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转基因战争兵临中国

经济参考报近日报道：受国外低价转基因大豆大量涌入影响，我国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出现了油脂加工企业停产、大豆预期种植量下降现象。专家认为，跨国粮商操控“洋大豆”低价冲击我国主要目的，就是试图把我国产大豆挤出市场，进而控制我大豆产业话语权，赚取高额垄断利润。国家应采取紧急措施，从生产、流通、加工等环节入手，保护我国大豆产业安全。

人民大学副教授周立长期关注转基因技术安全，近日接连在媒体发文呼吁公众关注转基因技术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他提出，一场基因战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打响，中国不能对此漠然视之。

宋阳标  文

转基因技术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集体性的生存，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以及对天然食品的选择，这样看它是不道德的，甚至有的美国参议员说它是邪恶的

    

宋阳标：基因战争究竟是什么东西？

周  立：应该说转基因只是一项技术，它本身没有对错之分。关键人是有私欲的，掌握在不同人的手上，用作不同的用途，就带来了对它的是非判断的区分了。

根据历史的经验，人类只要一掌握一种新的技术，就不可避免地把它用到军事用途上，而且常常把最尖端的技术用在军事上，从开始的镰刀、斧头，到后来的火枪、火炮，到现在的核武器，太空的技术，基因技术也是一样，只是现在基因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全可控，但是其影子已经有了，比如说把基因做成一种单独的商业工具，比如孟山都公司，在1998年就采用了终止子技术，终止子技术就是让种子断子绝孙的，目的就是让你每一次种植都得买他的种子，过去人们常说的技术中性，道德中性，这样的表达就苍白无力了。再高尚的表达，到了私人手里，都会转化为牟利的工具，这样会危及到人类的生存，集体性的生存，生态的多样性，物种的多样性，以及对天然食品的选择，这样看它是不道德的，甚至有的美国参议员说它是邪恶的。国家更是可以利用公司和军事技术搜集别的国家的人种基因，建立基因库，用作基因战的用途。我们相信这种技术是在突飞猛进的，转基因技术仅仅出现十来年就对人类生活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再过20年，谁也不知道会变到什么样。

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很多年的种子基因库整理工作，由于他们有强大的财力和平台进行研发，中国没有一家公司有这样的实力去做，他们有产学研平台，而我们没有。就像一场竞赛，跑步已经开始了，得胜的肯定是第一名。

宋阳标：在全球竞争中的转基因技术会给谁带来利益？

周  立：过去十年来，所谓的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世界早已经展开了一场类似核竞赛，又远远比核竞赛严重，比核战争隐秘的基因竞赛和基因战争。如果不能及时认识这场竞赛和战争的性质，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就会在这场隐秘的世界大战中，成为输家。不仅是被基因武器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是输家，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自然环境、生态系统，以及子孙后代，都会成为这场战争的输家。战争中的暂时赢家，可能仅仅是少数几个在这场“赢家通吃”的竞赛中牟取全球暴利的跨国公司，以及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暂时分摊到一点点好处的少数利益集团成员而已。事实上，当1998年美国孟山都公司购买了一项叫做“终止子”技术的专利时，对于转基因技术的一切高尚表达，都变得苍白无力了，当有人处心积虑地要把人类生存繁衍的作物种子，都变成私有财产时，还有什么高尚可言呢？实际上，在人类依靠自然恩赐的生存逻辑，被置换为资本控制的现代逻辑时，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清楚显明了——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得胜者的竞赛，如同微软在互联网领域做到赢家通吃一样。不幸的是，互联网给我们提供的，还只是弹性消费服务，我们接受与否，还可以有选择。而转基因在意图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控制我们日用的饮食，无人可以在这场战争中置身事外。

基因战争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厉害，杀人于无形当中。具有隐秘性，大面积性，非常规性，超国界性。

宋阳标：基因战争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周  立：基因战争针对的是国民的根本，人是每顿饭都要吃的。比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厉害，杀人于无形当中。具有隐秘性，大面积性，非常规性，超国界性。

基因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是有别于其他武器的：

　　第一，极度的非对称性。因为在基因和应用上，有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发展程度极度不对称。在经费投入、研发平台、技术实力上，各国差异甚大。中国在2008年7月，做出了一部非常重大的转基因研发战略，推出了一个为期5年的240亿元的转基因研究国家重大专项。但是，这笔研究经费，只是相当于孟山都一家公司的。况且，我们没有他们的集成良好的研发平台。仅此一例，就能表明其极度不对称性。

　　第二，全民参与性。过去的核竞赛，是国家间政治、国家间军事的活动，除非爆发战争，几乎不涉及到平民。但是，基因竞争和基因战争，却涉及到每一个国民。因为我们的食品、日常用品，以及我们未来的医疗，都可能受制于转基因技术。现在转基因食品的应用，已经在影响着每一个百姓的生活。所以，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竞赛和战争。

　　第三，隐秘性和渗透性。基因改造的效果，可以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释放出来，基因变异在我们人体之中，在我们漫长的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是我们难以预期的。而且，这场竞赛突破了国家疆域的界限，具有超越互联网，又类似于互联网的隐秘性和渗透性。

　　第四，内在驱动型。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应用，具有一个强大内在利益驱动机制。因为基因作为一种战略武器扩张过程中，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机制，使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成为全世界的一个机制。

    宋阳标：西方机构或者跨国公司是怎样针对中国进行转基因战略的？

周  立：中国也不可避免地会落入这场战争。因为在公众利益、子孙利益、长期和谐发展，和上述利益的代表者——中国中央政府面前，已经凝结了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使得短期利益，胜过了长期利益，也使得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创建，面临巨大的挑战。

就转基因技术而言，至少有七股力量已经联合，形成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从而凝结出一股强大的势力，使得有害无益的转基因技术发展，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大潮。

宋阳标：那么，你说的七股力量主要是指哪些人？

周  立：我总结的七种力量是以下这些部分。

1.跨国粮商得利润。跨国粮商在粮食国际贸易和转基因技术的开发应用上，早已形成了寡头垄断。跨国粮商的运作模式，已经做了“三个全”：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粮食政治在跨国粮商的全球战略中，变成了政府和公司的配合。每一个跨国粮商，都有清楚的政府背景，也有清楚的国家政策配套，他们就能打组合拳，实施各种战略。而其他国家，往往认识不到这些“阳谋”，稀里糊涂就做了瓮中之鳖。

2.外国政府得战略。“粮食政治化”使粮食成为国际政治硬实力的一项标志。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着手重塑粮食政策和世界粮食结构。从“取消世界粮食储备制度”到“农业商业化”、从“绿色革命”再到“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革命”和“生物燃料计划”，不断使用新技术来逐步控制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在粮食商品化和粮食政治化的相互作用下，现在已经有不少国家由于引入了美国的现代农业技术、转基因种子和化学肥料，导致其农业走上了对美国依赖的不可逆的进程。

3.地方政府得政绩。虽然生物育种领域的转基因技术使用，涉及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粮食主权，以及国家长远战略等，但这并不在地方政府的利益函数中。试问，地方政府有什么义务去提供国家公共物品，国家战略品呢？地方政府官员的主要动力，就是在短期内做出政绩，寻求提拔。招商引资，是做政绩的最佳路径。

4.中资公司得好处。中资育种公司，由于缺乏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全环节利润、全市场覆盖”的优势，也难以在在国内种子市场条块分割、农户小规模经营、产业链条未经整合的国内市场形势下，获得长足的发展。因此，当种子行业的跨国公司伸出“友谊之手”的时候。中资公司的管理层和雇员，会因为短期内可以得到高额的收入和集约化、市场化、产业化平台，会寻求合资、合作，甚至选择被兼并，以得到短期的好处。

5.科研院所得经费。以获取研究经费和科研发表（求利有求名）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6.国家部门得租金。转基因研究的潮流，使得跨国公司的院外集团，可以轻易地以少量的利益交换，就能俘获具体经办人员，致使社会公众利益、国家安全、长期战略等，因缺乏相应利益表达者，被逐渐，而且轻易地攻破底线。使得转基因研究、开发、应用等，逐渐成为事实。一些跨国公司的负责人扬言：中国开放转基因的研究和推广，是迟早的事情；中国认可并开放转基因育种市场，指日可待。所以，跨国公司在这样一个明确预期下，不断排兵布阵。他们以直接和间接的利益交换，来换取国家有关部门和经办人员的信任。从而不断地攻城掠地，中国近些年在粮食领域、在转基因研究上，已经不断地在开放，在落入俘获的网罗。

7.种粮农民得闲暇。转基因种子，也会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一方面，转基因处理后，作物会有了抗药、抗虫等特定的抗性，会减少农药、化肥以及人工投入，使得农民可以更加安心地出外打工，得到闲暇时间，以更多的农外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另一方面，转基因种子在出芽率、抗倒伏、结实率等方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会带来短期的产量效应，短期的种子廉价或者免费销售策略，以及收成的回收加工策略，也会使农户得到短期内的收入效应。从而，会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主动采用转基因种子，以获得短期收益。最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就像中国的大豆，已经出现“劣豆驱逐良豆”一样。也可能会有些人用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角度，来解释转基因种子的使用。实际上，在农业领域，在转基因技术领域，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的基本假设前提，都不存在。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技术不对等，组织的极度不平衡、农作周期和农民收入周期的长周期性，以及土地用途、种子用途的近乎不可逆性，使得所谓的市场理性和农民理性，都只是极其短暂的视角。

宋阳标：这些看起来互不相干的力量是怎么破坏了国家的利益的？

周  立：上述7个利益集团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里应外合，形成一个转基因农业发展的利益链条。而且，在上述7个利益集团中，只有2个是外部敌人，其他5个是内部敌人。内敌远远大于外敌。在利益驱动下，诸多机构和个人，甘心做买办，以获取短期利益。在上至地方政府，下至农民百姓没有长远预期的情况下，短期利益的考虑，占据了主导地位。“十年二十年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实际上，种子的问题，远远不是商业利益所能涵盖的。种子问题涉及生态环境、国家安全、民族文化、子孙后代、社会稳定等，是涵盖自然与社会系统，涉及千秋万代的系统工程。即使是转基因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欧美国家，也没有人简单地把它产业化、市场化。在国家战略性、国民经济命脉性的领域，没有哪个国家会相信仅仅通过市场，就能做好事情。而且，对于生物多样性重要性的认识，对于生命系统复杂性的认识，人类可能还只是略知皮毛。

在粮食生存领域应该实行非竞争性手段，因为粮食有公共品属性；农业具有非单独产业部门属性，具有公共部门属性。要想解决转基因问题，要对农业、粮食问题有一个重新的看待。这样才可能有治本之策。

宋阳标：据媒体报道，有些西方机构和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人类基因样本采集，你了解这类情况吗？

周  立：我没有做过相应的调查，但是我通过我的私人渠道知道有这样的现象。中国的一些人类基因组课题是跟国外共享的。我们也知道，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只要有人给利益，那为什么不干呢？对于公司，员工都有好处，何乐而不为。

宋阳标：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现状如何？

周  立：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总额240亿元的转基因重大专项研究，撒胡椒面似地分散在不同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缺乏基本集成平台的，各自为政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研究，不仅会做大量无效的、重复的研究，还很容易在发表论文、出国交流、专利申请、商业赎买等诱惑下，把阶段性成果和国家机密，轻易地公布或出卖出去。同时，分散无序的转基因研发过程，也容易发生基因飘逸、技术泄露等问题。这类事情在中国中部的一个研究基地已经发生。

以获取研究经费和科研发表（求利有求名）为目的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转基因研究，并没有动力与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诸多跨国粮商和跨国种子公司，已经在不少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以资助研究、资助办学、发放奖学金、举办会议、合作研究之名，俘获了各大科研院所与科研人员，成为一个个为了研究经费、成果发表（尤其是Nature，Science以及各类SCI国际发表）和生物试验与商业推广，而主动为其效力的731部队。

相比之下，食物帝国的扩张者，有极其清楚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准备，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平台。资金的充裕（如中国所有的转基因研究经费只是相当于某一个转基因公司的金额）、商业化平台的完善、政治游说机制的机动灵活，

宋阳标：那据您了解，西方机构和跨国公司是通过哪些方式对中国进行这场基因战争的？

周  立：确切地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在主动地发起一场基因战争。我不赞成阴谋论。如果有谋的话，也是阳谋，是公开的手段来运作的。只是我们能不能识破他们的阳谋。跨国公司更多的是以商业利益为诉求，而非直接针对国家的。

他们会对中国一项项地攻城略地。比如，你说转基因食物不好，转基因棉花总可以吧？据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产量已经占95%了；再进一步，玉米不是人直接吃的，总可以转基因吧；你不让种小番茄，我做番茄酱总可以吧。国内的一些机构也看着眼红，别人都能做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出于利益的考虑，他们也参与了进来。原来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我们国家是被胁迫参与，现在是主动参与了。

宋阳标：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技术是转基因技术吗？

周  立：可以这样说，袁隆平的技术是天然转基因，而不是人工转基因技术，不是认为的植入基因，而是天然杂交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无法被哪一家公司所控制的，从技术上说，也是安全的，对人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他的技术从大的方面来说，也是转基因，但是却不是我们应该诟病的那种。

宋阳标：据了解，一些农村地区，由于长期购买种子站的高产种子种植，而抛弃了传统的粮食种植方式，即每年在收获的粮食中留下一部分次年再种植，虽然不高产，但产量很稳定，现在改为每年都在种子站购买新的种子，但是这种种子收获的粮食却不能留种次年再种植，这是不是意味着一旦控制了中国的种子业的跨国公司切断对中国的种子供应，就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造成危害？

周  立：我想他们切断种子供应链，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但是可以抬高粮价。恩道尔在他的书中提到过这样的例证。同时促使你的农业高成本化，走向更危险的地步。最后可能会形成一个在我们的生存资源方面的竞争，这是每个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们国家现在对粮食的基本属性和农业的基本属性认知不清楚，盲目的去开放粮食市场。实际上在工业品领域、在服务品领域，开放无可厚非。但是在粮食领域、农业领域不能盲目开放，因为它是在给我们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如果生存必需品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自主掌握的，那就受制于人了。如果它的质量也是不可控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国民健康都受制于人。我把它叫作国家的粮食主权，食物的主权。我认为在粮食生存领域应该实行非竞争性手段，因为粮食有公共品属性；农业具有非单独产业部门属性，具有公共部门属性。因为农业除了提供粮食之外，还促使生态环境改善，还提供了文化教育功能，还提供了部分的医疗功能……你把这些功能都不算了，单独算它的产业功能，是很危险的。要想解决转基因问题，要对农业、粮食问题有一个重新的看待。这样才可能有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