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两难困境的出路


左大培（2005年10月10日）
当前有关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表明，中国当前在宏观经济上已经陷入了一个典型的两难困境：房地产业的泡沫不仅导致经济过热，而且严重地威胁着长期的经济稳定；但是一旦消除了房地产业的泡沫，就可能出现总需求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萧条。而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的最佳出路，就是由政府发行适量的国债并相应地对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产业进行实物投资。

房地产业泡沫造成的两难困境

中国的房地产业近年来是否出现泡沫，对此社会上一直有激烈的争论。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受益者——房地产开发商及其喉舌们激烈地否认房地产泡沫的存在。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表明，中国的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产生：
——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最显著标志是住宅价格的急剧上涨。上海在两三年中每平方米住宅的价格平均上涨了好几倍；在中央政府今年采取坚决措施遏止房地产业的过热之后，全国各大城市的房价上涨速度虽有下降，但是住宅价格仍然在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上涨，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最明显标志；
——证明房地产泡沫存在的更有力证据是，新建住宅的销售主要依靠银行向消费者过度提供的购房贷款维持。
我国金融机构提供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目前主要用于个人购买小汽车和商品房，而我国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个人消费贷款的余额，2001年底为6990.25亿元，2002年底为10669.20亿元，2003年底则为15732.59亿元，2002年和2003年两年的增长率都在50％左右。而我国全部的银行贷款余额每年的增长率不过20％。很明显，银行给购房者的住房按揭贷款的这种超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银行给购房者的购买住房贷款的增量却是房屋购买资金的主要来源。2003年银行给购房者的购买住房贷款余额增加了大约5千亿元，同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不过1万亿元，而商品房的销售金额则远远不足1万亿元。银行贷款提供的这些过量的购房资金使商品房的销售快速增长，也鼓励了商品房价格的上涨。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通过外资银行流入的境外资金投机性购买商品房，对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起了极大的作用。
房地产泡沫不仅使中国宏观经济过热，而且带来了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崩溃的巨大危险。
目前的这一轮中国经济高增长表明，中国经济潜在生产能力的增长率每年仍为9％左右。但是2003年和2004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都高于9％（2003年为9.1%，2004年为9.5%），物价总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有所加快，这都表明中国出现了宏观经济过热。而造成增长率过高的主要因素，就是过度的房地产投资拉动。不仅房地产投资过大，过高的房地产投资还一度使钢材、水泥、铝材等房屋建筑材料的需求剧增，引起其价格暴涨并导致了对这些原材料生产行业的投资剧增，从而进一步增加了投资，拉动了经济的高增长。
不仅如此，房地产泡沫还带来了另一个更大的危险——未来出现住宅供给过剩、房价暴跌和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崩溃。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就是始于房价暴涨之后的“泡沫经济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也都普遍出现了房价暴涨的房地产泡沫。中国如不及早消除目前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未来将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和宏观经济的崩溃。
反对采取坚决措施消除目前的房地产泡沫的人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那就是房地产过热的消除会大幅度减少房地产投资，造成宏观总需求的不足，使中国经济重新陷入20世纪90年代末的那种长期萧条。现在，已经有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论中国经济落入通货紧缩的危险了。
这种担心确实有道理。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东亚各国1997年之后都曾经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陷入了长期经济萧条。但是，担心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萧条并不是不及早采取措施消除房地产泡沫的理由。房地产泡沫总是要破灭的，泡沫破灭之前拖的时间越长，泡沫破灭时宏观经济的崩溃就越厉害。日本和东亚各国受泡沫破灭之害的教训只是说明，让房地产泡沫长久拖延不破的害处是多么巨大。

隐含的经济结构问题

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及早消除房地产泡沫的同时保证不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
最简单的一条思路是把消除房地产泡沫的措施保持在一个“适当”的力度，使每年的房地产投资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以致总需求恰好既不过多也不过少。但是这个设想是个不能实现的幻想。房地产泡沫与任何泡沫一样，靠的是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这种预期一旦破灭，价格就会暴跌，从而使泡沫彻底破灭。这样，房地产泡沫只能是要么不断膨胀，要么彻底破灭，中间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就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泡沫来说，它不仅靠银行过度增加给购房者的贷款维持，而且靠“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购房者维持。一旦房价快速上涨的预期消失，房地产业的泡沫就会破灭，这终将大幅度减少房地产投资，从而造成宏观总需求的严重不足。
根本的问题在于，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早已过大，超出了长期可持续的宏观总需求结构允许的范围。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实际完成金额，在1999年是4103.2亿元，2002年为7790.9亿元，2003年更达到10106亿元； 而按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1999年为80579.4亿元，2002年为103935.3亿元，2003年为116603.2亿元。据此推算，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宏观总产出的比重，从1999年的5.1%逐步增加为2002年的7.5%，2003年则达到8.7%。而美国的住宅投资平均只占每年GDP的5.1％，我国住宅投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明显高于市场经济中的正常水平。
当然，中国的统计口径与美国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有一部分用于建造写字楼等办公用房，这在美国应列入“非住宅固定投资”的范畴内，而不应包含在住宅投资之中。
但是即使考虑了这个因素，也推翻不了我们上边得出的结论——中国前几年的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均收入远远低于美国，而人均收入越低，个人支出中用于食品等必需品的比例就越高，这会大大降低住宅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而且在2004年以前那样宽松的住房贷款条件下，中国每年商品房的销售金额一般都不到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完成金额的80％。这就证明，长期可持续的宏观总需求结构允许的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每年也只能占中国GDP的5％左右，前些年我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早已远远超出了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
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就在于，如果将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在这个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前边已经指出，这个没有泡沫的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只允许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总产出的5％，象1999年的情况那样。但是199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7.1%，低于生产潜力的增长率两个百分点，处于严重的总需求不足状态。就是到了200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宏观总产出的比重已经上升到7.5%，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才回升到8%，仍未摆脱总需求不足的阴影。而到这时，房地产的开发已经出现过热的泡沫迹象了。
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真正的两难困境：将中国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维持在长期可持续的需求允许的范围内，中国会面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而如果靠增加房地产开发投资来消除总需求的不足，就势必会出现未来必将破灭的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也正因为如此，有人主张大力鼓励中国居民消费，靠增加消费需求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但是个人的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的分配结构和个人的储蓄行为，显著地增加个人消费需要对经济体制和结构甚至人们的观念作出重大改变，这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靠鼓励个人增加消费显然不能消除短期内的总需求严重不足。
更重要的是，总需求不足的原因是整个经济中的储蓄显著大于意愿的投资，而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多的储蓄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问题只在于如何恰当地把储蓄转化为投资。
对中国这样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来说，经济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先进的技术和物质资本。潜在的储蓄可以化作研发先进技术、制造物质资本的投资，因而是经济中最可宝贵的资源。当然，储蓄化作的投资要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就不应当用于房地产开发投资，房地产投资是不可能直接增加一个国家的生产潜力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今日的宏观经济问题，并不是储蓄太多，而是储蓄没有用在正确的投资方向上，没有把潜在的储蓄能力化为真正增加国家生产能力的投资。
这是一个投资的方向和结构问题，而不是投资的总量问题。我们应当把更多的投资用于生产部门，特别是用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提高制造业的水平上，而不是浪费在制造房地产业的泡沫上。
一提到向生产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熟悉产业情况的人就会说，现在没有有利可图的部门供我们投资。这话说得不错。以部门为单位而论，现在世界上就没有中国企业能够有把握盈利的投资领域。这反映了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投资机会缺乏、利润率普遍下降，它正是当前全世界都告别了普遍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且进入了低通货膨胀的市场经济的直接后果。
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特殊的生产技术，一个全面开放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再有现成的有稳当利润可赚的大量投资机会。而我们前些年加入WTO，全面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更是把最后一些本国企业有可能稳定盈利的投资机会让给了外国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再是去寻找现成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是如何在各个行业普遍无利可图的现实面前为中国的企业杀开一条血路，尽可能有利地与外国企业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从而找到一条尽快增加人均产值和收入的道路。这是一条真正的发展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增加人均收入，而发展首先意味着增加人均收入。
要恰当地动员潜在的储蓄能力，使用多余的资金去投资，我们显然不应当把剩余的资金进一步投入中国已经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生产部门，因为这些资金之所以过剩，本来就是因为那一类部门已经没有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纺织品和鞋等日用消费品的生产是典型的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的生产部门，再进一步对这样的生产部门增加投资，扩大其生产，不仅会加剧其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生产过剩局面，而且会造成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过剩，使其价格下降。而这种价格下降只会使增加生产和出口的中国企业不增加收入，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使中国永远陷于不发达的境地。
恰当地动员潜在的储蓄能力，就应当将多余的资金投向研制和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中国企业目前的劣势，主要是在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方面，而中国的不发达、人均收入低，也正是因为中国在生产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物品方面处于劣势。现在中国有这样多的剩余资金，这正是中国发展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产品生产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是中国全面赶超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将剩余资金从投向已经形成泡沫的房地产变为投向资本密集特别是技术密集的产品生产，这是当前需要作的最大的经济部门结构转变。

需要大量投入资金的发展方向

一旦明确了要在经济上全面赶超日本和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我们就可以立即搞清楚应当向哪些部门和领域投入中国的剩余资金。这些部门和领域应当是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它们当然也是带来更高的人均收入和人均福利的，而中国目前又在这些领域大大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是我们急需发展的关键领域。根据其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排序，我在下面依次说明目前我们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以全力发展的领域：
第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科学特别是实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其中当然包括高科技产业的研发和尖端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众所公认的是，中国企业相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最主要劣势之一是技术水平低，而长期不能改变低技术水平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少。中国不但研究和开发经费的总额大大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就是在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上也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继续存在下去了。
在中国现在有大量剩余资金的情况下，我们应当立即将研究和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韩国等国的2％的水平。当然，资金的使用要合乎正确的规划，首先要用于解决经济发展最急迫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并且要建立严格的制度来保证科研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二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的军事装备生产领域，特别是高科技的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制和生产。
如果中国和美国都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即使人民币永远不对美元升值，30年后中国以美元计的总产出也可以赶上美国。到那时，如果中国军费开支占总产出的比重与美国一样，中国就可以有与美国同样多的军费开支。按照经济学家的思维习惯，这同样多的军费开支应当意味着中国拥有与美国同样的军事实力。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也确实需要有不弱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即使是简单地为了不受别国摆布，为了国家安全的需要，有了足够实力的中国也应当如此。
但是现实是，有了同样多的钱并不就等于能够有同样好的武器装备。如果30年后中国自己还不能制造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即使那时中国按美元计的军费开支已经多于美国，中国也不可能有与美国一样先进的高科技武器装备。原因很简单：最好的武器装备往往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中国的武器装备现在比美国差那么多，美国已经在竭尽全力对中国实行武器封锁，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手法来动员西欧、以色列甚至俄罗斯不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当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时，美国、日本甚至欧洲国家联合对中国施加的武器禁运势必更加严厉。如果中国不加紧发展自己的先进武器装备研发和制造，几十年后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有着比美国还多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却比美国落后许多，因为有钱买不到先进装备，自己又造不出来！
每一个懂得高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都知道，任何一种先进技术或设备的研制都需要很长时间。想等到有了足够的钱而买不到先进武器时再去自己研制这些武器，不仅浪费资金，而且会误过增强军力的最有利时机。这样，对我国来说，最优的做法只能是：现在就投入大量资金，大力研制和开发各种先进的武器装备。必须现在就确立30年后在武器装备的生产上全面赶上美国的大目标，力争作到美国有的先进武器我们也能成批制造。
当然，这样规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今后30年中国还能够保持年平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这一点似乎很难达到。一般说来，随着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落后国家逐步缩小其与最发达国家在人均产出上的差距，这个高速增长的国家本身的经济增长率会逐渐降低。不过，今后30年中国年平均增长率不比9％低多少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即使中国的总产出与美国相等，中国的人均产出也才只达到了美国的六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验都已经表明，一国能否保持长期的经济高增长，主要取决于该国掌握的技术能否尽快进步。保证一国掌握的技术最快进步的真正捷径，又是在尽可能学习和采纳他国的先进技术的同时全力推进本国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而推进本国自主研究和开发的最好方式就是大力研制先进的尖端武器装备。从这个角度看，投入大量资金大力研制先进的尖端武器装备甚至反过来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因素，它有助于使我国今后30年能够达到年平均9％的高经济增长。
第三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自己的航空工业，当然这个航空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军事装备工业的发展形成有机的联系。中国的航空工业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无论是自制的各种军用飞机如歼击机、轰炸机，还是在民用飞机的制造上，我国都严重落后于美国、欧洲甚至前苏联各国。对航空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打击本国航空工业的各种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著名的“运十”大型客机成功试飞20年后还末定型，只是这方面的一例。
美国、欧洲各国和俄罗斯仍然在不断开发更先进的军用飞机，法国、英国、德国和西班亚不惜亏损几百亿甚至上千亿欧元联合发展欧洲自己的“空中客车”大型客机，这些都表明了航空工业对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决定意义。对于航空工业已经有了相当基础的中国来说，已经找不到任何借口再停止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20年前为拒不发展自主的航空工业辩护的那些理由如“缺乏资金”之类都已经不能成立。是投入巨资把中国的航空工业搞上去的时候了。我们需要的是立下远大的目标，争取30年后成为民用客机制造大国，自己生产各种最先进的军用飞机。
第四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汽车工业。
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轿车生产的增长尤为迅速。但是中国的大轿车生产厂商几乎都没有自己的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在品牌和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技术上严重依赖外国大公司。轿车生产的这种依附性增长如果再继续下去，中国就不可能发展起一个强大的汽车工业。
造成汽车工业的这种依附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错误的汽车产业指导方针和国有大汽车生产企业领导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但是外部对汽车产业的投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中国汽车厂商都强调，要形成自主的品牌、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既然现在中国有大量的剩余资金，我们就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将这些资金调动起来投入汽车工业，以确立中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品牌，开发中国汽车业自主的核心技术。
第五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是中国的信息产业。中国的信息产业包括计算机的生产规模已经很大，但是核心技术却掌握在美国和日本的少数大公司手中，特别是在软件和芯片方面几乎完全依赖外国。甘心这样在核心技术上依附于外国大公司的人总是说，象微软那样开发和推广“视窗”那样的计算机软件、象英特尔那样开发和成批生产微处理器芯片都需要巨额的投资，光建立一条芯片生产线就需要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资金。而既然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剩余资金，我们就应当下决心在信息产业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开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技术，开发和推广使用可以与微软抗衡的计算机软件，建设大规模的芯片生产企业（它们可以是台湾式的代工工厂，但是必须面向满足国内的需求），最终从美国和日本手中夺取信息产业的主导权。
第六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新型的开发资源产业。
中国每人平均的陆地面积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资源相对于人口来说相当贫乏。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使中国能源甚至水资源缺乏的弱点清楚地暴露了出来，已经造成了并且势将进一步造成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和资源储量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中国要想使经济发展可持续，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像日本那样，采用最保护环境的生产方法，达到世界最高水平的资源利用效率。这都要求中国采用在保护环境和有效利用资源上水平最高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国际最高水平的环境保护技术、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都是远远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得到并普遍采用更高水平的技术，如以足够低的成本大规模利用太阳能的技术。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和引进这方面国际最先进水平的技术，而且必须大力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使中国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技术上走在世界最前列。就目前来说，煤炭开采就急需投入大量资金提高装备程度和安全生产水平，以后还应当研究和推广各种低污染、高效利用和高回收率开发和利用煤炭资源的先进技术。此外，还应当及早大力发展风能发电、太阳能利用、海水淡化等，在这些项目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利用上投入足够的资金。
第七个需要增加资金投入的领域是中国的装备制造业。
装备制造业制造现代的机器设备，真正高水平的工业和制造业主要体现在装备制造业的优势上。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经济优势和工业优势首先在于它们统治着先进机器设备的生产。
而中国近年来的工业飞速发展并没有导致装备制造业的相应进步。中国不仅仍然主要依靠进口的先进机器设备来发展工业生产，甚至就在中国产品已经统治了全世界的纺织业和服装业中，也仍然需要大量进口纺织机器设备。中国纺织业在全世界的优势并没有相应地拉动纺织机械生产足够快地进步。这是中国工业仍然极为落后的表现。为了摆脱这种落后状态，使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水平有一个根本性的提高，我们必须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装备制造业的特点在于，高水平的装备制造业主要并不体现在单种产品（机器设备）的产量大，而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水平高，种类多。因此，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资金应当主要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规模，而是用于研制和开发种类繁多的先进设备，用于技术力量的培养。
第八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各种关键设备的制造。在各种机械设备的制造中，以及许多行业的生产中，往往需要使用某些大型的或特别精密的关键设备。20世纪60年代我国自行制造的万吨水压机就是这样的关键设备。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之所以强有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们拥有许多这样的关键设备。它们十分清楚这些关键设备对一国实力的决定意义，因此美国政府严令禁止向中国出口这样的关键设备。而这些关键设备的研制和建造需要大量资金。为了从根本上增强国力，增强中国工业的实力，我们应当舍得资金去研制和建造这种大型的或特别精密的关键设备。
第九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大幅度地添置教育和科研部门的设备和仪器，并主要以资助科研与教学设备的研发和生产来作到这一点。我国的科研单位特别是教育部门配备的设备和仪器少得可怜，已经大大妨碍了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教育的正常进行，也使教育和研究部门的专业人员无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出现了大量闲置资金的今天，继续保持这种状态是可笑的。我们应当利用闲置的资金来为教育和科研部门大幅度地添置设备和仪器。为了通过这种添置发展中国自己的高附加值产业，我们应当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对科研与教学设备的研制和生产。
第十个需要投入相当多资金的领域是研制和大批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飞机、轮船等的发动机。长期以来，我国的大部分运输设备都不能配备本国生产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发动机，许多汽车、轮船和飞机都只能安装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发动机，以致内行人嘲笑中国的这些产业患了“心脏病”。而发达国家制造业水平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在发动机的研制和生产这样的高技术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我们动员闲置资金全面赶超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应当投入足够的资金自主研制并大量生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各类发动机。
现代的化学工业与生命科学衍生的产业也是现代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生命科学还有可能成为信息产业之后的下一轮科学技术革命的主要领域。要与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发展相适应地快速发展现代的化学工业，要在下一轮科学技术革命中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式发展，都需要我们在化学工业和现代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应用中投入足够的资金。
还有一个现在人人都能感受到的事实：中国东部地区人口密集，最有效率的运输工具是大城市中的地下铁道和网络性的轨道交通。而现在中国东部的铁路等轨道交通和城市地铁方面的基础设施还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要求。这也是今后我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的领域。
一旦明确了需要在上述十多个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投入足够的发展资金，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计算出，中国今后几个十年内光为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就需要投入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资金。如果我们真的下决心发展这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中国可以储蓄下来供投资用的资金就不会过剩，而会不足；我们需要提防的就不再是投资不足、资金过剩的经济萧条，而是投资用的实际资金不足造成经济过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下决心发展这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因为这是我们为产业升级所作的必要投资，是我们唯一的通向富强之路。

动员剩余资金的有效途径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足够的投资机会，导致实际投资小于人们的储蓄潜力，因而宏观总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增加货币供应只会导致金融系统中产生大量的剩余资金，这些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出路，人们普遍感到“在任何行业投资都有很大的可能亏损”。
在这样的环境下，象前面所说的那样实行全面赶超日本和美国的战略，将大量资金引向那十几个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领域的发展，也是中国剩余的储蓄资金唯一有利的出路。
前边所说的这些部门一般都有这样一种特点：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越密集，或单个企业的资本越多，就越有竞争优势。而在中国这样的技术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要迅速提高国民掌握的技术，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长期的研究、开发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些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去提高技术水平、添置机器设备，短期中可能没有合适的回报，许多企业和单位甚至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在投入了足够资金并投入了足够长的时期之后，一旦中国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足够的竞争力，就可以得到一定的资金回报。
而如果再继续向那些已经处于严重生产过剩状态的劳动密集产业投资，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似乎短期内不会产生亏损，但是更多地生产已经过剩的产品必定会使这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继续下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贸易条件，最终造成这些生产过剩的劳动密集产业利润率不断下降，并可能使投入这些行业的资本全行业亏损。这样，即使全局性地长期考虑全部中国资金的盈利性，再继续向劳动密集产业投资也不如将大量资金转向上述那些高度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领域。
而中国目前的尴尬处境却在于：一方面是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和没有利用的储蓄能力，另一方面对长远经济发展最有用的那些高技术资本密集领域却缺乏必要的资金投入。
这样的尴尬局面，是由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种经济政策放弃了政府以财政手段对生产和投资的调节，放弃了国有经济在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引导作用，片面地依赖所谓的“金融市场”和货币银行政策。
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就放弃了系统地通过政府财政向国有企业投入和融通资金的做法，改而由自主经营的银行动员和分配储蓄资金。在自那以后的最初十几年中，政府对银行的经营活动没有实行有效的监管，致使银行内部普遍发生严重的经营腐败行为；地方政府又对专业银行的业务活动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专业银行发生坏账却不会伤害地方政府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银行没有有效地遏止信贷膨胀的经营机制，这使得整个经济中没有内在的运行机制系统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银行发放贷款时实际上不考虑回收是否有保障，造成了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
20世纪90年代的银行改革结束了银行经营中的混乱局面，遏止了银行坏账的增长，但是银行为防止坏账而努力保证贷款的回收，却导致了银行可贷资金的过剩和总需求的不足。至今为止，中国居民的储蓄一直主要采取银行存款形式，这决定了企业从外部的融资归根结底只能是通过银行的间接融资。这样就造成了企业普遍具有极高的资产负债率，而这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环境下又极大地增加了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的可能性。银行规避不良资产风险的惜贷行为使中国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总需求不足。
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企业资本金不足会导致银行信贷质量下降，想通过普遍的企业股票上市来大幅度增加企业的资本金。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生的中国股票市场极不成熟，没有经验的中小股票投资人无法防范各种欺诈行为，而政府对股票市场的监管又一直没有达到足够的效率，以致大批中小投资人在购买股票后经历的是长期的财产损失。中国私商之间固有的互相欺诈、互不信任的传统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起了极恶劣的作用，使得目前的中国股票市场已经丧失了融通资金的正常功能，不可能再通过股票上市而普遍地为需要大扩张的中国企业补充资本金。
在这样的银行信贷和金融市场运行态势下，货币扩张政策就象前边所述的那样失灵了：由于人们普遍感到“在任何行业投资都有很大的可能亏损”，单纯增加货币供应只会导致金融系统中产生大量的剩余资金，银行并不敢将这些资金贷给经营实业的企业。于是各商业性银行中经常有几千亿的可贷资金找不到有利可图的贷出项目，而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应量的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起到扩大宏观总需求的作用。
这种困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出现。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当局从1998年开始实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而使中国经济走出了那一轮的经济萧条。
但是当时发行国债的数量并不足够，实业界利润低下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房地产开发业成了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有丰厚利润甚至是暴利的行业。于是房地产开发商成了银行争相贷款的热门，而贷给房产购买者的消费信贷由于有房产作抵押的可靠性也成了银行大力推广的信贷品种。通过直接贷给房地产商和贷给购房者的两类贷款而流向房地产开发业的银行资金造成了房地产投资的剧增，引发了目前的这一轮宏观经济高涨。
我在《宏观经济过热实质上仍然来源于经济上的困境》一文中已经指出，正是由于中国缺乏产品市场和投资机会，本国银行和个人的资金不敢再进入工商业而流向购买房产，才造成了房地产业的投资过度和整个宏观经济的过热。房地产的过度投资和这一轮暂时的经济过热其实是投资机会缺乏和可持续的总需求不足的后果。
但是任何有经济分析能力的人都知道，中国房地产业目前的利润并不是真正的经营利润，而是通过“寻租”获得的城镇土地的级差地租，而日本、美国甚至香港都是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收房地产税等手段将这些级差地租收归政府。更何况本文前边已经指出，在过快增加的用于购买房地产的银行贷款下每年仍然有20％建成的住宅销售不出去，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而这个泡沫的破裂终将使宏观总需求的不足急剧地凸现出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真正走出困境的道路是坚决地纠正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将过度地投向房地产开发的资金重新引向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产业升级上。作到这一点的途径是回到政府财政通过国有经济进行投资的正路上来，以政府财政的国债和税收所筹集的资金投向那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十几个领域，以便加快中国的技术进步、加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的真正可持续发展。这是由政府财政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所作的投资。
前边已经指出，中国生产潜力的增长目前仍为每年9％，而根据1999年以前各年的数据，如果房地产业的投资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总需求的不足就可能使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以政府财政通过国有经济对关键领域进行的投资，应当足以弥补这大约为每年2％的总需求缺口。而由于投资对总需求的拉动有乘数效应，我们估算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使得投资乘数可能低于2，因此动用政府财政资金对关键领域的投资应当达到每年中国经济总产出的1％略多一点。按照现在中国的当年价GDP，最近两年此项投资应为每年1千5百亿到2千亿元人民币，今后的5年中如果没有经历显著的通货膨胀，5年后此项投资应达每年3千亿元人民币以上。
政府财政对关键领域进行的这些投资，应当是直接的实际投资，也即针对具体的、规划好了的项目直接进行购置、安装设备实物或组织研发，而不应当是将货币资金拨付给某个企业或单位任由其自由支配和使用。这样的财政投资支出方式，应当类似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方式。
政府财政这样进行实际的直接投资，是因为这笔财政支出本来是用于购买实物以扩大总需求的，支出的项目又用于提高技术水平、添置机器设备以增强整个中国经济的生产潜力。保证专款专用、真正进行实际投资，才能真正发挥这笔财政开支的作用。如果将这笔财政开支仅仅作为货币资金拨给中间执行的企业或事业单位任其自由调配，这些中间执行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就可能将其用到证券投机之类的金融运作上，使政府的财政开支无法真正起到拉动总需求、提升生产能力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财政对关键领域进行的这些直接的实际投资，又应当有严格的制度化监管；其中的大多数投资完成后将交给企业使用，对这样的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就应当由未来负责该国有资产运营的机构或企业参与监管，投资完成后则交由这些机构或企业经营。
在这里规划的政府财政投资领域中，大都已经有相关的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如高科技的研究和开发领域中有科技部、中科院或信息产业部的各种研究单位、研究项目，大飞机的制造上已经有大的国有航空工业企业工作多年。如果政府财政投资的领域中或相关领域中已经有了这样的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上边所说的对投资过程的监管和投资完成后的经营就可以交由这些国有研究单位或国有企业来进行。
至于政府这些财政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主要资金来源应当是政府发行的专门的建设公债，另一个资金来源是某些专门的税收资金。不管资金来源于何处，这样的政府财政投资都必须建立专门的财政帐户，专款专用，不准挤占挪用，也不准与政府财政的其它资金交叉混用，以免管理混乱造成财政危机。
目前可以从现有的税收中为这种政府财政投资提供资金的最好来源，是改变税收政策所能够节约的资金。税收政策的这种改变包括取消资源出口的出口退税、对资源出口征收出口税，以及对某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
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不应当再出口自然资源。取消资源出口的出口退税、对资源出口征收出口税，是保护本国资源、不再出口资源的最好手段。
对某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降低出口退税率，则是因为中国目前在纺织品、鞋类等劳动密集产品上有极强的出口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已经使中国的这几类产品统治了世界市场，不仅造成了这些产品的价格在全世界下降，而且激起了欧美发达国家采取各种严厉的保护本国企业、封锁中国产品的措施。这都对中国的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再以出口退税鼓励这些出口优势过于强劲的劳动密集产品出口，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我们必须逐步降低、必要时甚至取消对这一类产品的出口退税，将节约下来的财政资金用于提升关键领域的生产潜力。
当然，对政府财政投资新建的这些国有项目，必须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杜绝一切贪污舞弊行为，预先禁止一切“经营者持大股”式的权贵私有化，绝不能允许政府财政的产业升级投资变为新一轮侵吞人民财产的机会。

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在金融上的可持续性

政府举债开支可以增加宏观总需求，使整个经济摆脱萧条，但是它也可能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并且由于政府丧失还债能力而引起金融危机。实际上，现在妨碍政府举债开支的最主要障碍，就是政府借债的这种金融上的可持续性问题。
而对于我们这里所主张的这种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来说，政府举债开支在财政金融上是可持续的，不仅不会引起政府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而且长远说来会缓解这样的财政危机。
说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长远说来会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是因为政府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是最具生产性的财政开支，它其实是一种货币回报远远高于投入的长期投资，会给整个中国和政府的财政都带来远远超出最初支出的回报。
政府的举债开支扩大了总需求，避免了经济萧条，也就减少了企业的亏损和银行坏账，避免经济萧条还可以减少政府必须支出的福利开支。这都会减少政府财政为拯救银行业和向人民提供福利保障所必须负担的支出，在短期中改善政府的财政状况。
更重要的是，我们主张的这种政府举债开支长远说来会增加整个经济的生产潜力和企业的竞争实力，从而在长期中减少企业的亏损和银行坏账；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还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这有助于提高人民收入，减少对政府福利开支的需要。如果不这样举债开支提高技术水平，在技术进步停滞的情况下将剩余资金继续投向已经生产过剩的低技术产业，只会进一步降低这些产业的利润率，造成更多的企业亏损和银行坏账，并且放慢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的放慢又会增加对政府救济贫民福利开支的需要。两相比较，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长远说来是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不是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次，政府象本文前边所说的那样举债开支，绝不会陷入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按照现代金融市场上的标准衡量，一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如果不超过其每年GDP的40％，金融市场就不会怀疑该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而不购买该政府发行的债券。这样，只要一国政府发行的国债余额没有超过其每年GDP的40％，该国政府就永远可以用借到的新债来还老债，永远不用担心国债的偿还问题。而目前中国的GDP每年的正常增长是9％，如果中国的国债余额已经占当年GDP的40％，则下一年增加的国债余额要占上一年GDP的3.6％，才能保持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不从40％的比率上下降。而我们主张的政府举债投资只不过才占当年GDP的不到2％。
还有，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全部货币发行都可以成为政府的“铸币税”，其方式是中央银行以其发行的货币购买政府债券，政府则可以在从中央银行借债后，不断地从中央银行借新债以还老债，实际上永远不必偿还最初借入的债务。而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已经有几万亿元之多，只要卖掉中央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等其它资产以购入国债，就可以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所有货币都变为政府举债的资金来源。这笔政府债务实际上是可以永远不还的。而我们主张的那种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十年中需要政府借入的资金也不过三万亿元人民币。
我们主张的那种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最终会形成一大批有足够技术水平和物质资本设备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的企业股权，因此政府在未来出现财政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向其它投资者甚至私人投资者出售国有的企业股权，这样至少可以部分偿还最初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而借下的国债。由此观之，政府为这种开支所借的债务，比政府通常为修建基础设施、补贴出口甚至增加社会福利所借的债务，在偿还上更有保障得多。
最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对全体国有企业征收专门的国有企业偿债税，未来国债到期时要求国有企业按其利润或净产值的一个百分比向政府财政上缴该项税收，专门用于偿还政府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而借下的国债。而目前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在上缴这样一笔特殊的附加税。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承担着政府主要的税收负担，而且上缴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一直大大高于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将国有企业相对外商投资企业多缴的所得税视为政府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所收的税，将其专门划出专款专用，用于政府的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或偿还为这种投资所借的国债。
总结本文以上所作的分析，我们可以根本不必顾虑金融上的可持续性，放心大胆地按本文所主张的那样由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只要我们象本文所说的那样建立并执行严格的开支管理和监督制度，严厉禁止并惩罚一切贪污、侵占包括“经营者持大股”的私有化行为，把每年的财政产业升级投资控制在GDP的2％之下，就可以避免政府丧失还债能力的财政危机，同时又在短期内消除宏观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保证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足够后劲。
根据本文的这一分析，中央政府打击房地产泡沫的宏观调控政策不仅正确，而且十分必要。我们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坚持遏止房地产泡沫的经济政策，而且是采取更坚决的手段、更有力的措施来彻底坚决地消除房地产泡沫。根本就不需要害怕因此出现总需求不足的萧条，有足够的手段来防止这样的萧条。避免这种萧条出现的方法是从现在起就立刻作好预案，着手准备并及时实施上边所说的政府举债进行财政产业升级投资的那一系列措施。这样相互配合的两方面措施一方面遏止了房地产投资的过度扩张，另一方面将储蓄资金引向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在不引发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前提下正好完成中国目前正需要的经济发展结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