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措施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给了新自由主义思潮较大打击。但社会土壤已经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仍然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那么，国内新自由主义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困难，新自由主义思潮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越发明显，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中国不断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采取措施明确反对新自由主义，给了新自由主义思潮较大打击。但社会土壤已经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仍然试图影响社会舆论和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那么，国内新自由主义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

　　片面强调“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关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论到达了一个高潮，并延续到2015年。《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但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往往片面理解甚至曲解相关精神，忽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片面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学者主张，除非市场失灵，或处于危机情况，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有学者把“发展型政府”污名化，认为导致中国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由政府主导(再加上很多政府官员在新形势下不作为)，因而强调要建立“有限政府”，甚至有人主张“让市场任性”。

　　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学者则指出，理论、历史和现实不断证明单靠市场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转的，政府必须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下一步改革不能搞“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应该规范政府的角色，改进政府的工作，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关于“国企改革”

　　主张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改革近年来一直是新自由主义思潮重点关注的领域，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以后，不少人故意把它曲解为国有企业私有化。2015年关于国有企业的争论仍然很激烈。

　　有人恶意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宣称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什么经济可言，认为改革的成功来自于公有制的崩溃，并认为当国进民退的时候，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衰退;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他们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并且挤压了民营经济，导致整个经济的活力下降、增长减速;有学者认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必然会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占据支配性地位，并且限制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从而严重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还有人认为，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创新、商业创新只能主要靠民企，而中国经济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升级，就必须强调创新，从而只能靠民企。这些学者主张，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让民营经济发挥主体作用，在就业、产值、创新等方面起主要作用并占主要部分。

　　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则坚决反对这些主张，认为这些言论和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并且违反宪法的相关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仅是宪法所规定的，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保证。如果让私人经济成为主体，我们将犯颠覆性的错误。

关于“金融改革”

　　主张大力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

　　金融市场的改革也是一个热点话题，即便是在今年中国出现“股灾”之后，一些学者仍然认为，虽然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以及大量发行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中国仍然要坚持金融业自由化和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有学者认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监管过度、干预过多，同时国有金融企业垄断了市场，导致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扭曲。因此，中国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非国有、民营金融机构，鼓励金融创新。

　　但也有人指出，我们应该汲取西方国家搞金融自由化、大肆搞金融创新发行各种衍生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要看到新自由主义已经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我国经济已经出现金融化现象，金融业从实体经济中攫取了过多的利润，加剧了实体经济的困难;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股市，如融资融券的推出并没有如支持者所讲的减少市场的波动，而是加大了市场波动。因此，中国要加强和改善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逐步降低经济金融化的程度，让金融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角色上来。

关于“供给侧改革”

　　主张大幅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干预

　　随着中央领导几次提到“供给侧改革”，围绕这个词的解读成为了一个新的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

　　有学者把“供给侧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供给学派”，混为一谈，认为中央当前提出的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自“供给学派”。中国应该向新自由主义当年在英美的代表人物学习，推进改革，大幅度减少税收，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构建小政府等。

　　但这种解读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中央领导和相关文件的本意应该是要加大力度减少过剩产能、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等，而与“供给学派”没有什么关系。

　　此外，还有支持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人士把人们对某些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思以及对某些政策主张的质疑上纲上线到反对改革，要走回头路，并扣上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帽子。也有人自己绝口不提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反而指责政治干扰了经济，怀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大方向，将经济问题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政治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并威胁说这将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这些做法无疑既不符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初衷和精神，也无法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阻碍了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