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体情况中去正确认识和理解其含义，进而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的历史演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重要论断。

　　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体情况中去正确认识和理解其含义，进而了解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的历史演变，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重要论断。

　　尹韵公研究员《一个经典观念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一文(《北京日报》2013年9月30日，以下简称“尹文”，参见//www.pegstown.com/wzzx/llyd/zz/2013-10-04/23119.html)，拜读之后，颇受启发;但尹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考察似有疏漏。

　　尹文在谈到“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理论来源”时指出：“根据已查经典作家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而是使用的‘党派’，如恩格斯在《瑞士报刊》中写道：‘在大国里报纸都反映自己党派的观点，它永远也不会违反自己党派的利益。’应该说，这里的‘党派’已经很接近‘党性’了。”

　　尹文还说：“马克思曾经把‘人民性’概念移植到无产阶级新闻学领域，他在1842年发表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说过：‘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不过，据胡乔木考证：此处的‘人民性’，按德文原意，还可译为‘民族性’、‘大众化’，且唯独此次，以后再未使用过上述‘人民性’概念。”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情况，还需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行具体考察。

1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使用“党性”一词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使用“党派”的概念，还使用“党性”的概念。从现有文献看，至少使用过3次。

　　1.1845年下半年，恩格斯在其撰写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段”的前言和结束语》中，首次使用了“党性”概念，提出了理论的“党性”问题。恩格斯在批判“绝对的社会主义”时犀利地指出：“德国的‘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是可怜得怕人……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自己在理论领域中没有党性，由于自己的‘思想绝对平静’而丧失了最后一滴血、最后一点精神和力量。可是人们却想用这些空话使德国革命，去推动无产阶级并促使群众去思考和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659页)

　　2.1853年3月11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到：“除克路斯以外，拉萨尔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能干得多，这一点当哈茨费尔特伯爵的财产最终并入国家财产的时候，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有他的怪癖，可是也有党性和抱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29—230页)

　　3.1863年1月2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对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布朗基派对普鲁东派控制法国工人运动方向的企图进行的抵制给予充分肯定。他写到：“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甚至象卡诺和古德肖这样的人，都声称在最近的运动中必须推崇布朗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05—306页)

　　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使用“党性”概念。尹文断言“马克思、恩格斯均没有使用过‘党性’一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2“人民性”概念多次见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人民性”的概念也出现不止一次——至少(5篇文献中)出现过6次。

　　1.1839年，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之二中写到：“所以这些哲人和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的塑像一样极少人民性;他们的运动就是自我满足的平静，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同他们对待实体一样地客观……只要这些神谕还没有人民性，它们就是人民的。这些哲人也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5—66页)

　　2.约1842年3月26日至4月26日，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再次使用了“人民性”概念，提出自由报刊应具有人民性、代表人民精神的观点。他指出：“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3页)

　　3.1851年10月2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到：“大多数人从此就联合起来了，于是爱·梅因就可以在《纽约州报》公布一个大秘密：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4页)

　　4.1852年7月25日至8月2日之间，马克思在《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的德文手稿片段中写到：“古代日耳曼的习俗能够无阻碍地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它能给英国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廉价的和没有危险的人民性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2页)

　　5.1852年7月25日至8月2日之间，马克思在《宪章派》中指出：“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19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风险，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6页)

　　由此可知，尹文“唯独此次(指马克思1842年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引者注)，以后再未使用过上述‘人民性’概念”的考证结论，也是欠准确的。事实上，马克思使用“人民性”概念，《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一文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使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使用“党性”和“人民性”概念的具体情况中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含义，进而了解其含义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述中的历史演变。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这一重要论断。

　　这也给我们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点启示，即凡涉及有关具体事实的结论，一定要经过认真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照搬结论。在今天这样高度信息化的时代，对经典作家有关概念使用情况等的考察，已经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关键是要有一种严肃认真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作者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