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关于雷颐文章的几点简单回复

2001-5-21

　　首先，雷的文章说哈贝马斯对他等说哈读了汪晖和黄平的一些英文文章，并与汪晖见过谈过。

　　这不是事实。

　　我可以负责地说，哈贝马斯与汪晖从来没有见过，我刚刚与汪通过电子邮件核实过。

　　哈这次到北京，自己提出要见《读书》的朋友，在北京歌德学院院长的家里和读书召开的座谈会上，都明确对我和其他参加的人说没有读过我们的文章（除了一篇NEWLEFT REVIEW上汪晖的访谈），而只是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一些记者的说法，所以想来《读书》面谈，了解所谓“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

　　其次，雷文说哈“看他们（指汪晖和黄平）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总觉得用得不对劲，他们应该用其他理论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要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欧洲和美国都有直接为文化革命辩护的理论，他们可以直接拿来应用，不必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这也不是事实。

　　无论是汪晖还是我都没有“常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我自己在所有的非常有限的中文和英文发表的“东西”中，从来没有引用过哈或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的人的理论，更谈不上用它们来批评中国的改革开放或为文化革命甚至专制辩护。我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有关文革和中国政治运动的英文文章只有一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年刊本）那是批判性和分析性的，请雷去嗅一嗅再说不迟。

　　再次，我再提出一个问题：哈不会说中文，雷也不会说英文和德文，请问雷某，你的转述（除了上述有违事实的部分外）中究竟还有多少是可信的？

　　我在《读书》座谈会上（其他参加座谈的人包括秦晖、万俊人、陆建德、刘北城、李银河等10多人，旁听这不算）告诉过哈，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包括哈本人、罗尔斯和查尔斯太勒等，而是专指海耶克这一路。哈氏回答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也读过海耶克这一路，但是并没有发现里面有多少是言之有物的东西（他的原话是：NOTHING ORIGINAL，ITISEMPTY。）请雷把哈的原话也列出来，便于我们学习和领会哈的“感觉”是如何“非常准确”，如何“一针见血”，如何“表现出思想家的洞见”，令雷等“深为叹服”、“啧啧称奇”的。

　　最后，我在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基本原因在于我并不认为那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领会了自由主义的真谛，相反，基本上是自我标榜和诽谤他人，任何关于当代中国和世界变迁的有意义的讨论、交流、争论，只要不符合他们少数几个人的的胃口，就一律都要扣上“左”、“专制”、“为文革翻案”等恶名，其做法正好是文革中最糟糕的路数，与麦卡锡也没有什么区别，严重糟蹋和败坏了自由主义的美名。

　　我和汪晖这几年来一直无非是在《读书》刊发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视角、说法，无非是想以此形成真正的自由交流和讨论，任何一篇文章，都只是代表了作者自己的部分观点，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观点的交流、争论，但是不是雷文似的发布“小道消息”，甚至是歪曲事实和捏造罪名。我们自己的任何观点和文章也都欢迎严肃的批评，但是对于捕风捉影的东西，该怎么对待呢？说老实话，本来根本就不想理会，但是有些人也太过分了。

南方都市报：《读书》十年

2007-07-29

　　从1996年5月担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到2007年7月被三联书店单方面宣布卸任，汪晖担纲《读书》已逾十年。这十年，对中国知识分子是痛苦转型的十年；对《读书》杂志是喧嚣热闹的十年；对汪晖个人，是毁誉参半的十年。《读书》十年，是一个人、一本杂志和一个知识界的沉重故事。　　

　　7月10日上午10点，汪晖本想召集《读书》编辑部的同事们开会，准备讨论关于第九期《读书》的编辑事宜。这个会议却在即将召开之前中止。当天上午9点，三联领导召集《读书》编辑部编辑开会，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至此汪晖与《读书》结束长达十一年的关系结束，署有“执行主编汪晖”名字的《读书》将截止到2007年第八期。突如其来的事情，汪晖觉得毫不意外，而让他感到不悦的是，在最后一刻，他也没有听到三联的领导当面向他宣布这个决定。　

　　7月11日，《中华读书报》刊登对三联书店领导的采访，首次正式对外公开了《读书》换帅的消息，一场让外界持续了近一个月的猜测尘埃落定。可事实的公布，并未平息外界对《读书》的讨论，相反地，关于《读书》和汪晖的讨论却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汪晖也瞬时成为媒体热追的对象.

　　一本薄薄的小刊物，一个本应该很平常的人事调动，为什么却如此地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它曾经有着值得骄傲的历史，还因为汪晖在学术界的争议，也因为《读书》这十一年见证着中国思想界的变迁和分化，它的承载量超越了一本思想文化杂志所能承载的内容。

　　汪晖接掌《读书》　

　　1979年4月，《读书》的诞生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随之，《读书》声名大噪。

　　在许多知识分子心中，《读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着一种思想启蒙的作用，它暗合着思想界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给经历了将近二十年思想荒漠的年轻人送来了犹如甘饴的新知。而那时活跃的年轻知识分子们，也把《读书》当成了展示自己才华和思想的舞台，许多人都在《读书》上发表自己的文章，汪晖就是其中活跃的一位。《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回忆起汪晖时说，“他很了不起，文章写得很好。不仅给《读书》写稿，还经常参加编辑部的活动”。汪晖与读书的缘分就始于那时，当时他可能根本想不到，和《读书》的这种亲密关系，成为他后来执掌《读书》的一个原因之一。

　　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动荡之后，知识分子在自我的思想上进行着反思。一方面，随着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经济在中国全面登场，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同一性”不复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附带的社会问题也暴露出来，知识分子急切地寻找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6年沈昌文面临退休，《读书》选择怎样的主编执掌，将决定着《读书》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成为时任三联总经理的董秀玉最着急的问题。

　　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在九十年代前几年，偏重文学领域和人文趣味的内容。和陈原、范用时代的《读书》相比风格没那么尖锐，也避开了一些思想争论。到了1996年，这样温和的风格引起了一些学术界的担忧，在董秀玉选择《读书》新一任主编的过程中，学术界的一些知识分子向她反映，新时代的《读书》缺乏了一些学理性，希望她能够选择学术背景较强的人担任《读书》主编。

　　董秀玉也意识到这一点，在经学界推荐、陈原面试、社委会批准的情况下延请汪晖接任《读书》主编。最初，汪晖并不愿意担任《读书》的执行主编，在董秀玉的再三说服下才最后接受了邀请。

　　从创刊最初就定位为思想文化类杂志的《读书》在思想变革的浪潮中主动选择了一位学者做主编，而这位主编又密切关心着社会的现实问题和思想界的讨论，《读书》在汪晖的领导下，势必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　　　

　　考古打响第一炮　

　　汪晖接任后的《读书》将会在思想界扮演怎样一种角色？《读书》会面临怎样的改变？这是那个时候众多《读书》老读者最为关心的事情。而为《读书》做一些改变，也是汪晖接任后的想法。

　　“想做一些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当时不仅是对《读书》，对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以及各种思潮都有些想法，所以希望通过《读书》来展开一些新的讨论。”接手《读书》后不久的汪晖，很快就开始了自己规划的一些改变。1996年，他接任《读书》后的第一年，便开始陆续发表了一些考古学家的考古学文章，这类文章，基本上是以前的《读书》从未涉及到的领域。

　　为什么以考古学打响改变的第一炮？汪晖认为，考古学在过去二十年里是中国学术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学科，大量的发掘不断涌现。“这些发掘到底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提供了什么，对古代历史的争论、学术的进展有什么意义？因此，讨论考古问题与当代历史、与我们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汪晖解释，考古学是《读书》很少涉及的领域，看起来离大家生活很远，但《读书》试图把这些看起来很远的东西与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思考联系起来。

　　考古学引入《读书》的讨论之后，一系列其它领域也渐渐进入汪晖和黄平执掌后的《读书》。继1996年10月发表《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之后，1997年《读书》又开辟了《田野杂记》栏目，为此后《读书》能够率先提出三农危机的讨论提供了前提；黄万里关于黄河治沙的文章和有关生态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讨论，将生态环境问题引入了《读书》的视野；几乎与此同时，有关俄罗斯改革、性别、战争与民族主义和经济学的社会角色的争论也渐次展开……

　　一份由读者为汪晖时期的《读书》所作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读书》共发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包括思想文化、经济学、法律、考古、亚洲研究、环境、医学等等。和陈原和沈昌文时期相比，汪晖时代的《读书》涉及了更多的领域，这是这个阶段，《读书》最重要的一个变化。　

　　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　

　　《读书》扩大了讨论的领域，这一点转变在学术界和读者中间都得到了很好的回馈，但《读书》的改变并不仅仅只是涉足领域的扩大，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风花雪月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

　　钱理群认为，中国那个时候的学术界对现实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思想上也越来越分化。不同的思想体系，在对待现实问题的看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很多学者在面临一些关于中国改革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时，还存在迷茫和苦恼，在一些问题上其实本身也存在着很多疑问。而这种疑问就需要像《读书》这样的一个平台来讨论。但随着思想界分歧的扩大化，《读书》上的争论也有些剑拔弩张之势。这种争论，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分化开始之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虽然汪晖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代表，但他于1997年发表在《天涯》杂志、引起思想界很大震动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还是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的激烈交锋。此后，汪晖陆续撰文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机等一系列文章，拉开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关于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中国道路的走向，对导致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原因，双方都有重大分歧。而无论是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它们自己本身也存在着内部的观点分歧。

　　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编的《读书》也顺带被自由主义学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阵营。《读书》发表的关于苏东改革、全球化问题讨论的文章都被看成是新左派的言论，自由主义认为《读书》丧失了包容性，成为一派学者的言论阵地，而排斥其它的不同观点。

　　“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中山大学的教授袁伟时说。和袁伟时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的文章。

　　这种争论一直没有平息，而争议爆发的焦点是2000年的“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文章中，高默波写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这篇文章在《读书》的发表，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南方周末》随即发表了文章，对高默波的文章进行批评，许多文章都认为高默波的文章对“文革”的看法很片面，有失偏颇。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文革”翻案。而后不久，《读书》被相关部门要求不再发表跟“文革”有关的文章。

　　尽管高默波的文章被很多人批评，但汪晖却表示高默波的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书写“文革”的历史，其文章有值得发表的地方。他认为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他人的“文革”的叙述，只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个“文革”的多面性。

　　高默波文章引发的争论只是《读书》许多争论的一个例子，虽然汪晖发表所有的文章都有自己的理由，但袁伟时认为，汪晖在《读书》期间宣扬的那一派理论看似头头是道，却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很多观点都是胡说八道，没有起到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由于只发表一派的观点，有些文章甚至起了制造思想混乱、误人子弟的作用。

　　这场争论使得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越演越烈，甚至在一些争论中，还出现了学术问题讨论之外的攻击。两派的学者在各自的观点上都毫不让步，每一个学者在自己的观点上几乎都是固执地坚持着。　　

　　论战升级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学术观点上，而是泛化到了整个学术圈以及知识分子的公信力和知识分子的道德上。那些争论，在你来我往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激起一波又一波与学术观点没有太多关系的波澜。

　　这其中与《读书》和汪晖相关的事情就有两件：一件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一件是哈贝马斯访华引发的编辑手记事件。

　　于1999年启动的长江《读书》奖，由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资助、三联书店《读书》杂志承办，这个当时称为“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却因为汪晖的获奖而遭遇了许多批评。最后演化成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

　　2000年，“长江读书奖”在评出结果之后，汪晖的《汪晖自选集》获得了其中的一个著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在《学术评奖的规则与学术批评的态度》一文中，对“长江读书奖”的公信力提出了质疑，而肖夏林也指出该奖项的评委会，一部分人如甘阳等是和汪晖同立场的“新左派”人士，另一部分则是汪晖的同事，如黄平等。众多的批评者都认为汪晖作为《读书》的主编，应该严格回避这个奖项的评选，而不应该作为候选人参与评奖，这样才能保证该奖项的公正。

　　汪晖本人也只是表示他从未参与过这个奖项，也不是该奖的学术召集人，但不想多谈这件事情的细节。而当时对长江读书奖提出质疑的学者徐友渔也认为到了现在，再谈那场七年前的争议毫无意义。

　　“长江读书奖”引发的100位学者之间的争论更多地涉及到学术腐败、学术的公正性等问题，却少有涉及到具体的学术观点。与其说它是一场与《读书》有关的争论。不如说它是由《读书》引发，但实际上超越了《读书》本身的风波。

　　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到中国和中国的学者交流。其后不久，学者雷颐发文称，哈贝马斯在谈到中国的新左派学者时，说他看过一些汪晖的文章，也和汪晖交谈过，他感觉到中国新左派的观点有为极权、专制服务，为“文化大革命”辩护的倾向。

　　雷颐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汪晖等人的不满，汪晖在2002年第五期的《读书》编辑手记中，否认自己和哈贝马斯见过面，并且称雷颐在散播不实际的流言，而对哈贝马斯对新左派的评价也不能接受。

　　不久后，徐友渔专门为此事写了一封信给汪晖，认为汪晖利用《读书》的公共空间和身为主编的公共身份为自己做辩护。徐友渔在信中写道：“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但他一旦担任了某种公共职务，就会受到限制，就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滥用职权，或避免有滥用职权的嫌疑。正如上次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我的不同意见，不是出于与汪晖观点对立，也不是出于认为他水平不够，而是针对他的主编职位。”

　　《读书》编辑手记事件的争论问题更是没有学术问题的争论，所遭到质疑的一方是学者的诚信，而另一方是学者是公共权利。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之中，一些学者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很微妙，而《读书》也在这种争论中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在中国思想界急剧变化的现实中，《读书》选择了承担起“直面现实问题，参与思想争论”的担子，但学术思想的争论，又势必使得《读书》遭到批评和不满，因为这种思想的分歧就体现在《读书》上。不管是汪晖主编，或者是换一位自由主义学者主编，《读书》绝不可能再像上世纪九十年代思想同一性时，那么和乐融融，一片赞好之声。

　　而汪晖和这些学者之间的争论，也不会因为汪晖不再主编《读书》而停止。他们的思想争论，是九十年代直至现在的中国社会、思想界状况所决定的，是一种命数。　

　　《读书》的未来　　

　　自三联宣布汪晖和黄平不再担任《读书》执行主编，而改由潘振平接任主编，吴彬和李学军分别担任执行主编和执行副主编之后，关于《读书》换帅的猜测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而所谓的三联编制问题，和《读书》销量问题都被普遍地看作是一个幌子。

　　对于汪晖离开《读书》，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反应。范用、沈昌文等老一辈的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出了对新执行主编吴彬的支持。除了在网络上有不少对汪晖离开《读书》叫好的网友外，也有不少支持汪晖的人，在网络上对换帅事件表示了不满。

　　而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大部分学者都不愿意对汪晖离开《读书》的事情做出评说，而袁伟时是为数不多愿意对《读书》的换帅说出自己看法的人，他认为《读书》这样很好的杂志，前辈们苦心经营的成果都在汪晖时代被糟蹋了，抛弃了《读书》过去十几年的光荣传统。“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

　　和袁伟时截然不同的态度出现在7月22日，一场关于《读书》的讨论会上。在这个由民间发起的讨论会上，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参与者都对汪晖时期的《读书》做出了肯定，并对《读书》的换帅表示了不满。甚至有少部分人，把导致此事发生的原因归结到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争论上，和汪晖访谈中谈到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多方势力的一种合谋。

　　参与当天讨论的钱理群，在会上做了最长时间的发言。他的发言实际上才真正值得我们思考。钱理群认为，《读书》换主编的事情已然成为定局，现在重要的不是猜测换主编背后的真实原因，更重要的是应该从这件事情看到，也许知识界即将失去一个发言和论证的平台。“《读书》这十一年来，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它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和很好的论争。但我觉得这次换主编的事件，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这个讨论的平台。”钱理群说。

　　就如汪晖在访谈里所说，《读书》在最近几年来，一直面临着一些困难和压力。在发表文章上受到一些来自于三联集团领导的压力。从此可以了解到，思想界的自由论争，其实还受到另一方的限制。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读书》换帅，其实是三联对《读书》实行管制的一步。这位知情人士表示：“《读书》的主编如果是汪晖和黄平，他们两位都不是三联的人，三联的领导想对《读书》进行管理，总是要遇到一些阻力。所以才把他们换掉。而且换吴彬当执行主编，也很奇怪，她的年龄马上就该退休了，在这个时候让她当主编。也许是想她在退休之后，换一个从外面来的其他人。”

　　而在7月22日那场讨论上，前几年发生在《冰点》的事件也被频繁提起。“我们不希望《读书》成为下一个冰点。”好几个参与讨论的人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就如《读书》的作者、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傅谨所说，他不是任何一个思想派别的学者，他关心的《读书》这个讨论的平台，以及从《读书》十一年的变迁中反映的中国学术史和学术发展的特点。“《读书》这几年的争论，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它已然发生了。《读书》在全国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应该更加关注《读书》未来持续的意义。”傅谨说。

　　□南都周刊记者　甘丹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