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可以从多个视角来分析，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现实进程之中去，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一个个具体的、实际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壮大，最根本最深厚的根基在于实践，最强大最直接的动力在于直面和应对各种问题。

一、关注实际：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习近平，2015年1月23日

如果从本质特征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实际问题的关注程度。它始终以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使哲学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回应人类实践活动中面对的现实问题。由此引发了一场全方位的哲学革命，使哲学拥有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焕发了强劲的生命力。

1、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与问题相依相存

问题是开启思想之门的钥匙，是认识产生的逻辑起点。一方面，问题具有客观性、先在性，因为问题的存在，认识才有原由、有内容、有价值；另一方面，问题具有聚焦性、方向性的特点，只有抓住了问题，认识才不会是笼统的、零碎的、杂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马克思更是鲜明地指出：“问题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代表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变化发展着的实践不断给人们提出新的目标、新的认识课题和新的发展要求，这些都推动着人们去进行新的探索和研究。认识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所谓改造世界，通俗地说，就是解决问题，或者说，世界的改造是通过解决一个个问题去实现的。认识的真理性也取决于回应问题的程度。[详细]

2、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但要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之间抓住事物的内在联系、本质联系、必然联系，就必须从问题出发，否则我们所看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便是表面的、简单的、偶然的。

毛泽东对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天然联系有过很多深入分析，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立足于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这一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是立足于中国要通过工业化改变农业国的落后面貌这一大问题，从而得出必须坚持和巩固工农联盟的结论。邓小平分析和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就是立足于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论断，制定“韬光养晦”等外交策略。

离开问题分析事物及其联系，是形式主义的做法，不能够深入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始终是问题导向在开路，是辩证法在开路。[详细]

3、从“为了谁”、“依靠谁”，推断出“我是谁”

人们办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或曰价值取向，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利益有关。”而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价值取向，往往只要看他对待问题的态度、解决问题的立场即可，也就是说，从“为了谁”、“依靠谁”，可以推断出“我是谁”，我站在谁的价值立场上。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是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的过程，就是坚持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解决“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不断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的。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详细]

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秘诀

　　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直面矛盾，并运用矛盾相辅相成的特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推动事物发展。——习近平，2015年1月23日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过程不是在书斋里按照学科分类进行“纯学术”研究的过程，而是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1、什么是中国的民主革命、怎样进行民主革命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中国革命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分清敌友，二是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另辟新路，及时组织和领导了秋收起义，把队伍带到井冈山，创建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四位一体地深入探讨了中国革命道路这个主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深先后撰写和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三篇巨著，从论述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到第一次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再到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至此，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形成，它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纵观革命史可以发现，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是回答这一伟大命题的生动实践。其中，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延安整风又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以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真正达到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详细]

2、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民主革命胜利后，当我们开始进行建设时，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像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都有人表示过怀疑。尽管马克思曾预言，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即前资本主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没有先例。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此作出了回答。在理论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组成部分和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因此，在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存在一道鸿沟；又由于中国原来的经济落后，基础薄弱，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需要一个过渡时期，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待条件成熟后再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又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时期。这就是毛泽东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基本内容。

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关键是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是毛泽东在新时期的一个突出贡献。毛泽东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虽部分地可作参考，但并不完全适用。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思路是：第一，通过组织起来，把小生产者引上一条“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发展道路”，而不采取苏联集体农庄的形式；第二，通过赎买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这一思路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他领导下的实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写下了新的光辉一页。[详细]

3、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自“反右”运动以来，“左”的阴云一直笼罩着中国大地，1976年，面对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原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显然遭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质疑。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问题，而邓小平理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回应。

邓小平理论不仅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开创和指导。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社会主义国防和军队建设论、社会主义“一国两制”论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搭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同时，它更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国已是社会主义，但还处于不发达、不完善、不成熟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对中国国情正确认识的科学结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上了康庄大道。[详细]

4、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进入新世纪，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们党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摆在了全党面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为解决新世纪党的建设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性纲领。这个纲领充分揭示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解决了党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检验党的建设的科学标准，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统一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我们党从新的历史高度认识自己、完善自己、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表明我们党在解决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形成了系统的思想和明确的思路，标志着党的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详细]

5、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发展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发展内涵、创新了发展理念、提高了发展质量。在“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体现了发展的世界观；在“怎样发展”的问题上，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做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体现了发展的方法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运用矛盾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来观察、思考和统筹当代中国的发展，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统筹兼顾。同时，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论断，对发展目的、发展布局、发展要求、发展方法、发展动力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阐述，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对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详细]

三、“四个全面”：马克思主义的崭新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推动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布局。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一重大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情况和深层次问题而提出的，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第一次把全面小康放在中国梦的大格局中审视，把全面小康目标升华成民族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它使得我们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使得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日臻成熟。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将在我国今后更加壮阔的改革开放大业中逐渐展现其导航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