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丁声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一、导 言

　　本文将全球化和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趋势，并试图通过应用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使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化。根据马克思首次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以下简称《大纲》)中所制订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他将在最后一本单独的书，即“后半部分”(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国际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危机)的第六册书中，讨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危机问题。然而，马克思之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没有对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予以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第六册书，它不过还只是一个尝试性的简述而已。实际上，在始自19世纪末期的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辩论历史中，马克思所计划的最后一本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书，在任何重大的阐释如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或利润率下降论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往往被表述为“一国”危机论，从而边缘化危机的全球维度，无视学者间的激烈争论。事实上，即使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即最典型的世界市场危机，大部分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例如杜梅尼尔(Duménil )、列维( Lévy )、谢克(Shaikh )、莫恩(Mohun )以及克利曼(Kliman )，仍然坚持以“一国”的模式，尤其是美国，作为他们的分析单元。

　　马克思本人是将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作为其整个一生著作的结论或尾声来计划的，但它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中被长久地边缘化或者遗忘呢?这似乎与下列情况相关。第一，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准备《资本论》手稿时，许多学者推测，他写完《大纲》后放弃了1857—1858年的“计划”。换言之，据说是马克思自己放弃了写作一本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专著的计划。第二，那些关于马克思是否坚持、改变或者放弃了“计划”的矛盾性阐释，大都同意这一观点，即不能在与《资本论》同一高度的抽象层面(“原理”的层面)上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思想理论化，但必须在一个更具体的抽象层面(“阶段论”或者“实证分析”)的层面上进行描述：将竞争、国家和国际贸易都考虑在内。第三，确实有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计划”，并认为可以在与《资本论》同一高度的抽象层面上或者在《资本论》范畴 “逻辑演进”的原理层面上构建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但即使是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也都没有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扩展到“计划”的“后半部分”，没有将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问题考虑进去。相反，他们往往在“计划”的“前半部分”一开始，就停止了这项探索，而仅仅引入了竞争和信用问题。

　　本文认为，当马克思在1861—1863年间准备《资本论》手稿时，他确实改变了1857—1858年的最初“计划”，然而，本文同样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放弃他的原初计划，尤其是他将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书定位为“计划”的结论部分的设想。本文试图根据散见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马克思的讨论，尤其是他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重构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以此来支持上述假设。第二部分将考察马克思的“计划”，重点是它的“后半部分”和世界市场危机范畴。为了表明马克思自己总是在世界市场危机的范式内来讨论现实危机的，第三部分将重新研究马克思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第四部分试图通过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第3部分与第5部分关于利润率下降和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的矛盾的讨论扩展到全球范围，以及明确考察“计划”的“后半部分”的范畴，使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思想理论化。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与世界市场危机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后半部分

　　马克思的“计划”最初制订于1857—1858年的《大纲》中，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并被收录于《资本论》及书信手稿的各种版本中，直到《资本论》第1卷出版，还有一些变化和修改。收录于《大纲》中的“计划”之一，内容如下：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上述“计划”显然表明，马克思最初打算直接将世界市场与危机联系起来，并将这一关系设定为“计划”的结论。同样，根据马克思在1862年12月28日给库格曼的信中提到的后期“计划”，他设想，由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危机组成的“计划”的“后半部分”能够并且应该在“已经提供的基础上”写作：也就是说，作为由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组成的“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或具体化。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本应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上述思想。然而，现存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倾向于将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视为一种不同质的抽象层面上的对象，即“阶段论”或“实证分析”，而不是“前半部分”的“逻辑演进”目标。结果，在现存的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的理论意义已经被边缘化了。

　　在将马克思“计划”的“后半部分”降格为“阶段论”或“实证分析”对象方面，宇野派(Unoists)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宇野弘藏(Uno Kozo)本人主张，国家或国际关系理论，包括与非资本主义领域的交流，是外在于“原理”的，因此应该在“阶段论”的抽象层面上进行研究。他还断言，马克思的“计划”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混淆了“原理”与“阶段论”的区分。然而，考虑到这一事实，即马克思本人甚至曾在他最成熟的著作《资本论》的第1卷第22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在“原理”的抽象层面上将世界市场中剩余价值规律的改变理论化，宇野弘藏的上述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二)马克思的世界市场概念与国际价值理论

　　虽然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经常使用“世界市场”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它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因此关于这个概念的矛盾性解释是：一些人认为它与多个国家市场或国民经济的总和相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个涵盖国内和国际流通的复杂整体，不同于国内市场的简单相加。与此问题相关，一些人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民族经济，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作为世界市场的一种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仔细斟酌马克思《大纲》中的下列句子：“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 “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或者《资本论》第1卷第22章《工资的国民差异》中的下述话语：“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这些陈述表明，马克思不仅将世界市场视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简单总和，而且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并没有将国民经济设想为自发地运动的实体，或者将其置于《资本论》的抽象层面上。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特征既是“全球的”，又是“民族的”，这集中体现在国家形式上。作为一个全球体系的资本主义概念，并不局限于马克思早期或中期的著作，比如《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或《大纲》中，它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仍然很重要。马克思的思想与宇野弘藏的或木下悦二(Kinoshita)的不同，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被视为民族国家形式内部的自给自足。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作为世界市场抽象的一般市场理论，其国民经济没有边界。

　　以国内劳动力市场为中介，马克思在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的层面上具体化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他将世界市场设想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同样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基本范畴，比如价值和抽象劳动，只有在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它们的全部意义。“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

　　如果说世界市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的，那么国际价值概念同样有它的社会现实，即超越国民劳动或国家之间价值关系的交换比率的“世界劳动”。“到目前为止，个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能够有其使用价值，正是由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对其他人是有用的，并且只要全球所需要的抽象人类劳动的量凝结在其中，它们就能转化为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8章中假设了世界市场上利润率的多民族共存，但同时承认，世界市场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趋扩展和深化。

　　马克思是否认为利润率均等化的范围可以扩展到超出一国经济的世界市场，这一点并不清楚。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绝大多数观点认为：利润率均等化只能在一国经济范围内起作用;多种不同的利润率并存于世界市场;基于利润率国际均等化的国际生产价格在世界市场上是无法确定的;只有国际市场价值才能在世界市场上起作用。相反，亨利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却将利润率的国民差异视为达到平衡之前的状态，它使国家资本的国际运动以及国家利润率的国际均等化趋势成为必然，从而导致作为平衡状态的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以及相关的国际价值转移。

　　本文赞同格罗斯曼的解释，并且认为，国家利润率在世界范围内的均等化趋势以及相关的国际生产价格的形成，正如同多样的或“许多国家”的趋势一样，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在固有的趋势。实际上，马克思并没有将作为结果的国际平均利润率和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趋势排除在外。“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其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

　　(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与世界市场危机

　　马克思在《大纲》中强调，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矛盾全面运作的场所，但他同时却将资本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视为“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 ：“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

　　正如上述出自“计划”的引文所表明的，马克思曾想以一本关于世界市场的书来结束他的伟大“计划”。实际上，在《大纲》中，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或者全球观点，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其前言《巴师夏和凯里》起就至关重要。青年马克思的世界观被概述为这一主题:“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它在《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如此清楚明显，在《大纲》中依旧明确如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在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同样明确地提到了“世界市场危机”这一概念：“这就是世界市场危机中称作货币危机的特殊时刻……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

　　“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的主题，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至关重要，它不仅是持续的，而且还借助于价值理论获得了发展。这一主题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大纲》中被具体化为关于1857—1858年危机的实证研究。事实是，马克思仅仅在《大纲》中“计划”的第一个版本中明确地提到了“世界市场危机”，并将其定位为六册计划的最后一锤定音的书。在马克思稍晚于上述材料而写的书信(1857—1858年)中，以及发表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前言中提到的“计划”的一个变化的版本中，“计划”的最后一本书仅仅被称为“世界市场”，而非“世界市场危机”。难道这意味着马克思放弃或者改变了他的原初计划，即将危机作为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化以及将他所设想的关于危机的书作为最后一锤定音的书的计划?并非如此!正如吉原泰助(Yoshihara)所言，这“仅仅是一种简化或缩略的表述”。实际上，在《大纲》之后，马克思仍然是从全球视角来探讨作为世界市场危机的当代现实危机的。请注意下述出自《剩余价值理论》的引文：“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立暴露得很明显。……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象——世界市场危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

　　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机器和大工业》以及第25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马克思同样强调，大工业需要创造并开拓世界市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世界市场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预先就充分地对当代世界市场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他的最初“计划”，这属于“资本一般”或“前半部分”，尽管他最初打算在“后半部分”的最后一本结束性的书中讨论世界市场危机。实际上，以“资本一般”和“许多资本”(‘many capitals’)的严格区分为特征，马克思改变了他原来的计划，这显示于1857—1858年的《大纲》中，以及当他结束后来的1861—1863年手稿写作时在《资本论》中对竞争、信用和“资本一般”的重要讨论当中。因此，马克思能够在《资本论》中将危机理论充分地具体化。

　　然而，宇野派却将马克思“计划”的上述变化解释为对“计划”本身的放弃，并且认为：第一，危机理论的“原理”部分被纳入了“前半部分”，也就是《资本论》中;第二，与危机理论相对应的“计划”的“后半部分”，不是关于危机的“原理”理论，而是关于危机的“阶段论”或“实证分析”。对宇野派来说，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正如《资本论》中所呈现的，本身是足够完整的，因此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宇野派拒绝在《资本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尝试，而不是像本文所做的那样，通过《资本论》的基本范畴的“逻辑演进”去构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实际上，宇野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大內秀明(Ouchi Hideaki)断言，“危机”部分最终被从原来计划的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最后一本书中分离出来，并且在写作1861—1863年《资本论》手稿之后被纳入到“计划”的“前半部分”，这一“事实”正体现了如下“事实”，即马克思抛弃了“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的主题，并且将危机定位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的“产业再循环的一个阶段”，而不是将其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

　　“‘计划’放弃论”的发起人格罗斯曼认为，当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资本论》手稿时，他已经彻底放弃了1857—1858年《大纲》中的“计划”。根据格罗斯曼的论述，马克思之所以放弃了《大纲》的六册计划，是因为他意识到原来的“计划”仅仅是从“材料”而不是“理解”的角度来构思和列举的，因而是不成熟的。然而，格罗斯曼或宇野派的“‘计划’放弃论”显然是对马克思实际所写内容的误读。尤其是，格罗斯曼断言马克思1857—1858年的六册计划是从“材料”的角度构思和列举的，完全无视这一明显事实，即“计划”是被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收录到了马克思著作中最显著的辩证阐述——《大纲》的《导言》中的。正如久留间鮫造(Kuruma Samezo)所指出的，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危机只有在一切矛盾都展开之后的最后时刻才能被系统地解释，而不是在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调查的中间阶段。”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如金成九(Kim Seong-Gu),他们坚持的是“‘计划’不变论”，往往过分强调《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呈现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不完整性或其抽象层面。优先考虑这一事实，即马克思原来打算在其“计划”最后的第六册书中全面阐述危机理论，他们断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呈现的危机理论远离了其真正意义上的危机理论，因为它是在“资本一般”的框架中被理论化的，而那是一种太高的抽象层面，以致无法成为一种危机理论。然而，这种“‘计划’不变论”也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已经包括了工业循环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以及世界市场危机超出“资本一般”的边界以外的机制，如“许多资本”间的竞争、信贷、外汇汇率、中央银行，等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既不能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看作是在《资本论》中所呈现的、已经完成了的，同时也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构建应几乎从零开始。相反，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应该通过对建立于马克思“计划”的“前半部分”基础上的“后半部分”的主要范畴的具体化，尤其是通过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原理应用于涉及世界市场危机的“计划”的“后半部分”来构建。这种构建应当遵循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演进”的特定方法，同时模仿并发展马克思本人关于当代现实危机的分析。

　　三、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分析：1857年危机

　　马克思试图在1857—1858年的“计划”中将其危机理论作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即1857—1858年的危机是一次典型的世界市场危机。马克思还在《大纲》中预言，1857—1858年危机的到来将导致一场新的革命，就像1848年危机之后接着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一样。

　　马克思仔细地追踪着1857—1858年危机的进展，并撰写了非常详细的笔记，特别是关于玉米价格变化的统计数据的摘录，出口额和进口额等等。这些笔记，被称为《1857—1858年危机卷》，由三个笔记本组成：(1)1857年的法兰西;(2)1857年危机;(3)商业危机。它们很快将被作为MEGA2的第三部分第14卷发表出来。根据高冈(Tamaoka )等人的观点，马克思的《1857—1858年危机卷》主要是由出自如《经济学家》这样的期刊的摘录和片段组成的，几乎没有马克思自己的话，因此，其出版将不可能会展现任何新的关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未探索的方面。然而，《1857—1858年危机卷》不仅表明马克思赋予了1857—1858年危机巨大的重要性，而且显示了马克思是如何明智地从世界市场危机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危机的。实际上，《危机卷》不仅是马克思在此期间为《纽约论坛报》所撰写的文章，而且是对《大纲》中危机问题的理论化。只要浏览一下《1857—1858年危机卷》的主要内容，就足以看出，马克思不仅在他对1857—1858年危机的具体分析中保持着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而且也很细致地分析了现实经济的具体数据，如棉花、丝绸的价格，进出口额以及汇率。

　　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概念绝不是其未来研究计划的一个尝试性的简述，而是其核心概念之一，是当他面对作为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之预兆的第一次现实的世界市场危机的爆发时，通过严格的、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构建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其1857年11月到1858年2月间为《纽约论坛报》所撰写的文章中，将1857—1858年危机设想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在《资本论》第2卷第16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马克思同样将1857—1858年危机理解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

　　马克思分析世界市场危机的主要原理，最充分地体现在收录于《资本论》第3卷第30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中的关于1857年危机的如下段落中，在那里马克思非常明晰地概括了世界市场危机的内在机理，分析了早于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爆发150多年的1857年危机。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在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渡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金的流出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账，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会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对马克思来说，国际黄金走势以及相关的外汇汇率的变化在现实危机的实现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已被马克思对其所进行的非常审慎的分析所证明，特别是在《资本论》第3卷第35章《贵金属和汇兑率》中。同时，马克思认为在1857—1858年危机中至关重要的国际黄金走势问题，意味着危机的理论化永远不能在“资本一般”的层面上充分地进行，或者，即使在“计划”的“前半部分”可以，但在逻辑上最终应该进一步发展到“计划”的“后半部分”最后第六册书的“世界市场危机”的层面上。事实上，黄金的国际走势问题，甚至不能在危机的“原理”层面上提出，因为它假定的是单一国家市场。

　　四、通过拓展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构建一种全球危机理论

　　尽管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中具有核心意义，但现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只有一少部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方面，布伦纳(Brenner)是例外。虽然布伦纳2006年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地提到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但它却成功地意识到了后者的主要构成要素。这表现如下：对由利润率下降造成的国际生产过剩所介导的危机的国际扩展的分析;对国际支付和外汇汇率变化的分析;对金融化和随之而来的泡沫以及作为利润率下降的反应的崩溃的解释。

　　随着自2007—2009年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概念的重要意义，开始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如伊万诺娃(Ivanova)、杰索普(Jessop)和村冈俊三(Muraoka)。然而，伊万诺娃除了强调现有文献中已经讨论过很多的当前危机中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全球失衡外，并没有提到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同样，尽管杰索普注意到了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概念在解释当前危机中的至关重要性，但他的理论化是不充分的，因为他是从马克思关于货币功能的讨论，即一种仅仅是危机的可能性的理论，跳跃到了对现实的世界市场危机的解释。村冈俊三2009年的著作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对当前危机的一个全面解释，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同样是有争议的。第一，村冈俊三追随宇野派，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确定为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利润压缩是由于繁荣时期最后阶段工资的快速上涨。这是有问题的。尽管村冈俊三试图在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相关的世界范围内的利润率下降方面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具体化是对的。但对马克思来说，通常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上升引起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而由于工资上涨导致利润压缩则是例外。第二，村冈俊三认为，与马克思时代的世界市场危机相比，当前全球危机的显著特点在于其作为全球化后果的“全球同步危机”的形式，而不是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如“凌空射击”一般。这在理论和经验方面也是有争议的。正如下面所讨论的，许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内在固有的趋势。如果这种多样性不顾全球化的发展继续维持自身，那么世界市场危机将还会采取“凌空射击”的形式，而不是村冈俊三所描述的“全球同步危机”的形式。事实上，1997—1998年的东亚危机、当前的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最近的欧元区危机，这些全球化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危机，已经以“凌空射击”而不是“全球同步危机”的形式在发展和延伸。

　　从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看，大多数现有的探讨全球化与危机之间因果关系的激进模式，如吉尔斯(Gills)，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优先考虑全球化与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或者，换句话说，“全球化⇄危机”，在从全球化到危机的因果关系与从危机到全球化的反向关系[作为(国家应对)危机的结果的全球化的加速或减速]之间摇摆不定：换句话说，即博拉尼(Karl Polanyi.)所谓的“双向运动”。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强调，全球化与危机之间的这种“双向运动”是更深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资本积累的矛盾动力学过程的表面现象。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与现存的激进模式的一般看法不同，它从阶段论的视角将全球化设想为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新的“划时代的阶段”。

　　表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如表1中所概括，从利润率下降趋势到世界市场危机的逻辑演进的主要构成元素与马克思《资本论》三卷本中的主要范畴是相匹配的。这表明，世界市场危机可以被解释为以不断的具体化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演进”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观理论化的最终结论。表1是马克思在“资本一般”的层面上构建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计划的一个延续，其在《资本论》第3卷和《剩余价值理论》中显示如下：“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各个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在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得到证明。”

　　马克思的系统的、辩证的方法不同于其他危机理论，如杰索普，从货币的功能，即“危机的可能性”跳跃到世界市场危机，或如一些日本学者所尝试的那样，以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替代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即再生产的“危机的可能性的发展”。事实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强调，应当将危机的可能性与危机的实际发生区分开来，并指出他关于再生产公式的讨论仅仅表明“危机的可能性的发展”。

　　如表1所示，马克思资本范畴向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逻辑演进”，不应该止步于思想实验，而应当进一步用于解释当前的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为此，应该以如下四个要素的具体化作为起点：(1)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与现实资本的过度积累;(2)现实资本与货币资本之间的矛盾，“金融化”;(3)国家对危机的应对;(4)各国之间的矛盾与全球失衡。

　　(一)现实资本过度积累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在《资本论》第3卷第15章《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的情形如下：“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考虑到这一事实，即马克思曾明确地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关联起来，迈克尔·克拉克特最近关于马克思从来没有用这些术语解释过危机的断言简直是毫无根据的。为了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具体化为世界市场危机理论，有必要将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实证分析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全球范围。为此任务，布伦纳通过对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利润率趋势的实证研究，显示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衰退背后利润率下降的全球趋势。克利曼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盈利情况的估算，表明了利润率下降的全球趋势同样先于2007—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李民骐(Li Minqi)、罗伯茨(Roberts )等人为例的尝试，他们试图通过汇总国民经济核算与国家资本存量的数据，估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利润率”。根据罗伯茨的研究，“世界利润率”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七大工业国的利润率]稍稍恢复之前显示为长期的下降趋势，然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和2007—2009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前的整个时期再次下降。

　　尽管利润率下降能够直接导致危机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应该强调的是，不经任何中介而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中推导出危机，并不是马克思在其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中所表明的意思。在这方面，所谓的“主流马克思主义者”，如格罗斯曼 、保罗·马蒂克( Paul Mattick)或 马里奥·刚果(Mario Cogoy)，他们将危机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直接关联起来，就马克思的文本而言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化，或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到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逻辑演进”，当然，这是以利润率下降为基础和中心的。

　　(二)“金融化”

　　马克思认为，国家之间边界的放松以及金融的增长将加快世界市场的发展。他在《大纲》中预测，信贷和金融将以世界规模发展，从而扩大和深化世界市场。在《资本论》第2卷的第一手稿中，马克思还说，由世界市场调节和加速的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由信贷调节和加速的商品向货币转化的预先确认(pre-validation)，将最终导致世界市场危机。

　　最近，一些评论家指出，由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无论是关于利润率下降还是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根据现实的经济危机构建的，因此它对于解释当前以金融为核心方面的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有限的。然而，考虑到马克思强调，实际的危机或危机的现实性，只有在竞争、信贷和金融这些要素被明确地并全面地纳入进来之后，才能够得到解释，那些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低估了金融方面的惯常指责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如是说：“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马克思下面的话甚至似乎预见到了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发挥显著作用的金融衍生物，如MBS, CDO, 和CDS。“……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

　　考虑到马克思关于货币和金融在危机中作用的丰富而深入的分析，一些学者如贝洛菲奥雷(Bellofiore)或摩斯利(Moseley)，认为凯恩斯(Keynes)或明斯基(Minsky)在解释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上比马克思更重要显然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危机理论的特点，并不在于它忽视了现实危机中的金融环节，而是它明确将其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关联起来了。

　　(三)国家对危机的应对

　　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尤其是中央银行，在引发以及应对危机方面的作用。在《资本论》第3卷第35章《贵金属和汇兑率》中，马克思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他列举了金属储备的功能：“1.作为国际支付的储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马克思还讨论了金属储备不同功能之间的矛盾：“无论何时，当金和银也不得不作为银行券转换的准备金时，这些不同的功能将会形成危险的冲突。”马克思认为，中央银行的信贷供应尽管可以使危机的到来延迟一段时间，但也无法阻止其来临：“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杯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马克思指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制造信用货币来缓解危机的强度，到目前为止其信誉是不可质疑的，但是那样它将会削弱货币的价值。150年前，马克思就预测到了美国联邦储蓄银行在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期间的定量宽松政策，这是很了不起的。

　　伴随着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家的衰退”，在斯大林主义体制覆灭之后受到质疑的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或者甚至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提法，似乎在进步人士中得以复兴。然而，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的具体化，需要的不是凯恩斯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命题，而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具体化，尤其是扩展和综合“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集中”的理论以及“外部国家”论：即“计划”“后半部分”的国家。此外，关于资产阶级国家对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应对的分析，包括紧缩政策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国家引导下的重组，也很重要。

　　(四)多国之间的矛盾与全球失衡

　　构建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是引入国家的多样性或“许多国家”‘的矛盾的环节。最近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争论中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从许多资本的竞争逻辑中推导出许多国家的现实，特别是许多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一争论理所当然地建立在这样的方法论假设基础之上，即正如“许多资本”层面能够与“资本一般”层面区分开来一样，“许多国家”‘层面也能够与“国家一般”‘层面区分开来。然而，最近关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争论是有问题的，因为过分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或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而对马克思“后半部分”的范畴却考虑不足。最薄弱的一点是，他们缺乏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的范畴。而我们需要的是，将世界市场危机的范畴与许多国家的矛盾或地缘政治竞争联系或整合起来。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马克思“计划”“后半部分”的国家范畴推导出许多国家的必然性，尤其是“外部国家”，然后使其进一步“在逻辑上发展”到世界市场危机理论。

　　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外汇理论并将其与世界市场危机理论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布伦纳、麦克纳利(McNally)、拉帕维查斯(Lapavitsas)试图在危机的分析中引入外汇机制。例如，布伦纳试图解释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经济危机的发展，强调利润率下降与外汇汇率浮动之间的关系。麦克纳利也指出，1971年以后向汇率浮动制度的转变是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以及危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拉帕维查斯也在寻求欧元区危机的原因，尤其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在欧元区“外围”国家的债务增加中，如希腊，以及这些国家的国际支付赤字的增加，是因为其“出口竞争力”的降低，这本身源自生产力发展的国际不平衡，并因欧元固定的外汇制度而加剧了。

　　凯恩斯经济学，包括明斯基经济学，大多固定在“一国论”的框架内，并且在使全球生产和全球金融之间的共生关系与矛盾理论化方面存在困难。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具有另一个优点，即它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视为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全球治理”的最近响应，如20国集团(G20)，或“三驾马车”(ECB-EU-IMF)，也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加以分析。

　　五、结论

　　诸多进步人士认为，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由20世纪80年代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他们还主张以全球化的社会或国家控制——换句话说，一种凯恩斯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转向——作为对当前危机的治疗。然而，早在全球化话语流行之前的19世纪中期，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已是常见现象。马克思考察了当时的周期性工业危机，并证明它们与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定形式无关，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自身的内在矛盾造成的。此外，马克思把当时的危机定义为一种世界市场危机，并将关于世界市场危机的具体分析设定为其“计划”的“后半部分”的最终任务。然而，马克思之后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把“后半部分”降低到了“阶段论”或“实证分析”的层面，而不是在理论上考察和发展它。我们从理论家之间关于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和利润率下降的辩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历史，不是作为对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范畴的具体化展开的，而是试图在马克思“计划”的“前半部分”，甚或它的一部分，《资本论》的抽象层面上推导出危机的必然性。然而，本文表明，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性不能在《资本论》的抽象层面上被充分地理论化，并认为，建基于“前半部分”范畴的向“后半部分”的“逻辑演进”具有必然性，最终以世界市场危机结束。此外，本文重新考察了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范畴在其“计划”中的理论地位，并借鉴他本人关于1857年危机的分析，重构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最后，在重构马克思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当前的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一种解释。它可以被解释为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结果，表现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并由于世界范围内生产和消费之间，以及现实资本和货币资本之间的多元决定的矛盾而加重。没有什么比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危机理论与2007—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更相关的了，这表明马克思的中心论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危机-世界革命”具有迫切的现实性，完全超越了各种各样的“一国论”改良主义方案。当然，本文所尝试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危机理论的重构仍然处于假设的层面。在以后的著作中，它应该被更具体地理论化，并被应用于对历史上和当前的世界市场危机的分析。(注释略)(刘海静 译)

　　(作者：韩国国立庆尚大学经济学教授;译者：中央编译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