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拜读了秋风先生的一篇大作《“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德》（6月13日南方新闻网），我忽然意识到陈导的那句名言“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其实是根本不对的，因为秋风先生的文章证明：一个人只要愿意，无耻是可以没有极限的，无限无耻是可能的！

　

秋风先生在文章中，一上来就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说“每个时代，每个社会，似乎都有‘过劳死’现象”，好像“过劳死”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作为一个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应该明白：一个时代和社会有没有个别“过劳死”是一回事，是不是大部分人都长期的、普遍的感到“过劳”则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以秋风先生的博学，他应该知道，中国的改革，正是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理由就是“大锅饭，养懒汉”。毫无疑问，在一个被认为是大规模地“养懒汉”的体制下，即便是有个别的领导和劳模“过劳死”，但却绝无可能出现普遍“过劳”的现象，否则的话改革的正当性又在哪里呢？所以现在我们所讨论的“过劳死”，无疑是今天这个时代和社会所特有的，并不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共有的——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问题，秋风先生是真不懂呢还是假糊涂？

　

秋风先生论证“‘过劳死’是一种美德”的核心论点是“很多人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愿的选择，他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在我看来，却不仅隐含了那些“过劳死”的人是“自作自受”的判断，构成了对他们的一种羞辱，而且也回避了他们之所以“自愿”“拼命工作，包括连续加班”的真正原因：对失业的巨大恐惧！

　

劳动人口的严重过剩，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每个就业者，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身后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随时准备顶替他。今天就有这样一篇报道《30万就业者蜂拥珠三角：大学生成南漂一族》（6月14日《广州日报》），文章披露，一些长期失业的大学生已经靠在“火炉山上挖野菜充饥”了。而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年是34万人，到2005年就猛增到79万人（6月14日《中国青年报》）。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那些“幸运”的就业者，如不久前猝死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和女工甘红英，除了按老板的意志“拼命工作，连续加班”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他们的“过劳”有多少自愿的成分，有多少被迫的成分，难道还不是一目了然吗？对他们来说，生命之花都已经凋谢了，还谈什么“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还是马克思的比喻最形象：他们已经“自由得一无所有”，所以只能“在市场出卖自己的皮”，因此也“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过劳死”不过是“鞣”到了极致的一种结果罢了。

　

当然，仅仅是失业的威胁，也还不足以迫使他们如此“过劳”——如果《劳动法》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如果员工有足够的权利和力量来保护自己的话。但这两点也付之阙如，“过劳死”就几乎成了一种必然了。

　

至于秋风先生在文中以陈逸飞和亿万富豪王均瑶的“过劳死”为例，来证明“过劳”可以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自愿”，我倒是同意的。正如秋风先生所言，“每个时代，每个社会”，包括“大锅饭”时代，都有人自愿“过劳”，所以不足为奇。只有胡新宇、甘红英们的“过劳死”，以及大量和他们一样的普通员工们，虽然未死，却普遍地处于“过劳”的状态，才能够真正说明时代和社会问题的本质。

　

社会出了问题，是严肃地分析原因，提出补救的办法，还是曲意掩饰，把不得已的被奴役状态说成是一种值得弘扬的“美德”？在我看来，这是衡量一个学者是不是具备基本良知的起码标准。秋风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这次他何以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让我很费解。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的健将，也许是因为他真的笃信“真正的自由主义应该是有做奴隶的自由”吧？恭读着秋风先生的大作，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了鲁迅先生曾经描述过的一个关于“智识分子”的意象——一个像绅士或善公一样的头羊，项佩铃铛，昂首阔步地将羊群般温驯的老百姓引向屠宰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