因作物种子专利保护出售专利技术，通过技术垄断占领市场并获得高额利润。杨雅生接手后的创世纪，也将业务重点从单一出售专利许可到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两相结合。

　　2004年之前，占据中国市场90%以上的是来自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虫棉。1990年代末，孟山都先与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生物技术合资企业——冀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随后又在安徽省成立了安徽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这两家合资公司主要在中国销售美国的转基因棉花种子，这些转基因种子凭借其领先一步的高新技术优势，迅速占据了国内95%以上的抗虫棉市场。

　　然而，由于孟山都按照国际惯例收取的几近20%的高额使用费，它们的种子相比创世纪当时主推的棉种，价格几乎高了一倍。在这样的压力下，曾经辉煌一时的冀岱公司退出棉种行业，而安岱公司所销售的大部分转基因棉花种子已经转为国产种子。从此，在国内抗虫棉市场很难再见孟山都身影。目前，中国转基因棉花生产面积380万公顷，几乎占全国棉花种植面积的70%，这其中90%属于转基因棉花，使用的都是创世纪的技术。在创世纪看来，自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迫使孟山都基本上退出了中国最早商业化的转基因棉花市场。

　　与创世纪关系密切的奥瑞金，目前也正在就一项转基因玉米品种——转植酸玉米走相关的审批程序。据相关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9月即将召开的国家生物安委会将通过一项关于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生产的决议，而这个品种很可能就是中国农科院主导研发的转植酸玉米，奥瑞金拥有将这种转基因玉米商业化的独家授权。顺利通过审批，奥瑞金最晚于明年就可以在国内销售这种玉米种子。

　　丰乐种业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对《商务周刊》坦言道，“创世纪已经垄断了国内转基因棉花的大部分技术，奥瑞金在转基因玉米技术上肯定要走同样的商产道路：种子销售和专利许可。”

　　独占了转基因棉花的创世纪，和即将独领转基因玉米市场的奥瑞金站在一起，不仅令人浮想联翩，或许，中国的“孟山都”就此初见雏形。

　　科学家与商人

　　作为创世纪的创始人之一，郭三堆认为，“创世纪的模式基本是成功的，它现在的运作基本是好的”。目前来看，科研成果与商业资本融合，催生该产业的领军企业，这一模式也很可能会应用于日后从转基因专项中脱颖而出的新品种。

　　然而，据《商务周刊》了解，以技术入股的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还是对创世纪颇有微词。面对记者的询问，该所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吴燕民选择从侧面回答说，“以最近我们的技术人员跟澳大利亚建立相关合作为例，合作方式是由我们将此技术转让给澳大利亚，对方一次性支付500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的科研经费。这样一来，研究人员就比较高兴，因为他们的研究在这笔资金的带动下，可以进一步深入，所谓的产、学、研结合就是这个道理。”

　　一言概之，农科院与创世纪的分歧主要来自于利益分配，截至目前，创世纪从未根据股权比例进行过分红。

　　“企业跟科学院如何结合，如何形成一种共赢的模式，这是未来政府针对此次出台的转基因专项需要去探索的。”吴燕民指出，“这关系到我们优秀的技术如何产业化，只有更快地产业化，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才能不断地更新换代。”

　　在此问题上，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农业经济政策的黄季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对《商务周刊》说：“国家应该多采取科研奖励的办法，鼓励科学家研发的同时，使得后者不再急于为了获得经费自己去推广技术。为什么现在抗虫棉市场存在参差不齐的几百个品种，不论批准不批准都上市想搞产业化。这是因为研究人员都想推广自己的品种。”而针对企业，黄认为，“通过技术拍卖由企业直接买断，获得的利润，不论做科研还是作奖励，都不会产生创世纪这样双方都‘叫屈’的现象。”

　　创世纪的模式也引起了一些下游企业的不满，它们对创世纪按照美国运作方式收取专利使用费感到不解。丰乐水稻经作公司总经理彭家成就曾经向《商务周刊》抱怨说：“国家花钱给科研院所研究，然后企业通过合作或者买断的方式获得这些技术专利，后者到处收钱，我们认为并不合适。”

　　“但跨国种子巨头的全球运作模式，确实是通过专利垄断获得高额利润。创世纪作为吸收了海外运作经验的种子公司，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杨雅生认为，“相比孟山都高达20%的使用费，创世纪仅收取2%不到。然而，孟山都一年能够获得几亿美金的专利许可收入，创世纪一年这方面的收入很难超过500万元。”

　　除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需要与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相配套的还包括一个规范的种子市场。即使作为转基因棉花的龙头企业，杨雅生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每年出现在转基因棉花市场上的上百种名目繁多的种子。“只有在一个有序管理的市场上，种子公司才会在健全的体系下维护自己的信誉、推出优质品种，同时，更先进的农业技术才能得到更好的推广，农民和中国的农业才会真正获利。”曾经碰到农民“恳求给点好种子”的黄季对此感触颇深。

　　事实上，无论是技术研发、安全管理还是商业化生产，转基因专项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有序、渐进地实施，因为，伴随着棉花、玉米、水稻等的大门依次打开，中国的转基因产业不仅机遇在前，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合法掠夺农民的孟山都

2008年09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一家跨国生物公司在给农民带来高科技同时，也破坏了农民与土地延续几千年的共生关系。对于孟山都，中国准备好了吗？

　　记者 吴丽 陈楠

　　“村子里家犬在为饿孵争斗不已，数以万计的贫穷妇女沦为娼妓，父母开始贱卖自己的子女……”这是发生在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中的场景。就在大饥荒前，殖民统治者还在将8万吨谷物从孟加拉出口。

　　孟加拉饥荒已过去半个世纪。然而，伴随着一个新的体系在全球建立，印度农民的粮食再度被他人据为己有，而且是“合法”的，相反农民自己保留粮食收成反倒成了一种罪行。通过全球收购、政治游说以及专利垄断，孟山都是这一体系的始作俑者。

　　1998年8月9日，印度发起了“孟山都退出印度”的运动，以此来抵抗孟山都对种子和粮食的大肆劫掠。这次运动给全球农业带来了暂时的动荡，但很快，它就在孟山都静悄悄的全球扩张中被淹没了。

　　孟山都创始于1901年，是一家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该公司原为一家化学试剂生产商，其旗舰产品Roundup是全球知名的草甘膦除草剂。目前孟山都已经发展成转基因 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国际市场份额。这家跨国生物公司在给农民带来高科技同时，也破坏了农民与土地延续了几千年的共生关系。

　　全球扩张

　　孟山都改造全球农业是从控制全球种子公司开始的。

　　1908年，孟山都完成了第一次收购计划——收购伊利诺斯州的商用酸公司，从此开始扩张步伐。塑料、合成橡胶、调味剂等方面它都开始涉及，但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直到1980年代收购了一家制药企业后，孟山都开始向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幸运的是，第二年，孟山都的科研人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植物细胞的基因，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从1985年到1993年，孟山都进行了多次重大战略重组，将重心更多放在生命科学、农业、医学和食品上。

　　1990年代，孟山都控制了美国一大半的农业种子市场。从一家普通的化学公司到农业垄断巨头，孟山都走了将近一个世纪，然而，将触角伸向海外，成就全球种子霸业，孟山都仅用了三年时间。

　　1996年，孟山都以1.5亿美元收购了W.R.格雷斯的子公司艾格瑞斯特生物技术公司；1997年，以2.87亿美元的价格从圣尼斯手中收购了雅士哥公司；当年11月，孟山都以30倍高于市场价格的巨资收购了霍尔顿种子公司，美国有21%—30%的玉米播种面积用的是霍尔顿种子；1998年5月，孟山都斥资23亿美元接管了美国第二大玉米企业迪卡尔，这使得孟山都公司成为玉米市场中的龙头老大；之后花费18亿美元，孟山都购买了台达松景兰德，由此拥有美国棉籽市场85%的压倒性份额，以及在棉花种植行业的全球优势地位。

　　1998年7月，孟山都花费5.25亿美元收购了联合利华在欧洲的小麦育种企业。这一收购行为是其推进基因工程小麦生产和销售垄断化的一部分。孟山都还以高于24倍市场价值的代价收购了印度最大的种子公司——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的巨额股份，并建立起孟山都-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的合资公司。

　　“这是孟山都大踏步迈进印度农业领域的成功一步，马哈拉施特拉杂交种子有限公司是它们次大陆战略的最好工具。”安信证券的农业分析师尤宏业对《商务周刊》说。

　　随后孟山都又斥资14亿美元，购进了嘉吉公司在中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国际种子贸易业务。

　　1999年5月，孟山都与卡吉尔公司联合共同投资1.5亿美元建立生物农产品(16.68,0.88,5.57%,吧)开发公司。业内人士认为孟山都是为了利用卡吉尔遍布全球的客户信息网，从客户处接受所需产品的订单后，与农民签订生产、收购合同并提供种子，再将收获的农产品利用卡吉尔的全球流通网送到客户手中。 当年的《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孟山都已经有效地控制了全球种子产业。”

　　农业的产业化推动了单一种植，因为它需要以此来满足对生产的集中控制和对食物的集中分配。单一种植和公司垄断由此相互得以强化。孟山都早些时候就通过与Agent Orange的联合认识到了这一点。2005年，孟山都在兼并了Seminis以后，真正成为了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的领跑者。

　　政府游说

　　在从领跑者变为全球种子帝国霸主的过程中，孟山都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政府游说。

　　1990年代初，针对美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减弱、出口量下降的局面，美国一方面通过主导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主张降低并最终取消各国农产品关税，取消农产品贸易壁垒，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以清除美国农产品占领国际市场的障碍；另一方面，美国将较其他发达国家占绝对优势的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通过实施以提高产量与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为目标的转基因农业战略，继续维持其世界农业强国与农产品出口第一大国的地位。

　　孟山都充分利用了这一政策。1991年2月，“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在其“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的方针。此后，孟山都将重点彻底转向生物技术领域，成为商业性开发应用转基因农业技术的主角。

　　通过不断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农业的商业化，孟山都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完成之后，孟山都再进一步通过游说政府，控制市场和更为深入的消费者洗脑，将商品化后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充到全球。

　　在这个过程中，孟山都的政治攻坚给人印象深刻。

　　为了在尽量多的国家将种植传统农作物的耕地转为耕种转基因品种，孟山都设在世界各地的办公室都尽己所能，通过政府公关和政策游说克服当地的监管藩篱，防止当地国家采用适当的生物安全政策阻碍它的进入。

　　同样，孟山都还采用贿赂等方式使其农作物得到认证，取得监管当局的批准。一份来自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1997年到2002年期间，孟山都向印度尼西亚至少140名政府官员及其家人受贿，总额达到70多万美元，这些钱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方式从孟山都在印度尼西亚销售的杀虫剂账户上转出的。在巴西，2004年起草的《生物安全法》草案是由一名为孟山都工作了多年的律师主持完成的。

　　专利海盗

　　中国人早就领教过国外大公司对中国电子产品收取巨额专利费的前车，但很少有人想过，这样的局面也会降临到农产品身上。孟山都就是善于利用农业基因专利获取利益的典型。

　　粮种对一个国家而言，并不仅仅是未来作物和粮食之源，它也是粮食产业安全的终极标志。在孟山都的游说之下，美国知识产权制度正在通过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定推广开来，它允许企业篡取粮种通用知识和技术并以宣布专利的方式将其垄断。久而久之，这就导致孟山都这类企业对粮种本身的垄断。

　　孟山都控股的雅士哥种子公司因大豆专利起诉美国农民温特布尔一家的案子曾经闹得沸沸扬扬。温特布尔是拥有500亩农场的衣阿华农民，1987年起，他们开始向其他农场出售自己培育的作物种子。1995年，孟山都以雅士哥对大豆种子享有植物品种保护权为由提出起诉。温特布尔本希望诉诸植物品种法案获得保护，但法庭判决温特布尔败诉，并对该法案作出修正。

　　从2003年开始，孟山都开始在全球收取专利费用，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弥补在Roundup除草剂上的利益损失。该除草剂专利在2000年失效，孟山都通过降低价格以面对欧洲和中国普遍使用草甘膦的同类产品的竞争。

　　2004年后，孟山都又与阿根廷发生专利纠纷。阿根廷近95%的大豆为转基因品种，大多数农户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草甘磷大豆种子，阿根廷农民大都将自己收获的转基因大豆种子用于播种。而在欧洲，农民必须每年为此向孟山都交纳“仿制费”。为了剥夺阿根廷农民的此项权利，孟山都公司与阿根廷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

　　为保护知识产权，美国允许生物技术公司对擅自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农民给予严厉的处罚。依照这一规定，孟山都对未经允许播种该公司种子的农民每公顷罚款1200美元。孟山都公司还通过与其有业务联系的种子、除草剂、农药销售商，甚至动用私人侦探对农民进行监督。

　　更为严厉的是，孟山都建立了一个异常坚韧的专利金收集体制。专利金是以“技术费用”或转基因产品的额外附加费用的形式收取的，一般在销售种子时收取30%或以上的种子价格。农民购买种子时需要签订一个“技术使用协议”，保证他们绝不在收获时留下转基因种子进行再播种。这一“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不仅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繁衍生息的习惯，而且在很多案例里，农民并没有看到或签署这份协议，但种子经销商伪造了他们的签名，或干脆规定购买种子就等同自动认可。

　　一些农民为了抵抗专利金收集体制拒绝使用孟山都的种子，但不幸的是，在一些采用转基因农作物的国家，农民如果选择种植非转基因农作物，将失去抵抗污染的法律保护，甚至可能因农作物通过风媒或虫媒授粉而存在孟山都转基因作物的DNA就被起诉。

　　孟山都专利的授予范围大多覆盖了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工程品种。无数农民和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在一场合法化的“知识产权”劫掠中一笔勾销。

　　目前，孟山都正在为打造一个全是转基因农产品的新世界(8.46,-0.13,-1.51%,吧)而努力。该公司最鼓舞人心和最蛊惑人心的预测是：“如果全球都采用转基因农产品，那么这将会在下一个十年内给公司带来每年2100亿美元的收入，而发展中国家则会得到最大的潜在收益——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提高2.1%。”

中国转基因产业潜在的危机很大

2008年09月09日 《商务周刊》杂志

　　“中国转基因产业潜在的危机很大”——专访中国“抗虫棉之父”郭三堆

　　“我国在转基因安全问题上，有的时候过于扩大化。一些人一听到安全就很害怕，不敢生产转基因作物。转基因进口大豆我们国家吃了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却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大豆，这不是在给国外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吗？”

　　“在商业化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形成大的集团，让一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来推动它的商业化、产业化”

　　“我们不能再像过去，育出来新品种，让别人白白就拿去用。一定要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目前，国外公司已经开始向中国的转基因产业的上游研发投入了，这样一来，一旦产品出来，就有人家的股份，而他们同时也占有优先使用权”

　　记者 吴丽

　　当记者问道有关帮助国内企业进行棉花科研创新的故事时，58岁的郭三堆不停地摆着手：“我希望等我退休的时候再把我的酸甜苦辣说说，现在就别了。”

　　郭三堆，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分子育种中心主任，“中国抗虫棉之父”，2005年度“中国十大科技新闻人物”。他领导的课题组研制成功的单价抗虫棉，使我国成为独立自主研制成功抗虫棉的第二个国家；研制成功的双价抗虫棉，使我国的抗虫棉研究跨入国际先进行列；研制成功的抗虫三系杂交棉增产幅度达25%以上，成为第一个国审的抗虫三系杂交棉品种。

　　回忆一件曾经触动他的往事，郭三堆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有一次去河南做棉区调查，一位70多岁的老人在他面前哭得跪了下去，老人的儿子、儿媳都在给棉花喷农药时中毒死了。

　　“我真觉得惭愧。我们搞研究为了什么？如果科学不能解决老百姓的疾苦，那么科学的意义又何在？”至今郭三堆还是为这一幕十分心痛。

　　《商务周刊》：听说1988年您归国后进行抗虫棉的研究，当时获得的国家经费只有几百万元，如今国家投入转基因研究的经费是几百个亿，这种巨大的支持力度你怎么看？

　　郭三堆：1990年代，国家开始只拿出1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国家经济刚刚起步，拿出这么多钱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现在国家的资金投入比以往多了许多，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家对转基因工作的支持程度比以前提高了，这点我感触很深。

　　现在企业、科研所都很重视这块，特别是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拿棉花来说，如果没有抗虫棉的话，虫害很难防治。过去，转基因棉花一直被国外所垄断，尤为明显的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在转基因棉花上一直处于垄断地位。这也导致我们国家高层意识到了问题迫切性，于是也才有了国内的转基因研发。

　　《商务周刊》：中国的抗虫棉是从什么时候被列入专项？当时您申请的情况如何？

　　郭三堆：中国的抗虫棉从1991年的“863”项目开始就被列入专项了。1990年，美国利用生物技术合成Bt杀虫基因，导入棉花获得抗虫转基因棉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转基因抗虫棉的国家。中国的抗虫棉研究在“七五”期间开始，“八五”期间，在“863”计划资助下，也人工合成了CryIA(b)和CryIA(c)杀虫基因并导入我国棉花主栽品种获得成功，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抗虫棉的国家。

　　“863”项目启动的时候，中国正在抵制美国的转基因棉花，我们的申请刚好能抑制到它，所以一开始就批了。最初我们开始研究的是单价棉花，3年之后就成功了，这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995年时我们开始启动双价抗虫棉，1998年研究成功，第二年就实现产业化。现在来看，我们的转基因抗虫棉花在国内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该领域的影响。

　　《商务周刊》：对7月9号通过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您个人如何看待？

　　郭三堆：针对这次的重大专项，我参与了一些前期的抗虫棉资料准备工作。这两年关于转基因专项讨论了无数次，很多专家为此付出很多。

　　现在世界各国转基因都发展得很快，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抓的话，注定要落后。比方说，抗虫棉的种植面积，中国原来在国际上是排第四的，后来印度赶上来了，2007年它们面积达到了620万公顷，而我国还保持在360万公顷。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下，我们必须得加快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的发展。这次专项通过，对中国转基因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政府、企业、科研机构都将参与其中。

　　《商务周刊》：这一专项将主要分为技术研发、安全管理和商业化三大部分，您作为转基因作物研究的重要专家，对各个部分的实施有什么建议和想法？

　　郭三堆：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希望它尽快实施。专项的这三块，离了哪一块都不行。技术研发是基础，这一基础工作必须首先抓牢，没有这一基础，我们就无从谈起转基因，更谈不上基因育种。

　　安全管理是进行转基因生产的必须过程。安全性评估要抓，但是不要走偏。我们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有的时候过于扩大化。一些人一听到安全就很害怕，不敢生产转基因作物。到底安全不安全，应该拿科学的数据来说明问题。我们首先要看到需要解决农业上重大的问题是什么，要针对这些再育种，再用转基因工程来培育我们的植物。如果这个基因本身是来自这个植物，而且这个基因已经验证了，已经是安全的了，那么理所当然就可以发展。

　　在商业化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知识产权，另外一个就是要形成大的产业集团，让一些大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来推动它的商业化、产业化。

　　《商务周刊》：您认为该专项在后期实施过程中，将主要集中在哪些具体领域的研发上？主要承担的机构将是哪些？分别起到什么作用？

　　郭三堆：这个项目应该是一个长期稳定开展的项目，千万不能发展个三年五年的就中途而废。所谓后期实施，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划分。转基因项目不应当主张前期、中期、后期是什么，否则产业化实现以后就不再发展产业化。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大的项目，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在长期中稳定发展。

　　这次通过的转基因项目还没有向外公开哪些机构具体承担什么。我想主要承担机构应该是三大块，科研单位、大学和企业。这三者分工是不同的。科研单位、大学是以研究为主，研究出来的东西再由企业实现产业化。三者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它们所起的作用没有主次之分，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只是单独在某一个阶段会以一方为主。比如在商业化的过程中，是以企业为主。我们不能人为的去分谁更重要。

　　《商务周刊》：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等主要农产品(16.68,0.88,5.57%,吧)的发展将分别从该项目中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契机？

　　郭三堆：目前我还不知道最终的立项支持不支持棉花，但我相信会支持。棉花技术除了美国之外，就是中国发展的最好。如果得到国家支持，我们会发展得更快，一定会走到国际的前列，这点我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不支持，就没有办法了，毕竟国家的这些项目的立项，将来由谁来承担，还没有定论。

　　关于转基因水稻，咱们国家一直是没有放开。从现在来看，机遇很大。因为水稻转基因已经证明是很好的，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国内如果能够做出抗虫的DT转基因水稻，就是一个国际化的水平，那么国家肯定会放开这个市场。

　　同样其他农作物，像玉米、小麦、大豆也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转基因进口大豆我们国家吃了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却不发展自己的转基因大豆，这不是在给国外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吗？

　　《商务周刊》：您认为自主创新在中国转基因发展中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您研发的转基因抗虫棉被人们认为是国内在这方面自主研发创新的典范，但也有专家提出，抗虫棉技术涉及到国外知名种子公司的专利，并非100%拥有自主专利，您如何看？

　　郭三堆：自主创新有两方面，一个是自己的创新，另外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过吸收、消化，然后再来重新创新。自主创新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自主创新，就没有你的知识产权，拿不到知识产权，也就提不上进一步的技术创新。

　　中国研究的抗虫棉并非100%拥有自主专利，这一说法很荒谬。这本来就是我们申请的专利，怎么会不是我们拥有的自主专利呢？科学研究是在原先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创新，但不能因此说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专利。

　　孟山都公司的抗虫棉进入中国来，确实为推动中国抗虫棉产业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点我们非常肯定。我承认转基因棉花研究里面会有涉及到别人的一些技术方法，但是这些都是大家公用的，这不能说我们就没有自己的专利。咱们国内的一些专家总是对自己国家的发明研究抱着怀疑的态度，自己做不出来东西就自己贬自己人。

　　《商务周刊》：有些企业抱怨说国内转基因棉花产业被国内少数公司垄断了，比如创世纪公司垄断，您觉得呢？

　　郭三堆：根本就不存在垄断，要是真垄断就好了。现在国内进行转基因生产的公司有一两千家，如果都具有这项技术，那知识产权肯定就不存在了。用了别人的知识产权就应该付费，但是国内很多公司都没有遵守这一法则。现在国内没有一家民营种子公司有这个垄断能力，创世纪公司也没有垄断的条件。如果说国内有两三家大企业联手起来，我觉得倒是有可能。

　　像丰乐种业(8.49,-0.25,-2.86%,吧)这类公司花钱购买创世纪技术，这是应该的。知识产权在发展转基因项目中是非常重要，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那就无所谓自主创新了。大力发展转基因，企业应该投入很大的一部分资金进行研发，而不能只靠国家的项目来推进这个产业。要想在国际上站住脚，一定要有企业来支持。

　　我们不能像过去，育出来新品种，让别人白白就拿走。一定要让公司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否则公司不可能成长也不可能形成大的产业。

　　《商务周刊》：您觉得转基因水稻的发展道路会不会像转基因棉花一样，首先是由科技成果与商业资本结合，然后专利权让给企业，由企业进行商业化推广，从而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化生产呢？

　　郭三堆：水稻将来的形式，现在很难说，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想应该不能把棉花的产业模式直接套过来。中国在转基因棉花商业化上做的非常好，棉花是我国第一个大面积使用的转基因植物，而且也是唯一实现商业化的。这主要得益于国家的重视。其次它是一个全国联合攻关的结果。我们当时分了上中下游。上游是构建基因，中游是进行基因转化，下游是进行育种。育种之后经过进一步安全性评价，再对品种选定，最后由企业进行产业化，打入市场。

　　现在转基因商业化模式有几种，一种是以企业为主进行产业化，二是以科研单位为主进行的产业化，三是以协会形式为主的产业化，四是以国家基地的形式产业化，以国家基地形式组织公司，最后就是零零散散的小公司形式。

　　《商务周刊》：第三次绿色革命的到来，是以转基因技术为主要特征吗？您认为，它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传统农业关系带来了哪些重大的影响？传统农业赖以维系了上千年的生产要素是否在第三次绿色革命中会被彻底颠覆？

　　郭三堆：真正的转基因植物改变不了传统农业的种植的方式，它们只是提高抗旱、抗涝、抗虫等品质，而不会改变耕作方式。转基因只是通过现代的技术，增加了一些传统农业中没有的成分，或者说是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一些东西，但是这并不代表可以脱离传统农业。二者是一种在基础上完善的关系。没有传统的选育品种，我们转基因就不可能产业化。

　　我们可以创新一些种子，但是原来的种子不可能完全改变。土地这一资源，对于转基因作物来说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对我们现在来讲，高新技术一定要和常规的传统技术结合。像一些人说什么只要有种子在哪都可以生长出作物来，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商务周刊》：转基因棉花因为你们这些专家的努力，获得了自主专利，对于孟山都在中国市场的扩张也起到了拦截作用，在其他品种上您怎么看？

　　郭三堆：孟山都还没有退出中国市场，他们在中国仍占据着很大的市场，比如大豆、玉米，只不过棉花这块稍好点。转基因棉花技术之所以在国内占有很大面积，其实是因为政府的支持，而不是我们技术上真正做得很强。单独靠我们国内的企业去和国外竞争，肯定是失败的。

　　进军中国的国外企业目前还没有将自己最好的品种拿进来，如果一旦真正地布局完中国市场，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住脚，就会把研究好的品种拿进来，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占据这个市场，我们却无力抵挡。

　　我们现在潜在的危机很大，不仅有国外公司进入，而且产业化的趋势也在向他们靠拢。现在他们已经向转基因产业的上游进行投入，中国的一些研发单位是由国外公司给予投资的。这样一旦产品出来，就有人家的股份，而他们同时也占有优先使用权。

　　如果国内再不赶紧采取措施改变这种局面，将来国内转基因产业就会被国外全部拿走，那么现在转基因棉花上的优势也会一步一步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