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动力的反思

——兼与周瑞金先生商榷

节仁

反思,是带有哲学意味的批判性的思考。我们在这里所要运用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看了周瑞金先生在3月1日《南方都市报》上发表的《共克时艰 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一文后有感而发。在这篇宏文中，周先生专门阐述了中国改革的动力问题。周先生自称是“共产党人”，曾任过《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这样重要的意识形态高官，还曾以 “皇甫平”为名，发表过四论改革的系列评论和《改革不可动摇》的宏文，俨然是一位改革评论专家。但就是这样一位党的意识形态高官和改革评论专家，在他的这一篇专门阐述改革动力问题的宏文中，却看不到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子。

历史唯物论的一条基本原理，讲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而在近现代，工人和农民又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成分和主要力量。虽然周先生也唱了一句“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共克时艰 靠的是上下一心锐意改革》，以下此文的引文不注出处）的高调，但在他对改革动力的阐述中，却根本看不到工农群众的作用。他从三个纬度对改革的动力作了“历史考察”,这三个维度是:第一，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他举出了“小岗村18个穷的得叮当响的农民”、鲁冠球、年广久、步鑫生、牟其中等人作为所谓的“草根人物”的代表。小岗村18个农民的问题比较复杂，下边再议；其他那些人，不用说后来都成了千万富翁，有的成了罪犯，就是在当时来说，谁能代表普通的工农大众呢？第二，中国民间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是民营企业家和中介组织。周先生所说的民营企业家主要是私营企业主，他们非但不是工农群众，还是工农的剥削者和对立面。多年来媒体揭露出来的材料说明,在这些私营企业主中,有不少是黑心厂主、黑心矿主,他们不但残酷地剥削工人，而且多次造成事故和矿难，伤害工人的身心，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从中国进入改革时期来说，他们是新产生的社会阶层，但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私营企业主作为资产者，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在中国也有一百多年了。至于中介组织，近来媒体揭露出的材料说明，他们大都是腐败势力的帮凶。周先生则深情地写道：“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做出了重大贡献……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糊涂观念。前些年，虽然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值占了GDP总量的65%，但是，这些财富并不是私营企业主创造的，而是工人群众创造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知道周先生为什么对作为资产者的私营企业主情有独仲，把他们看成改革的动力。第三，近几年出现的“新意见阶层”。这里的“新意见阶层”说得很模糊，又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似无讨论的必要。

尊重客观事实，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最基本的要求。周先生在阐述改革动力的时候，完全不尊重客观事实。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在“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个谎言早已被揭破之后，他还在郑重其事地重复着这个老谎言。对“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的状况，周总理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都做了客观的总结；1991年出版的、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做了客观的介绍。这些都说明，“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文革”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云云，完全是有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的谎言,中了反共势力妖魔化毛泽东的圈套。周先生作为党的一个意识形态的高级工作者，上述材料应该是很清楚的，他为什么还重复这个如此低级的谎言呢？第二，把“小岗村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说成改革的动力，也是一个弥天大谎。首先，说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搞包产到户，这完全是撒谎、欺骗。当时党的任何文件，都没有完全禁止包产到户，更没有说搞包产到户要坐牢、杀头。实际上，在当时的安徽省，仍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单干户。其次，“小岗村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成为农民群众的代表。当时小岗村包括这十八个农民在内的有些群众，确实“穷得叮当响”，吃饭不但要靠救济，甚至还要靠乞讨。但这不能怪集体经济组织，只能怪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把生产搞好。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像小岗村这样的也很少，它并没有代表性；搞了包产到户二十多年以后，小岗村仍然是穷的，上个世纪末，这个村的人均收入还达不到全国的水平，这又怪谁呢？小岗村是什么？充其量，它只是被有些人用来砸向集体经济发展道路的棒子。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包干到户20多年后小岗村连续三次到南街村取经，当年分田单干的十八个发起人之一、现已年逾六旬的严俊昌的说：“原来分那一亩二分地，现在只能管温饱，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的地留下的老弱病残也照料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廉价卖给了那些私人老板。村民想干什么也不成，被自己那一亩二分地束缚住了腿脚，迈不开步子啊！来南街村一看，还是集体好，看来分田单干就是没有出路。”小岗村的一个农民都会做出正确的反思和判断，为什么像周先生这样的党的意识形态高级工作者，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关于改革动力的观点，是以对改革本身的认识为前提的。周先生是怎样认识改革的呢？他认为，“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说中国的改革是一场社会变革这没有错，但是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呢？这要加以分析。“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中国的改革，是为了适应发展不平衡的生产力状况；而所引进的公有制以外的“多种所有制”，概括地说都是私有制，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说这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就有问题了。从“人类有史以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从“中国有史以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剥削制度，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私有制，是不是“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还是共产党人，回答只能是肯定的。周先生是从哪种意义上说，“从过去大一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呢？望不吝赐教。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