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中国话语权的核心价值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增大，如何解读中国日益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一方面，国外开始盛赞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赞美中国璀璨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他们直言不讳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消亡”，中国话语其实是资本主义全球话语的其中一员。反思文化交流中话语权争夺的实质。真正的中国文化话语权，绝不是已经同质化的世界精神，而应坚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阐述，承担当代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使命。首先，话语权是争夺人心的斗争。 作为文化的表述形式，话语的真正内核就是意识形态。传播者体现自身立场的意识形态，是文化交流中话语权争夺的关键。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核心地位。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的解放，中国经济模式的成功就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相分离的企图，实质就是想要瓦解中国的意识形态。第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意识形态本身固有的价值尺度对人的自由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国家的价值认知和文化使命。中国的文化交流实质就是传播我们自己的价值理论和立场主张。作为中国文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承担着中国话语权的核心价值，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性质，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理论坐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交流的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30日）

傅德辉：谈谈如何搞好调查研究

当前，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调查研究有“三个不满意”。一是对我们到基层去得少不满意。有的同志走不出“文山会海”，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作决策。老百姓讲，“路越修越好、车子越来越多，但领导离基层反而远了；通讯越来越发达，而干部听群众意见反而少了。”二是对我们的一些调研方法、形式不满意。有的同志调研蜻蜓点水，不解决实际问题。有的习惯于“被调研”，走的路线、看的点、见的人、听的话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有的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窗口”，不看“后院”、“角落”。更有甚者，名为调研、实为扰民，架子场面不小，等等。三是对我们工作中大量的决策落实不够不满意。不落实的问题与决策执行中的调查研究不深入、不经常直接相关。对于我们很多重决策、轻落实的工作方法，老百姓批评说，“唱功很好，做功很差”，“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这些问题严重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形象，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回过头来看调查研究，可以得出四个结论：第一，调查研究是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形式。第二，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保证。第三，调查研究是推动决策落实、检验决策成效的重要方法。第四，调查研究是新时期领导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来源：《政策》2014年第7期）

何海锋:反对形式主义要当心两个陷阱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反对形式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当心掉入两个陷阱，既要防止走向新的形式主义，又要避免误伤了形式正义。一定的内容需要必要的形式来保证。但形式远胜过内容，就容易走向形式主义的误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如果对于这些打着反形式主义的旗号搞形式主义的现象听之任之，反对形式主义就有可能滑向新的形式主义。相比起形式主义，形式正义会让很多人感到陌生。形式正义是相对于“实质正义”而言的。“实质正义”是一种朴素的正义观。我们常说的“罪有应得”、“好人有好报”就属于这样一种正义。但现实生活却不总是如此，因为是非善恶很难有完全统一的判断标准，而且人类社会生活总是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此时，形式正义就彰显出了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形式正义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就是通过一整套合理的程序设计，让参与者和观察者都能清楚地看到最终结论和判断形成的过程，从而相信正义得到了实现。形式主义和形式正义是容易混淆的。形式正义搞不好，的确容易滑向形式主义。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7月15日）

王馥芳：警惕“伪文化实践”对文化本身的解构

在网络时代，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开始自觉地把网络和社交媒体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平台。我们在肯定社会微观权力互动对文化构建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要警惕一些“伪文化实践”对文化本身的解构，甚至对社会的“道德”绑架！我们把“煽俗”阐释为某种强烈的“私情感”对公众自由意志的强加或者剥夺，这种“被崇高”的“私情感”一旦获得“崇高”所赋予的道德力量，便意欲以“道德”的名义把自己的“私情感”强加于众。每有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就是“煽俗”行为恣意妄为之时。公众很容易在某种具有“悲剧”情怀的群体性“煽俗”行为中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被“伪崇高”的私人化情绪牵着鼻子走，从而为一些不理性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创造了可能性。当前，在我国文化软实力亟待提升的大背景下，要抵制“煽俗”之类的“伪文化实践”对公众意志的强加或者剥夺，我们在大力弘扬优秀文化的同时，更应着力营造宽松、包容、协作的社会文化实践环境，鼓励社会个体通过社会协商和互动实现知识、价值和文化的创新性构建。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0日）

刘明周：网络谣言的特点与防范

根据现有立法，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谣言是指那些虚假并且对社会造成一定危害的信息。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传播的网络谣言较之传统意义上的谣言有了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尤其是在微时代来临后，拥有众多粉丝的微博就像是一份个人海报。二是传播渠道多，扩散性强。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网络社区、微博、微信、论坛、聊天室、博客、贴吧等众多媒介平台便利了网络谣言的传播，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复制与粘贴方式使得一些网民无意中成为谣言的传播者。三是迷惑性兼破坏性越来越明显。现阶段，我国网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一些人自编自导，刻意制造一些蛊惑人心的谣言，引起社会恐慌；一些人试图利用网络平台谋取利益，将平常小事用煽动性语言无限夸大。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为争夺点击率，不注重核实事实真相，随意传播那些博人眼球的假新闻，肆意制造它的轰动效果，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稳定。加强网络谣言防范要完善防范网络谣言的法律法规，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建立权威信息发布渠道，增强政府公信力；强化媒体的责任与担当，确保新闻的真实性，杜绝假新闻。

（来源：《 光明日报 》2014年8月31日）

冯颜利：西方政治理念根基在动摇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政治思潮出现一些新的动向。一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制度的新思想。美国詹特森教授和韦伯教授在《美国的硬推销》中指出，过去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是五大理念：和平比战争好，霸权比均衡好，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民主比专制好，西方文化比其他所有文化好。但是，这五大理念今天不再像过去一样掷地有声、引领潮流，除“和平比战争好”外，其余四大理念正在发生变化。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对不同制度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其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反思更加深刻。如：美国三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和萨缪尔森都严厉批判新自由主义。 二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人权的新观点。针对西方宣扬的“天赋人权”与“人权大于主权”，美国东北大学潘琳教授认为：“我们错误地认为，人权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但是，“我们不是生而平等的”。让我们看看美国推销“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践逻辑：卡扎菲死了，利比亚人民享受到了更好的人权吗？穆巴拉克下台了，带来埃及的民主、自由与和谐吗？这难道就是西方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的现代文明？三是国际政治思潮中关于不同民主政治的新论断。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学者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兴趣日浓，并认为它已成为世界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说，中国民主要走自己的路。“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

（来源：《环球时报》2014年8月13日）

侯丽：“新闻自由”，媒体缺乏自律的道德幌子

美国一向鼓吹所谓的“新闻自由”，但与此同时，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美国记者站出来批评美国媒体的“伪自由”。例如，曾协助“斯诺登泄露美国机密”、已逃亡巴西的美国记者格林·沃尔德就曾表示对“美国主流媒体十分失望”。美国记者查尔斯·路维斯在其近期出版的新书《935个谎言：真理的未来和美国道德的衰败》中对美国政治和媒体谎言进行尖刻披露，连日来一直占据美国畅销书各大排行榜前列，引发舆论持续争议。7月28日，备受争议的“美国广播理事会改革方案”对旗下媒体进行了“重新定义”，以“服务美国的外交政策”来限定媒体的定位和自由，对美国“新闻自由”的批评再次引发关注。一是“新闻自由”无法摆脱商业化媒介体制限制。在广告收入持续下降的今天，许多媒体无法保证报道的客观公正，但从个人角度讲，他无法违背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原则。 二是多数记者的报道曾让位于利益。并非所有记者都有这样的勇气。毕竟，目前各大新闻机构每年都在裁员，能保住工作实属不易。美国绝大部分记者的报道都曾被干涉并让位于利益。三是非营利性新闻机构生存堪忧。 针对政府对新闻界的谎言及新闻界本身受到的来自利益方的“公司欺凌”，路维斯给出的答案是走一条“非营利新闻之路”。但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新闻机构没有资金来源倒闭后，报道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