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

2009年12月24日，针对公众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安全证书的质疑，人民网组织了一次专家访谈，三名专家，即黄大昉、杨晓光、彭于发均为转基因技术的支持者。访谈中，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黄大昉研究员以“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为由，论证未来要大幅度增产，必须依靠转基因。在他们眼里，转基因食品不存在什么风险，可放心食用。

他们批评媒体和公众的“负面”舆论，阻碍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进程。

针对笔者提出的问题：“如果转基因作物的基因通过授粉等途径向四周‘漂移’，可能会引发生态危机。”黄大昉解释道：2020年我国粮食要比现在增产10%，而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常规育种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单靠常规育种不行；就目前全球资源少人口多的现状来说，转基因是解决粮食短缺现状“唯一可取”技术；就中国制定的2020年新增粮食一千亿斤的具体目标来看，转基因技术商业化也是必由之路。

对于专家所指的“过去10年粮食仅增产2.5%”，我们找不到出处。据农业部统计数据，2000~2009、1999~2008、1998~2007、1997~2006、1996~2005这五个10年段的粮食增长，分别是14.85%、3.99%、-2.1%、0.67%和-4.1%。哪一个都跟“2.5%”沾不上边。专家们抛出这样一个数据，来力挺转基因似乎有欠严谨。当然，过去十几年，我国粮食增产幅度小，这倒是没错的。

我们仔细分析过去20年的粮食变化趋势，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1999~2003年间，粮食产量呈现下降，由5.123亿吨下降到4.306亿吨；而2003~2008期间，粮食产量重又回升，由4.306亿吨上升到5.250亿吨。农业部官员声称，中国目前尚没有种植转基因作物，那么最近5年中国粮食产量肯定不是转基因的功劳。是统计数据有问题吗？

且不说黄大昉研究员回答媒体疑问是明显的“答非所问”，有意转移话题，单就其宣称的“转基因是提高粮食产量的唯一选择”这一论调，笔者认为也不是符合科学事实的。

试分析如下：

第一，转基因仅占粮食构成要素的八分之一，而非唯一。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包含“水、土、肥、种、密、保、管、工”8个方面，即毛泽东主席强调的农业“八字宪法”。转基因仅在“种”上做文章，其他要素则以生态和人为因素为主。由于种地不赚钱，农民不愿意伺候土地，用地不养地，地力下降才是造成粮食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最近30年来，我国耕地退化程度已远超过过去上百年。恢复地力需要大量有机肥还田，并采取精耕细作农耕方式。转基因是在大农药、大化肥、除草剂基础上做“种”的文章，会让人越来越懒，地越种越瘦，并增加了生产成本。

第二，长期看来，转基因作物并不增产。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过去的300多公斤/亩，提高到700多公斤/亩，现在逼近900公斤/亩，那才是真增产。转基因品种只是对虫害有所控制而已，其亩产量如果多种几代就越来越低。美国是转基因最多的国家，其技术远比中国先进，但该国粮食总产仅3.63亿吨，远低于中国5.01亿吨；其单产也不行，中国粮食单产为278公斤/亩，美国只有125公斤/亩。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包括转基因技术，耕地还比中国多了11亿亩，为什么其粮食无论单产还是总产，反而不如中国呢？

第三，我国粮食产量难以提高的因素在人而不在技术。粮食产量的决定因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数减少导致产量下降。上世纪50年代，粮食单产很低，多年徘徊在100公斤/亩左右。在这一阶段，决定粮食产量的主导因素是播种面积。1962~1995期间，中国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尤其是实施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迅速增长到283公斤/亩。打那以后，粮食单产增幅变慢，一直徘徊在 300公斤/亩上下，并一度由2006年的314.4公斤下降到2008年的286公斤。因此，过去10年中国粮食增产仅为2.5%，不是品种不行，而是农民不愿意种地。袁隆平老家的农民改“两季稻”为“一季稻”，再好的品种也保证不了产量，包括转基因种子。

第四，美国的转基因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生物安全委员会专家称，早在1993年，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食品——转基因晚熟西红柿就已正式投放美国市场了，说明转基因不存在安全问题。他希望中国步美国之后尘，“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种植转基因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众所周知，在关乎人类生死存亡重大问题上，美国政府向来是很不负责的，历届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就是明证。他们无视大气二氧化碳上升趋势，拒绝采取积极有效的减排措施。转基因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为什么该国不带头转基因？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自明。另外，美国人发展的转基因作物，也不是小麦等主粮，而是西红柿等非主要食物，玉米和大豆转基因种植面积虽然很大，但都是以能源植物、饲料和出口为主。

第五，不能回避转基因作物对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生物安全委员会大部分专家来自转基因领域，“干什么的吆喝什么”，其公信力本身就值得怀疑。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些不确定前提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DDT刚发明的时候是作为高新技术出现的，发明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后来发现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被禁止使用。

如果发现农药出了问题，可以不生产，不使用，但转基因生物出了问题，则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根本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总之，制约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要调动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大力恢复耕地的质量，这是比推广转基因作物更为紧迫的任务。转基因作为高技术储备我们可以搞，而且要集中优势兵力搞，像核武器那样，是用来吓人的，而不是拿来吃的。转基因进入食物链还是要慎重再慎重。绝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公众利益和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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