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社会主义的改革，不要走邪路的改革

——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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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民心所向不可违……………………………………………………… 1

二、为什么民众要质疑改革？…………………………………………… 1

三、《改革不可动摇》说了些什么？…………………………………… 2

四、“三个有利于”≠ 社会主义！……………………………………… 3

五、“新问题、新矛盾”与改革无关吗？ ……………………………… 4

六、“公平”在哪里？ …………………………………………………… 5

七、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难辞其咎！…………………………………… 8

八、改革还能给民众带来什么？………………………………………… 11

沈水根

（2006年3月29日）

一、民心所向不可违

自2004年夏天开始，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理论大争论。经济学界的“非主流派”提出“反思改革”的口号，令众多关心中国命运的有识之土，深思27年已经走过的改革路程，矛头直指“主流派”所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误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6年1月23日“皇甫平”发表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作者真名叫周瑞金，曾经作为上海《解放日报》评论员，在1991年配合邓小平的南巡，因写下《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4篇评论文章而声名大噪。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华东分社社长之职，现年67岁，虽已退休，但他不甘寂寞，在这场争论中再度出手。《改革不可动摇》一发表，便在民间激起千层浪，虽然文章仍然是谈改革开放的话题，但以前受到的是赞扬，如今得到的却是谩骂。多数人说他是“当今资本权贵的同伙”、“旨在拥护既得利益者”。许多当年支持他的老百姓现在都反对他，使他不得不承认：“广大民间的声音把我攻了一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事先没有想到”。

这就是民心之所向！

为什么民间的声音要攻他？——因为改革已经背离了民众的愿望！他的言论不再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真理不在他手里！

为什么他事先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因为他脱离现实、脱离了广大人民！他看不到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分裂，客观上已经存在对立的两大阶级！他更看不到，再这样下去，随着GDP的不断增长，社会的不和谐将变得越来越严峻！

二、为什么民众要质疑改革？

“皇甫平”不愧为搞新闻出身，职业的敏锐性让他觉察到，这场争论是“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因此，《改革不可动摇》的一开头，就甩出了一顶大帽子：“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

借“改革”和“发展经济”之名，搞全盘西化、为资本权贵谋取私利，是新自由主义人士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最大成果，因此，用“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来压制不同声音，也就成了操纵话语权的资本权贵的必然手段。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以什么原则来进行这场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实践，越来越偏离了邓小平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原则，为此，民众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质疑近10多年的改革路径，便形成了由经济学界引发而扩大到全社会的第三次“姓社姓资”大争论。社会主义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绝不是把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下一步，究竟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继续搞走邪路的改革，确实是“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

改革从来是有阶级属性的。广大人民坚决拥护、支持社会主义的改革，否定的是走邪路的改革，反对的是为资本权贵谋取私利的改革！用抽象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大帽子来吓唬人，只能暴露资本权贵及其代言人的心虚！

“皇甫平”不敢正视邓小平所确定的改革目标和原则，千方百计为走邪路的改革进行辩护，打击真正拥护改革的广大民众，自己把自己推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上。

三、《改革不可动摇》说了些什么？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主要内容是说：“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行政性资源（尤其是公共品供给）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成为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突出因素。权力市场化也对改革本身产生严重扭曲。在一些本不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出现了利用市场化牟利的‘假改革’”“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问题的产生和扩大，也并非改革的错误；恰恰相反，是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重大阻碍，在于既得利益层使改革的整体效率曲解成‘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让‘权钱交易’通行无阻，越演越烈。历史已经证明，‘效率优先’……使整个社会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到人均1500美元左右，贫困人口从当初的3亿多人减到目前的2000多万人。这表明整个改革开放的‘效率优先’旗帜上，也写着‘公平’二字。”“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在‘端起碗吃肉’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放下筷子骂娘’凸显了。‘骂’什么呢？‘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骂’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办事不民主，等等。”……

总而言之，《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反复强调了一个意思：改革中的新矛盾、新问题，并不是改革本身的问题，而是改革不到位、受阻碍造成的。改革“不到位”、“受阻碍”又是旧体制的行政权力介入造成的。“皇甫平”要民众看到改革开放的旗帜上还是写着“公平”二字的，改革没有“社会不公”！不要“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不过，“皇甫平”也承认改革“比较多地在技术层面上效仿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而较少吸取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内容。”为此，他主张“坚持改革为主线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突出解决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垄断专权问题……政府应当从市场中的利益主体变成公共服务的主体，把公共资源、公共品公平公正公开地向公众服务分配。”但他认为民众质疑改革是“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的变化，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的极端判断，把问题归罪于改革。”“以个案来否定改革全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

通观《改革不可动摇》全文，“皇甫平”只说现象，不谈本质，回避改革走了邪路的要害，充斥谎言和歪理，怪不得文章一发表，“皇甫平”就被民众骂为“当今资本权贵的同伙”、“旨在拥护既得利益者”。

四、“三个有利于”≠ 社会主义！

“皇甫平”为了把走了邪路的改革，冒充为“社会主义”的改革，玩弄了一个偷换概念的忽悠把戏。

“皇甫平”首先引述邓小平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皇甫平”引述此话是想说：27年的改革开放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了，国力增强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精神搞改革，就是搞社会主义！

只要“三个有利于”，就是搞社会主义吗？邓小平的话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三个有利于”那段话，是邓小平在90年代初那次“姓社姓资”的争论背景下说的，当时中国还没有搞私有化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人还在嘲笑俄罗斯私有化的“休克疗法”，资本剥削在中国社会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理论界对改革的取向、战略、方针政策等争论，仍然在“坚持公有制”“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框架内进行，只是对改革是否采取市场经济形式的问题上，发生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属性是不是“姓社姓资”的分歧。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关键看是否“三个有利于”，意思是，只要“三个有利于”，即使是资本主义的也可采纳；反之，不能“三个有利于”，尽管是社会主义的也必须改革。在邓小平看来，是计划多点、还是市场多点，并不重要。“姓社姓资”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哪种形式能“三个有利于”，就采用哪个。“三个有利于”本身只是生产力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决定“姓社姓资”的是生产关系，取决于所有制和分配，即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说：“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到本世纪末，就应该提出和考虑分配问题。我们的政策是既不鼓励懒汉，又不鼓励打内仗。”1993年又说：“富裕起来之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些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大量财富，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可见，什么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新自由主义人士和资本权贵，从一开始就曲解邓小平的“解放思想”、“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观点的原意，借着邓小平的改革旗号，干着只顾自己“先富起来”、为自己谋取资本利益、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从而导致改革一步步走上邪路。

“皇甫平”作为当年辅佐邓小平搞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很清楚邓小平当时说那段话的背景和真实含义，也很清楚邓小平的整个思想体系的完整内涵。如今却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故意单独引述邓小平的那段话，企图让人产生只要“三个有利于”，就是在搞社会主义的错觉，把民众引向“姓社姓资”的认识误区。实在是有失良知！如果“皇甫平”的这种歪理能够成立，那么，当今世界的美国、日本、德国……所有国家都在搞“三个有利于”，岂不是全世界都在搞社会主义？“皇甫平”为了给走邪路的改革作辩护，不惜歪曲邓小平的原意，是不是太缺德了吧！

五、“新问题、新矛盾”与改革无关吗？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这是令中国人深感自豪的巨大成就。遗憾的是，这么巨大的经济成就，只被少数资本权贵所享有，广大民众却分享不到。而且这个成就的取得，所付出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代价，也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发展巨大成就掩盖下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可谓“一俊遮百丑”！

为此，民众在反思改革中，不能不追问：是什么使中国经济取得这样巨大的成绩？又是什么使中国出现了那么多的“新问题、新矛盾”？显然，答案是清楚的。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新出现的问题，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中国的经济改革从90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上偏离了邓小平确定的改革目标与原则，按照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三化”原则在步步推行，在造就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

然而，“改革家们”只把成绩归功于改革，问题统统与改革无关。《改革不可动摇》就是这么写的。“皇甫平”在文中竭力否认“新问题、新矛盾”与改革本身的内在联系，把所有罪责都归咎于改革“不到位”的“权力之手的介入”和“权力分配市场化”。

当然，“权力之手的介入”和“权力分配市场化”确实使改革“不到位”、“受阻碍”，对改革起着扭曲的作用，如果能够有效地约束“权力之手的介入”，显然可以减少许多“假改革”的扭曲现象。但是，问题就在：权力为什么会市场化？又怎么市场化的呢？

“权力之手”在计划经济时代，岂止是“介入”？而是“决定”一切！但那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一大堆“新问题、新矛盾”？那是因为计划经济不让权力资本化，更没有使其市场化！所谓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权力一旦变资本，就使权力成了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再加上市场化，权力便成了随行就市有供需波动的商品了。于是，“寻租”、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也就必然应运而生。改革本身是个利益重新分配的博弈过程，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的本身，促使了权力发生扭曲，呈现资本化、市场化。当权力被资本化、市场化后，它又反过来扭曲改革，使其“不到位”。这就是“权力介入”与“改革受阻碍”之间的互动真相，而不是“皇甫平”所说的是“旧体制弊病”造成的！“旧体制”的权力没有资本化，也没市场化，根本产生不了那些“新问题、新矛盾”！权力本身没罪过，有罪过的是资本化的权力，市场化的权力。“皇甫平”栽赃“旧体制”的“权力介入”，是造成“新问题、新矛盾”原因，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权力的资本化、市场化，必然导致权力变为追名逐利的手段。它是一个无需通过党政文件作出决议的“此时无声胜有声”过程。“改革家们”从一开始就非常赞赏这种权力的资本化。他们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和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张曙光)，认为官员腐败“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张维迎）、应该“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张五常)……。“改革家”一直把权力资本化的腐败看作是经济转型期的正常现象，视为改革、开放和发展须庚不能离开的全能法宝，几乎每项改革、每项开放、每个发展项目都需要靠这个法宝来开山辟路，并为这个法宝的“合法”地位，为“赦免资本原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所以，改革所造成的权力资本化、市场化正是“改革家”多年奋斗的“伟大成果”之一！而“权力资本”比一般的商品、货币资本又更具有逐利的垄断性，从而形成不同权力含量的不同价格。可见，先由改革促成权力资本化、市场化，然后，资本化、市场化的权力又反过来阻碍“改革不到位”，两者的互动关系形成恶性循环。“皇甫平”只讲“权力介入”对改革的扭曲，不讲改革本身造成权力的扭曲，完全是在为改革本身走了邪路推卸责任。

《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所反映出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思路，在逻辑上既矛盾又混乱。一方面指责“权力介入”的腐败和垄断阻碍了改革，使改革“不到位”，另一方面又赞赏腐败的“权力介入”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腐败“有利于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等等。在贫富分化问题上也是互相矛盾，一方面指责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缘故，改革不到位，又是“权力之手介入”的结果，另一方面又认为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是“改革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新自由主义头面人物之一的厉以宁就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

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的这种混乱逻辑，反映了他们对“权力介入”既爱又恨，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他们恨“权力介力”所形成的垄断阻碍了市场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妨碍资本权贵自由地瓜分国有资产。但是他们又爱“权力的介力”制造了机会不平等的条件，为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保驾护航。所以，他们主张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真正的意图只是想铲除国有垄断，彻底私有化、自由化，为瓜分国有资产扫清障碍！并不是真正想解决贫富分化等“新问题、新矛盾”。他们反复强调：“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樊纲)、“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厉以宁)。

可见，虽然改革中出现的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治安恶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新矛盾、新问题”，都与权力之手的介入有关。但是，“皇甫平”完全否认它们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本身的内在联系，其目的，无非是为进一步的“三化”改革鸣锣开道。

六、“公平”在哪里？

如果说理论界的前二次“姓社姓资”争论，还仅仅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概念之争，那么，第三次的争论该让事实来说话了。所以，这次争论绝不是新自由主义另一个头面人物吴敬琏所说的：“是重复90、91年的老调”，恰恰是有了充分的事实依据。当前这场争论，对于改革究竟“姓社姓资”的判断，只要能客观地尊重事实，都知道它的答案。只有良心被狗吃掉了的人，才会矢口否认改革走了邪路的事实！这次争论的再度兴起，也是前二次“姓社姓资”没有争论清楚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的社会问题，但“皇甫平”臆造了改革开放的旗帜上写着“效率优先”的同时，也写着“公平”二字。似乎老百姓都是瞎子，连“公平”二个大字都看不到。事实是根本没有“公平”二字，“公平”二字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让民众看什么？对此，“皇甫平”便斥责民众“在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

虽然“皇甫平”不得不承认：“改革过程中，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然而，现实生活岂止是“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而是贫富差别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的问题！何况改革中还有人根本没有得益的，甚至是受损的的情况。即使从“得益多、得益少”的人群来看，也不能不令人发问：为什么“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

按“皇甫平”的解释，罪责全在“权力的介入”。但事实并非如此！

“权力介入”形成的腐败和垄断，固然是造成“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的重要原因，但这毕竟是经济转型期中发生的特殊现象。即使没有“权力介入”的腐败和垄断，也照样会存在“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的问题。西方国家成熟的市场经济，基本上消除了“权力介入”的腐败和垄断，依然存在“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的问题，为什么？

因为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剥削！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使中国恢复了资本剥削，即使消除了“权力介入”的腐败与垄断，在资本积累规律、贫困化规律和“马太效应”规律的作用下，贫富分化的问题仍将长期存在，而且会永远存在！邓小平说：“如果仅是一部分人富有，就发展到资本主义了。”改革已经造成无法消除的两极分化，这个事实表明改革实际上走了邪路！

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中国正式走上了私有化的道路。国有企业通过参股、兼并、整合、MB0等途径纷纷私有化，即使名义上还保留的国有企业，国企老总通过“合法的”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购车买房、私人享用，以成本最大化的形式无偿享用剩余价值(利润)；或以建立激励机制为名，公开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张三干几年、捞一把走人；李四再来干几年、捞一把又走人……。亏损、破产又不用负责任。通过动态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使国有企业蜕变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早已名存实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找不到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细胞。私有化的改革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加入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即使在岗职工，也彻底沦为出卖劳动力、剩余价值全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的雇佣商品。如此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革的气味吗？还有“公平”可言吗？

“三化”改革所形成的“有人得益多，有人得益少”，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多点少点的问题，而是多的实在太多、少的实在太少的严重程度！20%贫困人口的收入只占GDP的4.7%，富有的20%人口收入却占GDP的80%（其中0.018％的人口占了GDP的69％）。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才0.180，到90年代末则达到0.4581，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每年按0.01％速度在上升。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短短20多年间如此迅速拉开贫富的差别。

且不说那些通过贪污腐败、走私、贩毒、偷税漏税、骗取银行贷款制造不良资产、造假帐上市圈钱、吃里扒外盗窃、瓜分国有资产……等犯罪途径而“致富”的两极分化现象，那些终究属于非法收入。即使从合法收入所形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来说，也可以清楚看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完全是私有化、资本剥削的必然结果。

仅从2006年3月16～20日在互联网上随手拈来的几条信息显示：

——近几年国有企业和国企控股企业的收入分配，一般工人年薪2～4万元，而老总年薪低的是300～500万元，高的则达1200～1500万元。贫富相差100～750倍。例如，中国移动通讯老总年薪达653万元；中国国贸董事长洪敬南年薪209.24万元；江铃汽车原财务总监王文涛年薪201.75万元。

——中资金融机构的普通员工年薪3～5万元，而银行的支行、分行、总行各级行长年薪则是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2005年10月，中央汇金公司董事会给四大囯有商业银行行长确定了100万元的年薪，属下部门总经理和一级分行行长的平均年薪是50万元左右；二级分行行长则在20万元左右。建行行长常振明05年年薪为110.5万元人民币，董事长郭树清年薪为85.4万元。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的年薪为106.031万元，董事长蒋超良为96.031万元。交行股份制改造后，建立高管激励机制，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股权证，价值都在百万元以上，董事长蒋超良则达970万元。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年薪602.57万元；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税后薪酬267万元，副行长陈伟、李浩分别为137万元、135万元，董秘兰奇为69万元，高管股权激励还正在策划之中。民生银行董事长经叔平年薪253.32万元，行长董文标年薪为191.61万，3名副行长也均超过110万。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05年年薪是1413万元，总经理张子欣是1550万元；另有一位非独立董事年薪是1200万元，董事孙建一是205万元，连独立董事邝志强等人也有30万元。……

——上市公司万科股权激励方案即将亮相，8%净利润由高管截留，2005年纯利润13亿多元，激励高管人员可分配1亿多元。

——2003年中国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士为236196个，财富总量为9690亿美元(03年的GDP只有1.4万亿美元)，即0.018％人口的财富，占了相当于GDP的69.2％。社会分配畸形集中。广东过去10年，农民收入一个月只增加了60元，贫富差距变态悬殊。

——2006年3月3～14日全国政协、人大“两会”期间，1万多名代表、随员、记者（动用了65万人的保安人力量来保障1万多人的安全），一掷千金、疯狂消费，为北京市贡献了2.5亿元的GDP。两会代表、委员10多天的食宿费，每人每天饮食标准为100～200元。港区政协委员下榻的贵宾楼双人标准客房，每晚3000元外加服务费。50名港澳代表下榻的北京饭店A座双人间，每晚1500元，其它省市自治区的驻地也都是星级宾馆。10天多内代表、委员平时人均最低消费800元，会议期间飙升到1500元。（农民一年的收入才2～3千元，只够这些代表住2晚或2天的消费）这些人真的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委员吗？

——DRC(国务院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06年会上，ADB(亚洲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说，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有大量贫困人口，按每天1美元的标准，2004年的贫困人口达1.35亿。（但“皇甫平”却说只有2000万人）

……

如此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仅仅是“个案”吗？如此走了邪路的改革，竟然还标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道不是在强奸“社会主义”吗？

但是，“皇甫平”为了“证明”改革开放旗帜上写着“公平”二字，竟然用GDP人均1500美元作依据，这种数字游戏，多么滑稽可笑！如果说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多多少少还做了一点表面的“公平”文章，但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则完全是赤裸裸的野蛮的掠夺，几千万国有企业职工被逐一赶出工厂大门，几十年积累的剩余价值被剥得精光，这就是“公平”？恶毒咒骂“马克思最蠢”、要“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钉上钉子”的极右分子张五常，公然声称：“为了改革制度，国企输光也可取！……这代价，微不足道。”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鼓吹者与决策者是在造孽呵！

“皇甫平”还把贫困人口从3亿降到2000万，也作为改革“公平”的理由，简直就是白痴的呓语！且不说这个数据本身就值得怀疑，世界银行统计的中国贫困人口在02年还有4亿人。这3年虽然有所减少，但不会只有2000万。即使中国全部消灭了贫困人口，难道社会分配就公平了吗？只要存在私有制、只要有资本剥削，资本积累规律和“马太效应”规律就决定了两极分化、贫富差别永远不会消除，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公平！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平”，充其量也不过是搞点福利政策，来缓解一下绝对贫困化问题。但近30年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表明，在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的全球浪潮中，劳动者的绝对贫困化不仅没有缓和，反而在加剧，越来越多的无产者连出卖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被彻底剥夺了，变成了“垃圾人口”。不发达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增加了一倍，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1.38亿人增加到90年代末的3.07亿人。“永久性失业大军”出现全球化趋势。救济庞大的赤贫人口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企业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大饭店高层圆桌会议专门研究解决21世纪的世界“垃圾人口”问题，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即弃置和隔绝他们，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用主流20%人口吃剩的残羹供他们苟延残喘；第二方案是逐步采取恶意制造的生态危机等高技术手段来消灭他们。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家们不再需要以前的“饥饿纪律”办法，来驱赶赤贫人口充当资本增殖的奴隶，而是要用灭绝人性的办法彻底剥夺赤贫人口的劳动权，采用为资本增值的高科技手段去消灭他们认为不再需要的劳动者。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没有“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贫富差距越来越走向极端。美国联邦储备局的调查报道，04年美国1%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全国33.4%的净资产，70%债券、51%股票及62%的商业资产。每个家庭的净资产最少达600万美元。2001至04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只上升1.6%(扣除通胀)，而低收入家庭收入却下跌2.3%；美国最富有的10%家庭的财富平均上升6.1%，低收入的25%家庭04年反而平均负债1400美元。1982年美国CEO的收入只是下层工人的42倍，到2004年达到431倍，CEO一天的收入等于下层工人一生的收入。英国CEO是下层工人的25倍、法国16倍、德国11倍、日本10倍，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1，日本0.25，欧洲0.32、印度0.33，而中国是0.45。……

资本主义国家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从来没有“共同富裕”，贫富差距反而越来越悬殊，中国经济搞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难道就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梦吗？

七、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难辞其咎！

“皇甫平”非常赞赏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但又忌讳被戴上“新自由主义”的帽子，他对民众质疑改革忿忿不平，斥之为“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改革的历史。”

其实，承不承认是新自由主义并不重要。判断改革是不是搞新自由主义那一套，主要是看事实。如果把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一套冒充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就犹如“空手套白狼”的骗子自称是“理财高手”一样可笑了！私有制和资本剥削都普遍化了，劳动者都成了只能出卖劳动力的商品，“按劳分配”已被“按资分配”替代了，国有企业都成了官僚资本企业和权贵资本企业，“社会主义”在哪儿呢？所谓的“中国特色”，恰恰是“不规范”、“打擦边球”“钻空子”等灰色和黑色活动的代名词，并形成以行贿受贿、贪污腐败为特征的“华人经商摸式”而闻名于世！如此现实，还在自欺欺人地标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岂不是在在糟蹋“社会主义”四个字吗？

（一）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三座大山”（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已成了严峻的社会问题。“皇甫平”认为是“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公共品供给不足”造成的。由此推论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完全是忽悠民众的谎言！

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尚可理解。即使如此，当年的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养老、就业等矛盾，也并没有象今天那么突出。

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罕见，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而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更是高达25％左右，综合国力比起计划经济时期翻了好几番。但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从1991年的15.3%下降至2005年为11%。而政府投入教育的经费却不到GDP的3％(联合国要求的标准是6％，小小古巴竟达7％)，使愈穷的人丧失教育的机会愈多；13亿人口享受医疗保险的只有1.5亿人，70～8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缺口达9万亿元（按05年3万多亿元的财政收入，啥都不干也要3年才能填上这个缺口）；从1998年起，停止福利分房，住房问题全部推向市场，工资中的房屋补贴(大部分单位根本没有补贴)，永远跟不上商品房价格的上涨速度，令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别想买得起房……。经济连年高速发展，国家财力大幅增长，老百姓反而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用“公共品供给不足”的解释说得通吗？这绝不是供给“量”不足的问题，完全是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的问题！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只考虑资本权贵的利益，不顾老百姓的死活，一再强调“效率与公平不能兼顾”、必须“效率优先”，“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张维迎）更有人主张“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厉以宁）“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张五常）。各级政府总是尽量压缩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品”的福利支出。宁可巨额投资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也不愿意把钱化在老百姓身上。原因是搞投资上项目上可以进行“权钱交易”，而钱用在老百姓身上就得不到灰色黑色收入。这种人为制造两极分化、一心一意培植新生资产阶级的改革，怎么能不出现“三座大山”？所谓“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就是“聚精会神搞剥削，一心一意谋腐败”。哪里是“公共品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皇甫平”用谎言来掩盖真相，与厉以宁说“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一样的可恶！

其实，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什么“公共品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而是强势利益集团与广大人民的对立与对抗，是新生地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当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资产所有者无偿占有，得到的是仅够维持生存、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劳动价值，怎么能有余钱上学、看病、买房呢？那些本应该由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杠杆来提供的社会福利，本质上不过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部分返还而已。但资本权贵把这一切都剥夺了。凡是90年代中期经历过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的人都知道，当时改革的指导思想，明明就是政府想甩包袱，甩给企业和职工个人承担。政府把这些公益事业都甩向市场，大搞泛市场化改革。尤其借国有企业改革之机，“抓大放小”、“增效减员”，大批国企职工下岗，疯狂掠夺职工长期积累的剩余价值。即使一次性买断工龄，也只返还少得可怜的剩余价值。其中有3000万国企下岗职工无法再就业，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农村有5000万失地农民失去谋生能力，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更是采取最野蛮的原始“血汗工厂”制度，残酷剥削劳动者，以闻名于世的低工资，让劳动者深深压在“三座大山”之下，看不到出头之日。……这种严重的分配不公，难道是公共品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吗？

虽然教育、医疗、土地资源的国家垄断，与“三座大山”的形成也有一定关系，但是，如果彻底放开，取消一切“权力介入”，任凭“企业家”随便办学、任意开医院、任意建房，难道就能不会有“三座大山”了吗？计划经济时期在国家垄断、“权力介入”条件下，穷人尚能上大学、农村尚有赤脚医生、住房基本不要钱，改革开放反倒变成了“三座大山”，这是国家垄断、“权力介入”造成的吗？问题不在“权力介入”的本身，而是在权力为谁“介入”！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使“权力介入”倒向资本权贵，“企业家”办学校、开医院、造房子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和居有其屋，而是为了摄取剩余价值！办学校、开医院、造房子不过是获取暴利的手段而已！如此改革，怎么能不形成“三座大山”呢？这究竟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还是“市场万能”的泛市场化改革的恶果？

然而，“皇甫平”不仅要老百姓乖乖接受“三座大山”，而且还要老百姓在思想上改变“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跟上形势的变化”、不要“把问题归罪于改革”。与厉以宁说的“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一唱一和，这究竟是为谁说话，岂不昭然若揭？

（二）生态保护、环境安全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又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皇甫平”也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公共品供给不足”。简直是在乱弹琴！

自然资源遭受破坏，生态失衡、环境被污染。沙尘暴、酸雨、江河湖海几乎没有清水、空气污染，癌症病人高速增长……。这完全是资本权贵竞争自由化、抗拒国家干预，一味追逐利润、片面追求GDP的恶果！怎么是“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公共品供给不足”呢？

黑心矿主，为了获取暴利，不顾生产安全，频频发生矿难，死一个民工用3万元私了。“企业家”为了利润，不惜将有毒的废水排入江河湖海，将有害的废气排放在空中。……这是“公共品不足”、“市场化不到位”的问题吗？在有“权力介入”的行政干预之下尚且如此，如果国家再不管，岂不是矿难更多？全国都成了垃圾场？资源破坏、环境恶化，明明就是资本逐利为谋取剩余价值所致，怎么是公共品供求不平衡呢？怎么不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恶果呢？

（三）国家经济安全受威胁，是近几年越来越凸显的问题。

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本想达到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和先进管理方法四个目的，但实际结果似乎只实现了引进外资一个目的，至2005年，引进外资规模已突破6000万美元。但先进技术、设备并没引进多少，核心技术人家根本不给，用市场换技术也没达到目的；（商务部日前统计，到2005年，引进的技术中，外资企业占到51%，每年4000亿美元的高新技术进出口中，外资企业占了80%的进口，88%的出口，中资企业处于明显的技术劣势。）先进设备引进了一点，更多的却是中国成了陈旧设备的倾销市场；引进先进管理办法也只在少数行业有所表现，更多的是引进了野蛮而原始的“血汗工厂”制度，并以此成为低工资的“世界加工厂”。虽然“三资”企业解决了2400万人的就业问题，而国有企业失去工作的下岗人员却达7～8千万人。由于引进外资数额是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便不惜把最好的企业卖给外资；税收优惠（15％）突破“两免三半”的规定，纷纷实行“5免5半”、“7免7半”；土地价格优惠到只象征性地收取1元钱。“三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国内企业是33％）的基础上，还用“合法避税”手段偷税漏税，04年外资企业涉嫌逃税300亿元，纳税零增长，只交了627.77亿元(2003年为627.65亿元)；05年 外资企业避税高达1270亿元。外资企业已汇出的利润达2500亿美元，平均每年170亿美元。……对外开放使国际资本赚得盆满钵满，但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除了养肥了一批洋奴和买办、内奸，恐怕很难数得出几条利国利民的好处。即使有那么几条好处，与付出的代价相比，又值得吗？国际资本利用中国的水、电、林、矿等资源，留下的却是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中国又一次沦为国际冒险家的乐园！

从引进外资、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到加入WTO，对外开放终于使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大家庭。当中国陶醉于GDP已是世界第四，过不了几年将是世界第二、甚至第一时，国际资本在中国也从“水土不服”变为“随乡入俗”，他们并不满足每年200亿左右的美元回报，而是虎视眈眈要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他们用赌场庄家的手法，先给赌徒尝点甜头，然后再整得赌徒输光脱裤子回家。国际资本通过兼并、重组、参股等手段与国有企业“合作”，先盈利几年给中方一些甜头，然后再使企业不断亏损，让中方承受不了，乖乖把产权转让出来，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他们从行业龙头企业入手，进而控制整个行业。国际资本通过多年的策划，已经控制了中国20多个行业。电梯、照明灯具、彩色胶卷、橡胶、轿车、洗涤用品、零售超市等行业，外资企业早就在呼风唤雨，根本就没有中国人说话的份！近几年国际资本把手伸进中国的金融业、核心制造业。国家的经济安全，才引起国人的关注。

但是，“改革家们”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只要竞争自由化，罔顾国家经济安全。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在股份制改造中，引进外资银行入股，到香港上市后，股价一路飚升。许多人质疑资产被低估，有贱卖国有资产之嫌。但“改革家们”一致否认资产贱卖、否认危及金融安全的可能性，他们陶醉于外资银行入股“带来治理结构的改善，带来新的技术，带来管理和风险控制”，看不到国际金融寡头参股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最终控制中资银行。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他们看来，银行体制的改革，似乎只有引进外资银行一条道可走，卑贱到了似乎只有靠外资银行参股才能把中国的银行搞好的可怜地步。且不说银行改革引进外资入股，把好处让外资分享是不是卖国化？就以所谓“引进外资银行可以提高银行管治水平”来说，这些外资银行的代理人基本上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其实都是洋奴买办，即使有少数洋人，也早已“随乡入俗”，精通官商勾结的诀窍，靠这些内奸真能“提高银行管治水平”吗？恐怕真正提高的不是“银行管治水平”，而是卖国水平！

2006年3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抨击大中型国企一窝蜂境外上市，导致600亿美元国有资产流失。立即遭到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的反击：“到哪里去上市是各个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企业是自主决策的单位，我们尊重它们的决策，它感觉国际上有利，就国际有利，它认为是国内有利，那就国内有利。”联想总裁柳传志也反驳了纪宝成的观点。……活脱脱一副新自由主义者的嘴脸！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根本的宗旨是要追求国民利益最大化，明明知道国企到海外上市已造成了6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流失，还一味强调企业的自由化，把“自由化”凌驾于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上，民族和国家利益反而要服从企业的自由化。如此颠倒关系，漠视民族和国家利益，在“改革家们”看来竟然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不能不令人大跌眼镜！

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本是体制改革的题内之话，那是为了明确政府职责，反对政府滥用职权，过多干预企业经营；也是为了防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但市场经济并不排斥一切行政干预，某些领域没有国家干预还根本不行。（资本的逐利性必然导致企业行为的盲目性，形成市场的非均衡发展，出现泡沫经济，埋下危机的种子，必须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等）对于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造成资产流失，高达600亿美元(2006年拨付建设新农村资金才400亿美元)，国资委本身是国有资产的人格代表，其主任李荣融竟然毫不在乎，如此“尊重”企业的自由化，任凭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一种的失职？

对外开放，本来是通过扩大对外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过程中，颠倒了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似乎只要扩大开放，便可舍弃国民利益。当前的改革，在使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市场体系的同时，也使中国开始逐渐丧失完整的独立主权。体现国家主权的决策，如汇率政策、外贸政策等，虽然阿Q式地自称“不受外国干预”，但事实上都不得不看国际资本的脸色行事。国内外资本的互相融合与角逐，国际资本的施压与惩罚，还能让中国有完整的独立主权吗？这样的对外开放，岂止是自由化？恐怕是买办化，半殖民地化了吧！……

综上所述，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尽管把经济搞上去了，但这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和牺牲国家的、民族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整个改革在利益上完全向资本权贵倾斜，既损害了国家利害，又无法使劳动者享受到“改革的成果”。许多经济社会现象，表面上的现象是“公共品供给不足”，实质却是分配的不公平！是资本逐利凭借私有化霸占了本属于劳动者的东西，从而造成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下降，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也是造成中国经济总是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根源在哪里？不同立场的分析，就有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结论，又直接关系到下一步该怎么走？如果把“新问题、新矛盾”的原因归咎于“改革不到位”、“权力的介入”，“公共品供需不平衡的矛盾”，那么，下一步的“继续深化改革”，便是反垄断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如果认为“新问题、新矛盾”是因为“三化”改革背离了改革的初衷所致，那么，就要彻底检讨改革的路径了，下一步必须回归到总设计师确定的轨道上来！究竟孰是孰非？只能看事实！

本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后来的事实却变成恢复资本剥削，人为制造两极分化；本来，国有企业改革是为了消除企业缺乏活力、效率不高、吃大锅饭等弊病，现在却成了大卖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本来，改革是为了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机制不够灵活，但现在却是一切都商品化，不仅权力、良心、人格统统资本化，教育、医疗、住房等公益事业也都泛市场化；本来，对外开放是为了追求国民利益最大化，但现在却是只要扩大开放，便不惜买办化、半殖民地化！……这种局面的形成，难道是“改革不到位”吗？是“权力介入”造成的吗？是“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矛盾吗？27年的改革实践，究竟是“改革不到位”？还是改革改过了头？本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应该是改革经济的运作机制和体制，但实际上改的却是所有制，改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的机制改革和体制改革反倒不见得改了多少，宏观调控还得主要靠行政手段，微观的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经营机制也基本照旧，而且反而腐败化了，这究竟是改革“不彻底”？还是改革错了位？这种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界限的改革，难道不该质疑吗？中国的改革开放被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左右着，走了邪路的责任能推卸得了吗？

九、改革还能给民众带来什么？

“皇甫平”说，这次争论似乎是“姓社姓资”的一次轮回。其实，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对于民众来说，已经无关紧要。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早已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而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按照西方国家的说法，这种新革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经济多神奇，到头来仍然是回归私有产权，骨子里仍是资本主义，所以，姓社姓资之争其实早已有了结果。改革开放28年后，私有产权已是既成事实，将要通过的《物权法》，不过是在法律上对现状的追认而已。在这种既成事实面前，虽然在话语权操纵上可以自欺欺人地把资本主义说成“社会主义”，但对民众来说，问题不在什么“姓社姓资”、拐点不拐点，而是如何在谎言中生存、挣扎？

“改革家们”一再声称，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解决！只有通过更彻底的改革，才能化解社会经济的深层矛盾。“中国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决不能动摇！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这些豪言壮语，虽然十分中听，但广大民众却对改革越来越感到厌恶和恐惧。从“皇甫平”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立即遭来一片骂声，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广大民众从原来一致拥护、支持改革，到现在反而变为大多数人咒骂、质疑改革，难道是个偶然现象吗？

民众骂土地被征占、旧房被拆迁，骂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骂贪官太多、骂司法腐败、骂治安太乱、骂安全无保障、骂信息不透明不对称、骂办事不民主……，难道骂错了吗？难道都是不知好歹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民众不想讲什么大道理，民众只看事实！他们看到的是，改革虽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老百姓享受不到它的成果；改革的利益平台一直在向资本权贵倾斜，资本的贪婪，无止境地吮吸着老百姓身上的血汗。资本权贵得到的，正是老百姓失去的，养得他们肥头大耳，只好挥金如土肆意消费、养一大批情人、疯狂地杂交……以求得身心的“收支平衡”。

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只求经济的高速度，既没有效率(请阅《市场经济真的提高效率了吗？》一文)，更没有公平。民众厌恶、害怕改革绝不是“皇甫平”所说的，“思想上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而是改革本身失去了公平与正义！如果改革确实对老百姓有好处，民众何必“把问题归罪于改革”？产权私有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竞争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本身就是制造两极分化、摧毁公平与正义的祸根，如果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继续这种改革，民众能不厌恶、不恐惧吗？

虽然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可以造就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这种改革，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加速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经济过热，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等问题，这都不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恰恰是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机制本身带来的。即使在改革充分“到位”、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也照样存在这些问题，只是程度上各有差别而已。在理论上，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只有加快经济发展的机制，既没有也无法形成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机制，反而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惜摧毁公平与正义，从而加剧贫富分化、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制造产能过剩和经济泡沫……。这是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

邓小平早就告诫过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中国搞现代化，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他老人家在90年代初已经感觉到改革可能会走上邪路，敏锐地觉察到改革“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不幸的是，以后的现实，恰恰被他老人家所言中！

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正是打着改革开放旗号，一直以极右的面目操纵改革，搞全盘西化，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如今矛盾重重、处处是环环相扣解不开的死结，他们不仅不反省，反而用种种所谓“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经济转型期不可避免”、“法制不健全”、“权力的介入”、“改革不到位”……等谎言来忽悠民众，寻找各种歪理来为“三化”改革的恶果推卸责任。

但民众反思改革的质疑声迫使决策层不得不作出新的战略调整，进行默默地纠偏，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方式，实行节能型经济发展，建立节约社会，自主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口号，试图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统筹解决城乡间、地区间、贫富间的差距，统筹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解决对外开放与对内发展的协调。

然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本身的规律所形成的运行惯性，似乎很难令情况发生逆转。从2003年开始实施战略调整以来，成果并不明显，收效也不理想。有的问题和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收入差距、腐败、环境污染、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民众期待深化改革能够给他们分享一点改革的成果、改善一下处境的愿望一再落空，画饼不能充饥，终于迫使民众掀起质疑改革的浪潮！

这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表明：改革实际上进入了死胡同！

仅以最近2006年3月3～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来看，这是一次通过《11-5规划》的重要会议。会议有关改革的议题，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和财税改革，以及投资、价格等改革。两会闭幕9天后，又立即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确定未来的改革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国企、财税、金融改革，进行改革攻坚（年年喊攻坚，年年越攻越坚）。试图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等改革，来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障碍；通过财税（消费税、能源税）、价格（原油价）等改革，来消除不利于体现科学发展观的障碍；通过财税（取消农业税、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价格体制改革和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来消除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障碍。

从决策层对改革的战略布署来看，改革已经“没有回头箭”了。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为了削弱“权力的介入”，实现完整的市场化；国企改革是为了进一步私有化，从2006～08年的3年内，中央将政策性破产国有企业2116家，涉及国有金融机构债权2271.6亿元，职工351万人。金融改革（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资本市场改革、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等）、投资、价格体制改革都是为了进一步市场化和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围绕“发展”的中心而展开的。基本上与老百姓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与资本权贵的切身利益直接有关。唯有农业税、个人所得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才与老百姓利益直接有关。老百姓所能期待的改革成果，充其量也只能分享一点小恩小惠，改革成果的利益分配，依然在向资本权贵倾斜。深化改革只是在既得利益者内部，即资本集团和各级权贵之间进行某些调整，但盘根错节的博弈结构和既成事实的利益格局，使“深化改革”步履维艰。仅从中央对房地产调控、矿难处置、污染治理等方面看，反复遭遇资本集团和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使政令连中南海的门都出不去，已经可见一斑！

所以，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为老百姓利益的改革几乎已经做不出什么文章了。有关民生问题的改革，“改革家们”对此一筹莫展，似乎都在回避这个课题。教育产业化已被骂得狗血喷头，改了吗？毫无动静！《11-5》规划连教育体制改革都没有列入议事日程！妖魔化的医疗改革连官方自己也承认失败了，改了吗？连卫生部部长高强都承认：“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涉及十几个部门，相当复杂，目前尚无灵丹妙药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怎么解决？中央虽有宏观调控政策，但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却有更多的对策，哪顾老百姓买不买得起房？失业问题越来越严峻，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深化改革”了吗？

互联网透露了“两会”代表讨论情况的一则消息：政协委员、协和医院麻醉医师罗爱伦表示，“医疗改革得学习西方，我们是社会主义，但我看资本主义这点就比我们强。我当了15年的政协委员，每年开两会，我们都白吃白住，我就很难过。我现在都不想在会议上提议了，因为提了也没用，当权在位的领导也不来听，都是已经退位的来，提了议案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河南县级医院的一位年轻医生用河南方言发言，“我来的时候，我们领导要我问问大家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我听了大家的讨论，看到你们也解决不了。我就弄不懂，国家制定的政策，为什么到了下面就走样了？”罗爱伦的同事、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沈悌说，“温总理要农民每人拿10元、地方和国家财政各拿20元，一共50元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原来这种办法也试过，没用。一般一个自然村人口3000，每人一共50元，总计15万，这点钱，一个人得了大病都不够。”海南的一个代表说，“我曾经认为这个办法没用，但后来去海南考察，当地人说，农民能拿出10块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也不能要求太高，有一点是一点。”

这就是决定13亿中国人命运的“两会”讨论情况！与民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改革“深化”了吗？代表们每天吃着100～200元的伙食费，住着几百元、甚至1500～3000一夜的高级酒店，对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却只能空谈一阵，这样的人大、政协会议对劳工大众有意义吗？

……

当然，如果民众有足够的耐心，民生问题的“深化改革”肯定是会有所改善的。即使根本没有改革开放，人民生活也会逐步提高的，何况改革开放后的财政收入以平均25％的速度在增长。只要财政上每年增加一点公共品和公益服务的供给，比如，加大“新农村建设”拨款，提高穷人的“最低生活保障”，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增加医疗卫生、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投入……，从长远来看，民生问题的逐步改善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福利、增加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应尽的职责，也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措施，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即使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社会福利，也不能说是实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何况中国的情况还差得远呢！真正的社会公平与正义，其内涵比福利政策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中国需要的改革，不仅要有发展的高速度，而且要有真正的效率，更要有真正的社会公平与正义，这才是民众期盼的社会主义改革，而不是分享一点小恩小惠的改革成果。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只有速度，没有效率，更没有公平与正义，这种改革不存在公平与正义的运行机制，连福利政策都不是它的题中之义。因此，如果指望深化这种改革来实现公平与正义，犹如水中捞月，必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深化改革”究竟还能给民众带来什么，难道不值得认真思索吗？

(完)

什么是现代工商文明？

——再评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

沈水根

（2006年4月2日）

“皇甫平”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谈及“公平”问题时说了这样一段话：“缩小贫富差距，不应当是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改革目的不是让富人变穷，而是让穷人变富。‘仇富’情结无助于缩小贫富差别，不利于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现代工商文明浅显的道理。”

在这里，“皇甫平”提出了一个“现代工商文明”的问题。

可惜，他所说的内容，并不是“现代工商文明”，在概念上完全是张冠李戴。

真正的“现代工商文明”，实际上是企业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作为现代工商文明的理念，本身就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狭隘观念发展而来的。例如，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认为，企业的基本任务是为股东谋取最大的利润，从事其它对盈利没有帮助的活动，都是滥用股东资源或缺乏效率。在新自由主义的观念中，只有赚钱、财富、效率，其他都不管。这只是资本家的观念，而不是企业家的理念。在现代企业管治、社会合约、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下，资本家的观念显然已经过时。CSR的特点是，企业除了优化股东利益外，还要平衡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广义的CSR，不仅要求企业的经营管理必须达到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标准，而且在制订决策和企业活动时要考虑对各利益相关者、社会、环境方面的影响。也就是，企业不单是向股东负责，也必须向员工、顾客、供应商、消费者、贷款人、媒体、社区及政府负责。除了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企业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虽然CSR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它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钱、以物为本。在理论上，CSR有3大支柱：经济、社会与环境。企业通过3个层面来设计、衡量和监察其CSR活动。

狭义的CSR活动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确保诚信操守、生产安全、公平竞争、提供合格产品与服务、节约资源、保障股东权益、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供公平就业机会、准时支付员工薪酬、提供员工培训和发展机会、保障顾客权益、照章纳税、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慈善捐赠、赞助教育、文化和公益活动及保护环境生态等。

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上说，CSR还包括企业决策民主化，赞助落后地区建学校、办医院，协助地区经济发展，参与天灾救援，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协助非牟利团体，以及推动一些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和平、正义、互助、廉洁等)等。

所以，CSR不单是提供就业机会、准时发薪、按章纳税的社会责任，也不是仅仅慈善捐款的社会责任，更不是那种一边慈善赞助，一边出售假劣产品、欺压员工、克扣工人工资、强迫工人加班、污染环境等。履行CSR，从长远来说，不但不会增加企业的成本，还能提升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吸引优秀员工，减少政府监管，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影响顾客、投资者和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和支持。归根到底，CSR就是要解决企业为什么挣钱，如何挣钱的问题。

可见，真正的“现代工商文明”，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文明。它是由一大批真正的企业家共同努力营造的结果！按照这种文明标准来衡量，中国几乎还没有真正的企业家，所谓的“企业家”，其实是只知道不择手段赚钱、显富、又没有社会责任的资本家！

从“皇甫平”对“现代工商文明”的庸俗解释中，表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连何谓“现代工商文明”都不懂，他们只知道赚钱、做富人，至于如何文明地赚钱就不管了，以至中国的“企业家”，几乎人人难以摆脱“资本原罪”的干系。他们只讲“君子好财”，不讲“取之有道”。为此，“改革家们”不仅绞尽脑汁为“资本原罪”进行五花八门的辩护，把质疑“资本原罪”视为“人为地压制致富”，而且还鼓励穷人向富人学习那套不文明的赚钱手段一起“共同富裕”。厉以宁说：“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所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林毅夫也说：“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皇甫平”则跟着说：“不应当人为地压制致富，而应当通过平等的权利保护和提高穷人发财的速度。”

这些话，似乎十分中听，但仔细一想，穷人怎么变富？靠劳动能致富吗？诚实的劳动只能得到维持生存的工资，剩余价值都被无偿占有了。即使提高工资或福利，充其量也只是改善一点生活质量。靠工资收入中节省出来的积蓄，至少要一、二代人慢慢积蓄才能富起来，而且还不一定能致富。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所以，真要致富，只能走歪门邪道。连“白领中产阶级”的教师、医生等，在合法的工资背后，都隐藏着集体名义下的大量不义之举，如果学校、医院不“乱收费”，哪来的高收入？穷人想变富，必须先要有资本，“第一桶金”怎么掘？穷人有“平等的利益保护”吗？“皇甫平”是不是在暗示：要想快速积累资本，都去走歪门邪道吧！这岂不是“资本原罪”吗？马克思说，资本从头到尾都充满肮脏的血迹。而这种肮脏的致富之道，竟然成了“皇甫平”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浅显道理”，可怕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涌现出一大批没有资格称为企业家的“企业家”，他们都有从一贫如洗到万贯家产的过程，其经历充满艰辛，也充斥丑恶的欺骗和贿赂等“原罪”。一旦败露，便成阶下囚；只要能漏网，便是“成功人士”，他们以“成者为王”自居，装出斯文儒相，自我标榜“工商文明”，发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宣言”，自称“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代表全体人民利益，鼓吹资本运动应该支配一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企业服务，“企业家”的“原罪”应被赦免，缺点可以原谅。声称“企业家”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明，弱势群体则应该为历史的进步作出牺牲。“仇富”情结是不对的，解决贫富差别，只能使穷人变富，而不能劫富济贫。……

“企业家”还通过钻入人大、政协的代言人，在2000年的宪法修改中，加入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条款，获得了与公有财产同等的保护权，虽然没有“神圣”二字，因为“神圣”意味着不能追查财产来源，而中国的“企业家”最害怕的就是查根问底。而且，为了掩盖丑恶的“发迹史”，他们又通过代言人张维迎等人，提出“赦免资本原罪”，为此，企业家们都排队给张维迎鞠躬，并给张维迎戴上“改革风云人物”桂冠，给他提供话语霸权。由于原罪只能赎罪而不能赦免。对此，另一位代言人茅予轼反复呼吁：“不要再提什么原罪问题了，造成的印象好象中国企业家没有好人。”

可见，这些害怕揭老底的“企业家”，玩弄“工商文明”的把戏，不过是文过饰非，为自己涂脂抹粉、套个耀眼的光环而已。他们把所有的好事都归功于“企业家”，坏事则推卸为非“真正企业家”所为。经济搞上去了、创造财富都是“企业家”的功劳，而诈骗，行贿，奢侈等则不属于“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是不得已而为之。犹如官员总是自称自己是好官、清官，贪官不是官一样荒唐。由于“企业家”很少没有“资本原罪”，因此，他们对“仇富”情结十分敏感。他们说：“靠以权谋私而变富的人，他们并不代表资本，不代表资本精神。……社会上一些人，总把真正的企业家和并非企业家的富人们混在一起骂，恨不得一起剥皮抽筋才甘心。……中国社会是一个火坑，里面有烧烤我们企业家的火苗子，里面有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一种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还在威胁着我们。”资本家的心态多么淋漓尽致呵！

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是最能“忍”的民众，切身利益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至今都没有怎么闹事。老百姓并不是“仇富”，而是“仇腐”。老百姓痛恨的是“靠以权谋私变富的人”，以及那些黑心老板、对工人不好的老板、偷税漏税、搞行贿、生活奢侈又对社会捐赠太少的资本家。那些自称“真正代表资本”的“企业家”，只说自己“付出艰苦努力”、“组织了资源”、“增加了财富”，为什么不说说自己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在剥削老百姓呢？他们“付出艰苦努力”，是为老百姓着想吗？难道要老百姓把他们当“救世主”恭捧起来吗？劳动者要求返回一点自己创造的剩余价值，难道就是“烧烤企业家的火苗子”吗？就是“对生产发展和财富发展的破坏性心理和情绪”吗？就是“对中国发展完全不负责的仇恨”吗？就是“暴民和暴君的心理和文化在威胁企业家”吗？……这种暴发户的丑恶嘴脸，哪里是什么“企业家”？那种显摆自己“高人一等”，恰恰是“企业家”变态心理的暴露，哪有什么“现代工商文明”可言？

可见，中国“企业家”所标榜的“工商文明”，其实并不“文明”！是吹嘘自己，是视穷人为贱民、暴民的对立情绪的发泄。据互联网披露，曾有张朝阳等“企业家”，05年在北京举行穷奢极侈的派对，在几乎什么都是金子做的大厅，个个仿效18世纪的贵族打扮，穿起燕尾服，拿着古色古香的酒杯，附庸风雅、一边悠悠然地品味着最贵的名酒，一边宣称，他们就是要俗、俗到底，俗给世人看！这种丑态，是“企业家代表社会发展前途，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现代工商文明”吗？

所以，“皇甫平”的“现代工商文明的浅显道理”，实际上是：富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能追究他们的“原罪”！穷人可以向富人学习，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事业成功”，也可以成为就是富人。这也是“皇甫平”心目中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