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中国民主化的成就与挑战

一、中国民主化的探索

民主是个极具诱惑力的词语与极其高尚的旗号。谁也不敢轻率否认“民主是个好东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进而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

但是，就象“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一样，对民主的理解也形形色色。萨达姆认为，伊拉克是最民主的，美国笑了（萨达姆也是“民选”总统，而且还得到99%的支持连任）；布什认为美国是最民主的，世界人笑了（在一个3亿人的国家里，布什竟以佛罗里达州的537张选票胜出）。布什不理睬世界人的笑，执意在伊拉克根植美国式民主，结果进退失据，自取其辱。民主有内在的局限性，显然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不可能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消费民主，需要付出代价，有时候还相当高昂。民主的培育、生长需要适宜的气候与土壤，不顾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条件而贸然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历史虚无主义者或极端自由派认为，民主完全是个舶来品，中国人身体中没有民主的基因。他们津津乐道古希腊城邦的民主，而否认尧舜禹禅让的民主；他们追捧亚里士多德“不喜欢民主”的民主，而否认孟子“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主；他们只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攻打巴士底狱是民主壮举，而否认中国历代“耕者有其田”的农民起义是民主行为。他们宁可相信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盛行是维护现代民主的必需，而否认在中国的“肃反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等也是中国民主道路的尝试。

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自古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过探索与追求。当西方民主思想东渐的时候，由于西方拥有系列“长技”硬体，一些先知先觉的中国人便带着几分膜拜之情，采取“请来主义”，康有为、孙中山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变形，证明西方民主在中国同样存在“水土不服”。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继续探索着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力争以人民民主保证“拒腐防变”，避免落入中国历史政权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越来越多的政治学者研究认为，以“大民主”为旗帜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这个伟大实践的逻辑中的一环，只是被别有用心人士利用成为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当然也包括民主化。不过，与经济领域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多半是“静悄悄的”，以至于诸多西方政界、媒界对中国民主是“失望接着失望”，认为经济的多元化没有产生他们预期的功效，即使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未能改变中国“坚如磐石”的一元化政治氛围。当然，如果是从中国政治力量“分化”、社会“西化”、政府管理“弱化”程度来理解中国的民主化程度，那么西方对华鹰派与中国的极端自由派未免大失所望。但是，如果不带“有色眼镜”，而是从民主的普世价值、从中国政治史脉络来看，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如同经济自由化进程一样取得了显著成就。

二、中国民主化的成就

有学者类比，民主是一个陀螺，必须转动起来才好玩。如今，中国民主进程虽不如西方期待那样迅速，但是毕竟转动起来了，而且还有声有色。

大众与官员的民主意识有了普遍且较大提高。经济持续发展与商业大潮涤荡，使得大众的官本位思想不断降低，自主维权意识显著增强，城市改建中遇到的拆迁“钉子户”屡见媒体，而且一个比一个“牛”；在官员中，随着法制的完善，各类监督的强化，当然还少不了官员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民做主”的民主逐渐让位给“与民共主”的民主。尤其是在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大中城市，两种民主化迹象十分明显。

社会自由言论已成趋势。经济的繁荣，生活的富足，民主意识的提高，使得中国人谈论的话题越来越广泛，相应的“禁区”也越来越小，学术禁忌更是越来越少。在强大的市场压力下，中国主流媒体也越来越有看头，针砭时事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及时。尤其是在互联网、无线通讯等新媒体中，言论自由表现尤为突出，甚至被一些保守人士看成“过了头”，名人、要人与大人近乎“一网打尽”，不断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是笑柄。高级官员不仅越来越自信，而且也善于利用多种渠道，了解民意，利用民智，去积极创造民利，以彰显政绩，提高成就感。

在民主审议制不断完善的同时，民主选举制在广大农村基层普遍施行。村支书在党员中民主产生，而村主任则更是广泛的“海选”，竞争之激烈远超出一般市民之想象。尽管村委选举存在一些问题，如裙带关系，金钱收买，选出“三无”（无才无能无德）领导。然而，村委选举如同民主大课堂，正培养数亿中国人的民主素养与习惯。乡镇级民主选举也正在不断推广。在这些选举的促进下，政务公开正在广大县级以下地区蔚然成风。在举国民主取得进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内民主进步更是显著。长期困扰社会主义政权的高层领导交替问题，在中国已经形成制度性安排，得到了很好解决，这是有目共瞩、举世公认的伟大进步。

在一个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基础上，中国于短短数十年时间，取得以上这些进步，应当是可圈可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进程经过了几百年时间，而那个一直标榜自己是世界最民主的国家，是“世界民主的样板”，其妇女在国家独立后近150年才获得选举权（1920年），而黑人争取选举权花了近200年（1965年）。就是这个刚刚告别“开裆裤”国家，就以领导自居，指点起世界民主来。中国民主发展空间广阔，但是有一点似乎长久以来被人们遗忘了，或许是不愿提及，那就是“一半人类”的民主，可以肯定认为，在妇女的权利与地位问题上，中国不会落后西方，甚至超出西方。

法国哲人傅立叶有言：“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要看是否赢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整个西方，即使标榜为最民主的国家至今恐怕也不敢声称，在本国实现了男女同工同酬，妇女与男性有同等的权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民主就实现这一西方世界至今仍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理想。中国妇女的“半边天”的角色日益突出，在各行各业，妇女和男人一样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即使在政治这一特别男性化领域，也不难见到女政治家的身影。党和政府特别规定，在各类政治组织中要特别安排妇女代表，这应是中国民主化的极大亮点。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妇女的进步与发展，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依法维护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和各项权益,使我国妇女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了保障。”

三、中国民主化的挑战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不是“至善”。伟大的苏格拉底就是被民主送上断头台，狂魔希特勒也是被民主推上总理宝座。在非洲、中亚、南亚和拉美等众多地区，诸多国家落入西方的民主陷阱，人民除了“民主”外，近乎一无所有，饥饿、动荡、战乱、恐怖活动等应有尽有，此起彼伏，底层大众生活异常艰难，有些还成为典型“失败国家”的范例。即使被西方鼓吹为最大民主国家，曾与中国处于同一起跑线，如今大众生活的贫困状况、等级制度、宗教矛盾、社会凝聚力远较中国堪忧。日本、韩国与新加坡这些有着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国家，都依照本国的国情，坚定地走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

在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的国度，在一个地域广袤、民族与人口众多的国度，在一个始终面临强敌西化、分化、弱化的国度，在一个正告别历史悲情、越来越自信的国度，对民主有着自己的越来越清晰的理解，那就是民主不只一个目标，更是一种手段，必须增加国家与民族的向心力而不是离心力，是维护国家统一、繁荣、富强的手段。因此，在尊重民主普世核心价值的同时，必须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化道路。而这种探索在多种内外矛盾与压力下，在全球化与自由化日趋兴盛的态势下，相当艰难。

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甚至超过诸多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或加剧两极分化，富人会利用其金钱力量取得更多话语权，使政府决策越来越多地向他们的利益倾斜。这一趋势正严重腐蚀着中国民主化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篇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工农联盟。但是，如今工人失业，农民失地，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的弱势群体。与此同时，在与时俱进的要求下，越来越多的富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政府官员，这些“红顶富豪”拥有极大资源与极大能量，因此越来越多地掌握话语权与决策权，辽宁刘涌案、山西的“黑砖窑事件”等等从侧面折射出这一“新兴力量”对人民政权的危险性，体现出执政党“拒腐防变”的艰巨性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复杂性。

由于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尖锐，从湖北“黄石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可以看到，往往只是星星之火，即可燃起群体性事件。因此，经济市场化、自由化需要政治民主化作保证，不仅要保证决策与执行的公平与公正，而且更要保证普通大众公平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里的“民”应当要清晰，那就是社会大多数，就是普通民众。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成功反复表明，工农联盟是立国之本，权力之基；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表明，新兴阶层是当今社会的活力之源。因此，在“拒腐防变”的同时，如何在工农与新兴两大阶层之间，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实现和谐，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作 者：江涌 经济学博士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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