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关于我们……………………………………………………………………^^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2015年研究成果展

阿根廷铁路国有化的反思…………………………………………………………………小强

谁杀死了查理？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王琪

转型失败的毕姥爷

——另一种视角的毕福剑事件………………………………………………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评胡释之在富士康问题上的高论……………………………………………………胡悠之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公知的的病怎么治？

——谈求是网徐岚风波……………………………………………………………………王琪

工业党还是情怀党

——也谈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王琪

做一天“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人

——清明打临时工杂记………………………………………………………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青春无悔

——一位知青的访谈录……………………………………………………………………小强

英国媒体对于卡梅伦获胜起了什么样的影响？……………………………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关于我们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求，探求和追求；是，真理。所以我们这里是大家一同追求真理的地方。而取名叫学会不叫协会，是为了区别一般的兴趣类或公益类社团，取“学习研究”之意，我们不是一个事务性的社团，而是会员共同学习成长的学生组织。

　　学生求是学会成立于1992年春，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此引发了许多热血青年对社会现实和国家前途的深刻反思。一批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青年学生，重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社会问题，一同学习讨论，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求是学会。学会曾多次获得校“十佳社团”“五星级协会”等荣誉称号，是我校学生党建系统“两会一刊一站”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书、实践、争鸣、战斗”的口号集中说明了学会的主要活动。学会最基本的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分小组读书讨论，学期内是每周一次，假期还会就某专题进行集中学习。在周末与假期，学会组织会员深入工厂、矿山和农村进行社会实践。学会经常会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就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做讲座，或与会员们面对面交流。遇到社会上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潮，我们会组织大家一同分析批判，以增强会员们的辨别力。

　　在学会，物质方面的收获可能会非常有限。通过读书、实践，你能够学习到更多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增加社会阅历，结交很多志同道合、共同探讨问题的朋友。我们共同思考和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生活，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以及我们又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理想。我们将拥有一段意气风发、激情四射的无悔青春岁月，我们将共同推开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大门！

　　在这里，有丰富的理论，但没有僵化的教条；

　　在这里，有真情的激荡，但没有昙花似的冲动；

　　在这里，有理性的飞跃，但没有圆滑的世故；

　　在这里，有大量有抱负、有理论、有能力的同志，但没有为一己之私利而称兄道弟的朋友！

　　阿根廷铁路国有化的反思

（2015年3月16日）

小强

　　阿根廷官方公报当地时间3月2日颁布政府决议，宣布从当天起废除所有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全部铁路国有化。同时，阿根廷内政和交通部长兰达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政府有理由解除与私人企业的铁路专营合同，绝对不会向这些企业支付任何赔偿。他指出，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

　　这样的消息如果发生在中国，可能又有大批“公知”会指责“国家干预市场”、“垄断危害人民利益”了吧。阿根廷的铁路国有化并非一时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经历了从国有——私有——再国有的历史过程。历史的事实证明，铁路产业的国有化比私人专营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提高。

　　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阿根廷经济之前从国有到私有的两次经济大变动。1945——1946年，当时阿根廷的庇隆政府为了加强对经济的掌控，实行了全面的国有化。一方面包括金融行业的国有化，包括中央银行国有化，国家为银行储蓄担保，掌控工农业生产、信贷、保险和国际贸易；另一方面建立一系列国有企业，包括工业、航空、海运、铁路、天然气、通信、钢铁、石油等企业。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取得成功，在1945——1948年期间PIB增长29%，年均增长7%以上。庇隆政府后来被军事政变推翻，其经济政策也宣告失败。

　　第二次大的经济政策变动，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梅内姆政府时代。梅内姆政府上台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拉丁地区泛滥的时期。梅内姆政府全盘接受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的主张，在国际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导下开始实施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降到最低程度，几乎完全放弃了宏观调控；同时市场对开开放程度极高，被当作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然而这样改革带来的结果是90%以上的经济活动被外国公司控制。第一产业单一化，第二产业衰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极不合理。到2000年为止，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电煤气所占经济比重不到10%，其他全部集中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完善，贫困趋势急剧恶化，经济与贫困现象同步上升。

　　在经历了90年代年以来的多次经济困境以后，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迷信开始瓦解。在克里斯蒂娜政府的主导下，越来越多的国有化策略开始付诸实践，最近触及的领域包括石油能源、社保、铁路等等。

　　以铁路国有化进程为例。阿根廷铁路系统的重新国有化始于2008年，当时为了重组阿根廷铁路系统，国家运营公司和阿根廷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应运而生，而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和海岸线是最先两条被收归国有企业管理的铁路路线。在阿根廷铁路私人专营期间，阿根廷城铁的车辆和设备大部分很陈旧，安全系数大为降低，铁路系统事故不断。如2012年2月22日，阿根廷城铁萨米恩托线发生火车撞击站台的重大事故，造成50人死亡，700人左右受伤；次年6月13日，同一线路又再次发生城铁相撞事故，造成3人死亡，155人（一说300多人）受伤。民众纷纷指责私有化后的铁路缺乏维护，导致事故多发；而私营企业则回击道，票价过低，政府补贴太少，维护资金不足。既然要高票价和政府高投资，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安全可靠的铁路系统，那为什么不政府代表民众自己管理铁路线路呢？难道还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那套市场万能、私有万能的鬼把戏么？克里斯蒂娜政府正是这样去做的，其内政和交通部长兰达佐也公开声明，在票价微幅调整，增加列车班次和服务质量方面，国有化管理拥有比私人企业更具效力的条件。去年底，在阿根廷最早收归国有的贝尔格拉诺铁路改造项目中，中国南车也获得了17亿元的订单。种种行动表明，国有化的铁路系统有实力和能力去给民众一个全新的铁路交通环境。

　　阿根廷铁路以及能源系统的国有化的实践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要谈“国”色变，不要迷信新自由主义的种种“万能药”。一方面国企改革也有不同的方向，并非深化改革就仅仅意味着私有化和市场化。与此同时，有很多领域本身是不适合开放给私人和外企的，阿根廷的铁路系统是一个例子，我国兰州的自来水系统又何尝不是一个教训。没有原则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带来的不是资源的最优配置，而是民众的权益损失，这已经是被国内外众多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两天，云南省委副书记书记仇和被调查。其主政宿迁时曾一夜卖掉所有的公立医院，公共医疗体系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不仅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反而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医疗问题。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谁杀死了查理？

——市场的扩张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2015年1月29日）

王琪

　　查理周刊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球对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国内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如言论自由的界限、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等等。笔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查理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恰恰在同一时段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才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所讲的“大转型”。劳动力商品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当国家政策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正是因为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还包括了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在这种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随着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阿拉伯各国纷纷沦落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从西方大量涌入的商品和资本的冲击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庇护，沦为了城市中无依无靠的贫民，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二战之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保护型的国家政权。在埃及，纳赛尔仿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领域对主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实行国有化，保障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平，限制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同时还推行免费教育、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收入标准、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政策，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带动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也相继走上了“阿拉伯社会主义”之路。在通过社会的保护限制，削弱市场的消极作用之后，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着政权。

　　纳赛尔死后，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国家让位于市场之后，原有的保护型的福利体系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大批工人变成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也被废除了，农民日益陷于破产的境地。公共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大规模削减，导致普通民众丧失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阿拉伯国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市场力量的扩张使劳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随时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兴起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复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的复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恰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这一进程的产物，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城市贫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农村）以及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市场霸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中“社会公正”的信条相违背，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种市场之外的替代性的选择，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组织则为饱受市场侵夺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归属感和庇护所。在政府退出之后，宗教组织开始填补政府的空白，充当了社会保护者的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广泛的组织网络，给大量的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只有四百万人的小国家里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和40所伊斯兰教学校。而在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营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宗教、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拥有600万成员的穆斯林团体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通过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得到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也是从70年代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从这些人群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5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猎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评论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与二战之前的状况有某种相似之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2008年之后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失业、贫困、骚乱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世界无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市场化，还是抵制市场化？

　　在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扩张所造的后果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市场乌托邦来为市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辩护，正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后，辩护者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客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布洛克）

　　撇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自欺欺人的梦呓不谈，在如今的全球大环境下，人类将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一种是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对这两种原则持不同态度的阶级之间，“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另外一种是走向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面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在法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高，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党在法国赢得近25%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2013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仇视伊斯兰的勒庞式种族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主导的市场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产物。但是他们把斗争的目标不是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剥夺弱势群体的社会强势阶级，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种族冲突取代了阶级政治，从而遮蔽了实质性的社会矛盾，保护了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后一种冲突的产物。如今法国的失业率高达24%，族群冲突就成为转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加图指出：“‘伊斯兰化’为萨科奇政府成功分担诸多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而这一工具，也被奥朗德政府完美的继承下来，因为政治家发现，无论面对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举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大多数法兰西民众就会重新和政府团结起来，为了法兰西的生存，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查理事件后，以国民阵线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把穆斯林从法国赶出去的纳粹式声音，而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情绪也持续升温，巴基斯坦等地相继爆发了对查理周刊的抗议活动，法西斯式的种族冲突若隐若现。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后，阶级政治让位于族群冲突的产物。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笔者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政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

转型失败的毕姥爷

——另一种视角的毕福剑事件

（2015年4月15日）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一次私人饭局，竟引起了轩然大波，以主持草根节目闻名的毕姥爷，也以这样一种非常草根的方式火了一把。

　　这次事件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最主要地是因为它引爆了当前中国最敏感的一个符号——毛泽东。不管承认与否，在文革结束已经将近四十年、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已经沦为一种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陪衬的时候，他的幽灵仍然徘徊在中国上空。

　　有人爱他，有人恨他。有人觉得他是民族英雄，有人说他是穷苦人的领袖，有人认为他是一个独裁者和大恶魔，有人觉得他引进了西方外来思想来灭绝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人批判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而拒斥西方文明。每一次关于他的事件，都要在网络公共空间造成一种大范围的撕裂。对垒双方各不相让，几欲挥老拳。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在中国和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不管是爱他还是恨他，都躲不开他的阴影。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任何一种政治理念，都要通过对他做出回应来定义自身。

　　对于10多年来愈演愈烈的怀念毛泽东的热潮，自由主义者武断地以“文明”与“愚昧”的二元对立来看待他们所谓的“毛粉”。在他们眼里，这些“毛粉”是深受专制文化和奴性荼毒的愚人，因而需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普世之光来启蒙和教导。他们把自己所遭受的攻击，理解为苏格拉底式的悲剧，为大众而启蒙而献身却反遭大众迫害。他们不理解，他们以反思毛时代的名义，把毛时代为普通大众创造的稳定的工作岗位、就业、医疗和住房给“改革”掉的时候，大众感受到的不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之光，而是一种强烈的被剥夺、被愚弄、被欺压的感觉，而自由主义在大众眼里，已经变成了资本劫掠民众的吹鼓手。

　　其实，怀念毛泽东的热潮，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分化而逐步产生的。与其说是毛泽东撕裂了中国社会，不如说是中国社会的撕裂分化了人们对毛泽东的看法。在一个贫富差距严重，普通老百姓找不到工作、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工人每天要连续干十几个小时才能挣得一点勉强糊口的工资的社会里，毛泽东代表了一种平等的理念和超越的理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是对社会平等的怀念，是对超越资本主义困境的一种期待，它不仅是面向过去，更是面向未来。自由主义者表面上以批评“体制”的批判姿态出现，但实际上它是这个不平等“体制”的同谋，对毛泽东的批评，正是对当下不平等的辩护。

　　当然这个事情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问题。这件事情是起因于一次私人饭局，许多公知和媒体人认为，把私人空间中所说的话泄露到公共空间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可是从视频的清晰度和稳定性来看，它更像是参加饭局的一个朋友公开拍摄的，在视频中还多次出现闪光灯，证明除了这个人在拍视频之外，还有人在公开拍照。把这段视频拍下来并传到网上，更可能是毕福剑自己的朋友怀着善意的心理做的事情。如果这个视频只是涉及其他话题，那么它只会变成人们茶余饭后的娱乐性谈资。而如果这个视频可以增加毕福剑的身价和知名度、提升他的品牌价值的话，它就会变成毕姥爷进一步炒作自己的砝码，根本不会有人站在道德的高度批判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行为。

　　笔者说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四五年前火起来的袁腾飞，就是学生把他上课的视频偷偷录下来传到网上，让袁老师瞬间成了名人上蹿下跳。当时公知们怎么没有质疑这种侵犯“私人空间”的“告密”行为呢？或者说，如果这次事件不是引起了网络舆论这么大的反弹，那么毕姥爷很可能就会变成第二个袁腾飞，这个视频就变成一个反击“毛粉”“洗脑”，普及“自由”、“民主”光芒的有力武器。到时候毕姥爷就不再仅仅是中老年妇女的娱乐偶像，还可以进军公知界，凭自己的知名度，闯出一番比薛蛮子、孙海英更大的事业出来。那么到时候，这个视频可就是最大的功臣——神马私人领域或公共空间的区别都不重要了。

　　娱乐化时代需要的就是眼球，毕姥爷作为一个娱乐圈的名人既然享受了眼球经济的好处，就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代价，南都拍人家文章的时候怎么没有公知和媒体人觉得是侵犯了人家的“私人空间”呢？

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评胡释之在富士康问题上的高论

（2015年2月12日）

胡悠之

　　在这场富士康叫板全总的风波中，笔者认识了一个叫作“胡释之”的“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如今专家学者的帽子满天飞，在家养条小狗也能自称“动物养殖专家”。“宏观经济学者”听起来自然比“动物养殖专家”要高大上很多，但是成色如何，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据这个胡先生说，自愿加班是一种“人权”。“人权”本来是个好词，可惜生生被一些人给恶心坏了。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享受作为“人”的权利，而这个权利，首先是活着的权利，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要有饭吃、有衣穿、有病看，有房子住、有学上，要有休息时间能享受生活。不用担心打一年工讨不到工资，不用担心失业找不到工作，不用像机器一样天天加班，不用被老板豢养的野狗咬到，这些都是咱小老百姓所期盼能够享受的人权。

　　可是专家的境界就是和咱们小老百姓不一样。这个胡先生眼里的人权，基本上等同于自由交易权。在他眼里，人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在菜市场上把自己卖给资本家（工人卖的是身体，胡先生卖的是良心），一个“好社会”的唯一标准，就是看这个社会能否为菜市场上的人肉交易创造最良好的条件。损害了工人和老板之间的“自由”交易，就是损害了人权。

　　在胡先生的理想社会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应该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交易，不能有任何的政府和法律来进行干预，不能有工会，不能有最低工资制度，不能有强制社保制度，不能有强制休假制度，“在没有外界干预条件下，劳资双方达成的协议就是最优协议。政府需要监督双方的协议履行情况，而不是制定协议的条款。”所以全总批评富士康是一件完全错误的事情，因为它干涉了企业员工之间“自由”达成的契约。在这个胡先生看来，“加班只要不是暴力强迫的，政府无权干预也不应该干预。”加班是工人的人权，也是资本家的人权，干涉了自由交易，也就是干涉了人权。

　　但是且慢，好像有这么一个问题，工人的“人权”和老板的“人权”如果能够和谐共处，那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工人的“人权”和老板的“人权”发生了冲突怎么办？这是经常会发生的问题。比如工人想加班，而老板没有订单不想让工人加班怎么办？再比如老板想要工人加班，而工人想靠基本工资就能满足基本生活，不想加班怎么办？胡先生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想加班而老板不想让你加班时，你应该滚蛋走人；当你不想加班而老板想要加班时，你也应该滚蛋走人。当两种“人权”发生冲突时，胡先生果断站在了老板那一边。还会有人问，当两种“人权”发生冲突时，警察经常会介入进来并替老板压制工人，那么怎么能说工人和老板之间是一种绝对“自由”的交易呢？胡先生回答我们说，不是因为资本天生有特权，而是因为政府要出卖权力，“老板可以贿赂官员，雇佣公安当打手，工人也可以，只要工人愿意出钱”，因而“老板和工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说来说去，我们好像只看到了老板的“人权”，而从没有看到工人的“人权”。

　　鲁迅先生曾经天才地发现了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学名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种动物跟家里养的哈巴狗儿很不一样。一般的狗儿只是见了主人才驯良，见了陌生人就狂吠。而这种品种的狗儿却是见了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所以它不属于某一个老板，而是属于所有的老板。哪怕无家可归流落成野狗，饿的精瘦，也还是见了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看胡先生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自然比饿得精瘦的野狗混得好很多。

　　胡先生很为资本家感到委屈。这个胡先生说“企业何时欠你什么了，以至有义务要无条件养着你？”“个人主义思维下，人们对自我负责，你要饿死了，别人给你个包子救你命，你会感激他救命之恩，知道别人并不欠你什么，一切都是人家的好意。而集体主义思维下，你反倒会骂那个救你命的人。”胡先生搞错了，工人和他这样的物种是不一样的。丧家犬整天在街上游荡，除了咬人之外，基本上不能创造价值，所以老板扔几个包子就感激涕零，要感谢资本家的救命之恩和养育之恩。可是工人是要没日没夜加班加点给资本家干活的，而且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资本家所给的工资。工人干的活越多，资本家才挣得越多，才能有更多的钱去投资开厂冒充工人的救命恩人。工人给资本家挣的钱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给工人发了工资，剩下的部分除了老板自己吃喝玩乐买豪车买飞机贿赂高官包二奶之外，还要拿出一部分来买狗粮。工人要是不干活只靠资本家养着，或者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一种“公平”交易，那么资本家扔进胡先生碗里的狗食从哪里来？

　　胡先生对于工人缺乏感恩之心很是愤懑，“要说谁是无产者的救世主，那就是资本家。但偏偏他们被洗脑得最恨资本家。世间之忘恩负义颠倒黑白莫过于此”。其实，胡先生感激资本家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因为没有资本家发的狗粮（这些钱是工人挣出来的），这些寄生虫早就饿死了。但是工人要是感激资本家，那就真是颠倒黑白，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了。

　　因为不能创造价值，老板自然不会让胡先生这样的寄生虫去加班，因而很遗憾地享受不到被迫加班的“人权”。怀抱感恩之心的胡先生是非常自愿地替老板看家护院，遇见穷人就跳过去狂吠，遇见郭台铭这样的阔人们就驯良，尽管郭老板没直接给胡先生扔过狗粮（或者扔了我们不知道？）。穷人们的“自愿”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每天没日没夜地“自愿”加班是什么样的感觉，胡先生这样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这位胡先生原名胡晓翔，自称毕业于社会科学院，是“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凤凰网《财知道》特约经济学者”，还在茅于轼先生任理事长的人文与经济学会担任理事。“学者”这个词，顿时让笔者心生敬仰之心。可是如今注水的猪肉太多，连唐骏这样的打工皇帝都要搞个假学历来充充门面。笔者翻遍了各种期刊库，楞是没找到一篇这位“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发表的论文，网上也只能找到一堆智商、逻辑、知识都令人捉急的访谈。作为一个尽职的走狗，胡先生对各种穷人不满的问题都要发表高论。比如胡先生认为，550万的天价医疗费实际上是市场最低价，“因为价格其实是由需求者之间的竞争以及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的”；房价高是民主的胜利，是“千百万人用钞票投票”的结果；毒品应该合法化，因为“禁毒把一个生活习惯和健康问题逼成了暴力犯罪问题”。市场是万能的灵药，一切不合理的问题都被市场合法化了，或者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市场的逻辑不能充分贯彻的结果。

　　这位“著名宏观经济学者”全部招数，也就是卖弄几个供求规律的名词，到菜市场随便找几个大妈都比他更懂这些道理。用菜市场的逻辑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这都能算“宏观经济学者”的话，那笔者简直是世界经济学界的泰山北斗了。明明是癞皮狗儿，却非要冒充纯种拉萨藏獒。

　　同样是走狗，还会分不同的品种。品种不一样，狗性和作用也不一样。最高级的品种在庙堂，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中等一点的品种，在替老板看家护院的同时，还要顾及一点脸面，翻译成大家耳熟能详的话就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是真，但是为富人说话的同时还能不能替穷人办事，那就是皇帝的新衣了。最低级的一种，就是胡先生这样的癞皮狗儿。出现这样滑稽的“宏观经济学者”并不奇怪，科技的进步、医学的发展一直没有解决智商低下的世界性难题。可奇怪的是这样的人竟堂而皇之的频频亮相主流媒体，引导大众舆论，受到了某些主流媒体明星般的包装，这就有点意思了。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癞皮狗儿虽然吃相难看，不雅观，但说出了很多老板和高级走狗们不便说出的心里话（当然脸上也挂满了穷人的唾沫）。替老板咬人，也替老板挨打，确实是忠诚的、丧家的资本家的癞皮狗。

把阶级分析带回来

——再谈李世默与去政治化问题

（2015年1月20日）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在《去政治化时代的政治叙事——李世默的清华演讲错在哪里》发表后，范勇鹏、文杨、寒竹三位老师先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参与了讨论，对前文的观点提出了中肯的评价和批评。范勇鹏老师认为，李世默和汪晖分别站在了“绩效合法性”和“实质正义合法性”两个维度提出问题，而这两个角度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相互补充。文扬老师在《李世默和“周末政治”新范式》中认为，李世默先生的基本主张是怀疑地看待所有政治教条，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自由民主，一律相对化处理，拒绝任何极端和二元对立化倾向，激进化的高调宣扬，就像是轻松过周末一样。而寒竹先生的文章则直指争论的核心“去政治化”问题，对西方式话语能不能适用于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几位老师分析的角度不同，各有特色，平和中肯，但笔者仍然有一些不同意见，本文以寒竹老师的文章为例做出回应。

　　一、“去政治化”理论能不能解释西方政治？

　　寒竹先生认为，当汪晖和笔者用“去政治化”这个概念来表达对当代西方政治的看法时，就开始误读了当代西方政党政治的性质。他认为，西方政党的本质是‘party’，是部分，是某个或某几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利益代表，如果西方社会真的如汪晖讲的那样，各个政党已经抛弃了自身特殊的党派性而趋于雷同，那么西方的多党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接着他以福山对美国的论述为例，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不仅没有在价值和利益上趋同，而是分歧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导致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寒竹认为，就美国的政治现实而言，生活在美国政治中的福山对美国两党政治的描述远较汪晖合乎实际。

　　那么事实到底如何呢？我们先看看观察者网最近翻译的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之大，与其社会规模极不相称。精英阶层的政策偏好被摆在首要的位置——他们近乎迷恋地关注预算赤字，按照假想的需要削减社会福利计划，使沮丧谷愈发深不见底。所以，谁来为那些被压在谷底的人说话呢？你或许认为传统左派政党会采取民粹主义立场，代表本国工人阶级发声。但大多情况下，这些左派政党领导人——从法国的奥朗德，到英国的米利班德，到美国的奥巴马——都在尴尬地喃喃自语。”

　　在这篇文章看来，传统“左派”政党曾经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尽管是在非常有限的改良主义意义上）的，但是在当今西方各国政坛，曾经的“左派”政党都或被迫或主动接纳了代表富人利益的右翼政策。无论是哪个政党上台，都只会在这些政策的框架下行事（私有化、削减福利、解除管制、打压工会等），而不会做出有利于下层民众的转向。这篇文章正好为西方社会是否存在去政治化和政党趋同的问题做了很好的注脚。

　　如果寒竹觉得福山生活在美国，对美国政治的了解要比汪晖更为熟悉，那么笔者就引用两位生活在美国学者的观点。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在美国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中，政党一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基本工具，一个人抛弃他的政党，就像抛弃他的宗教一样痛苦。但是，这种情况已开始发生变化……到了七十年代，兼投两党候选人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无党派选民的投票正遍及各地，尤其在年轻人中间，对党的忠诚从来没有这样薄弱，党员和党的关系从来没有这样变化不定，党的各级组织从来没有这样松散。”罗斯金所指出：“在很多美国人看来，政党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美国的两大政党总是叫人觉得有点相似，彼此在基本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政纲上有大量雷同之处，大选通常是依靠政党候选人的个人人格魅力而不是政党的公众亲和力。美国的许多政治学家担心政党变得如此虚弱，难以发挥它的必要的保持政党体系正确运转的政治功能。”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欧，那么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是传统的工人政党，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它们各自的纲领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各种纲领性文件中，一直还保留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主张和口号。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溃败的局面下，各国社会民主党也纷纷转向，放弃了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主张和纲领。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在90年代末执政后，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执行了比右翼政党更加激进的私有化方案，进一步瓦解福利制度，造成了更加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社会分化，和右翼政党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不仅是英国，在德国、意大利等国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以上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不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出现了广泛的“政党趋同”的“去政治化”现象。西方民众的政治冷漠、投票率下降以及跨党投票都是这种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后果。当然不可否认，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中，不同政党之间仍然会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是同一社会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就是“1%”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闹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但远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无论是民主党上台，还是共和党上台，都不会改变1%统治“99%”的局面。

　　二、“阶级党”还是“全民党”？

　　在文章第二部分，寒竹转向对中国国内的分析。寒竹认为：“王琪以及他引述的汪晖的论述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在中国的话语中，政治的含义为何？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不澄清，就无法讨论中国目前是否存在“去政治化”的现象；第二个是事实问题，中共究竟有没有背离劳工阶级，中共作为中国的执政党，究竟有没有发生‘代表性断裂’的问题？”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理论问题。在寒竹看来，西方和中国关于“政治”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政治性就是“党派性”，“非全民性”，“非中立性”，政党的“去政治化”就是放弃了自身的派别性而自我标榜为“全民性”和“中立性”。而在中国，讲政治的含义就是讲“大局观”和“公共性”，而决不是讲派别性，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准则是把政治和管理公共事务看成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而非部分人，防止任人唯亲和“小人党而不群”的现象。

　　标榜“全民性”和实质上是不是“全民性”是两回事。不论中国古代儒家伦理怎么自我标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几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几千年的传统政治从来不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政治，而只是一小部分压迫大多数人的阶级政治。这种作为“公共性”和“全民性”的政治在中国古代就从来不存在。

　　从这种中国式“政治”出发，寒竹进而认为，“按照中共的政治理论，讲政治不是讲政党自身或某个社会群体局部的利益诉求，而是讲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因为中共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的党派利益。中共给自身设定的历史使命并不是要满足社会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诉求，而是要追求全体中国人的利益最大化，要带领全体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舍此无他。”这段话恰恰是寒竹不了解中共政治理论的体现。

　　中共的政治理论认为，在存在阶级对立和冲突的社会里，根本不可能存在同时代表对立双方的“超阶级”、“全民”的政权和政党。一切剥削阶级都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全民”利益的代言人，以此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合理化，这几乎是规律性的现象。不论是寒竹说的中国传统政治，还是现代西方“去政治化”的政党，都是这样。马克思曾嘲笑说这种不属于任何阶级、代表一切人的思想和政党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与之相反，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阶级的政党，是作为一个“part”的政党而存在的。共产党不可能同时代表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的利益，共产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领导工人限制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改善工人的生活，维护工人的权益，直至最终消灭这种吃人的社会制度，建立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政权，这一切都是在针对资本家的浴血抗争中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之所以还依然存在，是因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到后者的“革命的转变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中还残存着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法权，社会生产关系还没有实现彻底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证明），此时共产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仍然有存在的必要。而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逐步改造，随着阶级和阶级产生的条件逐渐消亡，共产党存在的前提也就消失了。共产党总有一天是要灭亡的，这是毛泽东曾明确表达过的观点。在共产党的政治理论中，超越“part”的“全民党”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因为一旦有可能代表“全民”的时候，那说明阶级和阶级统治已经不存在了，政党本身也就消亡了。

　　国际共运史上出现过两种“全民党”。一种是继承了伯恩施坦衣钵的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认为自己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以此来掩饰自己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逐渐趋同的现实，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第二种是赫鲁晓夫所鼓吹的“全民党”，这种自我标榜的“全民党”实际上不仅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党，而实际上变成了一小部分特权阶层统治广大工人阶级的工具，苏联的解体就是特权阶层背叛工农的最终结果。所以这些政党表面上说是要超越工人阶级的利益，实质上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变成资产阶级的同谋，不仅不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反而是从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变成了少数人的党。如果一个共产党宣称自己成为了“全民党”，那么这个政党毫无疑问已经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寒竹虽然区分了西方式作为“part”的“政治”和中国式作为“全体人民”利益体现的“政治”，但仔细分析这两种“政治”我们发现，寒竹的中国式“政治”和西方式“去政治化的政治”恰恰是同义的，本质上是用超阶级的“全民”话语来替换共产党的阶级话语，而这种替换与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是完全不符合的。

　　三、存不存在“代表性断裂”？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事实问题。寒竹认为中共不存在汪晖所说的“代表性断裂”的情况。他说：“断言中国存在着‘代表性断裂’的汪晖和王琪都只有逻辑推演而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那么事实到底如何的？

　　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工人阶级却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这是大多数严肃地面对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人都必须承认的命题。

　　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企改制大潮中，几千万老工人下岗、买断、失业，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钢的琴》这部电影表达了数千万老工人在改制大潮中的失落和忧伤：

　　当时铁西区很多工人家庭全家下岗，生活无着，妻子被迫去洗浴场做皮肉生意，傍晚时分，丈夫用破自行车驮她至场外，妻子入内，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吸闷烟，午夜下班，再用车默默驮回。沈阳当地人称之为“忍者神龟”。

　　一户家庭夫妻下岗，生活艰辛，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那些向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们的面孔，他们静静的说，无悲无伤，苦难被深锁在细细的皱纹里。到今天，我常常在梦中遇到他们，浑身颤栗不已。

　　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技能高超——否则不可能用手工的方式打造出一台钢铸的钢琴，忠于职守，男人个性豪爽，女人温润体贴，他们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却要承担完全不可能承受的改革代价。（摘自吴晓波：《钢的琴——中国工人阶级的忧伤》）。

　　国企老工人的辛勤劳动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改革开放的经济腾飞正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90年代之后，国家政策的失误以及国企管理层的大面积腐败造成了国企大范围的亏损，可是最终的代价却由这些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世界上最好的产业工人”来承担，他们忍受着“懒汉”的污名，被迫在四五十岁的年纪被抛弃到市场上（私企只接纳30岁以下的劳动力），一句“从头再来”轻轻抹去了这背后的苦难和伤痛。而国企亏损的直接责任人——腐败的国企管理层却摇身一变，在改制的过程中空手套白狼，鲸吞国有资产而变成耀眼的“民营企业家”。

　　除了老工人之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又诞生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两亿多新工人。他们必须每天像机器一样劳动十小时以上才能挣得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流水线吞噬了他们汗水、青春和梦想，却换不了在城市里最低限度的尊严和体面的生活。一位打工诗人这样写道：

　　流水线带走的不仅仅是K93

　　还带走了我们的青春

　　泡棉衬托着完美的苹果

　　却衬托不出我们的明天

　　扫描仪喊出了每一声OK

　　却喊不出我们内心的FAIL

24小时耀眼的灯光照亮了5S

　　也照混了我们的白天黑夜

　　千万次的重复动作打造了完美机台

　　也挑战着疼痛而又麻木的肩

　　每一颗螺丝努力的旋转

　　却转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

　　这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中国数亿工人阶级的基本现状。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离底层的工人和农民太远了，他们完全想象不出在这些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每月两三千元工资、住着城市贫民窟、像机器一样干活的工人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想当然地以为他们与知识精英一样，与企业家有“共同的利益”。

　　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抱着“唯GDP”的理念，为了片面的经济发展与资本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资本VS工人”的天平上完全站在资本一本，漠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当代中国工人甚至遇到了马克思都没有遇到过的“未解难题”。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家还只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并没有拿走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但是如今中国的建筑工人却频频遭遇讨薪难题，一年拿汗拿血换来的辛苦钱一分都拿不到。在去年12•13事件中，讨薪农妇在派出所被警察暴打致死，更反映了领导阶级的维权之难，难到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代工人阶级所遭受的苦难，都被“去政治化”的话语给消解了，变成了为了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某些地方政府被利益集团和资本绑架的行为也就被合理化了，他们是为了“全民”的利益而不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共产党成了“全民”的代表而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为了“民族复兴”的“大局”必须付出牺牲，为了“全民”的利益必须付出代价。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公开打出了“剥削越多越欢迎”的口号，赤裸裸地背叛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和阶级基础，为了资本的利益让工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也自食其果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一个几乎被撕裂的社会里谈论“全民的共同利益”，是一件多么抽象而空洞的事情。

　　在“去政治化”的话语下，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现代化的强盛的中国，可是这种话语恰恰遮蔽了数亿农民工和老工人所付出的代价和牺牲，以及这种牺牲背后的“代表性断裂”，而这种断裂为中国的繁荣和发展埋下了隐患。

　　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要求两百多位县委书记观看影片《居安思危》，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一个与美国鼎足而立的超级大国，苏联当时的国力不可谓不强盛；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苏联仍然是一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经济不可谓不发达；苏联共产党作为列宁亲手缔造的党，作为一个有两千万党员的大党老党，作为一个号称超越了狭隘的“part”的“全民党”，其执政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在其亡党亡国时竟然没有一个老百姓、没有一个党员站出来，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几千万党员作鸟兽散，造成了“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只有重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清醒地面对“代表性断裂”的现实，才有可能解决日益增长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平等问题。

公知的的病怎么治？

——谈求是网徐岚风波

（2015年1月31日）

王琪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的屁股摸不得，一种叫老虎，一种叫公知。老虎屁股被摸之后，一鞭子打过来，不死也残。公知就温柔多了，隔着衣服稍微碰一下，就满地打滚，哭爹喊娘，好好的大老爷们，搞得跟被煽了的公公一样娇羞脆弱。

　　公知或公知的粉丝们一般都有一种或强或弱的精神疾病，学名叫“被迫害妄想症”，就是总觉得天底下有帮人整天闲着没事干想要迫害他们。前两年微博最火热的时候，公知们整天忙着造谣、污蔑、攻击、抹黑，哎呦那个热闹呀，碰上走狗屎运的造的谣被拆穿了也没关系，“言论自由”，“谣言倒逼真相”，一个个道貌岸然大义凛然搞得跟真的一样。当别人稍微表达一点不同于他们的意见，就开始满地撒娇打滚，反右啦文革啦迫害啦，一个个大帽子扣过来上纲上线，搞得好像批评他们两句就是要灭绝人类一样。

　　作为宣传部新来的一个无权无势的年轻人，徐姑娘只是看不惯公知们种种作派，就写了一篇稚嫩的小文，表达了与公知不同的一点意见，发表在一个平时都没多少人关注的求是网上。更何况是发表在刊发网友投稿的网评栏目，求是网每天那么多网友文章，要是不细找根本找不到。其实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准你公知放火，也得准人家徐姑娘点灯。只不过这篇文章点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贺卫方，一个叫陈丹青，这就碰到了公知们的屁股。或者说连碰都没碰上，今天的《求是》早已不是当年的《红旗》，更何况这只是求是杂志社下面的一个已经逐渐商业化的网站。如果不是这次徐岚事件，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网站的存在。

　　但对于公知们来说，这又是一个千载难逢来满足自己被迫害妄想的机会。事件发生后，贺教授转载一名网友的微博说：“《求是》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啊！……你动用的是官媒公器，采取的是职业行为，行使的是公务权力”。贵为北大教授的贺律师不会搞不清楚《求是》杂志和求是网的分别。据我所知人民网刊发了不少贺教授的文章，难道也是利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动用官媒公器来行使公务权力？这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其实，贺大教授不糊涂，把求是网混淆成《求是》杂志之后，贺教授就能获得满满的被迫害的满足感。这不是贺教授第一次犯这个毛病了，就像康师傅出事后，贺教授自称是受康老虎迫害才被流放到石河子，结果立马被方舟子打脸。咱小老百姓吹牛扯谎时爱说“我上头有人”，贺教授则喜欢说“我被上头迫害过”，逼格马上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贺教授被“迫害”了这么多年，就写了几十篇“发言稿、对话录、书评、翻译纠错、时评、笔谈、吵架文”来冒充学术论文，放在“民主自由”的国度连三流大学都不要，结果在中国最高学府结结实实当了二十年教授。笔者只能哀叹，二十多年穷困潦倒一事无成，只因没像贺教授一样被迫害过。

　　公知们只是犯了“被迫害妄想”的老精神病，只不过这次可苦了徐岚姑娘，她可是结结实实被迫害了一回。笔者立场这么鲜明的人，早就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在一轮又一轮的谩骂中早已经是心如止水，不泛起一点涟漪。这是民主的唾沫，没像对待伊拉克一样给我搞几颗民主的捣蛋已经是优待了。只是小徐姑娘哪见过这样的架势，又是人肉又是大帽子，一篇篇檄文狂轰滥炸，甚至用文革写作组的下场来吓唬人家小姑娘，至于吗？还有混入党媒的余则成对小姑娘极尽谩骂侮辱之能事。列位公知回去翻翻你们写给党妈妈的思想汇报，写的可能比徐姑娘的文章漂亮多了，这样的文章在网上一搜一大把。只不过碰巧徐姑娘发到了求是网上，公知们又抓住了一次被迫害妄想的机会，想想能被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批判——和彭德怀、刘少奇是一个等级啊，回家钻被窝里偷偷乐去了。

　　说的更明白一点，徐姑娘是被公知们碰瓷了，只是稍微写了一篇小文碰了一下公知的屁股，结果一群人就满地打滚说被徐姑娘打残了，艾玛又是胡风又是反右又是文革，这么多年就靠这几词活着了。本来无关痛痒的一件小事，生生被一群被迫害妄想狂给放大了。

　　白岩松每隔几年就要失踪一回，柴静每过几个月就要被央视开除一次，贺教授每几天就要被“迫害”一回。这是病，得治。

工业党还是情怀党？

——也谈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

（2015年3月1日）

王琪

　　春节期间，一篇文科博士的返乡笔记爆红网络，引发了一个对现代乡愁的讨论热潮。王磊光博士这篇文章真实地呈现了如今农村的种种现象与问题，表达了对乡村熟人社会的眷恋与忧虑，感叹“农村原有的那种共同体已经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像原来那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和交往。”而众多的回应文章则对作者这种对农村田园诗歌式的眷恋表示不满，把乡村的衰败和熟人社会的解体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如《新京报》的文章《“博士返乡笔记”写出农村文明的衰败”》，将农村的衰败归结为“城市文明”和“农村文明”的冲突，而在这样文明冲突中，我们每个人都身不由己，被文明裹挟着走向更为先进和便利的生活中去。北京青年报《博士返乡笔记背后的真问题》则表示，农村没有变的更坏，实际上在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前进，而王博士所感叹的外出打工者常年不回家、农村人情日渐淡薄都是农村和农民主动适应现代化的正常举措。

　　澎湃新闻网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科博士的文章《不必“近乡情怯”——另一面的乡村》，也是这种“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的典型体现。这篇署名“古鱼”的文章以自己岳母所在的皖北农村为例，指责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在文章中，他批评了农村人情社会的种种弊病，“单说你勤劳致富了，眼红的亲戚可以去你家闹事要钱，你都没处讲理；小姑子上法庭闹离婚，你不管不顾，不去找关系找门子，婆婆就天天堵门口骂人，认为这事儿你凭啥不管。”不知道这位博士在农村生活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从他岳母那儿听到的故事有多大的代表性。笔者自己在农村这么多年生活的感受是，如果哪家遇到婚丧嫁娶的事情，朋友亲戚都会主动打电话问需不需要钱，没有谁去腆着脸去人家家门口闹事要钱。农村现在虽然被钱糟蹋的不成样子了，但总体上还不会比坑蒙拐骗的城市更差。古鱼所描述的情况，在农村是非常例外的情况，但是却被作为农村人“产权和权利边界模糊”的表现“代表”了农村人的形象。

　　这种观点集中代表了“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傲慢与偏见。在前几天围绕着“大衣哥”的风波中，农村人的一句玩笑话被媒体无限引申。南都借此发表评论称“要求大衣哥发小车的人是一种‘畸形人格’”，提出要有效消除这种“不送小轿车就不说他好”的荒诞观念和无处不在的干涉别人权利现象，塑造一种健康理性的“现代公民人格”。这个事情是媒体小题大做，借一个人的玩笑话来妖魔化整个农村的形象又一个案例。不过相比较于城市，基于熟人社会的农村人相互之间确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亲戚朋友乡邻家里有什么大事小事都要去帮忙，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乡村互助机制，而这样的机制确实容易导致一种别人应该来给我帮忙的心态（因为我之前给别人帮过忙）。在“城里人”眼里，这就是缺乏“现代公民人格”的农村人强加给别人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城里人”来说，“现代公民人格”就是要实现人和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的明晰化，用更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你的事情我不管，我的事情你也不用管，我们彼此之间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和义务，我愿意帮你是我发善心，不愿意帮你是我的个人权利。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原子化状态的“城里人”，对农村基于熟人社会的互助和义务，表现出了很强烈的傲慢和歧视，将农村中残留的最后一点人与人的温情妖魔化为这种“现代意识”的对立物，把熟人社会的瓦解看作是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必然历程。

　　在无处不在的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渗透中，乡村不可能是一个超脱于时代的田园诗歌式的所在。相比于城市，农村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人情味，这是王博士眷恋农村的原因，而这种人情味的日益淡薄，农村越来越趋同于城市，又让王博士唏嘘感伤。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对农村的深入渗透，原先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正在日益为以货币为中介的间接交往所取代。农村的婚丧嫁娶，之前主要靠亲戚和乡邻的帮忙，现在很大一部分都商品化了，承包给了专业的婚丧服务队。以前农村盖房子基本上靠同宗和同龄人之间的互助劳动，酬劳就是几顿好饭和几瓶白酒，现在都是花钱雇工或者承包给包工队。因为钱的问题，父子反目、兄弟成仇的事情时有发生。农村的婚姻也日渐变成一种商品化的婚姻，农村女孩对于物质条件的要求比起城市有过之而不及。人情退却之后，货币就登场了，它把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一点一点地斩断，日益变成用货币联系起来的陌生人。

　　农村人情淡漠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前社会高度的流动性。在市场经济和大工业的冲击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确立的小农经济日益破产，打工成了农村青年唯一的出路。城市需要利用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却不愿意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疏离了农村，也没办法融入城市，这就是当前新工人的尴尬状态。王博士看到，在农村“很多农村老人倒毙在田间地头，病死在床上，儿女都不在身边，没有来得及为父母养老送终，成为许多人终身的悔恨。”一位打工者感叹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一篇回应王博士的文章（《博士春节返乡手记》哪里错了）批评这种对于过去时代的感伤的眷恋，把争论上升到改革与反改革的高度，认为改革开放赋予了中国人迁徙的自由，并且引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蒂亚森的话来高唱“自由”的赞歌：“自由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这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怪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们20年寒窗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够找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安稳地生活下来。可是，这些骨子里期盼稳定的“智识阶层”在对待工人和农民群体时候，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诅咒那种让人一辈子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的单位型工厂，认为这禁锢了人的“自由”，为国企工人和农民工变成自由流动的“自由”人而大唱赞歌，歌颂这种一个月换好几个工厂，一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迁徙自由”。可是，真要是把他们也变成“自由”人的时候，他们就不乐意了。别急，现在的事业单位改革才刚开始，等到哪天也让这些知识分子们一年签一次合同，和领导顶撞一次就得拍屁股走人的时候，他们就能完全体会到这种“自由”的幸福了。

　　频繁的流动逐渐瓦解了乡村熟人社会的基础。王博士在文章中说：“在老一辈那里，这种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时空里，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大家的关系早已被现实割裂了。”年轻人多数天各一方，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短暂相聚，农村原有的人情关系日益淡漠，而在城市的频繁流动中又无法形成稳固的社会关系，找不到归属感和精神家园，只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漂泊流浪。

　　乡村社会的解体，只是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一种缩影。而这种转型，并不像某些评论者所认为的，是从“传统”向“现代”、从“农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中国原先的单位型城市中，就存在着和现在农村一样的熟人社会，一个工厂、一个单位就是一个小社会，职工的生老病死都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大单位中生活的人都彼此熟识。一家有喜大家乐，一家有难大家帮，人和人之间并不是一种原子化的冷漠状态，而是充满着浓浓的温情。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单位型的小社会在城市里逐步解体。铁饭碗被打碎之后，城市里的国企工人、中产阶级（或者说“新穷人”）都变成了市场上“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力，稳固的熟人社会也随之解体。城市只是先于农村完成了这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变成了如今这个用防盗门防盗窗防盗锁全副武装起来的冰冷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坚固的社会关系都被摧毁了，而代之以疏离冷漠、没有归属感的孤立的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在看待乡村的时候，就会呈现出两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态度。一种是古鱼博士和南都的态度，本质是冷漠起来的“城里人”嘲笑着还没有那么冰冷的“乡下人”，把城市的现在看做是农村需要努力的未来。另外一种则怀着一种田园诗歌式的乡愁来眷恋逝去的人情乡村，反映的是在动荡不安中丧失归属感的城市“新穷人”对于一个稳固的精神家园的渴望。

　　这看起来是一个老套的“工业党”和“情怀党”之间的争论。笃信大工业的铁蹄必将能踏平人世间一切苦难和眼泪的工业党人，把乡村的衰败和解体看作是现代化和文明化进程中的正面现象，嘲笑文科博士对必然消失的田园诗歌的乡愁。其实，工业文明并不必然排斥“情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并不必然是一个原子化的冷漠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丧失了人的价值的金钱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的世界，并不必然是一个在漂泊不安中“自由迁徙”的世界。熟人社会的解体（包括农村和城市）和新工人（以及“新穷人”）的漂泊，只是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自由流动的资本和货币对社会的渗透所造成的结果。我们不是要用“传统”VS“现代”的二元叙事方式来为社会的解体和冷漠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而是要在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去探寻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做一天“自由的一无所有”的人

——清明打临时工杂记

（2015年4月12日）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

　　清明小假期，抱着体验生活、更加深入了解工人生活的想法，我们若干同学到Y区参加打工活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是其中唯一成功“就业”的人。于是可能也只有我来从工人的角度写一下体验。

　　在4号下午六点左右的时候，我们一行三人从学校出发。我们抵达目的地之后，便有其他先到的小伙伴过来接应我们。在集合之后，我们进行了一个短期的探访。走在居住区的街道上，满目所及都是脏乱差。根据后来和工友的聊天，我们了解到，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外地来务工的人员，其中男性居多，河北、河南等北方人居多，房租大约300-500/月。廉价的房租背后是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路边很少看见垃圾桶，到处都是垃圾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房屋都很低矮破旧，最多的是各种小摊，卖各种水果、小吃、还有很廉价的衣服和钱包。而且商店和小摊相似度非常高，也就导致竞争会非常激烈。路边的商店店面也都很小，招牌也很脏。大路尽头会有幽深的小巷，没有路灯，人也很少，偶尔窜出一只狗。由此也可以对工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不禁感慨。在花了一个小时熟悉了周围的环境后，我们就回到了准备入住的宾馆。宾馆很便宜，40元/晚——设施也很糟糕：房间的门是玻璃的，只有一层薄薄短短的窗帘；门很难锁，女生住非常没有安全感；走廊很窄，昏暗的像是几十年前的房子；狭小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看起来很旧的也并不太整洁的床，一台老旧的电视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不能洗澡，甚至没有盥洗台。我们两个女孩住一个房间，床不大，也并不能好好睡。

　　第二天早上五点，我们就起床去找工作了。中介在Y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普通的打工者除了从家乡组队来北京闯荡，一般的只能通过中介来找到工作。放眼望去，满街都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XX劳务”。每天早上五点多，至迟六点半，中介的店面会开门，或者人会出现在街上，举着牌子，写着工种和工资，本着“关系优先”和“先到先得”的原则招聘临时工，一天到十天不等。为了对这种生活有更切身的体验，我们也加入了临时工这支大军。早上五点，天色还黑，想想学校当时应该还在熟睡中，整个亦庄已经热闹起来了。

　　匆匆在路边吃过了早饭，我们就一家一家去找中介。不过由于清明节，很多工厂放假，需要的工人很少，更主要的是经济形势严峻，开门的中介很少。我很幸运，在一家中介刚刚打开门的时候冲进去抢到了工作（当天那家中介只有十个名额），而同去的一些同学则没有那么幸运，只能打道回府。

　　在亦庄，劳动力是一种廉价商品，中介说出一个数字，工人往往一哄而上，根本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因此更不能实现对资本的有效制约，加剧市场中的两种力量的差距。“供求关系不平衡”是造成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开门的中介实在太少，加上路上多数是“黑中介”，不但给钱少，干的活还重，还有些是游离在法律边缘的所谓“办银行卡，淘宝刷业绩”，市场的价格是6小时120元，但是风险也很高，容易造成债务，很少有人去。于是在路边看到最多的就是一群又一群的人，沿着一条街走来走去，看到中介就一窝蜂涌上去，听着中介并不友好甚至粗暴的语气，央求一份工作。而大多数却不能找到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早上的找工作大军中，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男性，有极少数女性也一般是跟随男性一起找工作，很少有女性单独或者几个女性结伴找工作的。工人完全没有争取工资的自由，中介只要一报价，不管多低都会有人去，很多人抱着“我不去也有人去”“少总比没有好”的思想，接受越来越低的劳动报酬。包括后来和工会的负责人交流的时候都谈到这个问题，“中介和公司的团结一致对外”和“工人的不团结各自为政”共同导致了亦庄的低工资。我的工作是去一家仓库给化妆品贴标签，八个小时的工作才有60元的报酬，远远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更不用说节假日的加班补偿了。

　　由于临时工多是做一些技术含量相当低的活，所以不需要笔试面试培训，只需要交上自己的身份证。找工作扣身份证也是Y区不成文的传统。只要想得到一份工作，必须把自己身份的证明交给中介，等工作完成后身份证才会和工资一起发下来。扣押工人证件就真的合法吗？而交过身份证之后，大约早上六点到七点半，工人拥有短暂的人身自由。工厂并不在居民区内，其正式上班时间大约是八点以后，一般在七点半的时候会有车送工人去工厂。所以这一段时间工人除了吃早饭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能坐在店面里等待，或是玩手机，还有些人就是聊天，内容从国家大事到鸡毛蒜皮，但是占大多数的是生活的艰难和感情的问题。这也许和当地的男女比例或是感情上的需求有关，毕竟，工人一天除了干活，一般背井离乡独自在外，感情上的空白需要填补。不过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工人们就被塞进一辆车出发了。由于地段的原因，工厂并不和居民区在一起，我们是由中介开车送我们到的工厂。这样也从一定意义上很好的控制了工人的人身自由——没有身份证，而且连自己从工厂逃工都很难做到。同行的人中间有三男七女，其中有三个是中介认识的，还有一个是中介的女朋友。甚至说，在我看来，那些男性身上都有一种“二流子”的气质——不是歧视而是说他们难掩对异性的渴望，喜欢节奏感强的音乐，喜欢聊八卦，也喜欢聊各种各样有钱人的生活。其实无论是黑中介还是工人，他们给我的感觉很相似。虽然他们中间还存在盘剥的关系，但到底都是底层的人民，或许，这又是一个“贫穷欺压贫穷，底层压榨底层”的案例。

　　说到做工，其实我们分配到的工作并不累，也不算脏，只是给进口的化妆品贴上中文标签。很简单，也很枯燥。上午的时候，据了解也是他们工作的常态，整个仓库里只有监工催促干活监督质量的声音。工人之间交流是很少的——甚至一同做工的人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家乡等等最基本的信息。甚至我们有一个同学主动和他们搭话都不太理我们。工人们之间是一个个封闭的小圈子，圈子里他们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圈子外他们存在感很低。比如一同的两个女工，是同乡，一起来到北京打工，她们交流会多一些，但一般用方言交流，和外人说话就很少。不禁想起来富士康，工人们之间缺乏感情的建设，感情的缺失恐怕也是工人问题的一部分。

　　其实还有一幕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做工之始，由于知道不是计件工资，工人们干活的积极性非常低。甚至会要求干得快的人放慢速度（是由一个团队组成一个小的生产线，每个人的速度会对整个集团的速度产生影响），这也算是工人对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无声的反抗。但是在最后，监工却以活没有干完为由不让我们准时下班，说只有我们做完所有的活才能正常发工资。于是我们的工作时间从八小时硬是延长到九小时，也没有任何的加班费辛苦费等等。但是大家好像习以为常的样子，干了那么久才有那么点工资，工人们只能通过磨洋工消极的反抗。

　　然后谈到低工资的问题。最近出台的《关于调整北京市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里明确规定，北京市最低工资每小时不低于9.89元，而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每小时最低工资为18.7元，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为45元。按照这个规定，我们一天应该能拿到405元的工资。但是我们只拿到了60元，除去吃饭、住宿，加上来回的交通费，我只拿到了5.5元的净工资。这还是我几乎买的是最便宜的饭菜，可想而知那些工人平日的生活。

　　但是其实工厂给的工资还是比较高的——中介会吃掉一半以上。黑中介也是在Y区生产链中一种特殊的但重要的存在，他们负责给劳动力和资本构建平台，但是劳动力由于过于分散而且数量庞大，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是主要受到中介和厂方两方的压榨，工资由厂房给中介，中介再给工人，中间中介会吃掉一大部分回扣。这种不合理的劳资关系也是造成亦庄工人贫苦现状的原因之一。

　　通过和工友的聊天，他们大多数是中途退学或者毕业之后，与家乡一些人结伴来到北京闯荡。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能体会到的是对生活的无奈，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但又掺杂着失望与自暴自弃之情以及认命的感觉。在后来暴露了学生身份之后，他们一方面表现了对学习的羡慕，甚至有人谈到了对未来孩子的期望。只是在这种矛盾纠葛阶层固化的现在，又有多少希望给他们呢？

　　八个小时的连续工作，强度自然比在学校的日子大。回校之后，疲累不堪的我第二天一直在睡觉，到现在右臂还是酸痛的。我想，在打工中看到的体验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说实话，它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工人似乎都安于天命，安静沉重地活着，演绎着一场场生命的喜怒哀乐；但是它绝对没有应该的要好——黑中介的回扣、厂房的压榨、高昂的物价、恋爱问题、婚姻问题、高强度的劳动，他们理应得到更好。打工归来，我也想了很多。我们不能忽略工人劳动者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其复杂的一面。这才是真正的生活吧，并不能简单定性。毕竟，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的时代，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尽己所能，使这个社会更好罢了。

　　不禁想起大学的第一堂课上一位老师讲的一句话，记忆犹新不敢忘：

　　我力求客观，但绝不冷漠。

青春无悔

——一位知青的访谈录

（2015年3月12日）

小强

　　问：周阿姨您好，今天请您作为一名知青上山下乡的亲历者，为我们讲述一下您眼里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答：好的。这的确是段难忘的日子，现在每年我们当初一起上山下乡的一些同志都还回到云南聚会，不为别的，就为看看当年的痕迹。

　　问：请问您是何时插队到那里的呢？

　　答：我自己是重庆人，71年作为知识青年插队到云南建设兵团，这是一个在58年大跃进时期建成的国营农场，两个师整师转业去了那里。

　　问：当时促使你们去农村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不去吗？

　　答：不同的时代的社会风气对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当时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嘛，尤其是城市的工业建设。但这是一个过程啊，不可能一开始就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由于城市当时还安排不下所有青年，国家就安排到农村。那时候党和政府很有威信，号召的话大家也积极参加。不去也行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游手好闲呆在家里“啃老”，比现在还丢人。记得当时有一句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家里吃闲饭”，外加当时的榜样宣传，大家就风风火火地下乡去了。

　　问：不是说有给出身不好的人穿小鞋，专门把他们赶到农村去吗？

　　答：这个和我知道的恰恰相反，当时我们那边越是出身不好的人，往往越愿意往农村跑，一方面他们觉得在城市往往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决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也能给自己的出身添点光彩。

　　问：那你们到了云南建设兵团工作累吗？有没有想回家来？

　　答：当然累啦，刚到的时候叫苦连天，而且啥都不懂。那时候下乡的知青并不是现在这种知识分子的说法，而是指受过教育的青年。一群大孩子，刚开始从城里到农场工作哪能受得下苦啊。想家但回不了啊，这是国家分配的工作，我们在农场可是有正规的农工身份的，属于拿国家工资的工人，要是所有地方的工人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工作就很难办了。刚开始还闹过一段时间，过了一段日子，大家适应了，也就觉得没得什么大不了的，每年也有回家的探亲假期。

　　问：听说许多知青到农村或农场过后都是在偷鸡摸狗，没干正经活儿，不像宣传中说的那样为本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您怎么评价这种说法？

　　答：首先是偷鸡摸狗这回事儿，当然是有的啊，还不少，我们队当时有一个青年外号叫“麻布鸡”，因为有次他拿一个麻袋偷了好多鸡，给玩得好的几个人吃掉了。如果根据这种事情的发生就否定知青的工作，我认为是不合理的。你想想，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做出这种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对他们的处罚也多是批评教育。有没有吊打呢？如果碰上粗暴一点的领导，那也是有的，但绝不是普遍的，也不至于说有打死了人的事情发生。

　　那知青是不是为本地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呢？别的地方我没资格发言，在我头几年回到云南建设兵团的时候，一个留在建设兵团的老知青给我说“如果79年知青不回城，农场发展至少前进20年”，知青在当地的工作即便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也是应该受到肯定和尊重的。

　　问：您这里谈到知青回城又是怎么回事呢？

　　答：78年开始内地知青大批回城，尤其是恢复高考，对知青冲击很大，我就是那个时候考出来的。参加高考的都是知青中突出的一批，这一批人对剩下的知青冲击也很大。当时我所在的建设兵团就开始闹，要回城；最开始其实国家有安排农村的知青回城的，但是由于我们在农场有职业证，是国企员工，所以不在政策内。起初还是不让我们回，因为当时知青人数太多了，走掉过后，农场没法正常运行；后来闹下去还是让我们走了，然而这才是知青悲剧的开始。

　　问：知青的悲剧？您是指知青回去过后的归宿么？

　　答：是的。大家现在都说当时的知青都很惨，但是不是在农村惨，而是回到城市没有出路惨。当时全国以云南为爆发点，全国知青大返城，回来过后，家里有手段、有门路的知青就有出路。大多数工厂直供子女就职于工厂建的“大集体”里，结果没隔多久到90年代遇上大下岗，生活过得很悲惨。其他没有出路的人，在82、83年左右又想跑回农场去，至少那里生活有保障，但是农场不要他们了。

　　问：对了，周阿姨，现在很多人控诉说当年许多女知青在插队被强奸，这件事情属实吗？在队伍里严重吗？

　　答：确实是有这件事情的，这种事情在当时都处理得挺重的，有次还枪毙了两个人。这种情况是极少数，不是像现在有的人说的那样夸张，一方面处理得很重，另一方面别说强奸，许多人连恋爱都不在当地谈，因为一旦结婚，就肯定回不去了。

　　另外现在针对当时的报道很有偏见，譬如女知青被强奸，它只报道这件事情发生了，没报道当时是如何处理的，现在强奸一位女性会被判死刑么？用这种有色眼镜去评论当时的事件是不公平的。

　　问：最后，对您来说，长达8年的知青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答：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说说我刚刚想到的一些东西。这些年教给我的东西有什么呢？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品质，农业生产必须的知识常识，这些都是贫下中农再教育吧。许多知青说下乡生活的后悔，后悔不是因为去了农村，而是因为回到城市却没有出路。我个人的感概是：国家的规划必须是一个体系，包括从50年代开始的知青上山下乡其实就是国家的一个有漫长计划的30年体系，然而30年后改革开放时期，路线完全不同了，产生了体系各方面的断层，出现了很多问题，知青的不满就是其中之一吧。

英国媒体对于卡梅伦获胜起了什么样的影响？

（2015年5月13日）

清华大学求是学会译

　　摘要：大部分人通过媒体来了解政治，特别是在竞选期间。因此，如果所有的媒体都如此狂热地支持某一种相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将对公众的意见产生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这对于民主来说是危险的。在这次选举期间，英国媒体就公然扮演了这么一个反民主的角色。

　　在工党领导人金诺克1992年在选举中意外落败之后，默多克所属的“太阳报”的臭名昭著的头条是“太阳报胜利了”。在1992年大选期间，保守党本来看起来已经要输了，但是突然间金诺克受到了英国主要右翼媒体持续的攻击和妖魔化宣传。就跟这次大选一样，最终的结果出人意料，保守党候选人梅杰在选举中获胜，而金诺克离开了政治舞台。

　　在2015年大选中，除了《卫报》和左翼小报《每日镜报》之外，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倾向于支持保守党，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

1.为什么在大选中几乎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选择支持某一个政党？

2.媒体对保守党的严重倾向性支持对最终的结果有影响吗？媒体又一次胜利了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相当简单的，英国所有的报纸都是亿万富翁的个人财产：澳大利亚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拥有《太阳报》和《泰晤士报》,罗瑟米尔控制着《每日邮报》,巴克莱兄弟拥有《每日电讯报》,俄罗斯寡头列别捷夫控制着《独立报》和《伦敦晚报》。这些人的财产加起来高达120亿英镑。他们的利益决定了他们会倾向保守党而不是工党，而且工党在这次选举中采取了比布莱尔时期更加左翼的立场。但是除了资本主义赤裸裸的经济利益之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如果我们分析工党和保守党的竞选宣言，我们会发现，令人吃惊的是，保守党在竞选宣言中几乎没有提到媒体——除了表示要减少对BBC的资助，一些右翼媒体对此表示欢迎。而工党则清楚地表明他们将努力改变英国媒体缺乏多元化的现状，推动建设更加道德化的媒体。工党明确表示要计划执行莱韦森法案（“莱维森报告”是在震惊英伦的《世界新闻报》窃听案发，并且演化为社会对报刊监管强烈不满的公共事件的形势下，经议会授权，由莱维森经过一年多调查完成的。报告于2012年11月29日公布，当即在议会发生激烈辩论，焦点是莱维森建议通过议会成文立法形式来组织设立监管机构的筹备组），英国媒体把这个法案看作是洪水猛兽，看做是对他们言论自由的限制，所以他们竭尽所能阻止该法案的通过。这也是他们对工党发动肮脏的媒体战争的原因，以对抗他们所谓的“红色艾德”。这种攻击甚至比1992年对金诺克的攻击更为激烈。

　　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即媒体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卡梅伦获胜？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大部分英国媒体包括电视，都在为保守党竞选服务，充当着毫无批判性的扩音器。他们甚至连记者们平时所声称的客观、中立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很明显，英国媒体都有自己确定的立场，他们为公众设定了公开辩论的框架，对人们怎样思考、思考什么都有影响。

　　此外，大部分人通过媒体来了解政治，特别是在竞选期间。因此，如果所有的媒体都如此狂热地支持某一种相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将对公众的意见产生一种非常深刻的影响，而这对于民主来说是危险的。在这次选举期间，英国媒体就公然扮演了这么一个反民主的角色。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公众投票支持或反对某一政党的动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归因于媒介使用。有一些科学研究认为媒介对选举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要分离出媒介对选举行为的确切影响是困难的，因此需要更多研究去查明竞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无疑的是，社交媒体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那条Milifandom的支持米利班德的粉丝标签和罗素•布兰德（英国著名喜剧演员，反保守党与财政紧缩）的一千万名粉丝除了让包括笔者在内的评论者们在彼时认为一个工党政府是可能的外，并没产生实际效果。

（本文来源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