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伊莎贝尔·加罗 张春颖 编译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5期

　　近年来围绕超越资本主义问题的重新讨论，使社会主义及其不同版本的议题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这个词指出了在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下的社会走向，它将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与促进人类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以实现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民主化前景。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许多都是明确地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这些成果也恰恰说明马克思是创造了另一种生产关系的伟大理论家，这种生产关系包含了社会关系的改造、民主化和个体的解放。然而，马克思自己把这样的一个后资本主义的创新，命名为“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一方面，这个关于命名的问题反映出这些词语在历史上应用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无论是在马克思生前还是去世后，这两个词的相继传播实际上是与工人运动中的不同政治结构相对应的，不同的政治组织会根据自身利益需求去选择是否拥护或反对前人对这两个词语的使用。由此看来，这两个词其实都包含了积极和消极的含义，也正因如此，与之相关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来看，这其实是关于术语选择的简单问题，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具有说服力，并经得起推敲。这就涉及到后资本主义的本质问题，而且了解对马克思在这方面的任何评论可能都至关重要。所以，该问题还同时关系到这种即将到来的生产方式的特点、准备条件和介质，尤其关系到它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这个选择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本文正是竭力通过分析马克思留下的一些参考资料，来进一步阐释他在经济、社会或政治层面的一些相关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要这个关于建设非资本主义的世界及其实现途径的问题是值得探究的，那么，围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争论就只是一个分析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方式和途径与终极目标是紧密联系的，值得我们冒险一试，去推翻一些习惯性的政治伦理秩序。

　　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表现出来的主张和这个设想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它清晰地区分了同一进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而这种区分从时间的接续和关联上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典定义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全新的阅读假设，这一假设从根本上颠覆了对这篇经典文章的传统解读。这个假设如下：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阶段的区分，他的目标不是给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下定义，而是表达关于过渡进程和政治调解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废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典区分是由马克思本人作出的，主要依据就是《哥达纲领批判》。该文在列宁的笔下变成了经典依据，后来还成为第三国际的参考准则。

　　然而，关于这篇文章，马克思本人仅在1875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致函其领导人时提到过，而且当时只是用了“批注”一词。近期重译和再版这段文字，是由GEME小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法文版编译工程)小组组织牵头的，并作了全新的评论，由索尼娅·达扬-赫茨布伦(Sonia DayanHerzbrun)和让-努马·迪康热(JeanNuma Ducange)负责翻译工作，这使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阅读它。事实上，该文清楚地展示了马克思的一些逻辑严密而富有策略性的观点，但这些也不是单纯的理论陈述，它们已经构建起了处在合并进程中的德国工人政党的框架。

　　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时应认识到:它是一个政论性的纲领文件，也就是说，该文本身的论述中已然涵盖了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作者的明确意图。同时，马克思也是以理论家的身份来撰写该文;即使在撰写文章的注释时他也表现出战士般的斗志：抓紧时间为未来的政党留下一些可以影响其纲领的东西。尽管当时的条件不是很有利，但他清楚地知道：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所保留是最好的选择，这也在给威·白拉克(Wilhelm Bracke)的信中得到了证实。马克思在文章最后总结道：“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可见他对评论的影响感到悲观，才引用了以西结(Ezéchiel)的这句带沮丧意味的名言。

　　这篇文章中专门用了一小部分笔墨来描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这个简短的过渡描述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是没有的：我们重点要关注马克思专门提到的财富分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正是拉萨尔提出的实现社会政治转型的关键。所谓的公平分配显然不能忽略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前景。这些都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方面，但是通过细节来论证每个方面又显得特别复杂，要揭露拉萨尔方法的缺陷，只有把《资本论》的观点提炼总结出来才显得更为有力，才能彻底批驳拉萨尔把劳动问题简化为抽象的荒谬方式。

　　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马克思并没有把自己的选择强加给任何人。自从1849年被流放到伦敦以后，他就一直为《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操心。1864年拉萨尔去世后，威·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向他发出了邀请。由于当时的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参与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纲领的制订，因此当他看到1875年3月7日公开的合并纲领草案时，自然感到非常愤怒，并立即给威·白拉克写信，同时还寄出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对纲领草案进行批驳。马克思的这种干预，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并且没有表达任何强硬的政治立场，目的只是引起党派领导人的内部争论，并没有考虑将之作为共产主义问题的一个理论尝试。另外，当时的马克思还在与巴枯宁主义作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中涉及的国家问题实际上是要批判固有的无政府主义论调。当然，马克思的这种干预和批评，并没有被当时的领导人接受，甚至出现了抵制。马克思描述自己像被设了陷阱一样，被置于一种沉重的境地，被迫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完全是因为自己和这篇被“修订”过的纲领的论调南辕北辙。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这个合并的纲领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

　　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第一部分中，马克思用了较大篇幅来评论“有益的”劳动的价值以及“公平分配”等问题，也正是在这一部分中，出现了关于两个发展阶段的著名论述：“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肯定的表达方式和直陈式现在时的运用，使人们相信这个论题，而马克思在随后描述中把它纳入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正因如此，这里的社会主义仿佛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个阶段。然而，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证明这种解读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点是在给白拉克的信中，整个纲领从头到尾遭到批驳，马克思丝毫没有进行让步。他对战略层面的干预非常重视，这也是他花费大量时间、不顾当时身体状况而写下那些批语的主要动机。

　　第二个原因是在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中，再也没有出现类似的描述：虽然马克思的著作没有完成，但是如果说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是以一种非常有条理而又简练的方式来提出这个论题，并且他认为这种方式是很适宜而又相当重要的话，那么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不再涉及这些问题真的让人无法理解。实际上，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关于共产主义的问题，但只是点到为止，而没有进行长篇大论。此外，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肯定了制定严格的政治纲领的重要性。

　　第三个原因在他文章的后面被简单提及。这种写作架构是具有战略思维的，马克思的目的是通过该文产生实际的效果。实际上，在马克思看来，用“权利”来衡量也是很荒谬的。马克思在文中虽然引用了他所批判的观点，但这也只是为了衬托出其论题所批驳的谬误。因此，假设每个劳动者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那么分配的原则从根本上来说是与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马克思这样总结道：“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因此，纲领关于公平分配的诉求其实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根本：这恰恰也是马克思反对的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

　　为了批判所谓“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提出了几个质疑，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他强调指出：“要避免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根据自己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此方面的结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特点不允许个体生产者占有大规模社会合作生产的成果：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并孕育超越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矛盾。因此，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不会存在真正的公平分配，但是哥达纲领中关于分配和平等权利的观点是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

　　考虑到这篇文章的重要地位以及马克思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采取直接谴责甚至挖苦的方式，很明显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其实文章的字里行间暗含的谴责之处并不少见，而在两个发展阶段的诠释中，马克思的语言更是把形式上的让步与实质上的谴责巧妙地结合起来，这种策略性的语言运用就是为了婉转地提醒纲领的制订者。文章接下来的段落是为了批判那些错误观点，实际上还分成几个层面来解释，但是这些层面的解释相对于今天的实际来说已然不同了。即使不考虑背景因素，马克思后面所陈述的内容也让我们产生了疑问：“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如果只看到这里，我们会认为第二个阶段在某些部分抵销了第一阶段的情形：如果权利的影响不能产生任何效果，那么交换条件和分配方式的变革必然是毫无结果的。况且，这种变革也不可能实现，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所作的政治决定，而哥达纲领中并没有相关的暗示，只是指出要遵循严格的选举和法律程序。如果一个政治战略只是把权利的改革作为手段，那么它绝不会产生任何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习惯性的解读很容易被推翻：第一个阶段其实对应的是一个不成熟的政治理论初级阶段，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错误阶段。对于这个阶段，马克思认为明智的做法是表面上以模棱两可的方式承认其关连性。

　　从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个阶段”既不是指“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化”，而是要纠正的一个错觉，即把平等权利作为推翻资本主义的切入点，或是作为实现社会正义的资本主义改良手段(哥达纲领中明确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作为奋斗目标)。但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所作的努力却没有结果：除了他的信没有被李卜克内西披露外，新修订的纲领也只是在“生产合作社”一词前加上一个“社会主义”的形容词而已，且不作任何详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既然不指定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既不是指过去，也不是指将来，“第一个阶段”这个表达包含了三个相关的功能，这就使得理解《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非常困难。首先，这个表达指出了一个政治性分析的时间点，即已过时的1875年，这意味着曾经尝试的社会主义方案已然失败。其次，这个表达保留了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进行对话的可能性。最后，这个表达指出了马克思最为关切的一个现实问题，即过渡时期，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文章随后的内容也部分涉及到，并提到了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由此看来，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过渡的问题，同时也与经济和社会问题紧密相连，尽管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说明也没有作出否定：实际上，通读整个《哥达纲领批判》，这个问题并没有涉及到。如果关于过渡的问题并没有被马克思专门提到，那么从马克思的角度来看，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应该是一种关于根本变革的线性过程，这个过程是要达到新的目标和标准。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下一段中，马克思再次提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就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我们很难想象“陈词滥调”和“空洞的废话”这些词是否适合对共产主义第一个阶段的描述。我们可以对初期阶段进行不完整的判断，但我们很难理解这些带有强烈谴责和贬义的词汇怎么能够描述关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建设性时刻。而且在下面一段中，马克思又重提“分配”的问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并对“庸俗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批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取这样一种阅读假设：把对第一个阶段的描述看作是一个简单的修辞上的让步，以达到强烈谴责庸俗社会主义的目的，那么关于共产主义描述的那个段落确实提出了以下重要问题：如果按照进程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否会出现岔路口，是否还存在更加复杂的运行问题?马克思真实的意思是想表达什么，他又采用了怎样的方式呢?让我们重读一遍这个段落：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如果这段文字可以很好地呼应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论点，那么以下问题会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是描述中对共产主义特征的不完整、简洁的表达，其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超出资产阶级法权;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实际上都是对第一阶段特征的描述。这些表明马克思的论据实际上是有所保留的，因为这必然会引起更大争议，当然他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纲领的起草者们，因为他们把权利和劳动全部抽象化了：马克思可能想尽力去纠正他们的一些偏见和错误观点。此外，在纠正把“有益的劳动”抽象化时，马克思还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以及生产力问题;同时，马克思重点强调的是一个分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是一个逻辑阶段，而并非一个实际阶段。

　　我们假设马克思再一次采用了灵活的方式来强调这个纲领的政治目标中应当包含的内容：如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劳动分工，取消那种激进的超越历史阶段的民主等，也就是文章后面明确提到的“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实际上，这段末尾借用了路易·勃朗(Louis Blanc)提出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句话再次指出了财富分配的一个简单原则。假如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词，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指的就是诞生在法国的这种政治传统，因此他清楚地了解这种传统的决定性历史作用。其实，路易·勃朗的政治主张就是创建国家工厂，而哥达纲领则继承了他的思想。

　　如果不考虑马克思对这段简洁论述的深层思考(当然，他肯定能够表达出一个更加完善的政治目标)，那么最后一句的表述实际上指出了工人联合组织的国家干涉主义设想，并以此作为摆脱资本主义或者对其进行改良的政治道路。在马克思看来，路易·勃朗的设想或许比拉萨尔的思想稍微灵活和超前一些，因此，马克思借用了他的一句口号，而这个口号符合哥达纲领制定者们的思路，同时也带有一定程度的革命色彩。因此，正是由于这个表述本身具有的可塑性及其比较准确的政治定位，才使得马克思选择在这里使用，因为他既关心支持两派的合并，又坚持不能为了合并作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

　　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将这段内容视为马克思原本设想的最终表达。因为他是从双重视角去考虑共产主义的：不仅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将其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并广泛发动革命群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普选形式，而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里却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行动中的定义，要通过广泛的民主化运动来实现，而且并无前人的模式可参考，是与创新和解放的具体历史进程紧密相连的。因此，即使共产主义的整体目标能够定义，也无法事先在程序上对其进行概括。

　　假如这样的阅读理解不能得到公认，那么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马克思而言，他并非是想提供一本革命的必备指导，这篇文章仅仅是对当时特定情况的一个干预，目的是让纲领的制订者接受并进行一些改正，至少是对纲领中充斥的错误观点作出修改。因此，“第一个阶段”是对一个不成熟的、带有国家干涉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传统的委婉定义，而第二个阶段的目的是引导纲领的制订者在他们的论题方向再迈进一步，同时要谨慎对待路易·勃朗的个人观点。但是，关于第二个阶段的表述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念还是有根本差距的，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出详细的描述。此外，这个表述与其作为一个政治过程的定义也是不相符的，必须要随着这个政治过程的自我修正、自我调整而建立前提。

　　因此，对这篇文章的“传统”理解其实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把马克思的观点分为了两个时间段。其实把这两个阶段理解为不同的层次或是相融相连的时刻并不重要。为了深入了解这段文字的含义，我们必须要阅读由恩格斯在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革命进程的政治性质问题，提供了一个紧密围绕《哥达纲领批判》展开的解说，同时也加入自己原创的设想。首先，恩格斯在文章中对两个阶段的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即使恩格斯1891年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处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但他的论述无疑向我们表达了另一种观点。其次，恩格斯论著的重点很清晰，就是强调历史和政治因素，这似乎更直接、更具体地说明了马克思当初的设想。马克思原本想要解释的东西由于受到当时具体条件的限制，并且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清晰地表达出具体含义。

　　尽管我们应当避免将恩格斯与马克思去作比较，但是恩格斯的论述对了解《哥达纲领批判》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首先，他提出最初社会主义的不成熟是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的不成熟相关联的。文中的“共产主义”一词被用来形容欧文在政治方面的进步，他用激进的态度去质疑“私有财产”。因此，这里是欧文而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阶段：“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恩格斯随后的评论更接近《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说法：“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这里所说的遭遇失败的“第一步”不是指欧文的共产主义试验本身，而是其实践的理论化：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形成的阶段，这个“第一步”虽然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但它仍赋予“共产主义”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但这并不是平静的发展过程，而是超越与消灭，即革命的过程。

　　此外，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正是从这个初始时刻起(不再和财富的分配有关系，而是在政治层面将生产资料私有制通过改革变成社会公共财产)，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进程正式开启。此时无需维护资产阶级法权，也不再有个人的分配标准，而是涉及到国家权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分为两个阶段，根据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政治史的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首先是夺取国家政权，随后是消灭国家。很明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也是恩格斯的著作中所作的评论;此外，列宁也对恩格斯的论述作出了评论，他们的评论都环环相扣，并总是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也带有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导致的局限性。

　　事实上，列宁也坚持国家逐渐消亡的观点，而恩格斯在与“自由的人民国家”观点论战时(这恰恰是哥达纲领中的观点)，也提到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这既不涉及国家干涉主义，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将具体、直接的经济社会变革与政治维度相结合。如果我们再看一下1875年马克思的评论，就会发现一个非常类似、概述了恩格斯观点的政治解决方案。事实上，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关于民主问题的论述上，马克思重新回到对国家问题的分析，而这次是从政治层面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进行的。与对待劳动和权利的方式相同，哥达纲领将这个问题抽象为一个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另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命运的问题。马克思在文中写道：“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会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让我们再回到过渡的问题，因为马克思想用这些词语来说明如何走向共产主义，而这个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应该是一个持续的、并且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而不是瞬时的转变。简单地说，这种转变肯定不是上面描述的两个阶段：这里所定义的阶段或者时刻，作为一个政治过程，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本质概念;这个过程是通过分配方式和交换条件的改革来实现的。其实革命的转变应当是一个运动的状态，即“持续革命”或“政治过渡”，其中需要全民动员，并且要与时俱进，在前行中根据实际不断去界定和重新界定具体的转变。实际上我们要强调的“真正的过渡”就是这种情况。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在文章中要有意加上下面这句话：“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马克思并没有预先判断未来的体制形式，但他确实提到夺取政权的时期恰恰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时刻相对应：但是这个破坏和建设的过程绝不是与革命和演变同时进行的过程。这的确是一个激进和突发的革命进程，并为社会关系、财产及分配关系的变革创造了真正的条件。这里的“过渡”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提出的“对不切实际的过渡”的一个替代方案。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更能摆脱僵局。因此，这部分内容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文本的第一部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的表达过于婉转，甚至晦涩，因此作者想达到的教育目的并没产生明显效果，尤其是当相应的写作背景消失之后，有关内容更是难以理解。

　　但所有这些分析并没有落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把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定义为一种独特的道路或固定阶段，而是指变革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蕴藏于当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力量之中的具体实现方式，那么，《哥达纲领批判》中并没有提到对此的评论，也没有描述具体的内容。

　　列宁被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理论的推动者，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分析是这个理论框架的基础，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写作的局限性，他撰写于十月革命前夕的文章也非常复杂，与1875年的背景十分不同。可以说，列宁也没有提供阅读理解的策略：他的沉默不亚于马克思。在列宁设想的两个阶段中，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者旨在部分地废除资产阶级法权，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后者是国家消亡和实现民主的阶段。如果将马克思作品中所划分的两个时刻放在一起考虑，一方面是对阶段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我们会发现，第一个时刻实际上是内容，第二个时刻则为其提供了实现形式。然而，列宁却停留在了马克思设想的政治层面。他的错误是在这个政治过程中既要体现社会化的初始阶段，又要维系资产阶级法权。同时，他还认为：要“在一定的时期内”，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他将一个革命的过程与一个给定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提前设计出了社会化的各个步骤，而这正是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时指出的相反观点：不改革生产方式而空谈分配。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学说就是从这里诞生的，即使列宁坚持将这个进程高度政治化，并对其创造性保留了一定的开放度：“……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然而，这里的历史背景和自身的时间性导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之间增加了一个不确定的时间段;共产主义阶段要求并实现全面改造，“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同时包含了对人的改造，使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劳动”。因此，这个共产主义阶段就染上了乌托邦的色彩，无论称其为“共产主义阶段”或“完全的共产主义”都是一个遥远的目标，要受到前一阶段内部变革步伐的制约，同时也为国家干涉主义留有余地，以作为过渡：“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这里所说的国家消亡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创建的过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持续，而是一种转变，不是人民群众监督的制度化，而是革命的动员。

　　结合之前的阅读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提前确定甚至规划好的阶段划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转型的过程，即一个结合了政治动员、民主运转、经济与社会转型以及平等分配的持续的过程。通过对过渡和运转假设的思考，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如果从认识论和政治性的角度把这个历史的创造过程命名为“社会主义”，那么这个词确实是恰当的、中肯的，尤其是作为一个固定阶段的定义更是如此。但是，假如我们将这个词归入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那么它就可能被赋予完全不同的含义。然而，从词源学角度来看，顾名思义，这个词让我们自然地想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这个问题恰恰是左派几个组成部分争论至今的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这个词仍然具有现实性，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理论的、历史的，又有政治的争论。

　　对这个问题的战略性思考由来已久。正是在为国际舞台中出现的激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辩护中，我们发现《哥达纲领批判》对它的解读与传统解读相比更具有创造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完全相容的，二者的区别只不过是进程与目的、建构与成型、中间过程与最终结果的区别，却又辩证地相互依存。如果将共产主义简单设想为突发事件、和平演变或者有计划的暴力行动，那么这种设想就完全忽视了包括组织和纲领在内的关键性政治问题。总之，如果说社会主义一词并没有失去其有效性，那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具体实践来证明的。当然，这些实践由于极为不利的背景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应当从理论和历史两个层面与其悲剧性的复杂过去剪断关系。然而，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只要与资本主义明确决裂，21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式一定会让我们充满期望。

　　(译者单位：北京物资学院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