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系的改革就是革共产党的命

民声网（www.mshw.org）资料

http://www.mshw.org/review/debate/2011-11-29/6564.html

文章1：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改革难点在于要政府要革自己的命

2011年11月28日
来源：新快报 作者：刘正旭

省体改研究会传达省体制改革会议精神，专家会上直言：改革难点在于政府（共产党）要革自己的命

“现在改革的难点在于要政府向社会放权，要改政府本身，要革自己的命。改人家容易改自己难，尤其是如今已经形成了部门利益。有的部门领导口里喊着改革，但实际上就是不落实，甚至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省委党校教授宋子和

■新快报记者 刘正旭

本月22至23日，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汕头召开。昨日下午，广东省体改研究会传达该会议精神，并为经济体制改革出谋划策。与会专家们认为，30多年来改革是由易而难，如今进入攻坚阶段，而真正的难点在于政府要向社会放权，“改别人容易改自己难”，改政府本身，无疑是要政府革自己的命。

保密前提下

军火生产也可市场化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怎样才能解决政府在经济调节中越位、在公共服务中缺位、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督中不到位的问题？”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林生表示，现在很多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要尽快划清楚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边界。

“应该扬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取而代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如此改革就有了通畅的逻辑。”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李金亮表示，所有改革最终都要回归到理论上来。

他指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说法，而这种提法衍生出来的就是当前一系列的扭曲现象。比如说国进民退，国企垄断成了天然合理，本来是全民所有的国企，最终变成了国有资产为少数人所用，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了。“应回归市场配置资源。”李金亮认为，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在保障军事机密不泄露的前提下，甚至军火生产也可以市场化。只有如此，才可以医治一贯以来国进民退的逆市场行为。

改革难点在于

要改革政府本身

省委党校教授、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子和在会上分析说，现在改革的难点在于要政府向社会放权，要改政府本身，要革自己的命。改人家容易改自己难，尤其是如今已经形成了部门利益。有的部门领导口里喊着改革，但实际上就是不落实，甚至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如今，国企越改越大，民企越改越艰难，按照现在的形势发展下去，我们就要警惕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了。

修高铁不如

解决实在民生问题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易振球则认为，目前对改革有两种思潮，一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所谓问题和矛盾，都是改革引起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才导致现在如此多的矛盾。

“说到改革，地方政府其实能做的有限。”他说，在地方政府当领导太辛苦，每天就是在找大国企过来投资，因为这样可以带动GDP的增长。每年都说国有资产增值了多少，带来了多少利润，可仔细去看一看，刨除石油、银行这些企业，其它企业的贡献究竟有多少？我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搞那么多的大项目干什么？修那么多高铁、高速路干什么？”易振球质问，两个大城市之间没有必要两小时就到达，大项目每年都亏钱，政府与其补贴那么多钱给大项目，不如做点实在的民生问题，把钱投到医疗、教育和社保上来，切切实实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

观点集锦

广东省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人大制度研究会副会长黎赐锦：经济改革的前提，必须是政府职能转变，但要想转变，必须要在顶层设计开始，从中央国家机关的职能转变开始。

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会长李超：经济发展是手段，社会发展才是是目的，最终是要促进社会进步，改善群众生活。现在的问题是分配不均。“十六大”时就存在公平与效率之争，当时更偏重效率，如今“十八大”就要开了，公平问题是否应提上日程。

省委党校副校长陈鸿宇：改革是虚假的改革，还是真实的改革；是有利民众还是仅仅有利于部门。必须厘清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群众、以及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边界。

广州市体改研究会会长陆景奎：河南一位官员听说我以前是体改委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改革不是已经完成了么？”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现在许多人对改革都没有热情，都不积极。

文章2：
http://hrss.jiangxi.gov.cn/Content/show.php?id=2189

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宋子和表示，作为县级区域，顺德有其独特的地方，经济外向依存度不高，内源经济比较发达，对广东的其他地区更有借鉴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顺德可以说称得上是“不是特区的特区”，顺德搞大部制改革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记者徐靖）

文章3：
广东体改研究会
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http://www.gdskl.com.cn/rest.do?method=detail&id=248

名誉会长
朱森林 原广东省省长
钟启权 广东省人大副主任
王兆林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刘维明 原广东省副省长、全国人大代表
易振球 原广东省体改委主任
会长
黄 挺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原广东省体改委副主任
副会长(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克曼 南方广电影视传媒集团总裁
……
陈洪博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鸿宇 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
张连广 广州机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炳申 广东金融学院院长
杨进军 深圳市体改研究会会长
宋子和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文章4：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汕头召开 汪洋作重要讲话

2011-11-23 南方日报网络版

广东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汕头召开 汪洋作重要讲话 朱小丹主持会议

　　昨日（22日），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汕头召开，会议总结了近三年来全省体制改革工作，研究部署当前特别是明年体制改革重点工作，完善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省委书记汪洋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朱小丹主持会议。

　　汪洋说，坚持改革，是推动广东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部署，按照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各项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扎实推进，深化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初步成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尤其在率先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积极建立科学发展考核评价新机制以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创新、自主创新支撑体系、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取得实质性突破。

　　汪洋强调，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但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我们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锦上添花的事”、甚至是“添麻烦的事”。但事实上，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决不能躺在过去改革的功劳簿上停顿不前。因此，广东要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七一”和视察广东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深化改革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坚定地走创新之路、改革之路，以推动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为核心，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在全面部署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改革的同时，坚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以改革的重点突破，为更大范围、更大纵深推进改革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改革不动摇，加大力度不松劲。

　　汪洋强调，当前要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进一步加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力度。一要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与此同时，还要通过积极引导和依法监管，将社会组织引入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中来。二要围绕建设幸福广东深化住房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等民生领域改革。要创新保障房建设的投入机制、分配管理制度和规划建设机制，加快建立健全以中低收入中住房困难家庭为保障对象、以公租房为供给主体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构建商品房和保障房双轨并行的新型住房制度。要引入市场化管理方式改革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制度，注重医疗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协调，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水平调整制度。三要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有关改革。下一步要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化建设方面下功夫，着力建设法治政府，加快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进一步消除制约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汪洋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注意开展试点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做好督促考评，贯彻群众路线，继续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在改革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改革，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提供有力保障。

　　会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民政厅分别就《关于深化广东省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方案》、《广东省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广东省进一步培育发展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方案》作起草说明。省社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

　　省领导肖志恒、徐少华、张广宁、陈用志、雷于蓝、林木声、刘昆、徐尚武等参加了会议。

文章5：一切都在黎阳的预言之中

警惕有人用“改革”的名义夺取政权以打倒共产党

黎阳

2006．1．27．

回顾二十多年来“主流经济学家”等“精英”们的“改革”主张轨迹，总起来是一根线：夺共产党的权。一夺决策权，二夺话语权，三夺产权，四夺政权。黄河九曲十八弯，绕来绕去就一个大方向。“精英”的“改革”口号万万千，归根结底就一个总目标：以“改革”的名义夺权，政变，打倒共产党。

总目标：打倒共产党，推翻现政权。
总途径：中国式“颜色革命”。
步骤：夺权政变四步曲。
“理由”：“改革”。

第一步：夺取“决策权”。

核心“理由”：不“改革”没有出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国家大事必须由“精英”决定，否则就是“不尊重科学”、“蛮干”、“瞎指挥”。

第二步：夺取“话语权”。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质疑“精英”的决策就是反“改革”。

2．“不争论”。“争论”浪费时间，妨碍“改革”。“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

3．“资格论”。不是“精英”没有资格判断“改革”是非。“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隔行如隔山，不懂经济学的人应尊重经济学家，正如尊重科学家、作家一样，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严格科学地调查经济学家公信力的公众对象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的。应是与经济学有关、对经济学有起码了解的公众，例如企业界、政府经济部门、与经济学有关专业的人士等等。即使是无关的公众至少也须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才对经济学有理性的判断力。”

第三步：夺取产权。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不解决产权问题，‘改革’进行不下去”。“产权不是一个分配问题，而是激励机制问题”。“最重要的激励制度就是产权制度”。 “国有资产总是要被人以各种方式变为私有的，所以早点转为民营，就没有贪污腐败的基础了”。“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法律上的‘所有’。”“人间正道私有化”。

2．“产权不明是万恶之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确，无法调动管理人员积极性”。“多发的矿难、事故，是因为产权不明引起的，矿主的产权没有很好保护，产权预期不明，所以不敢加大对安全的投入，抱着捞一票就走的心态。”“偷盗抢劫盗版等等侵犯产权的行为，是因为以前的革命不尊重产权，没有对国民进行尊重产权教育引起的”。

但是,一个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第四步：夺取政权。

核心“理由”：

1．“改革”的需要。“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腐败问题是政治体制造成的。不是‘改革’造成的。”“没有多党制的公开监督就不能杜绝腐败。”“‘改革’产生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政治体制造成的问题。要继续深化改革就必须改变政治体制。”

2．“国际接轨”的需要。“外国不是共产党执政。既然跟国际接轨，那为什么不接‘多党制’这个‘轨’？”“政治体制不‘跟国际接轨’，经济改革‘跟国际接轨’不可能成功”。

3．确保私有制的需要。产权得靠政权保护。产权私有化了，政权也得跟着姓“私”。如果还是“共产党”，那怎么可能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 “共产党”就没法确保“私有制”。要确保“私有制”就不能让“共产党”当政。即使你赌咒发誓“共产党从此不共产”，那也不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真心实意保护私有制，就必须从此不叫“共产党”，而洗心革面改弦更张叫“社会党”。只有改名不再叫“共产党”，那才算交了落草为寇的“投命状”，证明是真的死心塌地要上私有制的“梁山”，从此打家劫舍过快活日子。这样一来从此天下没了“共产党”，也就等于从共产党手里夺了权。

“精英”们的夺权四步曲基本上已经走完了前三步，现在已经开始为最后一步的总攻制造“理论根据”了。君不见当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主流经济学家”的 “改革”祸国殃民时，他们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什么吗？“改革不可动摇”。“不是改革错了，而是改革不彻底”，“是政治体制有问题”。“市场改革的滞后，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还涉及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方面面的改革问题。”“必须深化改革，改变政治体制，扫清改革的障碍”。这就是 “改革攻坚”——最后夺权政权，彻底“国际接轨”，实现西方多党制。“精英”们为最终推翻共产党制造的舆论还少吗？他们已经否定了“文化革命”，否定了计划经济，否定了“反右”，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否定了“抗美援朝”，否定了“三反”、“五反”、“镇反”，否定了“土改”，否定了解放战争，否定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否定了长征，否定了国内大革命。总之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一切的一切没有一样他们是不否定的。他们通过自己把持的报刊杂志、课堂书本、电台文艺把这一切否定时时刻刻地、无孔不入地灌输给了年轻一代，以至于在某些地方形成了压倒一切的 “主流舆论共识”。一旦造成如此舆论，到了这步田地，顺理成
章的结论不言而喻：如此从头到尾一无是处的政党有什么资格赖在台上执政？欲夺政权，先造舆论。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主流经济学家”的“精英”们吸取了五七年“反右”的教训，不再直接要求打倒共产党，而是要求“改革”；不再把共产党从上到下一概打倒，而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让上层头脑通过改革获得私利，以保护这些私利为甜头，诱使他们牺牲基层群众的利益，跟“精英”们同流合污，自己搞垮共产党；不再搞“背水一战”、“一锤子买卖”，而是“小步快跑，积少成多，量变引起质变”，以“改革”的名义，搞夺权政变四步曲。总之完全符合军事上的原则：正面攻不动，侧面攻。一口吃不掉，分几口。整体啃不动，分化瓦解。五七年明火执仗办不到的事，通过“改革”分二十多年慢慢办。当年赤膊上阵吃了大亏，现在换个花样居然屡屡得手。真不愧是“精英”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有些“精英”比“彻底否定共产党”走得更远，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否定了。比如那个写《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袁伟时，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的一切没有一样他不否定的。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中国人被侵略是自找的，活该。可见中国文化劣等，民族劣等，没资格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应该由洋大人来统治，“当二百年殖民地”。这样的“精英”搞的夺权政变五步曲，前四步之外又加了一步：

第五步：卖国。

文章6：“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
——看“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
黎阳
2006．3．24．
当年国民党的“精英”们开了个“西山会议”，成立了个“西山会议派”。其骨干分子后来闹了个“孙文主义学会”，其“学术研究”的“成果”是屠杀共产党。
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们也开了个“西山会议”。这就是“精英”们2006年3月4日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六层会议室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简称3月4日西山会议）。跟八十一年前国民党“精英”的“西山会议”相比，这次的“西山会议”“与时俱进”，不再叫“孙文主义学会”，而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了。不过虽然换了汤，但药可没换，“学术研究”的内容仍然是如何反共——在新形势下反共——这一“学术课题”。
根据透露的记录，这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会长高尚全在会上千叮咛万嘱咐：“这是内部会议，内部会议，我们不希望外面的记者都炒来炒去，内部形成共识”。既曰“内部”，那就证明有个组织机构存在，否则何来“内”“外”？那么这个“内部”是什么组织机构的“内部”？行政单位？商业公司？共产党组织？学术团体？阔人俱乐部？封建帮会？显然一个都对不上号。因为与会者身份特殊，全是来自四面八方、“志同道合”的“改革精英”，包括“现在忙于经商，不怎么搞学问了”的阔佬。说是“商讨改革大计”，但不仅普通老百姓无缘问津，连“非主流经济学家”也一概拒之门外。凡此种种只能有一个解释：这是一个政治组织的 “内部”。参与“研讨会”的资格既不是根据所属单位来确定，也不是根据本人专业来确定，更不是根据代表性来确定，而是根据政治立场来确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未经注册却实际存在的“影子政党”的集会。
正因为是“内部会议”，所以发言毫无顾忌，所以才能听到发言人的心里话，所以才能从中看到真相。只要把其中最典型、最露骨的话节选出来加以归纳，问题的实质便一目了然。
1．“改革”已经不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改革。“改革攻坚”攻的是政治制度。
李曙光：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
——“我个人认为现在改革应该说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
——“我觉得下一步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专业阶层，就是不是学者治国，经济学家不能治国，法学家不能治国，社会家不能治国，但是一定是法律职业工作者、会计职业工作者，这些专业的阶层，这样的中间阶层成为治国的指导。”
贺卫方：
——“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
——“经济改革越来越和法制方面的东西关联在一块，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这样的会议，大家携手共同做一些事情特别的有必要。”
张曙光：
——“题在于政府是不是能解决公平问题？”“确实对中国的问题恐怕要多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我同意刚才卫方讲的，我们把这样一套民主、自由、宪政、法制、市场已经在社会的现象的层面已经形成，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接的可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有一条，前面我们已经是单边独进了，后面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恐怕简单的一个三权分立、简单的新闻自由能不能保证这个社会，我看值得打一个问号。”
2．共产党“非法”。人代会“非法”。胡锦涛的职务“非法”。
贺卫方：
——“这样的体制是什么样的体制？严重违反了《宪法》说的，任何的活动都是在宪法的基础上活动，自己打自己的耳朵，中宣部、团中央中选部，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一个民主的国家，最基本的要求，团体要有一个资格，才在法律上有被起诉和起诉的权利资格，我们没有，我们参加了这个组织，我在这个组织20多年，但是它没有注册登记，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
——“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的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
——“人大本身的反议会性质。它不是一个议会，我们的人大是每年一度的全世界最大的Patay，每年大家都来，说参政议政，刚才我接到一个短信，说这次人大时间短了，就开九天半，我认为一天不开都好。”
——“权力架构方面的严重的混乱，这不是法制的、宪政的模式。比如说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刚才杨东平教授说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在这。党和教育的问题，大学里面有没有必要成立党组织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整个权力架构的反宪政。”
3．分裂共产党。剥夺共产党的军权。实行多党制。大陆台湾化。以“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的方式组建政党。
贺卫方：
——“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
——“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
——“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赞成刚才维迎教授他们提出的有健全的理性的声音，我想我们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体，这和改革的群体人有差距。”
——“严重的问题是宪法第35条规定的政治性的权利普遍得不到实现，比如说结社自由，比如说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几个基本的权利实现不了。”
4．一定要推动土地私有化
贺卫方：
——“民法上的基础就是私有制，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而不是集体制度的方式，否则农民最受损害。”
5．共产党搞市场经济是“通奸”。
张曙光：
——“刚才孙立平讲是共产党和市场结婚结合在一起，这里有一个前提，不是市场的转向，而是共产党的转向。我们可以看，改革开放前，共产党完全站在工人、农民一边，是消灭资本家，现在共产党又站在业主一边，对付工人、农民。”
贺卫方：
——“所以，我说不能叫结婚，叫通奸，因为违背了原来的宗旨。”
6．对改革的反思争论是反党、“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胡锦涛宣布“不争论”。
高尚全：
——“煽动性比较大，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这方面的压力也是挺大的，而且否定党的历来的建议。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
——“缺乏理性，以骂人为昭示，不是以平等的进行学术改革，而是断章取义，耸人听闻”。
——“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所以，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能不能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
——“建议中央最高领导胡总书记出来讲话，讲什么？不要讲很多，主要讲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三个不要’”。
7．党内高层支持纵容了争论。现在的改革领导人能力不强，没有信心，不知道往哪里走。
张曙光：
——“这场争论其实来源、根子在高层，是高层挑起的利益争论。如果没有高层的某种支持、某种纵容的话，高层的趋向不是这样的话，也不会这样。”
张维迎：
——“我们现在讨论究竟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结果，这和改革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关系。我在两个公司担任过独立董事，我感觉这两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地方？一个公司感觉领导力很强，你始终知道掌管大权的人，他知道往哪走，你拼命的提意见，反对，没有关系，他最后会权衡你的意见能不能采纳。另一个你感觉缺少这个，缺少知道组织该往什么地方走的一个人，所以，提意见就特别的谨慎，因为可能提的越多，他越没有信心，所以，打比方来讲，我们现在其实改革已经到了非常重要的时期。我们讨论这么多，我们知道人家往哪走？不知道。如果知道的，我们就知道出什么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表达自己，应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
8．矛盾的性质是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贺卫方：
——“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
——“过去我说的第三种人，往往变成敌对集团，现在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很多的人说海外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如何地结合起来。我们要和敌人剥离开来，我们不是敌人，是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我们非常爱你，爱这个党才有话直说，不爱才不说。”（注：鲁迅说：“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Ｈｅｒｃｕｌｅｓ）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Ａｎｔａｅｕｓ）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贺卫方要分裂共产党，要剥夺共产党的兵权，已经宣布了共产党非法，公开承认“敌我矛盾非常强烈的存在”，然后再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这个
党”。他的这种“爱”跟那“折断肋骨的热烈拥抱”有区别吗？）
9．口是心非，将诈骗进行到底。
贺卫方：
——“而站在右边的人，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因为有些话亮不出来，我们说图穷匕首现，我们的匕首是一大堆地图，把匕首包起来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说新闻自由，比如说这个国家的真正的民主，真正的个人的自由，整个国家的权利建立在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比如说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但是现在我们说不得。”
——“我先不把话说透，不管喜不喜欢听，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几篇演讲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我明确的说希望共产党形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的问题，希望解决大是大非的问题，我是建设性的态度，希望新闻自由。”
张维迎：
——“我发现今天讲话容易出问题，是最后补充的时候。好在我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注：记住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名言”：“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开。”）
……
这仅仅是 “精英”们“3月4日西山会议”“学术研究”发言中的一小部分，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这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什么纲领？政变的纲领。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看了今日“西山会议派”的政治纲领，能得出什么结论？
1．毛泽东的名言：“树欲静而风不止”。
有人不理解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对“精英”们那么不“客气”，又是“反右”又是“文革”，又是上纲上线又是教育改造，以为搞得“精英”们规规矩矩乖乖听话太委屈他们，应该跟他们“以心换心”取得和谐。结果呢？你不搞“阶级斗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改革开放”了，“全力奔小康”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了，“与国际接轨”了，充分“尊重知识分子”了，“专家说了算”了，“主流”掌握“话语权”了，“精英”们成了精了，成了“强势群体”当神仙供起来了，言无不听，计无不从，食有鱼，出有车，上马金，下马银，呼风换雨，八面威风。共产党对“精英”真算得上“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了。然而这一切换来了什么？“精英”们满足了吗？和谐了吗？同心协力了吗？门都没有，而是翻脸不认人，公然宣布共产党“非法”、“违宪”，要你交枪交兵权，彻底下台，实现“多党制”、“私有制”、“自由化”……你跟他客气，他跟你不客气。你搞“市场经济”，他讽刺你是“通奸”。你搞改革，他说你自身的存在就违法。你越把他当回事，他越不把你当人。他们把国有企业“忽悠”成“冰棍”折腾一空还不满足，现在开始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忽悠”成“非法”而准备取缔了。这是一脉相承、顺理成章的事。不跟这群“精英”打交道就不知道什么叫“贪得无厌”，什么叫“欲壑难填”，什么叫“野心勃勃”，什么叫“利令智昏”。毛泽东49年前就说过：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看看毛泽东半个世纪前的论述，再看看今天踌躇满志的“精英”们在“西山会议”上的狂妄叫嚣，难道不正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当年的论断英明无比？
2．“拐卖中国”，“能做不能说”。
贺卫方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什么目标？什么道路？颠覆现政权，取共产党而代之。当贺卫方在发言中公然宣布共产党非法时，在座“精英”有人反对吗？一个也没有。显然人人拥护，个个赞同，的的确确“都有目标”。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用一切借口，“遮遮掩掩、躲躲闪闪，甚至个别的时候畏畏缩缩”地实现“朝这个方向走”。虽然“我们天机不可泄漏”、“现在说不得”，但“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这令人想起拐卖人口的人贩子。这些人也是“我们天机不可泄漏，我们不敢说。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接下来就是花言巧语，“推心置腹”，“一脸真诚”，千方百计引人上他的道。一旦你落入他的魔掌、再也没有反抗能力之际，那时他就原形毕露现狰狞了。其他如骗人住黑店的、骗人乘黑长途的“托”们也都是这么干的。“精英”们“能做不能说”的“改革”手法跟那些犯罪分子最爱玩的那一套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人贩子是拐卖人口，而“精英”们是拐卖中国。
3．“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不要以为“西山会议”不过是一群腐儒高谈阔论，纸上谈兵，无足轻重。第一，其中不乏身居要职能左右决策之辈。他们既然已经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要颠覆现政权，就能不动声色以各种借口把“改革”朝这个方向引。第二，贺卫方公然宣布希望共产党分裂。这不仅为高尚全所谓的“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 ‘三个不要’” 做了绝妙的注解，而且不打自招供认出“精英”们颠覆现政府的关键手法。直接搞政变他们也许没这个本事。但利用矛盾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只要贺卫方“共产党形成两派”的愿望变成现实，那比直接闹兵变政变还厉害有效。这就叫“四两拨千斤”。第三，当年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也是一群文人“精英”，但并不妨碍他们跑到黄埔军校搞“孙文主义学会”，抓枪杆子，最后直接对共产党挥舞屠刀。历史一再证明文人与刽子手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往往越是“理性”，越是杀人不眨眼。贺卫方不是已经直截了当叫嚣：“图穷匕首现”了吗？
4．人心的向背一目了然。
别看“精英”们一个个神气活现，气势汹汹，仿佛不可一世，其实是极端虚弱，极端不得人心。别的不说，这次“西山会议”如此机密，如此见不得人，左一个“内部会议”，又一个“安全的地方，没有记者”，然而整个会议发言记录不到三星期就全部被人公布于众目睽睽之下。这说明了什么？说明“精英”内部不稳，有人存心跟他们捣蛋。这又证明了什么？证明了“精英”们的倒行逆施是何等不得人心，连他们自己内部的人心都笼不住，所以会议才结束几天就后院起火。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精英”们是一群目空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他们看不起工人。他们看不起农民。他们看不起士兵。他们看不起普通老百姓。他们看不起中华民族的一切。连他们自己也互相看不起，永远“文人相轻”。除了欧美洋大人之外他们是谁也看不起，更不会替别人的死活着想一丝一毫。他们已经一再证明他们是一群只会吸中国老百姓血汗的冷血“理性”寄生虫，从来不为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谋丝毫利益。所以他们团结不了任何人，没有任何凝聚力。除了“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之外他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说服别人跟自己走。这就使他们极端孤立，极端不得人心。所以他们自以为机密的密室颠覆阴谋一下子就被人暴了光。这就足以看出人心的向背。“精英”们如此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不得人心，还居然妄想取毛泽东缔造的共产党的政权而代之，实在是可悲可笑又可怜。

文章7：应当对改革的成果进行客观评估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4075105.html

[数学] 于 2006-01-27 19:42:52上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是做了不少的改革。但是，改革是成功的呢？还是失败的？是整体成功？还是局部成功？是整体失败？还是局部失败？这是需要做一个客观的评估的。结论不应当在评估前，而应当在评估后。

　　那么，既然要评估，评估的标准是什么呢？达到怎样的标准就认为成功，达到怎样的标准就认为失败呢？

　　当然，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标准。但那样说了都不算。

　　而邓小平理论是写进宪法的，因此，邓小平理论应当是标准，如果违反邓小平理论的标准，那就是违宪行为。

　　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邓小平还说：“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那么，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就可以作为测量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

　　但是，这两句话还是没有具体化，就是说，没有达到一个测量的标准。因此必须有一个定量的东西来测量，理工科式的测量。比如说什么叫两极分化？我们反正也不能够搞平均主义。因此，必须有一个测量标准，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体现。

　　还有，就是评估改革开放由谁来进行？如果有人说，由全国人民来进行，或者由网友来进行，那相当地假大空。

　　那么我的看法，就是中央应当成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按照邓小平理论对改革的成败进行评估，因此，这个机构具有一定的制约性。这个机构叫什么名称？也许可以是中央委员会下面的一个改革评估委员会，也许可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一个国家机构，也叫改革评估委员会。

　　这个机构，就相当于一个改革的裁判。实施改革者，是运动员，而评估改革者，是裁判员。

　　你不能够让运动员自己宣布自己胜利，那是不行的，那样的结果，运动员会永远宣布自己胜利。比如卫生部进行了改革，然后卫生部宣布自己改革成功。教育部进行了改革，教育部也宣布自己改革成功，那是不算数的。

　　而没有具体的裁判也是不行的。你不能够说，一场球赛没有裁判，由全体观众决定那一队胜了，那是很乱的。

　　国务院实际上也是一个改革的运动员，而且是大运动员。因此国务院也不应当自我评估自己成功了。所以我才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成立一个改革成败与否的评估机构。

　　而且，为什么要有量化的评估呢？如果只是写文章大骂改革失败了，那就成了四人帮了，就成了打棍子扣帽子了。只有通过测量，才是公正的，而且，所有的运动员都知道这个测量的标准，就不至于战战兢兢，也就有了努力的方向。

　　这一点中国和美国不同。美国基本上它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不改革的，最多你把一些微调叫做改革。因此，美国的总统是没有大的改革权的，他不能够决定把参众两院变成三个月，或者把总统选举修改为三年一次，或者决定成立一个中央政治局，或者决定在全国实行公有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行，美国的总统做不到，因为他有制约，他不具有这种改革权。

　　而中国的领导是有改革权的，是要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动大手术的。有改革权是好事，但也有危险，因为改革权是非常大的权力，是要比美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如果改得不好，象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改革，就把国家给改革崩溃了。因此需要有对改革的制约。

　　那么，对改革要有制约，就必须要有制约的机构，就必须要有人，通过测量的办法，来根据邓小平的理论，来测定，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

　　而即使测定改革失败了，也并不是停止改革的理由，也不是整人的理由。因为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有可能摸错，没有理由一个人摸错了大家就破口大骂，认为他缺德，错了，摸不到石头了，那么就换一个方向继续摸。

　　但是必须要有评估机构，来评估，各个方面的改革，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效果明显？还是不明显？这件事情不应当由改革实施者说，必须由另一个机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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