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当代解读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译为《拿破仑第三世政变记》、《路易·波拿巴政变记》)1852年发表于约瑟夫·魏德迈主编的《革命》月刊第1期，2012年为《雾月十八日》发表160周年。《雾月十八日》被视为一部历史著作，包含着许多过时的论述及相对无用的力量。相比之下，马克思的其他理论著作是耳熟能详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大纲》笔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59年的序言、《资本论》等。然而《雾月十八日》被列入一系列历史著作之列，如《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等。正如考茨基对《资本论》的评价一样，《雾月十八日》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好像是一座矿山，充满着大量尚未开发的宝藏。把蕴藏在《雾月十八日》中的历史与政治观点系统地整理出来，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为此，研究者应该围绕着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提炼出《雾月十八日》的诸多思想命题。马克思所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1](p.476)。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解答这个核心问题的过程中呈现出复杂的政治论述与历史分析，展现出数个重要的思想命题，即唯物史观、结构与能动、领导权或霸权、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历史传统与观念、社会变革与行动策略。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既是马克思的重大发现，也是饱受争论的主题。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理解和解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过程”[2](p.591)。马克思尤其批判超历史的历史哲学。“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p.131)。

　　西方学者提出了对唯物史观的不同理解。法国学者阿尔都塞和英国学者科恩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任何解释世界的能力，那么这是因为人类的活动、阶级斗争、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就是由能够精确地严格地界定的结构因素所引起、所决定的。然而德国学者弗莱谢尔与法国学者萨特强调用实践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性[3](p.1)。实际上，很多学者批判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否认马克思对意志、意识等上层建筑因素的相对重视。1848年革命所具有的在以往革命中尚未出现或不甚明显的历史特点，在客观上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4](p.2)。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础剖析波拿巴政变的物质条件。“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1](p.569)。他还分析了法国秩序党中两大集团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相互分离，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而是它们利益的对立。“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1](p.498)。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否认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的意义，也强调传统与教育的功能以及国家的相对独立性。

　　二、结构与能动

　　结构与能动已经成为最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影响着理解政治的方式。“从根本而言，这一争论关注的是下列问题：在何种程度上，作为行为者的我们具有塑造我们自己命运的能力，与此对照的是，我们的生活被一种无法控制的方式所结构的程度;我们的命运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程度”[5](pp.279-280)。安德森指出，“现在，结构与主体这两者各自的地位的难题已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难以确定的次要或局部问题了。实际上，它一直是解释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6](p.39)。然而经济主义与唯意志论对此问题争执不休。马克思从历史辩证法角度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传统与观念对行为的制约和限制。历史主体的能动性总是受到既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而无法超越现有的历史条件以创造历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pp.470-471)。

　　然而马克思决不是机械的宿命论者，把历史看做独立于历史主体活动的某种先验的存在，把历史的必然性理解为是排斥主体能动性的某种预定的不可改变的过程;相反，他认为历史只能体现在历史主体的活动之中，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是对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否定，而是历史主体得以能动地表现自己的客观依据。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阶级、阶层或党派并不是机械地受制于历史规律，而是程度不同地表现为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7](pp.48-49)。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p.11)。可见，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依赖于理论的指导，也离不开对局势的判断。“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人民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1](p.504)。然而对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运用是颇有危害的，特别是唯意志论。“只要涉及到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说明时，也就是涉及到实际的应用时，情形就有所不同，而在那里就不会有什么差错。遗憾的是人们始终认为：只要把基本的原理抓住，而且还不一定很正确地抓住，就算是对于一种新理论得到充分的了解而且马上就能够运用它了”[9](pp.500-502)。

　　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既能以非常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进化的客观进程，同时又能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同某些阶级的联系，并实现这种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力、革命首创精神的 意 义，并 且 把 这 两 方 面 卓 越 地 结 合 起来”[10](p.729)。

　　马克思高度评价无产阶级的能动作用，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作用。对于无产阶级的光荣失败，“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 不 能 从 重 新 缔 结 的 联 盟 中 获 得 新 的 力量”[1](p.478)。马克思等在《神圣家族》中宣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由于群众的历史能动作用，这迫使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假借以全体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由于农民受到资本的奴役，农民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相对立的，因此马克思倡导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政治。“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1](p.570)。相比之下，马克思否认所谓的伟大人物的历史能动性与作用。所谓的“伟大人物”在霸权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是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如埃尔维系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p.137)。他在《雾月十八日》中刻画了一个颇具笑剧的波拿巴。“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1](p.513)。波拿巴政变的胜利与成功不仅在于秩序党等放弃了自己的霸权地位，更具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原因，特别是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

　　三、领导权或霸权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p.32)。马克思并没有忽视每一个阶级内部的一些特殊阶层。在大工业发展之前，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保守的中间等级依然存在，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而且流氓无产阶级属于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随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更具体地描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自内部复杂的场景，从而运用附属、领导等概念揭示出不同社会阶级与集团夺取领导权的过程以及霸权统治的社会基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1](p.11)。马克思在两个地方分别提到领导权与霸权的概念，即“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1](pp.540，541)。可见，在马克思的术语中，领导权更大程度上意指行政领导权，而霸权意指不同社会集团之间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

　　1848年2月的二月革命的目标在于进行选举改革，以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手持武器的无产阶级夺得了法国共和国，宣布为社会共和国。然而无产阶级沉迷于胜利的喜悦，预示着无产阶级无法确立领导权。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1](p.477)。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全体资产阶级借用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而实施领导权。1848年二月革命使无产阶级政党成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1](p.478)。

　　资产阶级共和派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资产阶级共和派取得统治权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进行了被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个派系所拟定的共和主义宪法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道义上的权力。然而资产阶级共和派受到保皇派的挑战，即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正统派、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的奥尔良派。“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1](p.489)资产阶级共和派不仅丧失了领导权，而且消亡了，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

　　此时正统派与奥尔良派所构成的秩序党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1](p.499)。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 力的手 段和在这样良 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1](p.496)。

　　1848年六月事变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物质利益受到威胁因而和工人接近起来，而且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从而形成了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1](p.501)。这时秩序党趁时间和形势在山岳党没有把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开始采取措施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然而“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1](p.503)。1849年6月13日，秩序党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然而当秩序党面对着波拿巴的挑战时，“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他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 自 己 在 这 种 力 量 面 前 变 得 毫 无 权 力 为止”[1](p.546)。1848年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逐渐依附于小资产阶级等其他社会阶级，退出了社会舞台。当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时，“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由此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多年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自行发展”[1](p.519)。

　　对于知识分子在霸权构建中的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1](p.501)。但是马克思过于忽视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领导权，斥责资产者的理论浮夸。“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1](p.520)。“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1](p.531)。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放弃了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简单论述，而是关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权力集团。波朗查斯指出，大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和资产者阶级的各个集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出现，是权力集团的重要原因之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这些阶级或集团的存在，也就是若干阶级和阶级集团在政治统治中的特殊参与，使我们能够辨别出国家与这个权力集团中这些阶级和派别的政治组织之间保有的关系[11](p.260)。对于权力集团之间的霸权斗争，波朗查斯认为，权力集团的现象不能用融合的概念来理解：这是因为权力集团并不构成同等成分的一个表现总体，而是统治中的复杂的矛盾的统一。这就是为什么霸权概念能应用于权力集团中的一个阶级或派别。这个霸主阶级或派别实际上是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的矛盾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它形成权力集团的一部分[11](p.264)。

　　四、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

　　马克思并没有确立一种连贯的国家理论，但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并未忽视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曾经将国家列为其理论研究的计划，但是未能实现。“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包含着它的产生、它的历史、它的形成和它的发展的国家理论更为重要的了”[12](p.123)。因而我们不应该以教条的方式简单地肯定或否定马克思的国家观，而应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理解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的观念。特别是，“国家不可能漂浮在真空之中，即使它声称是超脱社会和自治的，它仍不可能处于 各种阶级关系和‘经济基础’外”[12](p.132)。马克思在《德法年鉴》(1844)中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9](p.196)。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的国家观时指出，“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13](pp.250-251)。这时马克思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论述到，“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1](p.59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明确了市民社会即生产关系是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即“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14](pp.41-42)。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中，例如，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时期，他就使用了“社会”一词(在别的地方则是一个包括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场所在内的泛意词)，以说明作为表现孤立后果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阶级斗争)。

　　有时马克思甚至走得更远一些，他又使用“市民社会”这个字眼，因而显然再次提出了市民社会同国家脱节的这个问题。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考察了政治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地位，特别重视国家行政权力的不可替代作用。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正是由于这个内阁解散，秩序党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即掌握行政权。行政权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法国特定的国家行政权力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官吏，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1](pp.511-512)。

　　具体到法国社会经济状况，法国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1](p.567)。“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1](p.512)。

　　尽管“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1](p.499)。然而在1850年11月和12月间国民议会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1](p.530)。

　　波朗查斯指出，马克思完全根据“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国家那些与众不同的特点[11](p.315)。当资产阶级掌握国家行政权时，他们就会运用国家行政权等专制手段来控制社会大众，消除民主派的力量。“这时，那些看来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1](p.507)。他们特别警惕社会主义者的进步行为。“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1](pp.514-515)，资产阶级“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 一 切 社 会 运 动 也 遭 到 了 国 家 权 力 的 镇压”[1](p.561)。

　　1850年12月2日的政变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1](p.563)。由于马克思认为一切变革都是使政府权力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因此“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p.565)。即使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而是代表或获得社会阶级的支持。在当时的法国，小块土地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来说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1](pp.570-571)。正是由于这样，“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 器 是 在 同 封 建 制 度 的 对 立 中 锻 造 而 成的”[1](p.573)。

　　波朗查斯认为，按照新提出的问题是：国家同市民社会(或社会)的“对抗”、“脱节”或“独立”表明以下一些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的特殊独立自主，是反映在阶级斗争的场所经济阶级斗争同政治阶级斗争的各别自主。这是表现了国家同社会经济关系孤立脱节的后果，在这里假定，国家对这些关系保持一种特殊的独立自主性，把国家当作人民或国民统一的代表，即建立在社会经济关系孤立的基础上的一种政体[11](p.143)。此外，波朗查斯意识到在成熟阶段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注意到了现代官僚政治机器里意识形态的这种作用。这种机器本身并不直接代表阶级统治的机器，而毋宁说代表“统一”即社会“共同利益”的组织原则和化身[11](p.236)。

　　五、历史传统与观念

　　马克思尤其重视历史传统的历史形式以及所造成的幻想效果。“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p.471)。人们经常模仿历史传统，但是这些传统仅仅反映了他们当下的需要，以实现当代的任务。人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1](p.471)。

　　传统的观念、语言与话语的幽灵在游荡，致使人们产生错觉与幻想。“传统观念，作为传统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并不会随着传统所有制关系的灭亡而立即趋向灭亡;相反，传统观念比传统的所有制关系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传统观念的巨大历史惯性在新旧社会的交替时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历 史 发 展 的 速 度 和 形 式 会 产 生 重 要 的 作用”[7](p.78)。传统观念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在《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中马克思指出，“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能够对它们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规定了”。可见，少年马克思的思想火花已经包含着传统的关键性。“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论才最重视传统，因为根据这样的理论，历史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观念斗争，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亦即以观念(观点、论据、论点，相反的论点)所进行的持久的阶级斗争：在这些观念中，各个阶级意识到它们的冲突，新的观念总是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在一部分被这种变化所触动的居民中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这些新的观念在公众生活中试图用克服流传下来的旧观念的方式来实现自己，对旧的进行否定，以使自己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又 受 到 否 定，并 在 新 的 更 高 的 见 解 中 消散”[15](p.564)。

　　资产阶级特别从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寻找到理想和艺术形式，借助远古的语言、热情和幻想，以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1](p.472)。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资产阶级革命曾经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法国人也在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马克思在谈到保皇党人时指出，“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 不 是 作 为 共 和 党 人 对 立 的 保 皇 党人”[1](p.499)。

　　历史传统不仅影响着资产阶级，而且塑造着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讲话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波拿巴的帝制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1](p.498)。“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1](p.568)。

　　只有在既定的经济状况所允许的范围内，传统观念才可能对当前的社会变革发生某种影响，一旦完成了新旧社会的交替，并完全确立了新的社会基础之后，这个新的社会基础就创造出适合其发展的观念形式，以取代那些不再适合它的发展的旧观念[7](p.79)。“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 记 了 古 罗 马 的 幽 灵 曾 经 守 护 过 它 的 摇篮”[7](pp.471-472)。对于拿破仑观念的实质和前景，马克思认为“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1](pp.572-573)。尽管“拿破仑”观念在法国拥有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但是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 立 在 它 上 面 的 国 家 建 筑 物 将 倒 塌 下来”[1](p.573)。

　　六、社会变革与行动策略

　　社会变革需要相应的经济前提和社会基础。马克思通过展现革命的戏剧效果深刻地反思与构想社会变革的前景及其策略。当时法国革命正处于倒退的历史时期，而且国家行政权日益完备。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以分析法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集团中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教训的方式思考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路径与战略策略。马克思强调运用物质力量摧毁物质力量，因而经济领域的革命将会促成社会的深刻变革。“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1](pp.591-592)。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p.13)。

　　然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而是给予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留有余地。“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 术 的 或 哲 学 的，简 言 之，意 识 形 态 的 形式”[1](p.592)。尽管马克思强调社会变革的物质条件，但是并不忽视政治国家行政权的领导地位的作用。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件中指出，“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而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9](p.392)。国家要实施普选权，引导民主决策中的大众参与。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国家作为国家就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人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已被废除”[10](p.29)。

　　在谈到民主派的失败时，马克思指出，“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1](pp.503-504)。当1850年3月10日，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躲到秩序背后去了。“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 拿 巴，并 使 巴 罗 什 先 生 加 入 奥 普 尔 内阁”[1](pp.517-518)。相比之下，波拿巴基本上是靠十二月十日会创造了可笑的历史。“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1](p.524)。

　　马克思斥责秩序党陷入一堆日常议程的行为以及议会迷而忽视对行政权的掌控。与此相反，“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1](p.537)。“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 到自己有能力 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1](pp.537-538)。特别是秩序党逐渐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然而国民议会中的秩序党在和行政权的斗争中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拟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1](p.546)。

　　社会变革要扫除传统的残余，摆脱历史人物的幻想与观点。“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1](p.473)。社会变革失败并不意味着现代革命的退却。“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 命 成 为 真 正 的 革 命 的 形 势、关 系 和 条件”[1](p.474)。

　　社会变革需要经常自我批判、自我教育、改变自己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借助于更加彻底的阶级意识实施社会阶级或力量的集体行动。“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失败的”[1](p.478)。

　　很显然马克思强调社会变革的社会性而不是个人行动的作用。“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1](p.471)。此外，马克思也强调言辞与语言的实质内容而不是其形式意义。“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p.499)。社会变革与行动策略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否则其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因而尽管马克思曾经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但是在《雾月十八日》中也意识到联盟政治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马克思的行动策略蕴含着丰富的唯物史观思想。一方面，马克思力求确定和认知社会行动的历史语境，以此确定行动的策略，另一方面又强调在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历史主体作用。因而我们应该以唯物史观的方法对待马克思的行动策略，而不应该教条与机械地理解革命、联盟等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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