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排陈明，第二排自左至右：方朝晖、韩星、盛洪、彭永捷、米湾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

　　●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

　　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语境下，“儒学复兴”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确蕴藏着解决当下困境的某种启示。但罔顾历史事实夸大儒学现代意义的态度并不可取。粉饰儒学、美化旧俗的种种乱象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对高喊“回到孔孟去”的主张，不可不辨。围绕儒家历史上的政治实践、儒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实质、儒学现代价值等问题，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分田。

儒家有“仁者爱人”，也有“仁者杀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是中国人在封建纲常礼教的残酷压迫下生活了上千年后的历史性选择。但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些崇儒者甚至为“三纲五常”写起了辩护词。历史上儒家政治实践的残酷一面似乎被选择性遗忘了。儒家所谓仁政的历史真相究竟是怎样的？

张分田：孔孟之道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思想及价值符号，即使完全彻底地实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君主专制，这就注定它势必成为真情与伪善、理性与谎言、理想与幻梦的综合体。就积极因素而言，它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法则的借寓之所；就消极因素而言，它是专制统治的谋士及辩护士。由于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同胎共体，难分难解，因而孔孟之道既可以造善，也可以作恶。作恶也是孔孟之道全面实现的重要表现。唯其如此，儒家才能坐稳官方学说的“宝座”。

　　许多人只知道儒家有“仁者爱人”的说教，不知道儒家还有“仁者杀人”的理论。孔子赞赏霸道，这一类儒者曾经居多数。孟子讲“仁义”，只要读一读庞朴先生的《中国文化十一讲》，便可知晓“杀的理智”原本就是“仁义”的题中之义。《乐记》将“王道”定义为“礼、乐、刑、政”。历代王朝的刑法及基层社会组织的私刑均依据儒典制定并实施，违逆“纲常名教”属于必杀之罪。大开杀戒的儒宗代有其人，孔子也名列其中。戴震抨击的“以理杀人”则是比刑罚更甚的以“天理”、“经义”、“礼法”摧残生灵。相关事实不胜枚举，可以写一部题为《张扬“仁义”的专制统治》的专著。

孔孟“民本思想”是帝制的根本法则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一些崇儒者那里，“吃人”的封建礼教不应归罪于儒学，因为它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您如何回应这种观点？

张分田：宣扬“孔子至圣，德盛神化”的儒者绝对不会想到重大弊端恰恰源于孔孟之道。“孔子无过、错在众生”的论证方式传承了两千多年。许多夸大儒学现代价值的人也沿袭这种说辞。他们倡导“回到孔孟去”，论据之一便是：孔孟大儒的“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是讲“民主”、“民权”的，只可惜一部真经遇到了歪嘴和尚，被后儒篡改了，被帝制阉割了。我认为，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缺乏历史感和现实感。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在历史上得到了实现吗？

张分田：为了厘清事实，我分析了中国古代的很多典型个案，检索的文献涉及“四书五经”及各种重要经学著作，所有重要思想流派著名代表人物的著作，历代国家文告、帝王著述、朝堂议政、名臣奏议、科举试卷，乃至各种史籍笔乘、宗谱家范、宗教文献、笔记小说、诗词歌赋、通俗劝善书、占卜用书等。我的结论是：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中华帝制的政治原理是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框架而精心构筑的庞大的思想体系。后面我会详细论述，这里我先说明一下，古代的“以民为本”与现代的“以民为本”有本质的差异。

　　有许多著名学者做出过“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而我的研究却发现，帝制越兴旺，“民惟邦本”理论就越发达；君权越集中，“民贵君轻”观念也就越普及。在帝制时代，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精神、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自我实现。

　　其一，儒学被帝制尊崇达两千余年之久，并作为公认的核心政治价值而支配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在思维方式、理论结构和命题组合上，无论《春秋繁露》、《五经正义》、《四书集注》等名儒之作，还是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清乾隆帝的帝王著述，其“民本思想”均与《孟子》有本质的相似性，大多比《孟子》的表述更清晰，言辞也更激烈。

　　其二，通晓“民本思想”始终是选拔官僚的主要条件，历代科举考试试题便是明证。自从《孟子》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后，包括皇帝及皇子在内，读书人必须诵读《孟子》，从政者大多精通“民贵君轻”。明朝进士黄洪宪的《邠人曰》和举人艾南英的《民为贵》是典型例证。这些科举制文均被作为范文收入清乾隆帝指令编纂的《钦定四书文》。因此，朝堂之上、著述之中援引“民贵君轻”及其基本思路的事例越来越常见。在特定情境下，朝臣们甚至会依据“君为轻”而另立皇帝，宋高宗、宋端宗、明代宗都是典型例证。

　　其三，皇帝们大多赞成“民贵君轻”的基本思路。汉高祖认同“王者以民人为天”，隋炀帝标榜“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唐太宗论证“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元世祖赞赏“民为重，君为轻”，元英宗告诫臣下施政莫忘“民为重，君为轻”，明太祖将“民贵君轻”题写于宫廷建筑，清康熙帝赞扬“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说法“实千载忠臣之语”，清乾隆帝吟诵“藐予小子识君轻”和“自昔识君轻”的诗句。还有一批皇帝钦定、亲著或撰写书评的书籍皆有论证“民贵君轻”的文字。清乾隆帝甚至批评孟子归咎于社稷的说法违背孔子的思想，“实有悖于理之处”，称“即有过，亦在君与民而已”。

　　其四，孔孟“民本思想”堪称帝制的根本法则。帝制的国家宪章、权力结构、治理体系、法律制度、君位继承制度、帝王及储君教育制度、官僚培养及选拔制度、谏议及民意采集制度、礼乐及名号制度、国家祭祀制度、应答天谴民怨的“禹汤罪己”程式、维新变法的“与民更始”程式、禅让大位的“天与人归”程式等，其经典依据都采自“四书五经”，孔孟“民本思想”是各种制度、程式及政策的主要理据。凡是即位诏书、禅让诏书等对王朝合法性及君权合法性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都必然引据“立君为民”、“民贵君轻”。就连征收赋税、建筑宫室、兴兵动武也往往引据“民本思想”。文景之治、光武之治、贞观之治、洪武之治、康乾之治等都是实施“民本思想”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孟“民本思想”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全面的实施？

张分田：根本原因是孔孟学说与君主专制是相互契合、高度匹配的。“民本思想”主要回答“为何立君”、“如何立君”、“何以为君”等问题，侧重从君民关系的角度提出并论证这类问题的答案。设君之道、为君之道是“民本思想”的关注点，界定“民”是为了界定“君”。“民本思想”是关于民的政治思维，而实质是关于君的政治思维。甚至可以说，“民本思想”是帝王观念的组成部分乃至附属品。

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报》：孔子说“以道事君”，孟子讲“诛独夫”，这不能说明“儒家反抗王权，批判专制”吗？

张分田：这种观点只见皮毛，未见本质。实际上，必须规范、限定、制约君权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共同主张。诸如《韩非子》主张统治者“以道莅天下”、“以道正己”，告诫他们“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否则“天子失道，诸侯伐之”。不可否认，这一类思想蕴含丰富的积极因素。但是，从核心价值观及基础框架看，《论语》、《孟子》、《韩非子》并没有本质区别。

　　我发现，以孔孟之道为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基础框架，由系统回答十大经典问题的十大经典命题构成，包括①主要回答政治的本原、本体和本质问题的“立君为民”；②主要回答国家元首及政治主体问题的“天下为公”；③主要回答国家形式问题的“天下一统”；④主要回答权力结构及政权组织原则问题的“政由君出”；⑤主要回答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定性问题的“君臣合道”；⑥主要回答施政纲领问题的“君主无为”；⑦主要回答政治过程问题的“广开言路”；⑧主要回答社会公平问题的“平均天下”；⑨主要回答社会道德教化问题的“孝治天下”；⑩主要回答制度建设及法律规范问题的“法理天下”。这些命题将政制理论与政事理论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全面回答了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历代著名思想家普遍使用了这一基础框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政治学”。

　　如果适度超越“民主与专制”的评判尺度，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很不简单，其现实的态度、缜密的构思、周详的规范、精巧的设计和理性的关切，在世界古代史上无可匹敌。对这个历史现象应当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某些积极因素并不意味着儒家“反专制”。由于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这一套博大精深的政治学说体系明确将“专制”及“君主专制”作为核心范畴和首要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换言之，孔孟之道并不能自发地导出现代的民主思想？

　张分田：“孔子尊君，孟子尊道”乃是古人之公论。“尊君”，即尊崇君主制度；“尊道”，即尊崇君主制度的一般法则。“四书五经”没有“民权”、“宪政”思想，其“民主”一词也是指“为民做主”，亦即专制。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览“四书”，就会发现孔孟之道与君主专制相互契合。

　　孔孟的政制理论有几个核心命题，即《论语》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左传》引孔子的“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和“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中庸》引孔子的“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和“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孟子》引《泰誓》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孟子》引《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孟子》引孔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的“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等。这些命题所设定的政体形式和权力结构完全符合现代政治学的“君主专制”定义。

　　实际上，儒家原本就是用“专制”论说君主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一般规定性的，即唯有君、父、夫有资格专制，“妇之从夫，犹臣之从君，子之从父，无专制之义，无刚亢之法”。在儒家看来，“阳有专制之功”，“阴无专制之义”，“天人合一”的“自然之理”注定尊者专制是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这种理论怎么可能为“民主”留下容身之地！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您如何评价清初政治批判思潮？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不是蕴含着民主色彩吗？

张分田：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黄宗羲“仍因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真正之转变”。这说明孔孟之道不可能自发地导出民主、自由、人权思想。

　　我对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评语是：形成群体，汇成思潮；关注现实，切近实际；思想激烈，言辞犀利；议论精彩，不乏创见；立论思辨，思想升华；引领潮流，显露新意；因循传统，未脱窠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未脱窠臼”的判断是怎么得出的？

张分田：“未脱窠臼”的判断是依据一个证据链得出的。诸如主张“循天下之公”的王夫之是一位思想巨人，然而专题辑录他的尊君思想却颇似一部主张绝对君权的著述。黄宗羲笃信“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故天下归之，此是常理”，将平天下的希望寄托于“令君心自悟”。《明夷待访录》“天下为主，君为客”那一段的思维逻辑是：无君之时，天下混乱；王者大公，天下太平；君主谋私，则为大害。这种“设君之道”古即有之。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思维方式、理论范式、基本思路乃至激烈话语，在历代王朝的官方学说中也不难找到。唐太宗的《金镜》、《民可畏论》便是典型例证。

　　通过对中国古代政治批判思想的系统研究，我发现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尊君—罪君”政治文化范式，除少数无君论者外，没有人超越了这个范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政治思维方式严重阻滞了中华民族的观念更新，而清初政治批判思潮的局限性恰恰是典型例证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批在野思想家高举“天下，天下之天下”的旗帜，将儒家“民本思想”推向极致的时候，皇帝们也在以“立君为民”、“天下为公”、“民贵君轻”，为皇权定位，为帝制张目。就理论的基本架构而言，二者存在实质的相似性。这一历史现象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上述历史事实的存在必然导致现代崇儒者面对一个自设的价值判断困境：如果孟子的“民贵君轻”可以定性为“反专制”，那么众多皇帝的“民贵君轻”又当如何定性？他们的经典依据是《孟子》，解读也没有背离孟子的基本思路，许多话语甚至比孟子更明确、更到位、更精彩，却显然无法用“反专制”来定性。难道“民贵君轻”既可判定为“民主”，又可判定为“专制”吗？

真儒学扶植纲常，伪儒学标榜民主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关帝制与儒学的本质属性的论争是一个老问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批判儒学与维护孔教之争，维护帝制国学的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甚至论证“孔孟民主”。今天的一些崇儒者又走了回头路。大陆新儒学思潮的一大主张即是声称孔孟有“民主”、“宪政”思想。

张分田：古之“儒家”只讲“为民做主”，今之“儒家”却讲“民主宪政”。要想认清儒家的真面目，必须鉴识真儒学与伪儒学。

　　“儒家”这个概念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后来又被人们滥用，用其评判历史很容易导致形式逻辑的错误。逻辑混乱的典型当属“现代新儒家”。他们为孔孟打上“民主”标签，以便将其与帝制及后儒区隔开来，于是“儒家”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民主”的，另一类是“专制”的。“儒家”一词竟然用于指称两种本质相反的思想，相关评说必然存在逻辑悖谬。轻信某些“新儒家”、“新儒学”及“国学大师”的说法是导致许多人弄不清儒家真面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名副其实的儒家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为治学宗旨，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所说的“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现代的“新儒家”、“新儒学”形式上颇似儒家，而其核心价值观是从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移植过来的。这批人虽推崇“孔孟”，号称“儒家”，标榜“儒学”，却违背了儒家的“君臣之义”。因此，现代类型的“新儒家”、“新儒学”理应被界定为“伪儒家”、“伪儒学”。

　　现代伪儒学的显著特征之一便是公然倡导伪易。牟宗三渲染“中华道统”的“内在超越”路向，面对质疑，他竟然诡辩：“即令没有，我们也应当使它有。”这无异于公开宣称要用作伪的手法无中生有，用讹变的方式变黑成白。“大陆新儒学”思潮继承了这种手法。他们深知欲达到行销“儒教中国”和“儒家宪政”的目的，必须迎合现代中国人的口味。唯有掩盖孔孟之道的真实面目，为“儒家”、“儒学”注入舶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宪政主义”，才能蒙骗不明底细的人。真儒学扶植纲常，伪儒学标榜民主，二者之间的分野十分清晰。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伪儒学”在当下还颇有市场呢？

张分田：我认为，导致现代伪儒学思潮泛滥一时的因素错综复杂。根本原因是传统势力的强韧，主要推手是反体制势力的图谋，社会根源是宗法社会及宗法观念的残余，其他重要因素有各种“小圈子”及贪腐群体的特殊需要、某些“国学大师”及传媒的学术造假及文化造假、“国学热”的盲动性及借机牟利行为盛行、许多机构“弘扬传统文化”的具体措施失当、广大干部群众对传统文化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等等。

　　研究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弘扬优秀传统更要实事求是。隐去真相的“弘扬国学”，弄虚作假的“文化传承”，对民族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损害甚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在当下学界，将糟粕当精华的现象司空见惯，许多专家学者有意或无意地参与了文化造假，这是造成思想混乱的重大因素之一。因此，遏止现代伪儒学思潮的有效途径之一是遏止文化造假之风。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客观、全面、准确地陈述和评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和缔造中华现代文明提供优良的学术资源，这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

儒家之“仁”以尊卑、主从、贵贱为前提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人主张用“弘扬儒学”的方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分田：主张用儒家的和谐观构建现代和谐社会也属于这一类。这种人不是对历史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尊者专制的制度伦理注定了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是专制与等差。这一核心价值观浸透了儒家所有的范畴和命题，包括道、德、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诚、和、敬，乃至“止于至善”、“自强不息”。《易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与之相匹配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便是典型例证之一。

　　何谓“天行健”及“地势坤”？《周易》及历代儒者的阐释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居上之“天”为阳、为乾，居下之“地”为阴、为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数”、“乾坤之体”注定万物皆有“君臣之辨”、“尊卑之序”、“贵贱之位”。一般说来，“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健”乃“乾之训”，“顺”乃“坤之训”；“天行健”亦即“天行乾”，“地势坤”亦即“地势顺”；“行乾”之天“刚健”而“自强不息”，“势坤”之地“柔顺”而“厚德载物”；“天道即王道”，“地道即臣道”；“王道即天道”，“臣道即地道”；“自强不息”为“君德”，“厚德载物”为“臣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长幼皆有“君臣之义”，为君则行君道，为臣则行臣道。简言之，“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注定了一切为君者（含君、父、夫等）属阳、类天、行乾、性刚、居上、位尊，而一切为臣者（含臣、子、妻等）属阴、类地、势坤、性柔、居下、位卑。因此，一切上下等级之间都有尊卑、主从、贵贱之别，所谓“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显而易见，专制与等差是《周易》的核心价值观。

　　在“四书五经”中，这样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诸如《孟子》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等等。儒家之“仁”与“和”显然是以尊卑、主从、贵贱为前提的。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的不是儒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儒学观之争的焦点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而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的实质关涉中国现代化途径之争。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

张分田：这是一篇颇有难度的大文章。我仅列举几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要点。

　　许多人将诸多思想精华统统归属于儒家，这是错误的。以“民本思想”为例，“立君为民”、“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思想源远流长，既不是孔孟首创，也不是儒家独有，而是中华民族群体性政治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点，很值得深入研究，并充分肯定其历史价值。但是，这些思想精华毕竟是王权帝制的产物，不应夸大其现代意义。如果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中国弘扬“民贵君轻”，势必贻笑大方。

　　拿破仑用狮子的睡与醒比喻中国的态势。睡与醒主要是指一种精神状态。当初中国为什么沉睡了？这只能归咎于思孟学派的“四书”支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正是在皇帝、官僚、士子集体修习“民贵君轻”的读书声中，中国落伍了。甲午之败乃是国家之败；国家之败败于制度，败于文化，败于教育；当时的制度、文化、教育可以归结为帝制、礼教、儒学这三个关键词。如今中国为什么醒了？这应当归功于儒家的边缘化。群体性的觉醒推动了国家精神要素的全面改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的不是儒学，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但现在有些人喜欢把“中华复兴”和“儒学复兴”混为一谈，甚至提出要“重建儒教国家”。

张分田：名副其实的儒教国家已经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彻底颠覆，推行儒教政治的社会基础也被基本铲除。凡是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坚决反对“重建儒教国家”的政治图谋。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人迟早都会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复辟帝制并尊崇孔教的袁世凯、搞国家儒学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推行尊孔读经的蒋介石统治集团都是前车之鉴。

　　“帝制”与“儒学”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明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既是推动中国古代文明兴盛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也是促使中国古代文明衰亡的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颠覆君主专制及孔孟之道，开创中华新文明、新传统的产物。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丧失了继续存在的历史条件。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当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其实质性的变革就是旧制度的核心价值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制度的核心价值观逐步占据主导位置。无论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取代，还是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取代，这种思想文化的质变一再重演。核心价值观变革的实质是改造文化基因，这就意味着原有的文化基因有的可以传承，有的必须剔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倡导民主、平等、自由、法治，而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观倡导专制、等差、名教、人治。无论儒家有多少精彩的东西可供借鉴与传承，其核心成分都必然会被现代社会所剔除。儒家最看重的尊者专制及等差名分，恰恰是现代社会所要抛弃的。剔除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缺陷是缔造中华新文明、构建中华新传统的重大任务之一。中华文明的复兴绝对不能走“回到孔孟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