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目前在国际贸易领域的现实情况是：各国政府一边大唱自由贸易的高调，一边不得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要解释这种现象，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能胜任，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着名先驱是保罗·萨缪尔森。本文更进一步，在程恩富提出的“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的基础上，以生产过剩的视角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资源稀缺视角，说明阻碍自由贸易和引发当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仍是马克思等经济学家指出过的生产过剩。不认真正视和妥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国际贸易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关键词] 轮胎特保案 自由贸易 贸易保护主义 生产过剩

　　一、问题的提出

　　2009年9月11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顺应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请求，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惩罚性关税，即在4％的原有关税基础上，在今后三年分别加征35％、30％和25％的附加关税。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轮胎特保案”，现已被中国政府定性为“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轮胎特保案的结局意味着中国制造的轮胎将退出美国市场，从而影响到中国约10万工人的就业。有意思的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提出轮胎特保申请时，也打出了就业牌――他们认为中国轮胎进口激增会导致美国工人失业。然而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认为国际贸易与失业问题有什么本质联系，而是坚持自由贸易是各国多赢的抉择，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损人不利己的短视之策。

　　但主流理论在实践中却屡屡碰壁。我们看到，轮胎特保案只是最近浮出水面的贸易保护主义案例。往后看，此案可能成为今后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愈演愈烈的新起点。从此案往前追溯，单是2009年1至8月，已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 .2％和121.2％，其中印度22起，美国14起，阿根廷10起。另据媒体报道，截至目前已有55个国家通过了将伤及中国出口商品的保护性措施。这些情况都表明不仅发达国家青睐贸易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也很森严。

　　这就形成了在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行动在各国早已风起云涌，但在国际政治和学术层面上，贸易保护主义却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虽然上述79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案有90％来自由发展中与发达国家组成的二十国集团（G20）国家，但在历次G20峰会上，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匹兹堡，会议地点在改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议题不变。

　　例如，在2008年11月华盛顿首次峰会上， G20领导人庄严宣告：“我们强调，抵制保护主义至关重要……我们将避免对投资或商品和服务贸易设置新的壁垒。”为强调自己的决心，他们“指示”各自的贸易部长，务必在年底前完成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然而，这样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落地尚不足半年，20国中已有17国实行了47项保护主义措施，而多哈回合谈判依旧是死水一潭，连那些动辄掀起大规模示威的反全球化组织也懒得理睬了。对此，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虽然忍不住想对G20领导人的虚伪嗤之以鼻，但更重要的是探寻其中原因。为什么全球领导人要发布这些贸易声明，而又无法遵守呢？”

　　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好问题，本文将试图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荒诞与理论上的反思

　　目前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对阻碍自由贸易的因素也有解释。这种理论承认贸易自由化会对一国内部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分配造成影响，即一部分人会从中获益，而另一部分人则会遭受损失。实际收入降低的群体必然会反对自由贸易，从而形成保护主义集团。因此，要清除自由贸易的障碍，就需要引入利益补偿机制，在一国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利益调整，即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使从贸易中获益的群体补偿从贸易中受损的群体，从而实现总体利益的增长。但利益的补偿不应该在贸易伙伴国之间进行，因为自由贸易对每个伙伴国而言都是福利的改进，因此不存在国际间的补偿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理论不承认目前的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利益冲突，认为只要在各个国家内部进行一些利益调整，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认识是十分肤浅的。

　　清朝有个作家叫李汝珍，他写过一部小说《镜花缘》，里面讲了不少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第十一回，书中主人公周游列国，来到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礼义之邦“君子国”，诧异于那里的交易与常规相反：买者尽可能付高价，卖者尽可能出低价。如果卖者不按买者的意愿加价，买者就责其有失“忠恕之道”。好不容易谈定价钱，买者还不肯拿走全部货物，只肯拿一半。我们可以设想，要是这个君子国也有经济学的话，其经济人假设肯定与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反，是“利他”而不是“利己”。当然，这只是小说家言，不能当真。

　　可是，当我们将现在的国际贸易情形与君子国相对照时，居然能找出不少一一对应的地方！例如，进口国常常不允许出口国要价太低（倾销）。即使按国际市场价成交，数量也常常有限制（配额）。也就是说，亚当·斯密认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精明的行为，对一个大国不可能是愚蠢的行为”，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至少是部分失效了，因为在这个领域里私人家庭式的精明并不是通行无阻的交易原则。现代国际贸易中无硝烟的“贸易战”，用传统智慧来理解就很荒诞——为何要把价廉物美的商品阻挡于国门之外？不过，这种荒诞感局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因为当他们一步一步慢慢走向荒诞时，就如温水煮青蛙，感觉难免迟钝。只有外人——比如外星人——骤然一看，才有可能出现《镜花缘》式的大惊小怪：居然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世界，在那里，穷国尽管本身还有大批贫困人口衣食不周，却不断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输送到富国；而富国还不领情，要把送上门的便宜货挡回去！只是，我们不清楚外星人在“友星惊诧”之余，会把我们这个世界称作“君子世界”还是“傻子世界”。

　　迄今为止的贸易理论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释清楚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原因，就因为学者们还未意识到这种荒诞。

　　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是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为基础的，这一原理在绝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心中犹如金科玉律，尽管现实中自由贸易困难重重，他们仍然对此坚信不移。不过，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背离，近年来已有个别主流经济学家开始觉醒，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2004年夏季，已经89岁的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会三大经济学期刊之一的《经济学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在李嘉图、穆勒理论视野下，辨析当今主流经济学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张》的论文，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质疑。他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低于美国。他的结论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贸易条件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3]他实际上就是在观察到理论与实践长期格格不入的情况之后，开始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

　　萨缪尔森对自由贸易理论的反思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仅因为萨缪尔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泰斗级人物，而且因为他曾经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铁杆拥护者。经济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萨缪尔森在哈佛当学生的时候，一位同学要他在所有社会科学原理中，指出一种既正确又重要的。结果，这个问题竟让萨缪尔森苦恼了30年之久，直到1969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前一年），才终于确认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萨缪尔森认为这个原理是在那些可以称作既正确且重要的社会科学原理中首屈一指的。一位如此推崇比较优势原理的成名经济学家，在89岁高龄之际，仍能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重新反思自己一直深信不疑的理论，这种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学术努力并没有撼动他自己参与构建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不少学者认为，萨缪尔森只是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际贸易可能对某些国家不利，但没有任何政策含义。所以，尽管萨文甫一发表就在美国学术界、媒体、商界和决策圈引起一阵骚动，但很快又复归平静。

　　然而，错误的理论终归是经不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拷问的，反思仅仅是开始。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常识和逻辑为武器，彻底搞清楚“自由贸易会给参与贸易的各方带来福利上的改善”这一主流国际贸易理论的信条与国际贸易实践为何格格不入。

　　三、彻底澄清阻碍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

　　在逻辑上，自由贸易理论是根植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稀缺性假设的。这个假设是说，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却要满足无限的欲望。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预设了一个“有限－无限”的基本模式，设定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这一假设的直接理论含义便是消费品的生产越多越好——消费品的数量越多，品种越丰富，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就越高。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在不变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贸易确实能使各国所能得到的消费品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

　　所以，稀缺性假设是自由贸易理论得以成立的总前提。然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假设其实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我们稍加观察就能了解，现实中的生产，并不需要满足漫无边际的消费欲望，只需满足人们的消费能力即可。而现实中的消费能力是不可能无限扩张的，因为消费能力受制于三大因素：生理约束、时间约束和预算（收入）约束。生理约束最容易理解，在此不再多说。时间约束则基于一个明显的事实——所有消费活动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由这一事实推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间段内，人的消费能力都是有限的——这就是时间约束。对于消费能力而言，生理约束和时间约束因其自然规定性，是无法通过理论、制度或技术的创新从根本上突破的，因而是硬约束。预算约束，作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贫困和消费不足现象的原因，才是经济学应当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即使每个人都拥有无限的收入，由于前两个硬约束的存在，消费能力也只能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消费能力也具有稀缺性。所以，现实中生产与消费的模式不是由稀缺性假设臆造出来的“有限－无限”，而是“有限－有限”。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中，面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稀缺性假设的明显错误，程恩富已经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即假设在一定时期内资源和需要都是有约束的，这在经济学术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的进步，对于提高生产能力具有明显而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对于突破消费能力的硬约束则效果不彰。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论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也就是说，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更为准确的模式应该是“大－小”模式。于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有一种现象将变得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生产过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过剩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失业。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石的稀缺性假设，由于从根本上抹杀了生产过剩的可能性，所以主流经济学只能对现实中日益明显的生产过剩现象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任由理论与实践的鸿沟越拓越宽，以致许多本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都成了长期困扰经济理论界的所谓难题。

　　认识到消费能力具有稀缺性，而消费能力稀缺会导致生产过剩，就很容易解释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根本原因，以及国际贸易中的种种看似荒诞的现象。因为每个国家的消费能力都是稀缺的，本国的消费能力被外国商品占用，本国商品的销路就会萎缩，失业率就会上升，所以需要对可替代的进口商品设置壁垒。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换一种说法就是：在生产过剩条件下，各国所争夺的，已经不是物质财富，而是消费能力，因为消费能力后面站着的，是就业机会。至此，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理解国际贸易与失业的关系了，这是建立在错误假设之上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无法看清的问题。假如我们把就业机会的得失放入视野，在国际贸易中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昭然若揭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的：“贸易自由化时常不能实现其诺言——相反，它导致更多的失业——这就是它为什么遭到强烈反对的原因。”

　　虽然目前人们还未在理论上明确认识到“消费能力具有稀缺性”，但各国商品生产者在进口商品冲击下的被剥夺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自由贸易理论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各国有限的消费能力被充分满足之前，贸易才会使各国都受益。而当一国出现生产过剩现象、失业问题表面化时，可替代的进口商品就不再受欢迎。这时国际贸易关系就开始扭曲，各国虽然仍以“自由贸易”为旗号，其实都不得不推行老掉牙的“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重商主义，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把失业问题推到国外的“以邻为壑”策略，难怪最终要出现君子国式的荒诞现象了。

　　总之，只要我们认识到生产过剩问题的客观存在，仅凭常识就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遇到的各种难题。但如果钻进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死胡同，那么再明显的问题我们也认识不清，更遑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四、生产过剩问题不容回避

　　由以上论述，我们得到了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结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根源在于消费能力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因其自然规定性，在理论上是回避不了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找到如此简洁的表述，但生产过剩一直是近代以降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的西斯蒙第，在其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首次确认普遍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现象。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的最后一章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可能造成普遍商品过剩的观点，担心由于人类生产能力持续扩大，人类对产品的有限需求可能会低于供给能力，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并引起大规模失业。他因此得出一个结论：应该养活一些不干活但会大把花钱消费的人，让他们去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凯恩斯则观察到预算约束并不是消费能力的惟一约束：“在通常情况下，收入的绝对量越大，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我们认为任何现代社会都适用这样一条基本心理规律：即当实际收入增加时，其消费量不会以同一绝对量增加”， 进一步将“有效需求不足论”发扬光大，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凯恩斯革命”。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典型形式就是周期性的、普遍的商品生产过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渐渐成了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际上已被边缘化了。这种现象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因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势头很好，甚至比社会主义还要好，并没有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所以鼓吹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暂时占上风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几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白驹过隙的一瞬，在这个瞬间发生的事情根本不足以说明历史规律。现在，我们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终于爆发大危机了，这就是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么这次危机是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危机呢？我们分析一下危机的起因就清楚了。最初，美国人面临的困境是：一方面房地产商有许多房子卖不掉，另一方面又有很多人想买房子却没钱。这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司空见惯的生产过剩现象。他们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方法是让银行借钱给那些没有支付能力的人买房子，开始时自然皆大欢喜。可是借的钱总是要还的，一旦还不上，危机就爆发了。所以，目前的危机说到底仍然是生产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已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出消费信贷制度，把商品的卖和买之间的对立推进到资金的借和还之间的对立，危机的可能性并没有消除，只是使危机爆发的时间推后了。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究竟哪个学说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更为深刻？究竟哪个学说更接近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面对经济危机，连英国圣公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都出来说话了，他说：“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而我国本来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现实问题更应有清醒认识，更应果断抛弃错误的经济理论，以及时调整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实际上，我们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地步了，因为目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需求紧缩已经使我国外贸企业成批倒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空前高涨，进一步扩张出口的空间极为逼仄。

　　五、结语

　　本文的主旨是对贸易保护主义现象进行理论反思，反思的结论是主流的自由贸易理论从基础上就错了。错误的理论必然会在实践中不断碰壁，但由于目前经济学界并未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形成了各国政府一边大唱自由贸易的高调，一边不得不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悖谬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在此不是要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在理论上指出，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问题一直是文明社会的真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而不能采取西方主流经济学那种视而不见自欺欺人的态度，或者通过片面的出口导向战略把问题转嫁外国。只有解决了生产过剩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要彻底解决失业问题，国际贸易才能达到真正自由的状态，那将是一种自然的、互通有无的、无须人为“导向”的状态。

　　生产过剩实质上是一种生产能力大于消费能力的现象，本来应该是好事。所以解决生产过剩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怎样利用生产过剩这个有利条件造福社会的问题。只要抛弃西方主流经济学那一套根本不合实际的理论框架，从生产过剩的角度而不是从资源稀缺的角度观察经济问题，我们自然会发现另一个世界，正如大家早已知道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本文已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