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边缘化的根源和出路

徐梦秋

一、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边缘化及其根源

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与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互动方面，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却日益边缘化，日益成为自己圈子里缺少观众、自娱自乐的独白和表演。这种边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中央及各级党委与政府的决策没有或几乎没有影响。有哪一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能说自己对中央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发表的大量论文和著作，各级党委与政府的成员看吗? 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得而知。有哪些政见、对策、建议被接受? 乏善可陈。这与毛泽东时代的情景大不一样。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李达、吴亮平等，都对毛泽东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哲学研究》《文史哲》《学术月刊》等期刊的哲学文章都是毛泽东当年喜欢看的。而今天的马哲界早已失去当年的地位和风光，也没有出现能够与艾思奇、李达比肩而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比“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意气风发的哲学界，今天的马哲界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对比当前的经济学界，也很惨淡。在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再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经济学家都起了重要作用。每当经济领域有重大事件或紧急情况发生，最高决策层和各级管理层，都要征求和听取经济学界各家各派的意见。二十年多前就有“经济学的繁荣和哲学的贫困”的说法，现在就更是如此了。

2. 对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大众，也没有什么影响。工商企业家对宣布市场经济和剩余价值一定要消亡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倒是对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很累，有时候很恐慌，需要精神鸡汤的滋润和安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他们起不了这种作用。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装革履的中产阶级，如金融界的高管们，恐怕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的书架上应该不会有我们这些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各种媒体的从业者，大多可归入中产阶层吧? 他们也很少与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打交道，除非上面有任务。某权威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号称百家，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家吗? 大小电视台的各种讲坛上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身影吗?人家为什么不请你? 你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其阶级属性是工人阶级的学说，但是当今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大众的命运漠不关心，不屑于和他们打交道。而劳动大众也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号称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派别的存在，更不用说读这些人的书了。即使想读也读不懂，读懂了也没用。

3. 最令人难堪的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对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对与哲学并列的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越来越没有影响力。搞中国哲学的批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中国哲学史硬生生地划为唯物、唯心。搞西方哲学的大多也持同样态度。在美学、宗教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处于退出的状态，甚至成为落伍的代名词。在逻辑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早已不见踪影。曾经有一所知名大学的哲学系，喊出打通“马中西”的口号，并做了努力，还为此而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但收效也不明显。

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失去了对哲学的各个二级学科的影响，对哲学学科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日渐式微。在史学、文学艺术、新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许多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不同程度地失去话语权。这些学科的学者跟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几乎不联系，不来往，在他们汗牛充栋的著述中，几乎看不到后者的影响。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画地为牢，极少主动地与这些领域的学者交流、对话。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个长时期，人文社会各学科的学者们，都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主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本学科，创建或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法学、文艺学、新闻学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不容乐观，其日益边缘化的原因何在? 首先，这批人基本在书本上讨生活，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现实。他们高举“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却宅在书斋里不出门，空谈实践，把实践概念作为图腾祭起来。他们长篇大论地、连篇累牍地谈实践，高呼物质实践之外什么也没有，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连机床是怎么开动的，连秧苗是怎么返青的都没见过。于是“实践”就变成了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有更多的人在讨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讨论了几十年，至今仍兴趣盎然，他们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前苏联的“机械唯物主义”教科书和“文革”前的教科书体系相比较，总是说前人和他人理解错了，以显示自己的创新与深刻。有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大部分博士生，热情地拥抱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关怀，远远超过了对本国广大农民工的关怀;他们对进军华尔街的运动很重视，对国内的此起彼伏的各种群体事件却很少关注和发声。

由此我想到，如果一个物理系的所有教师都在研究爱因斯坦的物理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研究了几十年，还在解读《爱因斯坦文集》，老是说别人理解错了，只有自己得到了真传，那这个物理系就没救了;如果一个化学系的所有教师都在研究氧化燃烧说所引起的近代化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几十年如一日地宣传拉瓦锡的氧化燃烧说比燃素说如何如何的先进，那这个化学系也就没救了。一个物理系或化学系，如果有一两个人一生都在研究爱因斯坦或拉瓦锡，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统统都干这活那就跑偏了，这样的系应该改名为物理学史系或化学史系。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应该面对自然界，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的研究应该面向现实世界，面向社会生活。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可是照着做太难。为什么? 因为我们多少掌握了研究文献的技能，而没有掌握直接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研究生活世界的立场、方法和技能，更不具备关心社会底层的立场和情怀，而且还胆小怕事，力保既得利益。所以当今中国不管出了什么大事，只要有风险，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那些大牌教授，一般是不出头的，更不用说呐喊了! 因此我们被边缘化是必然的，不被边缘化真的没道理。

此外，有太多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特别是一些上公共政治课的教师，就像鸵鸟一样，一头栽在自己专业的沙坑里，对于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比如当代西方哲学、美学、现代逻辑等等，不了解，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因此也就难以和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展开对话和交流。他们对于哲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更加缺少关注和研究了，因此也不可能与这些领域的学者有互动和互补了。哲学本来是克服片面性的事业，可是眼下有许多哲学从业者自己却成了狭隘的片面性的存在，终生就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与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搞哲学的同行，有时候会互相询问，你是研究什么的? 有的说我是研究认识论的，有的说我是研究历史唯物论的，有的说我是研究朱熹的，还有的说我是研究哈贝马斯的，等等。这说明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大多是以主义和人物为研究对象的，或者说是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哲学的对象是什么? 认识论不是哲学的对象，认识规律才是哲学的对象;唯物史观也不是哲学的对象，历史发展规律才是哲学的对象;朱熹和哈贝马斯们也不是哲学的对象，哲学史、思想史发展的规律才是哲学和哲学史学的对象。对主义和人物的学习与了解是必须的，但这是为真正的研究做准备和铺垫。学习和了解各种主义、人物和文献，是为了从中找到合适的范式、方法和工具，吸取精华和教训，解决前贤所没有解决或没有发现的问题。而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社会生活和现实世界的。所以哲学的真正的对象是现实世界或生活世界，而不是主义、人物和文献。如果一定要终生研究主义、人物和文献，那也要联系现实来研究。例如，对朱熹、王阳明的研究，现在很热，但是有这样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必须考虑，即，以农耕文明为经济基础，以中央专制为政治基础的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们可以从中提取哪些有益的成分为社会进步服务? 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常识，是的，可是当人们连常识都忘了或者说按常识去做都很困难的时候，强调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具体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当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的对象，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而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大众，而不仅仅是圈内的少数学者。马克思、恩格斯所留下的文献只是他们研究现实世界的成果的记录，是我们踏着他们的脚步接着往下走的起点。所以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经典作家的文献应该认真地解读和研究，中央编译局和一些学者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但是，有很多正在“研究”经典的人，不懂德文、法文、俄文，英文也未必熟练，因而并不具备研究经典著作的原始文献的基本功。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必须的，有一些学者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如果大多数中青年学者都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上面，那就本末倒置了。现实的、鲜活的社会生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工作者的首要对象，研究经典的主要目的是从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式、基本方法和基本的价值取向，以之为指导和工具，从现实世界，从实际生活，从当下的中国和国际大环境中，提炼出重大的问题来研究。

从现实世界、社会生活提炼出来的重大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重大的实际问题，如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这类问题不是哲学问题。还有一类是哲学问题，如两极分化背后的社会公平问题、环境污染背后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两类问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关注，但可以有所侧重。如果我们追踪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生轨迹与革命道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对这两类问题都很关心。对于捡枯枝的农民的权利、对于工人阶级的命运、对于德国的民主革命、对于巴黎公社、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乃至住宅问题、妇女问题，等等，他们都非常关注，甚至亲身参与到相关的实践活动中。另一方面他们也努力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提炼出重大的哲学问题来研究，进而建构理论系统。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对人的自由和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关系等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是源于当时的社会生活的。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对自然界的辩证规律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经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也是源于对当时蓬勃发展的科学技术的考察和总结的。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并不是书斋里的典籍，而是来自社会生活的上述两类重大问题。列宁和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道路也是如此。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生，他们的学术道路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应该直面和介入当前沸腾的社会生活，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而不应终生在书本上讨生活。马克思曾经批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解释世界，如果我们只是解释文献，那就比只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更低了一个档次!如果我们能够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各种重要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说的第一类问题发声，提出我们的合理见解和切实可行的对策，就能够为社会各阶层所理解、需要和欢迎，就能够克服边缘化的困境，重新回到社会舞台的中心。而为了对社会各领域的重大问题发声，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仅要与社会各阶层充分互动、合作，还必须了解和学习与社会各领域相关的各种学科。或者像马克思那样研究经济学，或者像恩格斯那样研究自然科学和军事学，或者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研究文学艺术。这样，我们就能获得与其他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行对话和相互影响的基础和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哲学前沿问题即本文所说的第二类问题，如“崛起的中国应该如何融贯中西古今构建新型文化”，并力图给出合理的答案，那么，我们就必须与从事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对话、交流、论辩、融通;如果我们密切地关注当今社会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努力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正确的方案，我们就必须与从事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哲学的学者商讨、切磋，形成共识:如果我们重视经济转型过程中日益凸现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就必须与从事科技哲学、生态哲学的学者密切合作。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才能从哲学的其他二级学科吸收养分，进而影响这些学科的发展与方向。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必定会在关注、研究和解决时代的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在与其他的一级学科和哲学的二级学科的互动中，获得丰富与发展。这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和学术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