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后乃有三皇。”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

我们已知，伏羲创易----《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揭示的是宇宙爆炸，阴阳裂分，化分化合，乾坤运转，万物生生息息的科学宇宙观。

实际上，《山海经》也是一部科学奇书。-----盘古开天，盘，旋也；古，初也。鸿钧、女娲、陆压、道君，等等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宇宙爆炸初始时期自然自然现象的“指代”。

可惜，在有《伏羲图》于前揭示了“宇宙爆炸，天地开辟”宇宙信息科学观的条件下，后世的人们仍多是以“神”来作诠释《山海经》，实是一大遗憾。

且看以下具体解析：

看：“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

------“万八千岁”，不过是一种“时空无限”的比喻。“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故天去地九万里。”

而“盘古神话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不就是说的，宇宙爆炸，阴阳裂分，盘旋之初，“浑沌如鸡子”，阴阳运转，鸡生蛋，蛋生鸡，难分先后，由此“天地开辟”的吗？

再看，“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

------“天气蒙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这不就是讲的，阴阳能量运转，化分化合，滋生万物，“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天地形成吗？

而天之于人，岂不就是“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吗？

再看，“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并非是作为人或神之“盘古”，而是指“阴阳二气”，由宇宙爆炸而生之“盘古”；“垂死化身”，非指人或神之“盘古”的“垂死”，而是指“阴阳二气”的“化合”而“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

至于，“左眼为日。右眼为月。” 以及“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为星辰。皮肤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也不过都是讲的，阴阳化分化合，天上星辰日月，地上山川万物演化的一种“揭示”之表达；总之是，“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这难道不是一种近乎完全“科学”的一种诠释吗？

再看，“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

-----“宇宙诞生之初，有一先天混元之元灵，灵窍初开，渐具神智。这就是最最最早的‘创始元灵’”。

此“元灵”何也？又何为“灵窍初开”？对于古人的上述表述，似可理解为宇宙爆炸原初的“第一推动力”。而并非上帝之手。

几千年前的古人，已说出“宇宙诞生之初”之谓，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今人能够解释这“第一推动力”是什么吗？“灵窍初开”不就是讲的宇宙爆炸之原初吗？

何解“创始元灵有四个徒弟，老大鸿钧，修‘玄清气’，老二混鲲，修‘玄灵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老大鸿钧，修‘玄清气’”，似可理解为宇宙未开初开之“元灵”；“老二混鲲，修‘玄灵气’”，似可理解为具有“阳能”性属之能气；“老三女娲，修‘玄空气’”，似可理解为具有“阴能”性属之能气；“老四陆压，修‘玄明气’”，似可理解为“阴阳交合”地球形成，而“陆压”，正是“修‘玄明气’”，乾坤朗朗。

而“合之则为‘清灵空明’。后人分别尊其为鸿钧老祖、混鲲祖师、女娲娘娘和陆压道君。”

-----这种老祖、祖师、女娲娘娘、陆压、道君”之称谓，确有人名神讳的意味。但是一句“诗云：鸿钧老祖第一仙，弟子盘古初开天。先有鸿钧后有天，陆压道君还在前。”不就已将，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合之则为‘清灵空明’”之“道君还在前”的那种“天地形成，乾坤运转”，依道而行之“天道自然”、“天道大律”，已勾勒得一清二楚了吗？

然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今天可以重新科学解读《山海经》，但我们不能抹杀“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也就是说，对“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的历史文化传承，人们只能去做科学分析，以辩正谬，而不能“闭眼不认”，否认其历史存在。

从上述记载，人们可以看出，中国先人，对天地开辟的想象，有三大特点：一是，不以一神设之，而是以感见天地万象设神；二是，此神，说是神实是人，不过赋予其“人”具有想象之“神”力；三是，不以初“神”定格，而是以其“神”力血脉连递传承之。

于是，人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的“神”都是人，都是后人封前人为神，或自我转化“升天”为神。说中国人没有对神的崇拜，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但这个对神的崇拜，由上述三个特点决定了，归根到底，是对天地的崇拜和对英雄杰人的崇拜。然这种崇拜，也传承着视先贤杰人为“神”的“绝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迷信。这就是中国文化传承中“劣根性”的一面。

事实正是，从《封神演义》，以及各种文学作品中对“神”的形象描写，再到中国大地上的宗祠庙宇所供俸的“神”，无一不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对国家民族有过重大贡献的“先人”的景仰缅怀。甚至家族祠庙，也是祭拜有过“历史英名”或行“天道正义”的祖先的缅怀崇敬，继承遗志之意旨也。

所以，我们决不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这里，有两个方面，应特别值得关注：

一是，对中国历史文学著作，要从中汲取“爱我中华、锄强扶弱、反对封建、追求公平正义”的精神营养，同时又要要摈弃其中的封建糟粕，以扬“易儒文化”的天道本源。

一是，对宗祠庙宇要以敬畏之心，悉心保护，因为，它首先是中华民族祖先的英路足迹的历史留存，从岳飞祠到关公庙，等等等，莫不如是。今人旅游瞻仰古迹，尤其要对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献身的英烈的祭祀堂馆，应怀抱一份崇敬之心，去跪拜先人，以找寻“失却的东西”，将“一心为民，勇于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传承。同时，人们也发现，今天许多祠堂庙宇，人群络绎，香烟袅袅，这里无疑会有缅怀先人继承遗志的情怀寄托；但也不能否认，这里相当多的人，是怀着“神人保佑自我”的一种心态而去跪拜的。这是什么？这是迷信。而这种对“神”的迷信，正是中国文化传承中的一大“劣根性”。

可以说，对这一“劣根性”的认识，在中国的知识精英界，认识是不自觉的，不仅历史上曾经成为捆绑人们的“精神枷锁”，而且在建国后、改革开放后，也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源流，起到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

有人说，“文革是造神运动”（请注意，此处不是全面解析文革的是非正谬），并把责任完全栽陷在毛泽东头上。这是有违客观实际的，反历史的。毛泽东当时就严词斥责“四个伟大讨嫌”，他只说“我只是一教师”----导师，博士导师之谓，今天不是各业各门多如牛毛吗？导师，就有“绝对权威”吗？“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青出于蓝胜于蓝”，这是定律。人们何以把“个人崇拜”的迷信狂热，归到毛泽东头上？毛泽东的威望不是“人为树立起来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有一些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蒙冤，至今耿耿于怀。----我要问问，所有知识精英们，你们有谁指出过“中国人神崇拜”的文化劣根性，并进而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要“盲目崇拜”，而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凡事都要问个为什么”，“要破除迷信”，“不信神仙和皇帝”，“而要相信真理”？不去自我反思，怨天尤人，栽赃陷害，算哪家子“门类”？

这里顺便说几句关于宗教的话。何为宗教？宗教不过是在那初蒙无力识天的年代，人类对天体自然运动“神力”的一种臆测和想象，是人类在其发展中所追求的一种心灵寄托与慰藉。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宗教演绎的教义，无不以“献身集体”为神圣，不论天主基督的神主耶稣，还是伊斯兰的神主默哈默德，抑或是佛教的圣主释迦牟尼，皆是如此。基督讲“罪赎”，愿为他人负罪；佛教讲“普渡众生，自觉觉他”；伊斯兰讲反对暴力，和谐相处。凡是违背这样“教义”宗旨的，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皆被视为邪教，共愤共讨共除之。-----美国人今天把侵夺别国人权主权，乱杀无辜，说成是“上帝赋予的天然权利”，这是不是地地道道的邪教呢？

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只是反对对“神”的迷信崇拜，“不信神仙和皇帝，要靠自己解放自己”。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宗教，承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从来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也从来反对以“宗教名义”进行国家分裂活动和暴恐屠杀无辜生灵。美国为什么要支持这种人类共同“宗教教义”的丑恶行为？在美国当政者那里，是无“正义”可言的。

还须指出，中国本源文化中，的确没有外国那样的纯“宗教”。中国有的是科学与信仰（宗教）的统一。伏羲创易，盘古开天，都揭示的是，宇宙爆炸，天开地辟的自然道律，中国信仰祖脉传承，敬祖拜天。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和源。动不动就说“见上帝去了”，这是舶来文化，其实佛教也是舶来的，连孙悟空、“道上老君”，也都皈依“如来佛”的佛门之下了。-----中国人的口头禅是，天公地道，要问“老天爷去”啊。

中国人的信仰，是纯真诚真的----天地崇拜。然从本质上说，中国人是讲“道法自然，与时偕行”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信仰，是“依势而行，求真求是”，“行道为德”，是也。所以，进行全民族的集体反思，彻底破除文化传承的“茫目崇拜，迷信权威”的“神化偶像”的“劣根性”，乃是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理念和世界观，是相通的、一致的。对此，我们后面在解读。

（二）“天理神化”论，开启于西汉董仲舒班固、继有宋程颐朱熹，由此“易经儒学”，被篡改为“神学”新儒教。这是中国本源优秀文化传承的反动，也是中国发展走向落后衰败的文化根源。

第一，对董班程朱理学新儒教“天理神化”论的简介。

对于史称的“天理神学”的“新儒教”，其四人的论著，人们可以自己去查考。这里，简要说一下董仲舒。他有个著名的“天人三策”论。这是答武帝策问“贤良文学之士”的三个对策。其从“天人感应”说出发，论证了“王者承天意以从事”的一套办法。择要，介绍有三：

其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论。

人们知道，易儒人文理念是主张“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遵天体运行规律----依道而行的科学观。

然而，董仲舒之所谓的“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所做的“比附论证”，就是“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并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句话并不错，错在他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他还认为，“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

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所授。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就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威，构建封建皇权专制统治权威，提供了理论文化支撑，形成了“神权皇权合一”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其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论。

由“天理神化”论，孔子儒学已被篡改为伪儒学。

一方面，使“伪儒家”通过君权神授论，竭力为君权（政权）的合理性作出证明，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以次依托君权（政权）来确立“伪儒家”的正统地位。

一方面，“伪儒家”又通过“天人感应论”，假上天之威，对皇帝言行提出要求，皇帝必须时刻注意天的喜怒哀乐，按上天的旨意来行事。而”天意”的解释权，则牢牢被“伪儒生”抓在手中，这样就实现了“伪儒”对君权的限制和控制。伪儒与权力的结盟，使得“伪儒”之“新儒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强。

注意，政教结合归一，正是欧洲神权统治的黑暗。新儒教，还说不上是神教，但“天人感应，天理神化”论，已是“神权”统治之神化了。

其三，天道人伦，三纲五常论。

孔孟认为，人间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这本是那时社会一种自然状态的描述。

而董仲舒则择其要者，改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再将原先儒家主张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并认为，三纲五常，可求于天，不能改变。

注意，三纲五常论，并非出自“孔孟之道”，而是出自董仲舒的“天理神化”论

-----这就是，在西汉以后，“新儒教”盛行于世的大体思想理念，亦是导致中国思想窒息，中国发展落后的根本文化原因。

第二，围绕“天地起源”，及其“哲学价值观”，新儒教的曲说与篡改。

一是，首先要知道，这一“篡改蜕变”是有个历史发展过程的。

以下，为笔者的一家之言，并非是学术界的共识。------

这就是，把《伏羲易》、《易传》、《道德经》，统称《周易》。这实际上，已为曲解中华科学宇宙观与人文理念，开了方便之门，并在此基础上由“天理神化”新儒教取代儒学，将孔学“阉割异化”为封建意识形态。

这是个复杂演绎过程。本来汉代初期将伏羲创易、文王演易、孔子释义、老子说道，统称为《易经》，列入“五经之首”，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易经》列入“五经之首”，就意味着承认《伏羲创易》在前，中国文化之发端，在《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

可是，人们看到，在古籍记载上，尤自西汉起，唐宋以来，易家们几乎无不将《伏羲易》与《周易》相混同、相割裂，以《周易》代之一切“易说”。甚至将老子的《道德经》（老子的《道德经》非依文王之卦解，而是另立道统。），也包括在《周易》之内，如此等等，逐渐将《伏羲易》淡出人们研究的视野和领域。

为何会如此？我的研究考证是，把文王演易，即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谓名赋义，以及标示着“易解”的一切诠释，包括《伏羲图》、《易传》、《道德经》，皆列入《周易》范畴，很可能是与史料记载，尤其是与《史记》只记载“伏羲演八卦”、《汉书·艺文志》记载“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有关。即有些史家据此认为，认为周文王是《易》的始创者。显然，这是误解。

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略载。若果真事实是“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记载不错，那么，由史籍所记载传承的《伏羲先天图》，何不称之为《文王先天六十四股方圆图》，却仍要标明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呢？

我以为，界定《易》即《周易》，是很值得商榷的。如前指，这除了涉及到中华文化起源的问题以外，还涉及到如何看待和解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以及能否正确解析中华“易儒道”人文理念的问题。

是的，从事实上看，将文王武王的卦爻辞称作《周易》，无疑是正确的（爻辞，孔子基本未解，笔者也未考）。但须知，这个《周易》，如同《连山易》、《归藏易》一样，它是随时代变迁对《伏羲易》所作的文字解说，而非自创的独立体系，更非《易》之源头。它不过是承袭的《伏羲易》的演进与发展之诠释。此其一。

是的，孔子的《易传》，无疑承继的是文王对《伏羲图》谓名赋义的逻辑体系，将其列入《周易》范畴虽然可通，但孔子“解说”的文字，实际是对《伏羲方圆图》内存信息的最完整最科学的阐释，且大大超过了周文王“演易”所达到的认识层次与高度（我的《破解六十四卦天体运行密码信息》一书有详解）。因而，只把孔子《易传》，看作是《周易》的组成部分，而不把它看作是《伏羲易》的组成部分，既逻辑有失，也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孔子写的《十翼》，曰《易传》，而非曰《周易传》亦可证也。此其二。

更重要的是，孔子的《易传》解“卦”、析“象”、书“彖”，是依《伏羲图》“地绕日行”爻爻卦卦的运行规律-----（这里有：爻爻递进律、昼夜循环律、上下互换律、错综交合律、渐突革变律，即卦爻运转排列律为吾之发现），而其书写的每句每字，既非随想随意所书，亦非依文王所赋“卦辞”的表层字义所作的解读诠释。而其所依的“五律”，即为地球自转与公转之道律。

然而，这是古人也没有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据我考，自“伏羲创易”以来，这样解读《伏羲图》者，唯孔子也，恐无有二。这包括文王与老子，他们虽知宇宙爆炸、地绕日行，但对其运行规律之通变并无详考细述。

至于后来“解易”者，更几乎无人知晓。而将《伏羲易》、《易传》、《道德经》，皆看作《周易》，从而使“伏羲创易”----《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淡出人们视野，或者说，易家们只知从《文王演易》、《易传》、《道德经》的表层字面含义去理解与诠释，而并不谙不知《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所储存的天体运行的密码信息------天道大律。这恐怕是一些“易家”们误读曲解中华易儒人文理念而成为“伪易腐儒”的重要原因（后面详解）。此其三。

反思历史，无疑“易儒文化”之本源价值理念始终存在，并展现了其强大生命力，故而创造了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但是人们也必须承认，由于将《周易》等同、并涵盖一切“易说”，忘却或抛开《伏羲方圆图》，只说“周释”，不说“易源”，成为后世的一种传统主流认识。

如此一来，在正谬博弈中，便产生了史上所谓的“天理神化”的“理学派”之曲解误读，即把《山海经》盘古开天之神话，“拟人化神”、“封神演义”、“封人为神”的糟粕，引入儒学之异化篡改与蜕变，使真儒变假儒，谬种流传，进而使中国之强盛更替反复，并逐渐走向衰落（详解见后）。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人们只注重《易》之“文字”诠释的表层含义，而忽略“无字图”所储存的密码信息，才造成了后来的许多“易解”，离题万里，谬误流传。

二是，关于何为中国的考证。-----行“中庸之道”之国也。

何为“中”？太极图“黑白鱼眼”（即《伏羲方圆图》“震巽两卦”）由宇宙圆体“爆炸远点”向外闪射的阴阳能量的延长线之象形字。古太极图有此标示。“中庸之道”之本义，是指“中”之“用”也。何为中国？其“中庸之道”本义，意味着“中国”之谓，是行“天道规律”之国也，而非有些人理解的“中央王国”之义。

我以为，对这一基本概念，也是应首先予以一辨的。而且，这与清除“天理神化”理念，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文理念也有着根本性的关系。

据查，史学工作者对此多有研究考证，中国之称谓，一般认为起于夏商周时期，考古发现，那时有的器具上，即有刻“中国”二字名号的。

但几千年来，从七雄争霸，至秦统一，秦汉唐宋元明清，皆以朝代名称谓之。虽“中国”之概念，始终存在于社会意识中，但其正式名曰“中国”，则是起于“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也不是直呼“中国”，而应是指“中华之国”之简称。

因此何为“中国”，至今并无统一共识。主要是有这样几种看法。

一种是“地域论”。认为“中国”之谓，起源于氏族社会村落聚居，“‘门开均朝向中心广场’，演进为城郭建筑为‘四方形，广场空旷’，酋长或‘王’居住其族人活动中心”，进而由建立诸侯国，争雄争霸，管辖范围边际扩大者，也就认为其国家为中心国。此即“中央帝国”的由来。

一种是“文化论”。认为“中”是象形字，殷甲骨文有记，是“龙山社会文化的产物”。其中，又有“天帝”论。以《史记·五帝本纪》证：“舜从河（河南）之南之‘中国’去接天子（王或共主）位”；“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是为帝舜”。此称“河源文化”。

其中，也有认为是“天道论”的。中华民族敬祖拜天，是天地文化，高远圣达，“中”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这在有的学者考证中，引古籍记载加以证明。又，何为“神州”？查《百度》介绍，其只说到，这是指中华大地，并无解何以称“神州”之故。

那么，到底该怎样解读“中国”这一概念，及其不同的解读对中国文化理念认知的影响呢？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三种情形：

一种是，由地理族群国家自然演进而来的“地域论”，其认同的是“中央之国”的理念。

一种是，由“盘古开天”之“天神”而来的“天帝论”，“ 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自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到而今”，是也。而“神州”之谓，亦是来源于“盘古开天”神话传说起源的定位。

再一种是“天道论”，虽然未见详解，但认为“中”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已可证之。

由此我们又看到，在中国历史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自命“中央帝国”和“天子代天行道”的认同与影响，是长远深刻的；而对“中国”之概念是行“天道”，“是一种道德文化高尚的体现和标示”，则缺乏深入科学的解读，从而并未成为一种主流认知。反倒是，“中国”即“中央之国”的理念，更为流行

我以为，作为中国人，我们没有理由对何为“中国”不予准确定义。尤其要看到，正是由于历来不能准确定义何为“中国”，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消极影响却全然不知，这在今天看来，是否实在是说不过去、说不通呢？

那么，到底何为中国？让我们略加解析。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理念，不能不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的影响；但其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成因，则是它的文化发端本源之固化。

如此，我们就会看到中国氏族村落家居多为“四合院”，史上城市建设，也多是“方圆”一体的形状，甚至中国古代的钱币也是“外圆内方”之状。那么，这种家居建筑结构，到底是由自然地理形态与族群生活需要演易而成，还是由其背后古老的《伏羲方圆图》文化传承所致？如果是后者，即《伏羲方圆图》的文化理念起着支配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所谓关于“‘门开均朝向中心广场’，演进为城郭建筑为‘四方形，广场空旷’，酋长或‘王’居住其族人活动中心”的考证之论，岂不是只知其“表”而不知其“里”吗？由此得出中国即为“中央之国”之概念界定，岂不偏离本义，去之万里，荒谬之至？

对此，我们还可以做点分析，史上中国，还称神州、华夏、中原、中华等。“神州”之称谓，前已说大概是依《山海经》将其看作是“盘古开天神话”之域解；“中原”说，应不是最古之称谓，以“中心论”虽可通，但以伏羲创易出在甘肃一带，文王演易与周建都在陕西岐山一带，皆非地处中心之中原。故，“中华”应是“中庸”与“华夏”合之称谓。事实证明，“中国”，非指“中央之国”。

再看“天帝论”，这应是从《山海经》“盘古开天”，“拟人化神”的绝对权威迷信崇拜而来。这一事实证明，所谓“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也不过是对《山海经》的误读，承继了它的文化劣根性使然。当然，这只是一种一面一解尔。

若是将“盘古开天”做科学解析，如前指，盘，旋也，古，初也，《山海经》中的所有“人名神讳”都不过是宇宙爆炸初期自然现象的“指代”-----这样，“中国”之“中”，也如“伏羲图”、“太极图”一样，是“天道德伦”的象形字（后面详解）；所谓“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为焉”这句话中的“中国”，就是一种来自天体运行的科学人文理念的体现；而其“天子”一说，则可看作是带有“神话传说”的迷信色彩。

考古，是发掘人类演进的真实足迹；对其“真实”不能否认，但需要进行科学解析。知“古”是必须的；不“考”则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对“中国”的概念，该作如何解读呢？“中”何谓？孔曰“中庸之道”，其义（后解）即是指，依《伏羲图》天体运转、天道大律而行践。故，华夏神州，天高地阔，文化古远，辉煌灿烂，可引为自豪。同时，对《山海经》“盘古开天”的人文理念，亦须做科学解析，还其“宇宙爆炸，阴阳旋动，天开地辟，由无到有，万物滋生”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扫除各种迷信。

结论是：中国，乃指行“中庸之道”之国，即行践“天体运行大道”之国也。

可惜，史上历来对中国多以“中央之国”来诠释，带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谓“中央之国”，我们看到的是，导致了历史上不知多少仕士文人、帝王将相，盲目自大，自我中心，自我封闭，而使中华文化的科学理念走向衰落？！

我以为，这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基本文化理念问题，不能不作深刻历史文化反思，而加以“正名”的问题。

三是，关于“中庸之道”的正确解读与曲说。

前已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名称是后人加的）是地球绕太阳自传公转运行图，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那时尚无文字。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很可能是社会认识的集体积累），以长横短划标示宇宙天地间的“阴阳”两大基本要素，组成“六十四卦”这一天体运行图。

前亦指，卦代表万物之个体；卦之阴阳六爻运行一周，代表地球自转一周；六十四卦运行一周，代表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方圆图》，不是“天圆地方”。方图（圆形转动展开视角之截面），标示的是某物某时所处的地域；圆图（运行轨道），标示的是某物某地所处的时间，两者是地球自传公转的时空（域）统一。它，储存着天体运行、万物滋生、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无尽信息。它，是无神论，是系统联系、阴阳交合、渐变突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运行平衡的科学宇宙观，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之自然与人文理念科学流脉的真正源头。

何谓“中庸之道”？前已指，中庸之道，是指要依天体远行图，即《伏羲图》、《太极图》天道大律践行之。中，即太极图（鱼眼）与《伏羲图》（震巽）起源，宇宙爆炸、阴阳裂分、天地形成、运转方圆的象形字-----圆圈内一点（爆炸元点），向外辐射延伸，即为象形字“中”；庸，即用。

且看《四书》之《中庸》曰：“中庸之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何为“天命之谓性”？性，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之天体运行客观规律，道也；命，道位之必然也。“修道”是何？研究掌握运动的变化规律；何为“教”，开智也。故“中庸之道”的本义是，要求践行天道大律尔。

可是，宋大儒程颐却把“中庸之道”解读为“不偏不倚谓之中”呆滞僵化的做人说教。

这种把《太极图》、《方圆图》之象形字“中”----循中、践中、用中，行天道大律之本义，歪曲篡改为“不上不下、不左不右、不前不后”的所谓的“中庸之道”之“不越雷池一步”、“墨守陈规”之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庸人哲学，悲也。

所谓“不偏不倚之谓中”，不要说对“中”字含义的理解，与新华字典注释的字义相悖，仅以各种“中心说”来考察，人们看到，除了类似“神九与天宫一号对接”这种情形要求“不偏不倚”之外，其他如世界各国首都的政治中心，或其他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等，不论从地理位置上看，还是从其所赋予的“中心”责任担当上看，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都是不能成立的。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

如果以动态平衡的要求来看，用“中心点”作参照系，其走势也只能是，由不平衡到平衡、再由不平衡到再平衡、再再平衡····，哪有什么“不偏不倚”？ 纯属虚假概念。

这种对“中庸之道”曲说误引，直到今天仍然充斥着我们的思想舆论界。

有位当代所谓的“中国文化国际名人”（余秋雨先生）居然在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节目中，即以“不偏不倚谓之中”来界定“中庸之道”，说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可见程颐误解流谬之深。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也会常常听到“要中庸点”的劝教，令人啼笑皆非。

须重申，应知孔子的儒学植根于《伏羲图》与《易传》。试问，不懂《易》与《易传》，何懂“儒学”，何谈儒学？

可以说，从董仲舒班固起，史上一些所谓的大儒们，只知从表面字义去理解《易》与《儒》，其实，这些人并不真懂真知《易》之道律。甚至，将易道儒学的“中道天伦”、“道法自然” 之人文理念科学宇宙观，加以“天理神化”之曲解与篡改，使其蜕变为“封建文化意识形态”，即所谓的“新儒教”。也就是说。这恐怕正是造成后世之“真易与伪易”、“真儒与假儒”相混杂，是非不分，正谬不辨，谬言流传至于今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再对朱熹的说教，做一解析。

且看他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内下之正理。”

如果我们把“中”，看成是《太极图》、《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象形字，那么“不偏”其道，无疑可“之谓中”；而“不易”，若把其解释为“不离《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道”而行，无疑可曰“之谓庸（用）”。

但若离开《伏羲图》来讲“不易之谓庸”，即“不变化”就是（庸）用，或者不尊《易》道，即为（庸）用，岂不荒谬绝伦？

那么到底何解？看他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明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这就是说，朱熹认为的“中庸者”， 即是“不偏不倚” 之呆滞凝固僵化思维行为方式也。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不偏不倚，之谓中”是“天明所当然”。这说明其所主张的折中僵化、因习守旧，反对“与时偕行”、革旧布新，岂不如程颐一样，显而易见，言之凿凿吗？而其引申之于维护封建秩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及至“精微之极致也”，这岂不比程颐说的“不偏不倚”还要绝对化吗？

百度，有人对朱熹的话，如是说：“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就是中道之运用。”-----这位，真乃了然其义，诠释恰也。

前面我们对何为“中”，已做过解析，对其“不偏不倚谓之中”，已证是一种歪说谬言。是的，当然不能否认，在行“中庸之道”（ 践行天体运行规律之天道）过程中，要注意把握运动的平衡，因为人与社会行为，的确有不符天体运行之道律的现象。

“天道”，运动平衡，“物极必反”，因而其要求是：平衡---不平衡----再平衡，之于无穷。但这决非是讲的“不偏不倚”，也无所谓的“不偏不倚”。这种凝滞之“不偏不倚”的现象，非运动规律。

试问，天体运行，动态平衡，就不需要张弛于外、收敛于内，就没有渐变突变之运行走势吗？就不需要打破旧制、革旧布新，破旧立新，实现矛盾转化升级，不断向前吗？

因此，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完全是对“中庸之道”，行天“道”而果之“德”本义的歪曲。事实是，所谓“不偏不倚谓之中”之“中庸”，是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本质内涵相悖的；与“大哉乾元，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母，合德无疆”，“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等“易学”基本道律原理相抵的。

为了彻底揭开朱熹这位大儒的伪学面纱，还其假儒的真面目，这里再插一段朱熹对“中庸之道”的另一说词，予以驳之。

作家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四书五经》，在《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目下，有以朱熹的话做的一段注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本来这是不值一驳的。既然作家出版社都引以为证，那就费点笔墨来说说。

前面，我们对《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已作了解析。即：“天命之谓性”，性，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之天体运行客观规律，道也；命，道位之必然也；“修道”，研究掌握运动的变化规律；“教”，开智也。故“中庸之道”的本义是，要求践行天道大律尔。

那么，朱注正确吗？不错，“喜怒哀乐”，情也。但什么叫“其未发，谓之中”？是指“其未发”之“性”也乎？而“喜怒哀乐”发之，又“性”也乎？

-----我们这是以《中庸》之朱熹辞谓，作的发问。这里再问：若以“喜怒哀乐之未发”来设问，是否“之已发” 即不“谓之中”了？

如此，那么请问，所谓的“无所偏奇，故谓之中”，又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如何对接？两者又有何关联？请问，这里要求的，到底是性之“喜怒哀乐”不过之？还是要求“性”之“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呆乎？ 究竟要“衡度”到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才算达到标格够“谓之中”？

而如此的“无所偏奇，故（才）谓之中”，岂不是与“中庸之道”风马牛不相及，胡言乱语、奇谈怪论、荒谬绝伦吗？

我说大儒朱熹啊，你这哪里是“释道”、“开智”、“修道”、“育人”，简直是让人做“木头人”、“泥菩萨”，任人摆布，逆来顺受嘛。-----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人皆有之，怎个做才可谓“无所偏奇”乎？朱熹这套说教，根本与 “中庸之道”本义无关，是为伪论谬说，骗也。

再看朱曰：“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应知，节，节奏、尊律有序，言言有度，因时而异，其蕴含着：可放言可挚语，可有锋可隐遁，可有张可有弛，可有争可有让，以柔乘刚，刚柔并济，“有理有利有节”，是也。如此阴阳交合融合，和谐前行，当可曰“谓之和”。

那么，“发而皆中节”何义？----可是“发”、“始”，“动”、“行”，“皆中节”，“不偏不倚”乎？我以为，就算是以“节”律之正解看，这个话亦不正确。看，左顾右盼，不敢闯，不敢试，不敢为人先，这与“与时偕行”、“除旧布新”、“革之时，大矣哉”之孔学儒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岂不大相径庭？可谓完全是一派胡言！

朱曰：“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如果，朱熹不是以“不偏不倚，谓之中”界定“中”的概念，应当说这句话，还是一句具有科学含量的正确命题，即不论是修身养性，还是行事搏业，都要“知中悟道守本不离”，即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依律而行，本也；也可以解释为，自然社会人伦，天道为本为中；天下之理，达道，和者也。

但是，如若以“不偏不倚，谓之中”来论说，那什么“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这岂不就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就是为封建皇权等级制度服务的文化绳索和文化意识糟粕吗？

朱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同样，需要搞清这句话的理念概念前提。无疑，若把“中庸”理解为遵循天道大律，那么“致中和“，即与天地位势相适相合，行天地正道，时势道位，恰然也；万物育焉，即阴阳交中和，从无到有，生机勃发，顺势而为，审时度势，天地人间，然也。

但是，如若以“不偏不倚，谓之中”之理念来诠释，那么所谓“致中和”，就是要求人们“呆坐”与“拜倒”于封建社会皇权的“替天行道”秩序之下。

须知，从西汉到宋朝，已是多次呈现“民怨沸腾”，要求打破旧制的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产生为维护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天理神化”的“独尊儒术”的新儒教。

史上的一些大儒们，之所以要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把一个对动态平衡的要求，推向极端；把一个“过犹不及”之对“度”的要求，歪曲为“不偏不倚，谓之中”，使“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内下之正理”， 被曲说成为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凝固呆滞的“伪道”处世哲学，实际上，这就是讲的要“明哲保身、逆来顺受”，“不争不抗”当顺民的哲学。

说到底，这种“天理神化”释儒，是由于伪儒们主观上出于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而制造出来“无所偏奇，故谓之中”的地地道道的封建主义之意识形态。

由于汉儒宋儒的“天理神化”、“皇权天授”封建等级观念和保守哲学的固化，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人文理念与科学宇宙观，几乎被瓦解掏空殆尽。

由此，导致后世文人对《易》之本源几乎忘却不知；而“儒学”被歪曲篡改为与封建文化意识相等相同之“伪儒学”，几乎成为精英阶层的共识。或者反过来说，对“儒道”之遵循天道大律，天下为公、与时偕行、革旧布新的人文理念，尤其对行“道”为“德”，敬拜天地的本义，已不甚了了，竟然发生五四时期的“打到孔家店”的“正确”与“错误”呼喊，-----说其正确，是说打倒“假孔子之名”的“天理神化”的新儒教的封建意识形态及其封建专制制度，意义非凡；说其错误，不是说其打倒“天理神化”的新儒教错误，而是说其打到“易儒文化”本源的科学世界观之大错。乃至今天封建制度早就推翻了，可是孔子“易儒”科学人文理念不仅未能得到“正名”，反倒遭批，而“天理神化”的伪儒学，却成为一些人推崇的所谓“儒学”大行其道，这难道不可悲，不需要我们做深刻的“人文理念”反思吗？

第三，看《易传》与《道德经》对《伏羲先天六十卦方圆图》的科学解析与阐释。

前已指，《伏羲图》，乃地绕日行的天体运行图。

《易传》即《易经·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牺、宓牺、伏羲，乃通称。）这是孔子，在创易问题上给出的诠释。

《易传》又曰：“《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之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鼓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且看试解如下：

“《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须知，《易》加上名称符号，即是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而非单单的只是“八卦图”。“《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是说《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模拟天体运转、地绕日行之规律图。

而“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是指《方圆图》的由来，即“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可知“是故知幽明之故”。这是讲的“识认论反映论”。又指，由此《方圆图》能了解宇宙天地间万物之无穷变化， 即“依道行知”，“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故之幽明之故”，循环之于无穷也。

-----是的，表面看，这句话只是说到《伏羲图》是“天体运行模拟图”，并未说到其“地绕日行”自传公转之义。但是，其实人们只要把《周礼春·官·宗伯》记载的：“义为以揲蓍数目简化模拟天体万物运行之态势；依一定方式顺序将其排列归于方圆，以勾勒储存天体万物运动之无穷变化；然其变化万端又尊固有规律法则之不变”这几句话，搞清楚弄明白了，也就知道《伏羲方圆图》是地绕日行图了。

也就是说，只要知道《伏羲先天六十卦方圆图》卦卦是如何排列的（按地绕日行轨迹），就可知此图是“地绕日行图”-----卦之六爻为地球自转一周；六十四卦为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

这里顺便多说一句，历史上的易家无数，除文王孔子老子弄明白《伏羲图》是“地绕日行图”外，余者几乎无人将其弄得清楚明白，乃至连“《易》与天地准，弥伦天地之道。是故之幽明之故”，是指《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乃“天体运行模拟图”，也竟然不甚了了。

史上探索者，何其多矣，不知为何，此竟成为“一大盲点”？闹出哥白尼“日心说”被证时之惊呼，“吾中华落后矣”的笑话！以至，直到今天，才有《易解人生》作者，第一次解通此义，在其书中给出《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是“天体运行模拟图”这样明晰的定位与定义。这虽令人十分可喜，但又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悲哀与遗憾。

何为“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原始”，就天体形成来说，为宇宙爆炸、阴阳裂分、气流旋转，化分化合，天地开辟之元初；“反终”， 天地形成，地绕日行，反反原终，终而复始，周周也。

所谓“故知生死之说”。生死，泛指有机生物包括人与万物，阴阳化分化合，生生息息，死死生生；也包括无机物的变化有始无终，物质不灭，亦是“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是知也。

然而，就具体事物而言，每个不同的具体事物，又有各自的“原始反终”。比如，乌龟与蝴蝶的生命轨迹是不同的。又比如，人类社会之初，可称原始社会，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有始有终与无终的。那么，到共产主义后又如何？这需要“未来人”去探索。但是，必须明确，宇宙社会是绝不会停止运动变化的，不变的是运动，变化的只是存在的具体形态而已。

而一切生命与物质，可以说都是遵循的“原始反终”规律的，这是共性。故，才有“弥伦天地之道”，“是故之幽明之故”之谓也-----幽明，指阴阳变化之宏观微观。

何为“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这里指阳，阳为显，故曰“精气为物”；“游魂”，这里指看不见的阴阳二气。“为变”，指阴阳气流运动变化永恒，故曰“游魂为变”。游魂，虽隐于无形，但亦是一种“物”，即看不见的隐之阴阳（气）的“存在”，并时刻变化之。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的演进，人的认识，必须“与时偕行”。这岂不就是揭示的，宇宙天地间的阳与阴、有与无、显与隐、物质与精神的客观存在与运动变化的情形，以及人们所应具有的观察客观事物的正确视觉吗？

何为“是鼓知鬼神之情状”？ 鼓，新华字典注：掀起、传播。是鼓，指天地阴阳气流运动。所谓“是鼓知鬼神之情状”， 即是指，由“鼓”----“天地阴阳气流运动”，能知“可见”与“不可见”之“存在”情状，“是故之幽明之故”之谓，如是也。这其实说的是“反映论”，不鼓，不动，不行，不运，何以“是故之幽明之故”？

何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这既是指《易》模拟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与客观存在的“先天道律”，无差无别之，“故不违”也；亦是指《易》之后天奉天时，道法自然，与时偕行，时空可变，然运行轨迹规律与“先天”道同，“故不违”也。我们说，孔子的“系辞”就是诠释的“天体运行模拟图”，此句“与天地相似，故不违”，可为证也。

何为“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所谓“知周乎万物”，是说知其周而复始，天地乾坤、纵横方圆，万物滋生勃发，皆可知也。此乃“天行健，自强不息”，“坤厚载物，合德无疆，乃顺承天”，行天道大义之使然也，故曰“道济天下”尔。如此才又曰：“故不过。旁行而不流” 即逆行违道，大逆不道，成财无道，等等之“旁行”，是走不通的；“旁行”定遭报应，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故曰：“旁行而不流”。

何为“乐知天命，故不忧”？ 天命，指客观规律、道之必然，性也。亦是说，人生与社会的命运，即决定于先天，也决定于后天。首先是先天，人生父母，所处社会发展时代，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选择的，先天之命也；然知其时势道位，靠后天奋斗，个人与国家的命运又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深谙“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的道理，就能以乐观的态度待之，“乐知天命”，顺其自然，审时度势，摆正位置，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故不忧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道路”，“理论道路制度自信”，亦如是尔。

何为“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土，指地球，亦指家国，地域、乡土；敦，新华字典注：一指古时盛黍稷的器具，一指敦厚、厚道、诚心诚意。安土敦，既是说的坤厚载物，合德无疆；又是说的乃顺承天，“自强不息”，勤奋劳作，年年有丰，“不家食吉”，互助友爱，社会和谐，如此为“乎仁”。

敦，新华字典注,还指“敦睦邦交之义”。 安土敦乎仁，中国历史上只有反抗外辱，没有对外侵略的文化基因，睦邻友好，仁也。“敦乎仁，故能爱”。 仁，为善为慈为爱，爱我中华，大爱无疆，是中华民族本性的体现与呼唤。世界皆呼“仁”，和谐世界，“世界大同，以同而异”，孔子释道之理想也。

何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之化而不过”，这是说的宇宙乾坤，天地万物，无不是阴阳交合“之化曲成”，无一能有超越或遗漏者，故“而不遗”也；或者说，阴阳“之化”而“曲成万物”，故才“不过”与“不遗”，这就是“天道”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也。“昼夜之道”，即天地运行阴阳之道；“通乎”，顺行也、“了然”也；“而知”，律之明于胸也。

何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这是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的总结。所谓“神无方”，此处的“神”，指能量隐行之于道律；“无方”指隐形能量运行变化万千，亦指有形显物滋生千姿百态。是故天体运行规律之于无形与变化之于无穷也。而“易无体”，易（新华字典注）为变，既指阴阳交合道行变化无形无穷；又指伏羲创易，《伏羲图》易无体，是说它同天体运行之无方无体，类之同也。

而“《易》与天地准”----《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依照天体运行规律而绘制；“与天地相似”-----《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之道律，与天体运行规律同，模拟也。这是孔子对《伏羲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最权威最科学的阐释。

《易传》又曰：“帝出乎震，齐乎巽。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是说的宇宙爆炸，即《先天图》起于“震巽”（非起源于乾坤-----由古至今，有把《太极图》黑白鱼眼对正于乾坤之卦位的，实则不懂“易”，大谬也），阴阳裂分，流动旋转，向外辐射，由震至乾，由巽至坤，复反始终，组成八八六十四卦，天地形成，地绕日行，自转公转，运动永恒。这就是《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形成的过程，或者说是《方圆图》组成的原理，也即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

须知，在孔子的语汇中，鬼神、幽明、大小、刚柔等等，是在不同场合下对阴能与阳能诠释的“指代”。唯有明此，才有可能了其真义，辩谬识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且看简解：

“帝出乎震，齐乎巽”。“帝”， 新华字典注，古代指天神。在这里指“阳能”雷震。“乎震”，指宇宙爆炸、“阳能”传递、力量巨大、气流旋转滚动喷射出，即指《伏羲方圆图》的“震卦”、亦指《太极图》中的“鱼形白眼”。推之引申可为：阳烈、雷霆、震动，震荡、震惊、地震、海啸、显雄，等等，等等。

“乎巽”， 巽，即风，在这里指宇宙爆炸、阴能气流滚动，喷射如风，即指《伏羲方圆图》的“巽卦”，亦指《太极图》中的“鱼形黑眼”。 推之引申可为：阴风、暗流，隐达，阴柔、文懿、温情，颐养，等等，等等。“齐乎巽”，即指阴能巽，与阳能震，“齐”，同出同转，席卷宇冥，天开地辟，宇宙形成的情形状态。

“先天天弗违”，先天，指天开地辟，宇宙爆炸阴阳气流震巽旋转交合，始生万物之道律；天弗违，指天体运动，周而复始，依如先天之开，恒道不违。

“后天奉天时”，指天体运动，其阴阳交合，滋生万物，周而复始，变化无穷，道法自然，以同而异，因时而异，“奉天时”也，即遵奉天开地辟之道律，“与时偕行”，弗违也。

“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是说天体运动，宇宙自然，尚且如此，况且人与社会怎能例外，岂能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乎？

鬼神，何指？是指摸不着却有模有样的、天庭冥界存在的“拟人”之“鬼神”吗？有无鬼神，自古众说纷纭，各执一词。但至少时至今日，尚无实例可证“天上人间地下”，有想象的、看不见的有形的“鬼神”存在。

这就是说，“天上人间”，宇宙中的一切，无不依“天道”而行。这个“天道”，就是震巽阴阳运动之规律。这里的鬼神，指阴气与阳气、显物与暗物，涵盖宏观微观一切能量之属也。

未来是否能证有“有形的鬼神”存在呢？我以为，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成“物形”，显“实体”，乃需阴阳交合；而不在阳界、只在阴界，阴与阳二气不交合，只能是单阳“神”与单阴“鬼”的物质存在，是无法化显成物的；或者反过来说，只要阴阳一经交合，就成“显物”，已非是隐性阴阳之鬼神也。

当然，阴阳不交合，不成显物，并不等于阴阳二气不存在，如所述它只是单独存在的一种物，如暗物，以及人们常说的“精神”、“你真神啊”，“你神气什么”、“看你那鬼样”、“鬼灵鬼气”、“耍什么鬼”，等等。这里的神与鬼，并非是指人们想象的看不见的“拟人化”的鬼神，而不过是指阳能与阴能之气的某种“存在”。有人说“鬼神附体”，也不过是指阳气与阴气存于体内多寡的某种精神状态，并非指有“有形的鬼神附体”，那不过是对某种自然现象存在的一种曲解误读与迷信罢了。

因此，对《易辞》中的“鬼神”，必须析悟知义，予以正名，更不要说它的引申之义了。就是在《易辞》中，阴阳隐显、有形与无形，实体与虚拟，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具体所指，则要看条件，情形十分复杂。如阴可指无与隐，然阴亦有显，如雌雄男女，女人即为有形实体；同样，阳可指有形实显，然亦有无形，如“精神”、“神气”。这就是说，明界，有阴阳隐显；幽界，有神鬼阳能阴能。而决不可把“精神”、“鬼样”之神鬼，看作“拟人化”的“鬼神”存在于旷宇与人身之中！

中国文字的义含，是不能脱离开这一天地道律之源与时空条件来理解的。对易学如此，对儒学如此，“鬼神”不过是指宇宙天地间中的“无”、“隐”之阴阳二气也。

以上就是我们对孔子《易传》中关于对《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天体运行模拟图之综述的解析。

其实，老子的《道德经》也是揭示的宇宙爆炸，天地形成情形和运行规律。只不过，老子的《道德经》非依文王卦辞而解，而是独辟蹊径解析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或者说，他是以自创体系来解析宇宙天地形成的。

且看其曰：“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

----但解：

（第一句）“道可道也，非恒道也。”这是说天体运行是有规律（道）的；这个规律（道），是天地开辟时形成的先天规律（道），并可知（道）也；而这一规律（道）又是变化的（非恒道也）。

（第二句）“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是说，所有可见（名）之物，能知能曰也（可名也）；而万物（名）皆是变化的（非恒名也）。

（第三句）“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这是说，宇宙天地万物，皆为阴阳性属：无，为阴为隐，是看不见的物质存在（无名），此乃万物之源初（之始也）；而阳为显，可见之物（有名），皆由阴阳交合而滋生，且由无（无名）到有（有名），由小到大，竞相勃发（万物之母也）。

（第四句）“故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所徼。”此句，即指宇宙天体运动变化、万物生息之永在（故恒）；它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无欲也）；人们要学会观察这一“永恒运动”变化规律的奥妙（以观其妙）；还须知，这种永恒运动变化，并非是静止平静的，而是渐变突变、波浪起伏、千姿百态、变化无穷、无始无终的（恒有欲也）；所以应以此观点看待与观巡周围世界，弄清宇宙运动、各种事物的变化状态与规律（以观其所徼）。

（第五句）“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玄之又玄，众眇之门”。这是说，有名与无名（两者），皆源出于宇宙爆炸天体运动（同出）,阴阳分合、有无隐显（异名同谓）之道。而这里的变化规律，上含天体日月星辰，下揽地球所生所载万物，相互激荡交合，变化奥妙无穷（玄之又玄），而宇宙万物运动变化，无边无际，浩渺无穷，是不易看清和掌握的（众眇），而所述“有名”与“无名”之运动变化发展路经，正是探索理解其变化无穷之锁钥（众眇之门）。

无疑，老子留下了“众眇之门” 的探讨课题，但这决不意味着老子的《道德经》是什么“神教”；也不仅仅是一种修身之道，它是揭示的宇宙爆炸，天地形成的科学宇宙观。

从哲学角度考察，《道德经》更着重强调无形隐性精神能量之元始初发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阴阳显无，“两者同出，异名同谓”， 而“无名，万物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这就是说，在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上，从物质世界起源上讲，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无”、精神第一性的，即“无名，万物之始也”。同时，又承认“有”，是物质世界发展的基础，亦是人的主观认识之来源，即“有名，万物之母也”。 无名与有名，两者互相转化，是辩证统一。

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不作为”、静等“天上掉馅饼”的消极主义。亦非仅仅是“静修”“静养”尔。

有人说“无为而治”， 就是“不作为”，非也。“无为而治”， 不是讲的“取舍之道”，不是“有行动与无行动”之“有为与无为”的义含名讳，这是完全不知“无”是何物的谬说胡言。

“无为而治”，是指对所有宇宙“精神”属性的隐与无（物）“存在”的认识把握与利用开发。用今天的话说，可以理解为重视“软实力” 建设、“文化道德建设”，以及调整心态、增强素养、把握势道、提高战略思考与筹谋执行能力，增强制度效益与调节功能，等等等等，无尽也。

可以说，人类的科学探索，对存于宇宙中的所有未知“隐”之阴性阳性能量的认识开发与利用，皆为“无为而治”也。

可惜，历史上的一些所谓的易家大儒与道家，对于孔子《易传》与老子《道德经》，并不解其真谛，不知《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乃地绕日行自转公转图。加上，出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动机目的，竟将“易儒道”这一反映体现宇宙天地形成及其运行规律的自然人文哲学观科学观，曲解篡改为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等级文化意识形态。甚至将老子的《道德经》归入神教，老子竞成了“道教”的始祖。何其怪哉，哀哉！？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文化传承的正谬，彻底进行文化反思，剔除“封建糟粕”，唯如此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可以说，今天“正谬混杂，良莠不分”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这里我们举儒学中的《论语》作例，做一解读剖析，是以为证。

《论语》是什么？它是孔子儒学的代表性著作（与其弟子交流口传）。《论语》共二十章，一方面，它在人文与社会的不同领域，传播由《伏羲易》天体运行规律，“中庸之道”----“道”之践行所引申出的道德价值理念。

因此《论语》，一方面是由天“道”的运行之践行，而产生的对“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念的表达；一方面又是讲的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的行为规范与指导。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论语》儒学，是封建道德、封建意识呢？史上，尤自汉唐以后，有相当的“易家”“儒者”，恰恰是这样“异化”孔子儒学的。其代表性人物，如前指所谓的“理学”大儒，有董仲舒班固程颐朱熹等。董仲舒班固甚至把“儒学”歪曲为“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于是，“保守”、“为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帽子，就扣在了孔子儒学的头上，几乎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共识。

前已指，五四时期，为什么会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精英，把“儒学”与“封建思想”两者错误地划上了等号。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仍然是一大疑案。

例如，有人说：孔子儒学“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儒家思想在‘大争之世’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大行于世。它大行于世是在中国把大的战争基本上都打完之后。这个时代正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然而，当今中国所处的世界，仍是个‘大争之世’”。（见《环球时报》2014年8月13日国际论坛15版，作者北京知名学者王小东。-----注，这个例子，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决不能动摇》中用过。而在此，是另一解法。）

那么，王小东的这些看法正确吗？通过我们的下述分析，可再次说明，离开《易传》去解读“儒学”，必会谬误百出。儒学的根在《易》与《易传》。望文生义，不知《易》之“道”，是无法真正读懂儒学的。这样解读的“儒学”，实乃是假儒学，而非孔子的真儒学。

这里，只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易传》曰：“帝出乎震，齐乎巽。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这是指宇宙爆炸，阴阳裂分，交合运转，天地形成，万物滋始，天体运行的轨迹与规律。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是指社会发展，要依天体运行之道，遵道行道也 。或者说，奉行宇宙爆炸，阴阳裂分交合，天开地辟之先天道律，不仅不可违，而且要做到 “与时偕行”，“奉天时”也。

二是，须知在孔子解《易》的语汇中，“道”即规律，行道之果即为“德”。道德价值理念，不过是模式与演绎的天体运行之规律。遵道为正果，背道为谬行。儒学《论语》，揭示诠释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符合天道大律的社会人文价值理念与社会人伦道德宣示。

须知，《论语》中，有许多关于“道”的箴言，它同样既是揭示当时的社会行为规范，更是蕴含着普遍的社会价值与道德观。

如，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是在家族关系中，论道说仁，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仁”为“道”本，百善孝为先。

如，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是在诸侯国范畴，说道论仁，“信节用时”之“爱人”，也即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与时偕行”，“以时” 之，“敬事”“爱人”，“信”也，“用”也。

如，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此为治国论道说仁，遵道而行，德为道果，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焉不“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如，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子妻之”。（免刑，非免；而是以其侄女为人妻换“免戮”，乃废）。------这是讲的治国大道，先天天弗违，后天奉天时，有道与无道，结果截然不同，相反也。

以上，不过是举例若干，如果人们，不谙“道”、不懂“道”、不知“道”、不明“道”， 试问，如何能够真正理解《论语》所阐释的道德价值理念，皆是源于天体运行规律之“天道大律”之真谛？

如，上边说到的那位北京的知名学者认为，孔子儒学，“除了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外，儒家思想还有其他缺点，譬如，过度的保守性，因而不适于当代中国。”请问，根据何在？ 这难道不是对孔子儒学典型的误读谬说吗？

我们大概可以从《论语》中为其“误读”找到根据。如《论语》有言：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其实，家国统一，孝则忠，百善孝为先，爱国忠魂，应是这段话的本旨要义。

几千年来中国人心目中的“忠孝大义”，“仁爱为本” ，崇尚“爱国主义”的道德价值理念，是否就发端于此呢？可考。

“孝悌，不好犯上”与“造反有理”、“造反（动乱）无理”之间的联系，应如何解读？这里，除了基本的义含底蕴外，取决于时空条件。

“孝悌，不好犯上”的人文底蕴，一是遵道而行为德，二是仁善为本，孝忠担当。但是，如何体现还要取决于时空条件。当时空条件变化，国家社会从根上说，已不是为人民造福，反而成为人民陷入苦难的根源，那么，这时就是“造反有理”，这是“忠”的另一种表现形态，符合孔子的“革而当，大矣哉”的天道论。反之，社会基本上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虽有缺欠与不足，但可改进，应依律而行，“议德行，民劝矣哉”，“容保民无疆”。那么，这时就是“造反（动乱）无理”。“颜色革命”、“占中”，可视典型例子。

当然，如果有人一定要说，孔子的思想具有“保守性”，是“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表面看，似乎也可以成立。因为孔子的“不好犯上”，不“好作乱”之谓，的确是之于封建社会制度形成时期，也即植根于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上的。

但是，历史是发展的。如果不能从“特殊”中读出“一般”，不能“与时偕行”地看问题，显然是机械唯物论，是缺乏历史发展视角的唯心主义。

也就是说，《论语》的确是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对“道”与“忠孝仁义礼智信”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宣示，可是应知，它不仅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行为规范；更是要求“与时偕行”地适应时代变迁的天道人伦宣示。

是否如此呢？或者说，儒学是否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与现代社会相悖呢？还是让我们再读孔子几段《易传》吧 。

孔曰：“大哉乾元，乃统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为地母，坤厚载物，合德无疆”----这是讲的天地乾坤，“统天”“合德”天道大义，忠孝仁义礼智信之根之源。

“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这是讲的“民先”“说大”之群众史观，亦是讲的百姓第一、公民社会。-----此话可疑？那么问问亚里士多德，他为何可以把古希腊的奴隶社会的“公民大会” ，即将现今的“民主”之“公民社会”定性为起源于奴隶制社会？而中国就不能有、也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的民主理念呢？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非礼弗履”；“明夷，君子以莅众，明入地中，君子以惩忿窒欲”，“议狱缓死”-----这是讲的“当位”“节制”之公平正义制度规范，尊重人格人权，依法治国。

“刚柔并济，以柔乘刚，以柔克刚”，“柔得尊位，利有攸往，扬于王庭，亨吉”-----这是讲的“刚柔”属性作用同，男女人格无别，“并济”以通，阴柔女性作用之伟大，哪里有什么“男尊女卑”、“三纲五常”之谬说？

“革而信，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这是讲的天体运行，阴阳交合，渐变突变，矛盾转化，对立统一，审时度势，依律革进创新，天道之大义也。哪里来的所谓易学儒学“过度的保守性”云云之谓？

“同人，以同而异”；“和谐与共”，“不家食吉”，四海皆兄弟，“容保民无疆”------这是讲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演进发展道路模式之理想追求。

如果我们把解析《伏羲六十卦图》的卦象彖辞皆列于后（吾《破解》一书，即是解析的“六十四卦”之卦象彖辞），那人们一定会发现其自然与人文思想的博大精深，也一定会发现史上一些所谓的“儒家”之大儒们，不过是地道的伪儒腐儒，而后世的包括今天一些知名学者、文化名人，炒的不过是史上伪儒腐儒的“冷饭”，其情可悲哉也乎？

三是，这里无疑仍有必要回答，如何看待《论语》儒学与当时正在形成的封建社会制度的联系与关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样几点：

（1）孔子生活的时代，是诸侯邦国林立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其所道《论语》----依据天体运行规律而揭示的人文价值理念，也必是要与这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社会结构相结合的。人们总不能要求孔子《论语》之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吧。若是如此要求和看待《论语》，那只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臆想空想。

所以，人们必须承认，《易传》及《论语》，以其天体运行大道之视野，揭示的是“天体运行，原始反终”，“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社会发展之“道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价值理念。

不仅如此，在这一道德价值理念中，还蕴含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诉求，甚至提出了“天下为公”，“以同而异”，“容保民无疆”，“世界大同”的社会发展理想追求。

是的，孔子无法知道今天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演进发展进程。但是，难道人们不认为孔子儒学、中华易儒文化，与产生于近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在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与理想追求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2）我们可再问，何谈儒学有“过度的保守性”，它是“为维护不平等的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意识形态？

不错，《论语》的确讲的是在诸侯封建制度下的忠孝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尤其包含着主张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即，它不仅论述了为君执政者要“施仁爱人”，亦论述了“节以制度，以制数度”，依法治国，执政者与百姓民众，上与下，皆要“非礼弗履”，遵守法度礼数。

那么，这是不是就等于“儒学”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意识形态”呢？这里也有如下视角，可以讨论。

其一，在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主张遵守礼度法制，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价值观，究竟是阻挡社会发展、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还是具有维护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性？

站在历史发展角度看，无疑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是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正确主张，即这些主张是有利于推动维护正在形成和处在上升时期的社会制度的。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不可能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论著”中，对“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的平等民主价值观，给予正确科学的定位与阐述。

因此，把儒学定义为“与现代社会平等、独立、自由的价值观相悖”，乃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误读与说教。

其二，孔子在封建社会形成初期的春秋战国时代，主张遵守礼度法制，强调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价值观，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发展，有无积极的现实启示意义呢？

人们是否可以想想、问问：当我国通过人民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还应不应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及至搞史无前例的“七八年来一次”的“文化大革命”呢？

而当面对“文革”的大破坏、大动乱，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党和国家要在《宪法》规定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倡导法制，以法治国，等等大政方针，与孔子在他那个时代强调“节以制度，以制数度”，“非礼弗履”，“施仁爱人”，“容保民无疆” 等等价值道德理念，其价值取向、精神实质，有什么不同吗？

应当说，最大的不同，是时代不同。一个是“周朝”瓦解后的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一个是推翻“三座大山”后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而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面对新社会制度的建设、稳定与发展。

因此可以说，孔子的易儒价值观，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着极大的现实启示意义，它是“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与哲学支撑。

有人可能仍然不解，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改革开放；而孔子的思想是“有过度的保守性”。其实，这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误读。因为孔子的《易传》解析的是天体运行之轨迹与规律-----“天道”，“中庸”，“与时偕行”， 时势道位， 一切取决于时空条件；“与朋讲习”，“议德行”，“以多识前言往行”，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除旧布新，不断发展，渐进前行。古训曰“实事求是”也。

不仅如此，孔子还高歌革命，如前引彖辞曰：“革而信，其悔乃亡。天地革四时成，革而当，大矣哉”。这证明，孔子是伟大的革命思想家。

我敢于放言，不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一方面，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继承了中华优良文化传统的底蕴，是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升华。如果说，在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伟大人生中有过什么“失误”，那也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文化人文理念，产生过某种“误读”而已。

其三，人们当然会问：“儒学”为什么会成为封建级统治者手里麻痹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前已指，要害就在于，“易儒”人文理念，孔子儒学道德观，被史上的一些伪儒腐儒所阉割与歪曲。这些人所阐释的儒学，并非真儒学，而是假儒学。而这种假儒学，又被冠以“孔学”的头衔，并通行于历史的长时期而演化成为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可以说这是长期“以假乱真”的结果。

具体地说，就是历史上的许多所谓“儒家”，其实不知“儒学”是植根于《伏羲易图》、孔子的《易传》之天体运行规律“大道”基础之上的。

也就是说，由于他们不谙或忘却了“伏羲无字图”，只知《易经》文字解析的表层含义，不知“中庸之道”乃指要遵“地绕日行”规律之大道而践行的本义要义，不知儒与易的内在联系，不知《易》的真谛。因此，这些人才会将“易儒”哲学人文理念，歪曲为因循守旧，主张保守，不思变革的哲学观。

这里，也许可以打个并非完全恰当的比喻，即用今天的话说，其思维方式是，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形而上学，是典型的“教条主义”。

不仅如此，其思维方式是，还如同今天的“西化派”之“刨根换种论”的变异类似，以“天理神化”变异“易儒人文科学理念”。这样的结果，就使后世的人们，人云亦云，泥古不化，亦只知文王对《易》的人文字句的解说与孔子《易传》和《论语》的字面表层含义，而不知其背后的自然象义。甚至是只知“天理神化”的“新儒教”之封建糟粕，而不知易儒人文理念科学观。

尤其要指出的是，明明孔子的《易传》对《伏羲图》地球围绕太阳自传公转轨迹与规律，解析得一清二楚，伪儒腐儒们却茫然不知，胡曰什么“天圆地方”、“不偏不倚谓之中”，以及把皇帝称“真命天子”，把封建皇权看成是“替天行道”的绝对权威。

这正如前引王小东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如西汉东方朔所说，‘圣帝德流，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合为一家’”。这也证明，西汉已开启了伪儒之谬，东方朔即是其中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皇权绝对权威唱赞歌的典型代表之一。

另外，还要指出，史上更有把老子的《道德经》，看成是“神鬼玄学”的，等等等等，不再细解。

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说不尽的辉煌灿烂，也有说不尽的歪曲谬解。此亦足可证明，我之谓“历史上伪儒腐儒”之论的肆行不虚，确也。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或者是以“儒老”为师，或者是自解《伏羲图》专供一翼。------文迹浩瀚，道论各端，不过虽是一大宝库，但也有很多糟粕。。这里略述几句，孟子主张“君为轻，民为重，社稷第一”；墨子主张“兼爱”、“俭用”；庄子认为“天道乃阴阳之道”；荀子尊老子，探索“无”，提出“精神第一”；韩非子，倡导势法，史称法家；孙子，道势求谋，用兵伐谋，依势为变，无攻上谋，不战而驱人之兵，兵家大道也，成就大矣，等等。其论述所及，皆脱不开《伏羲易图》天道之根脉与范围，但因眼界不同，所论有些又多偏执一端，拘泥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各有不少糟粕谬言，所谓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宗教与神鬼之争，也多出于那个时期。这里省略不细述，人们可考。

今天是到了需要我们回溯历史，厘清文脉，摒弃糟粕，回归正道本源，大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时候了。历史发展演绎使然，时代条件变化要求使然也。坚持“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使然。圣哉！

第五，充分认识中华本源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相通性、一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

这里，有必要首先对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之哲学观，做一深入探讨。

这一关于哲学观的探讨，在于研究一个国家文化根源与信仰，在社会发展中究竟起着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即这里讨论的问题：是由不同的文化理念，决定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还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前进的方向？

这无疑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问题。

这里，着重介绍对中华易儒文化宇宙观哲学观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具有相通性一致性。

不仅如此，还有对唯物与唯心争论的解说、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做的厘请，以及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哲学解读。

（A）

可以断言，中华文化的易儒哲学，是反映宇宙世界之阴与阳、隐与显、无与有、精神与物质、宏观与微观、系统联系、化分化合、对立转化、平衡运行、统一合一、周而复始、运动无穷、与时偕行的最完备的世界观哲学观，博大精深。只要在太阳地球不灭的条件下，它的真理性就是永恒的绝对的。而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它又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而这又是绝对的。

须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立足点，是人立足于“阳有显物”的物质世界，而与之对称的“精神世界”，是主观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性的认识、精神、知识之一切，只是“外界客观存在的反映”。而这一“存在的反映”，并未包括仍然在宇宙中、人世间、以及可能存在于一切时空范围内运行的暗物质、看不见摸不着的阴能阳能的力量存在。

重复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精神”，只是人们头脑中的“精神”，而非宇宙世界中全部阴阳“精神”、隐性的能量“存在”。也就是说，这一头脑中的“精神”，并非是客观之一切存在。因而，它就难免带有不准确性、不客观性。还因而，它的“作用反作用”原理，虽然是科学真理，但必须知道，这只是讲的立足于“阳有显物”的物质世界，观察外部世界得出的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即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它才是科学的正确的。否则，就会有或然性。因为，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既可能有阴阳同在的被反映，亦可能有“显隐”不同在不被反映。所以，“作用反作用”原理，它的正确性科学性是有前提条件的。离开特定的时空条件，往往对许多社会现象，不能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B）

我以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知道，“精神具有独立性作用”。但这并不能单单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反作用，还要看到民族文化理念的巨大影响力、支配作用------这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易儒人文理念科学观被封建意识化了）不能早于欧洲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因。

这一现象，有没有普遍意义，需要探讨。试举几例：

其一，从明朝到清末，二三百年时间，为何会由兴盛走向衰落？是生产力不发展？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据史考，明朝不仅有郑和七下西洋的中国大航海，科技领先于世界，而且那时GTP总量约占世界一半；不仅市场经济相对发达，而且资本主义关系已萌芽滋生。然而，事实是，这一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却未能发挥出来；而新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也未能对上层建筑包括对其中的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理念、精神，起到促其发生改变的“决定性作用”，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律，在这一大背景条件下，并未体现出来。为什么？

说“精神具有独立性”，那它到底是起的“反作用”，还是起的“决定性作用”？若按马克思的唯物论哲学，是无法解释的。如，说是其起的“反作用”，但那时主导的社会意识，是封建文化-----因为中华易学儒学科学宇宙观，早被封建御用文人伪儒腐儒歪曲成为，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封建意识形态了。既然它有“巨大的反作用”，为何反倒促进推动了明朝“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出现和一定发展？而要说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可这又为何明朝，在有“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产生后，却不能决定和推动原来的上层建筑包括封建文化发生革变？无疑短时间尚可一“圆”，但事实竟是一拖就是300百来年，不仅不是不断进步，反倒是“精神”越来越趋于僵化保守，生产力也越来越落后，在世界范围GTP总量下降倒退到几乎排名最后，“一穷二白”。

这里人们看到的，似乎是“社会意识”----精神，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必须从文化蝉变的原因上，去寻找“明盛清衰”演进的答案。也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开这个谜团。

无疑，这种社会现象，即“精神”起“决定性作用”， 在马克思哲学那里，是说不通的。但放到易儒文化宇宙观哲学观中来看，却可以得到符合宇宙天体运行规律的客观的科学阐释和说明。

即，宇宙爆炸，“帝出乎震，齐乎巽”，阴阳裂分，气流滚滚，辐射散射，阴阳交合，化分化合，天开地辟，万物滋生，生生息息，周而复始，运动永恒。

而从显物实体的初始看，则是由无到有，由隐到显，由小到大，勃勃生发。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显然是“隐”、是“无”之“精神”（包括看不见的阴能、阳能）。由生到死，由死到生，盛衰轮回，物质不灭，期间阴阳共振，但决定宇宙运动发展变化的，是人们看不见的巨大能量的存在与作用。这在今天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亦越来越证明了这一点。自然界如此，难道社会的发展会例外吗？

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了老子的“无为而治”，并非是什么“不作为”、静修、静等“天上掉馅饼”的消极主义。“无为而治”，说到底，不过是要求重视无形力量的建设。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视“软实力”的建设。这也不仅仅是指狭义的“文化”，而是指所有精神属性的存在。比如，心态与素养，势与道，战略思考与执行能力，制度效益与调节功能，等等，等等，无尽也。

其二，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与历史发展，怎么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精神作用的独立性”、“作用反作用”原理？

1，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是由新的生产力要求，还是由生产力的被破坏，提出来的？

2，是先有“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改革发展稳定作为着力点-----这一理论道路“精神”层面的东西，即路线方针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引、总设计师的设计，对中国三十多年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靠先有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新改变，即靠先有多种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上层建筑的革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呢？不言自明吧。

3，就中国社会性质而言，我们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依过去对社会主义定义的理解（误解），在公有制经济的比例大大低于百分之五十、已不占主体的条件下，到底是经济基础在决定着我国的社会性质？还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上层建筑，包括所实行的理论道路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着我国的社会性质？

按照《矛盾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观点看，以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说我国是社会主义，恐怕已很难说得通了-----国外称我们搞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内的僵化分子，认为邓小平是现代修正主义，我们的社会已不是社会主义。这显然都是错误的。

按照《矛盾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观点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及其所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层建筑决定着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无疑，这里的问题，一是决不能搞私有化；一是决不能在现在新条件下要求实现过去的公有制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中的经典论断，结合实际，作出新的探索。取消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错误的。未来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方式，还是一项重大课题。

可惜，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既不愿意到马克思哪里找答案，也不愿意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悲哀。

其三，从全球来看，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决定性作用”与“反作用”的原理，并非都能说得通。

比如，中东一些国家的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其上层建筑显然还是“封建王朝性质”；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已相当现代化，“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已类似或者说就是资本主义模式，市场发达。那么，这些国家“物质与精神”等，究竟何者在起“决定性作用”？是“生产力”与“经济基础”吗？那么，为何他们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还是“封建王朝”？

值得注意的是，当从突尼斯开始的所谓“阿拉伯之春”爆发时，这几个国家同样爆发了“群众运动”。但奇怪的是，自诩“民主自由卫士”的美国，不去支持群众砸碎“封建王朝”，反倒是协助其统治阶层对群众实行镇压（从事实上说，中东北非的所谓“群众运动”，是美国在背后挑动支持的；从政治上说，这种干涉内政的行为，我们是坚决反对和谴责的。我们这里，只是在做理论哲学探讨）。结果一方面是，上层建筑如故；一方面是，生产力继续发展，生产关系也未因其封建制度的巩固，倒退回到“遏制资本”活动空间的“僵死化”。而这些国家，依然由“封建王朝”决定着其发展方向，而不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着。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说到底，大概还是那里的文化传承，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吧。

再比如，欧美资本主义，其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现代化，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但“上层建筑”之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又是为什么？而从二战后的历史发展事实看，促其“改良”进步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们这些国家“生产力”先进性，反倒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逼迫其进行改良。

或者说，决定这些国家前进与倒退、盛与衰的，是反映和体现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国外媒体，有说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统治阶级为其实现战略意图的工具。公众不过是早就被“绑架”了而已。

无疑，从发展趋势上看，这种意识形态的落后性虚伪性反动性，将越来越暴露，终有一天会混不下去的。2014年4月8日《参考消息》10版刊登了佛朗西斯·福山的一篇文章：《美国政治制度的衰败》，从“三大结构都有问题”、“直接引发代议制度危机”、“两极分化导致决策困难”、“恶性均衡阻碍政府运作”等几个方面，对美国制度的衰败做了分析。福山的文章，为我的看法提供了证明。

当然，这要看，或者说，还取决于中华优秀文化是否能真正走向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未来的格局，不仅取决于国家实力，更取决于自身的文化是否有竞争力。打个并不恰切的类比吧：美欧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文化理念”之“神化、保守、过时”，将会像类似我“大明朝”到“清末”一样，逐渐走向衰落。

而要他们改变现有的价值理念，革除文化理念的自私性与虚伪性，是太难了。恐怕唯有社会主义的新发展，才能推动他们的改变。这一事实说明，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文化理念”。-----这是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的，也是中国历史告诉我们的。

（C）

关于唯物与唯心的争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是指对有形可感的物质世界的承认和观察，并不包含不可感的无形的“隐性世界”、“精神世界”。马克思唯物哲学，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精神只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黑格尔哲学，受中国阴阳学的启发，认为“精神第一性”，物质不过是精神的产物。因而他主张“唯心论”，他的辩证法是“唯心唯理哲学”。

我们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是真理，因为人类存在和活动的舞台，本就是一个可感知的物质世界，不论是自然界形态，还是由人类自身活动形成的社会形态，皆是可感知认知的。因而，立足这样世界里的人，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外界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必然会反映到人的主观头脑中来----头脑虽也是“物质”，但它的“思维、思想、知识、理念”这些观念性的东西，不是天生带来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自然和社会活动中，逐步接受外界的反映而来。马克思认为，只有这样的唯物观，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得到客观的规律性的认识、真理性的知识。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观，马克思才不承认唯心论、先验论、实用主义论。

但是，唯物与唯心的争论，若以中国的阴阳学来看，也可以有如下解释：唯心，----假定这个“心”（无形，心无测也）仅仅界定的是“隐与无”----“外部精神”能量的存在，那它是对了一半，因为还有“阳与物”；又说，这个“精神”可生出物质，那它近乎全对了。

唯物，----假定这个“物”仅仅界定为 “显与有”----“外部物质”的存在，那它也对了一半，因为世界还有另一半“隐与无”。但有些“精神”在人类活动中是可以感知的，因而在一定条件下，这个“外部存在”也包括“精神”。

可是哲学，除了讲认识对象外，还讲或者说主要讲，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即人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头脑中固有的吗？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认为主观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就是自然与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站在认识论的立场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唯一正确的科学观。

而黑格尔的哲学观，讲“唯心”，站在认识论的立场，“唯心”是什么？是指对外部的世界---不论是隐与无的存在，还是无生有、精神出物质的存在，是靠由“心”去想呢，还是靠观察与实践感知呢？如果是指前者---内心的逻辑推理，那它不是反映论，而是唯心论，弄不好会走进“宗教式”的冥索之中。黑格尔哲学的最大弊端，即不是反映论，而是“唯心论”。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是反科学的，不具有真理性。从中华易儒哲学看，黑格尔没有学懂中国的“阴阳学”。

讲认识论，毛泽东讲的“三大实践”，不仅说的认识对象是物质的（中国古老哲学、现代观点，应包括无形的存在），而且讲了认识的办法、途径和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以至无穷，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在反映论这一点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继承和重大发展。

何为唯物与唯心？唯物反映论，不要经过头脑思考过滤之“唯心”吗？若只是讲，在认识过程须经过头脑----“唯心”来过虑汰洗，这个意义上，唯物与唯心两者并非是相对称、相匹配、相对立的哲学概念。史上关于“唯物”与“唯心”，并未对其认识客观对象、主观与客观、反映论还是非反映论、实践调查认知还是逻辑推理唯心冥索，等等，加以厘清，而是搅在一起，争论得个“天昏地暗”，竟然谁也不服谁。

（D）

这里有必要重申几点：

其一，我们虽然提出了唯物史观需要“厘清”或需要重新理解的问题。但决不意味着，它失去了真理性。

其二，在认识世界的哲学观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强调实践第一（包括观察），是不可动摇地认识真理的唯一正确道路，舍此别无他途。

其三，以认识之反映论，考察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史，所得出的由原始、奴隶、封建、资本、共产五个阶段发展论，所建立的的共产主义学说，其真理性，是不可颠覆的，永远是科学。并非是一些人污蔑的、或认为的，是“乌托邦”。

其四，必须指出，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表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精神作用的独立性、作用反作用的基本原理，始终是科学真理。

所要注意的是，对“作用与反作用”，不能作机械教条式的理解。孰先孰后，从阴阳学上看，乃同时存在。从物质的由无到有的顺序看，精神第一性；从反映论看，是物质第一性。就“所起作用”来说，从物质发端本源上看，是精神决定物质；从认识反映论上看，是物质决定精神。----这就是一种天体的自然运动与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

其体现在实践活动中，“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总结文革的教训，有人说，是“夸大了反作用”，这不准确，不是“夸大”而是脱离实际。今天“抓经济”发展成绩显著，但社会风气浮华，道德滑坡，坑蒙拐骗横行，官员贪腐，污风浊气四溢，影视电视烧钱包装，时尚献媚，精神产品无精神，“三角关系与鸡鸣狗盗”争相表演，一些明星“男盗（色）女婊”，却热追热炒热捧······这就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从哲学上说，这也不能解说为，是因为对生产力这个“决定性作用”抓过了头。而是不能忘记了“两手抓两手硬”。无疑必须认识到，世界是“永运靠实力说话”；但又要懂得和牢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没有了“民族精神”，一切无从谈起。

（E）

关于中华易儒文化哲学观价值观，我们既要还其本源，又要“与时偕行”，做出现代阐释。这里只说四点，可滴水见海，提纲挈领，把握精髓：

其一，天地崇拜，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容保民无疆”。----这是讲的人人平等，造福社会的集体与个人相统一的科学价值观。中国的人文价值观，虽然倡导集体主义，但并不排斥个人利益，而是两者的统一，这包括忠与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国家服务于民，民奉献于国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

其二，“说以先民”，“说之大，民劝矣哉。”-----宣传，晓民为先；倾听，民声为先；说晓，天道大义，民觉民决，公民社会也。有人不解，封建社会千年，哪来的公民？前已指，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嘛，为何他把希腊的奴隶制社会中的公决制度，称作公民和公民大会。其实，在中国的部落村社中，这种公族大会、多数裁决，也相当普遍存在。历史上只是被封建等级思想扼杀，而未能成为主流，或者说使其“变异”了而已。

其三，“节以制度”，“以制数度，议德行”。“与朋讲习，以多识前言往行”-----这既是讲的法制社会，依道设制；又是讲的行道议道、议德检德之实践论认识论。

一也，“节以制度”，“以制数度”，即依天道设制大法和具体法规，将行为规范具体化。

二也，“议德行”，德，依律治行；“议”，既是讨论检验总结行道之结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也是讲要公开透明，接受监督。“议德行”，包括“民劝矣哉”。

三也，“与朋讲习”，朋，古代指友、朋、党等；现代，可指友人、友党；可指民众，视民为朋、四海皆兄弟，亦可指党内组织生活、甚至政治局及其常委。讲习，即讨论过往的实践结果；“以多识前言”，即总结执行前策的经验教训，做出新的政策调整；“往行”，根据新的规定决定，继续奋斗前进。运用到今天，从工作作风上，就是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决策上，就是讲科学民主决策；从认识路线上，就是讲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实事求是。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牵强。-----非牵强，乃真谛。其实，我们就是要根据人类社会新的实践经验，以现代视觉，来深刻理解并以新的视觉阐释古代哲学文明。

其四，“刚柔并济，以柔乘刚，以柔克刚”-----易儒哲学，是讲阴阳交合，化分化合，滋生万物的。这既是讲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是讲的“坤厚载物，合德无疆”。阴阳同等重要，阴养贤，阳力刚。故“刚柔并济”，可理解为精神与物质，相互转化、相互促进提升；“以柔乘刚”，可理解为：“刚”指一切有实体物质属性的存在，如若比作军队等所有国家机器，“以柔乘刚”，就是指其“刚”应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职业技能操守，无私奉献，为国为民，尽忠职守，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成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如此类推，所有社会事业，若皆能“以柔乘刚”，那我们的社会，将何其光明美好啊！“以柔克刚”，亦可解释为“以正压邪”，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论是面对天灾还是人祸，也不论是面对社会的败类还是外部强敌，都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这里，当然也包括以柔术化解危机，等等。

而把这几层意思归结到一起，是不是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精神的力量，对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这里，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是，自1840年起，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以致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辉煌成就。为什么在社会层面却又出现了“假冒伪劣”、“欺蒙拐骗”肆行的乱象呢？

难道不是因为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已不再进行“国学”教育，而使“整体上”（概言尔）丧失（不知道）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文化底蕴之规范操守的结果吗？

我们当然不能否定“正能量”的存在，而我要问的是，这以后代代人，还有多少人知道自己何以为中国人？不可怕吗？

------这里，顺便补充说明几句。最近《参考消息》连续刊登“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反思历史，意义重大。但是，对比“国学文化”的“丢失”来进行反思，我以为恐怕更具根本意义。

（F）

做一简要归纳：

其一，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对于客观存在之于人的主观认识来说，它是反映论。没有物的存在，不去观察物质存在的变化（自然与社会人的活动），只凭空想，绝不可能有头脑中的正确意识与精神。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反映论是认识外部世界正确途径、是绝对的。但是，外界客观存在的物质，是运动的，是时空统一，因此反映在头脑中的认识与真理，必然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和意义上，头脑中对客观认识的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它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

其二，精神物质的作用反作用，从反映论看，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是须知，唯物论反映论，所反映的“物”，一般指显物，人的精神活动只有表现“某种形式存在”，-----比如宗教教义与活动、比如书籍与考古发现、比如现代的虚拟的网络信息、比如各国的文化理念（表达表现出来的）及推行的战略举措等等，才能被反映。总之，对未来走势的预测，必须依已有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来进行，并考察现实，得出新的认识，否则就是唯心空想。

其三，从宇宙的客观存在而言，它是阴阳显物与隐物并存交合运行。而阴阳，不论是“交合”成显物，还是“未交合”为隐物，皆是物。从事物的发端、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起决定性的是“无”，是精神。

而唯物论反映论，对“隐”之阴能阳能的“无形”存在，是不能和无法反映的。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在，亦是可知的。对此，必须十分清楚。

其四，中华易儒哲学认识事物，是以两种途径方法结合并用的。

一种是，依《伏羲先天六十四卦方圆图》这一地绕日行天体运行图----百验不殆、百试不爽，之天道大律，之道法自然，即依时空运转，观察时势道位、预测预知未来。《伏羲先天图》，就是“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的结果。世界的各种“历法”，亦是观察而得之。依此，如再加上现代的“大数据”分析（易，就有预测计算学），将对认识世界事物规律走势，发生革命性的进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因此，应自觉运用《易学》，使古老的预测学走向现代化。

一种是，“以制数度，议德行”，“与朋讲习，以多识前言往行”，即《实践论》的方法，不断观察与讨论检查依道践行的结果，总结执行前策的经验教训，“以多识前言”的正误，汰劣扬优，做出新的政策决定，继续奋斗前进。

宗教与唯心论，比如黑格尔哲学，虽讲由无到有“精神第一性”，但它不讲反映论和实践论，结果，成为宗教式的心中的逻辑推理，这是不符合《伏羲图》的基本原理的；而没有将《实践论》的实践认识路线纳入进来，就只能成为地地道道的“唯心唯理哲学派。”中国的“唯理派”，“玄学派”，多数也是这样的“唯心空想论”。

其四，从以上分析，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一则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科学世界观。但要了解它的理论原则之立场和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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