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新自由主义”也要搞专政

云淡水暖

　　《南都周刊》出来摆“公正”的Pose了，为什么呢，因为《读书》杂志中“新左派”的离开，尽管《南都周刊》用尽量“客观”的、“平静”的语言来描述事件，但人们还是隐约闻到了抑制不住的喜悦气息，气息来自一篇专题报道“读书十年：一本杂志和一个知识界的沉重故事”，“故事”为什么“沉重”呢，因为《读书》被所谓“新左派”执掌而“糟蹋”了。

　　据《南都周刊》的回顾：1979年4月，《读书》的诞生就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位名叫李洪林的作者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读书无禁区”的文章，直言“文化大革命”对文化的摧残，提出人民有读书的自由。随之，《读书》声名大噪。客观地说，这种“声名大噪”显然是建立在“伤痕心态”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任何事情都有个发展的轨迹，不可能总停留在“伤痕”的阶段，于是，有人做出了尝试，这恐怕就是《读书》当初选择汪晖做执行主编的冲动理由罢。当然，如果“汪晖”继续伤痕下去，大概没有人会说什么，因为“伤痕”们已经把持了几乎所有的平台，如果汪晖与“新自由主义”携手共进，也不会有人出来说什么，因为这是个“新自由主义”春风得意的时代。

　　但汪晖偏偏选择了“思考”，不一样的思考，选择了“多元”，领域的多元、视角的多元， “《读书》在汪晖的领导下，势必成为思想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并且见证着思想界不同观点和理论的纷争。…一份由读者为汪晖时期的《读书》所作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5月至2006年12月，《读书》共发表稿件4059篇，其中文章按照所涉及领域类别可以分为31类，…和陈原和沈昌文时期相比，汪晖时代的《读书》涉及了更多的领域，这是这个阶段，《读书》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它从沈昌文时期的人文趣味、风花雪月变得越来越贴近现实问题，越来越专业化和学术。”（《南都周刊》），从“偏重于学术”的思维来解读，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汪晖“得罪”了一批人，为什么呢，因为被划为“新左派”。

　　然草民并不认为汪编辑可以简单地划为什么“新左派”，也不认为可以明白地划出什么“左派”来。

　　汪晖的被“划”，据说是“他于1997年发表…的文章《当代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还是被一部分学者看成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第一次的激烈交锋。此后，汪晖陆续撰文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道路、全球化的危机等等一系列文章，拉开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争论。”，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汪晖被“划”，杂志牵连“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代表，而他所主编的《读书》也顺带被自由主义学者看成是新左派的阵营。”，草民这就有些看不懂了，要说“阵营”，起码要有个可以平等对峙的氛围，这个年头，在主流媒体林林总总数以万计的出版物中，哪里有什么“派”的平衡对峙？要说“派”，似乎只有一种派的声音最为宏大，乃“新自由主义”也，不信翻开经济类、学术类杂志刊物看看就清楚了。

　　有人开始叽里咕噜了，比如：“做刊物的编辑，就应该采取价值中立，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但汪晖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中山大学的教授袁伟时说。和袁伟时有类似想法的人不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说，《读书》看起来似乎中立，也发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但是占主导位置的绝对是“新左派”的文章。草民还是十分的不解，这位能够在主流媒体上公开发表长文，为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屠杀中国人找到“合法性”理由的袁伟时教授，还有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能否在中国找到一本容得下“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并存，“让每一派都发出各种声音”的刊物呢？比如，《南都周刊》可以做这个榜样么？相反，放眼望去，“却违背了这个起码的编辑应有的道德”的，秉持“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刊物却数不胜数。

　　据说，引起袁伟时教授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读书》老读者”们极大愤慨的事件之一，是所谓“高默波事件”，“2001年第一期《读书》杂志，发表美国学者高默波的文章《书写历史：〈高家村〉》，在这篇文章中，高默波写自己的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了进展，而且还说到农民对于‘文革’时代的看法不同于中国的精英阶层。…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特别是自由主义学者的反对。《南方周末》随即发表了文章，对高默波的文章进行批评，…甚至还有批评说汪晖和《读书》发表此类文章是为‘文革’翻案。而后不久，《读书》被相关部门要求不再发表跟‘文革’有关的文章。”（《南都周刊》）。

　　草民以为，就算高默波的文章有失偏颇，就算《南方周末》等站出来“批评”，就算有关方面“要求不再…”，不牵涉“罪名”，均属正常，“美国学者”高默波之说也不过是一家之言，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们把一顶“翻案”的帽子往汪晖头上戴去的作为，却令人感到不齿，因为按照“新自由主义”们信誓旦旦的什么“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原则，汪编辑、高学者们有被“誓死捍卫”的权利，但被冠以如此“罪名”，就应该“收声”了，就剩下“新自由主义”们的一家之言了。

　　当袁伟时教授被网络上的声音怒斥为“汉奸言论”的时候，“新自由主义”们也曾经站出来为其辩护，什么“讲真话”呀、“还原历史”呀、“学术自由”呀，这回汪编辑一被“炒”，袁伟时教授就无法控制情绪地欢呼起来“汪晖离开《读书》使这份杂志摆脱了新左派的糟蹋，应该庆祝它的新生。”，袁伟时先生看来也是信奉“双重标准”的。

　　看来，“新自由主义”们的“自由”，只限于他们所认同的群体和范畴，或者说最为理想的是，只有“新自由主义”们的自由，而无其他人的自由，再或者说，对自己实行自由原则，对他人实行“专政”原则。尽管“新自由主义”们对“专政”十分敏感、脆弱、痛恨，但如果能够专政一下“对立面”，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