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多”：人文奥运哲学基础

—从古希腊奥林匹亚到北京[1]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一、什么是“一”和“多”？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轴心时代”的历史哲学概念，说“这是人，作为个体，通过‘超越’高度和‘主观’深度，对‘绝对物’的体验。”[2]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作为个体，对一个至高无上神（或超越物）的体验。这种特有的西方思维，可用一个哲学基础模式表达，即：“一”与“多”；“一”是独一无二的“绝对物”，“多”是作为无数“个体”的人。雅斯贝尔斯认为，在他提出的“轴心时代”，世界几大文明都产生出伟大的“个体人”，在“超越”高度上，在自己“主观”深度上，体验到了那个“一”—独一无二的“绝对物”。

这个说法会特别唤起比较哲学家的敏感，因为“绝对物”这个“一”与“个体”这个“多”中间的“超越”，表达着“一”与“多”之间的单线、单向决定主义和二元分叉关系。作为“个体”“多”，其“主观”与“一”的“超越”包含着中间的隔断与对立的涵义。也就是说，只有“神”对人的主宰，人永远接受神的命运安排。作为无数“个体”人而言，他们之间是没有联系的。每个一己个体都是孤立、只与神这个“一”构成被决定的关系。世界是神这个“一”规定下的法所设定了的一定秩序。在神面前，人是被制造，渺小的，是永远处在被拯救的地位。人的命运如圣徒保罗所言：只有“向着神性锻炼自己”；“肉体锻炼徒劳无益，只有神性才是对一切有益的”。[3]这是西方传统特有的“一多二元”模式。可是，这个“一多二元”—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断言的“超越”、“绝对物”、“主观”，虽然是西方思想传统发展不可脱离的根本概念，对中国文化背景的生成和发展来说，却是毫无干系的。[4]

二、中国的“一多不分”

中国完全是另一种“一”和“多”。“一”（曰“道”或曰“理”），不是与“多”（“万物”或“个体”人）非一体地相分割、相对立的“超越物”（或曰独一无二的“神”）。它是自然、社会万物及人之间相通、互变、不断裂的延续和互系性。王弼指出：“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谓之一，岂得无言乎？有言有一，非二如何？有一有二，遂生乎三。从无之有，数尽乎斯…。”[5]千差万别的个体万物，归根结底都是一，都是延续，都是互相联系。这个延续和互系，不是实体；它是无，是“道”或“理”。“道”是“无”之名，就是“一”，就是延续和互系。“道”或“一”不是分裂于“多”之外的，而是在“多”之中的。所以中国是“一、多不分”。中国“一”和“多”与西方“一”与“多”的哲学模式，是风马牛的两回事情。它与西方“一多二元”哲学模式相比，根本的中国特性有两点：一是西方思维设想的“一”，那个超越独一无二的绝对物，是不在中国“一多”模式之中的；二是西方假设为“多”的个体的孤立和互不联系性，在中国模式中是被自然延续和互系性取代的。中国思维中，没有孤立互不联系的个体。这与西方模式相比是根本性的差异。

“道”（或曰“一”），作为延续和互系，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世界不存在一个有严格分界，与外界不相延续和不互系的独立王国。那种只有一个王国的设想，万物都在独一无二绝对体一统之下，是西方的“一”与“多”关系，在中国不存在。中国的“一”“多”观念，实际是“彼”和“此”。万物都作为“彼”和“此”相互关联地存在的，二者之间任何一方都没有被歧视性，都没有谁超越谁、谁只受谁支配而不反支配的关系。中国人推崇的“与万物合一”，“一” 的含义是追求和维系“延续”或“互系”，而不是西方概念与上帝的“认同”（identity）。中国也有一体性或整体性（oneness）的说法，但这个“一体性”较之西方该概念具有复杂经验性，也即，“一体性”不是西方那种绝对“质性”（essence），而只是在二事物之间相区分的结果。人可以识别一个实体，这与从一个复杂体中识别一样特定的东西是相同道理。也即人们日常所说的“是这个，不是那个”。“彼”“此”不是客观性，所以其本身没有区别性。不管区别一样东西还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实体，都是打破它本身存在所处的过程，由人给它一个“彼”或“此”的名称而已。[6]在这个中国模式里，任何一个完整实体之中的某一特殊成分，都有其自己本身的独特性与自持性。[7]而不是西方那种完整实体概念的“同质性”（essence）或是“同一性”（identity）。这是中国“和而不同”观念的哲学根源。

与西方模式神这个“一”所决定一切个体（“多”）的关系、由它规定的法所设定的超越秩序相比，中国人自古以来“治”的观念都是在于人、社会和自然，都是本身、互为和互含的秩序。[8]从人的经验理解秩序，人们对任何其他范畴的经验都会有直通觉悟。我们把注意力集中的一件事物看明白，是说它对它所存在的直接环境的延续性是什么，它受到环境的影响和所给与环境的影响是什么。这种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与其环境的模式，也是一种“一多不分”的意义，这个“一”具有互系的两层意义，它既是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也是与“多”（它所处的环境）的延续性。对这个“一”产生的理解，来自它与环境的关系，它与环境的关系又是由一系列其他个体环境化的关系行为所致，所以这个“一”本身是一个过程，是动态的。[9]

这种个体关系行为的环境化是一种“彼”与“此”模式，这是用西方的“一多二元”模式所无法解释的。因为“彼此”模式不是形而上学假设逻辑上建立的，也即，不是建立在“多”后面隐藏着一个超越性的“一”假设之上的。也还是说，不是西方语言所表达的一个大写 “存在”（Being）超越地隐藏在众多小写存在（beings）之后的。因此，中国模式的秩序是没有超绝的“一”在考虑范畴之内的秩序。这个秩序靠的是众多“彼”和“此”之间的协调关系。这些“彼”和“此”是在特定时间、位置和根据不同条件互相构成注意力集中物和环境的。个体行为的环境化是一种艺术，它注重构成这个世界的千差万别特殊性细节及其和谐互相关联性。中国意识的“秩序”在语言上的反映是互相界定的效果，是相反相成意识。注意力集中物相对于环境的这种中国特有“秩序”意识融合着多元成分之间全部多样化与差别的特点。[10]在这里，“秩序”不是外来、强加、静止、单向、绝对的，而是自然延续与互系本身，是“不同”间的“和”。中国的“一多不分”模式，突出之处在于重视世界秩序化演进过程中起决定作用和非决定作用的双方。潜在的“失序”并非一定就是自我秩序化与自我组合化过程的阻碍或颠覆，相反，它是作为更新的秩序延续。[11]

三、古希腊奥运精神的“无一两多”

古希腊奥运是出于朴素多元人文观，原是多元泛神信仰的宗教礼仪。根据遗留材料记载，最早运动会是伴随葬礼而举行的。例如荷马《伊利亚特》载有关于普特洛克勒斯葬礼时比赛的叙述。而足够材料证明，大多重要体育比赛不是为纪念死去英雄，而是表达对天神宙斯或者是海神波塞顿及众神的崇拜。[12]奥林匹亚就是宙斯的祭祀地。这个神坛大厦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供奉40多英尺高宙斯的黄金与象牙雕像。[13]竞技项目起初没有几个，比赛时间也不到一天。公元前七世纪，它发展到13个项目，赛事需进行数日。一般第一天为礼拜仪式与赛前准备，第二天比赛开始，第三天为宗教典礼：裁判、牧师、运动员和教练向宙斯圣坛处行进。同时用一百头公牛献祭这位主神。[14]在西方，奥运被认为是古希腊非基督教信仰的异教徒节日。异教徒信奉希腊多神。运动员取得优异的成绩，要向众神致谢。[15]

围绕古希腊奥运会的起源有着许多传说、神话。最流行的故事讲奥运会的创始人是宙斯之子大力神赫尔克里斯。在完成阿吉威国王欧律斯透斯交给他的十二项艰巨任务之后，[16]他为纪念自己父亲修建了奥林匹克运动场和周围的建筑。他直线跨了400步，说“斯达地！”这就成了古希腊和罗马的长度单位；一斯达地为400米。沿袭到现代运动场建筑多采用一斯达地为边长。还有一则与现代奥运会精神有沿袭的故事是“奥林匹克停战”概念。[17]“停战”希腊语是“ekecheiria”，意思是“牵手”。每在奥运盛事之前和期间，都会宣布“ekecheiria”，以便使驱往盛事的人们安全来到奥林匹亚。奥林匹亚展示一块刻有“停战”文字的铁饼。这期间，一切战事停止，军队禁止进入伊利斯，以免对运动会造成威胁。法律争端和死刑也都停止。奥林匹克“停战”一般是规规矩矩遵守的。历史学家图赛迪德斯记述，一次赖斯蒂蒙尼亚人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因为他们在“停战”间攻打了伊利斯一座名叫雷普列欧斯城镇的堡垒。赖斯蒂蒙尼亚人争辩说他们攻打时还没有宣布“停战”。但伊利安人仍然按照法律罚了他们两千米那（minae），合每个士兵二米那。每米那相当于100德拉克马（drachmas）。那时工人日工资为1德拉克马，也是当时一只羊的价格。因此，这笔罚金是很重的，相当于二万德拉克马。[18]

还有一种“停战”是每年米斯特里期间执行的。它是伊利欧西斯举行的一个宗教场合。奥林匹亚和伊利欧西斯的“停战”不仅给朝拜人群和运动员提供安全，而且为希腊人之间和平相处提供共同基础。亚里士多芬尼斯喜剧的主角丽西斯特拉妲说服雅典与斯巴达人结束战争的努力，就体现了这种和平精神。台词中写道：“没有任何确定条件，我必须谴责你们…双方，而且是正义地谴责。你们就不能在共同圣坛面前共饮一杯酒，特尔摩菲莱和德尔斐？我没必要讲出许许多多别的人。世界上你们可以去战斗的外国人太多了，而你们毁灭的是希腊的生命和城市。”[19]“停战”规矩究竟始于何年，历史学家有争议，有的是公元前884年，有的是704年。但奥运赛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纪年是准确的。[20]古希腊奥运会具有统一力量，能号召热战的城邦国家停止战争，一切战争都必须停止，共同为着这个不仅是运动员，而且是艺术与音乐的盛况场面。[21]在一尊纪念伊利斯潘塔尔塞斯的胜利雕塑上刻写的文字，不仅铭记他是赛马的英雄，也记载他为实现阿克伊安人与伊利安人之间和平和为双方释放战俘进行谈判的事情。另一件传为佳话的是，在奥运会进行之际，亚历山大在奥林匹亚宣布，除了亵渎神灵和杀人罪犯，一切流放者可以回到自己城邦。他还选择自己军队年纪最长的马其顿士兵，解除他们兵役，一共是一万多名。而且，听说他们很多人背负债务，他一天之内就帮助偿付了债务。[22]

和平是奥运的实质精神。战场胜利远不如体育竞技胜利重要。竞技优胜者不仅名列第一，而且奖励一顶橄榄叶桂冠。橄榄枝是希望与和平象征。[23]戴上一顶这样的桂冠，成为古奥运运动员追求的目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又恢复这一传统。除了金牌，优胜者获一顶橄榄桂冠。运动员它看成莫大殊荣。同时，橄榄环是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标志。[24]

古奥运精神还包括公正、非商业化，反对金钱贿赂。优秀杰出是古希腊人的理想，行骗作弊要受到重罚。罚金被用来制作宙斯的青铜雕塑。这些雕像树立在通往运动场的路上，铭刻着行骗作弊的情况以向人们警示；告诫运动员胜利的取得凭技术，不是用金钱。奥运以此宣示对众神的虔诚精神和公正竞争。最早记载的作弊者是德萨里德意欧普路斯，他在第98届奥运会时曾向拳击运动员行贿。第112届时雅典的卡里普斯曾用钱赎买自己田径全能项目的对手。还有名叫迪达斯和萨拉巴蒙的两名埃及拳击运动员在225届奥运会时因为故意不突破竞技成绩而被处罚。所有这些人都成为公元2世纪行骗作弊者的反面教材，被保萨尼亚写入希腊导游手册之中。他的奥林匹亚雕像介绍，描述着这些恶迹。纪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波斯的军事长官底格兰尼斯听说奥运竞技者的胜利奖品不是金钱，而是橄榄桂冠，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绪，大声喊叫：“天哪，马尔多尼奥斯，你让我们去打的是些什么人啊？他们不追求金钱，只追求优秀杰出！”[25]

古奥运的和平精神反映神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朦胧的理想关系诉求。有的评论将这个哲学基础归结为从神话到人性，有些过于简单。因为这个转折趋势并不清晰。其实更恰当的描述应当是个“无一两多”模式，一个发展中不完全的模式。它既区别于后来成熟的“一多二元”模式，更区别于中国的互系式“一多不分”模式。所谓“无一”，是没有独一无二的主宰本体，没有单一单向由“一”决定一切“多”的秩序。所谓“两多”，是多神和人作为个体两个“多”。这“两多”，神和人，都为互不联系、孤立分散沙粒式个体。与“一多不分”模式相比，它的“多”是平行双层的神与人二元的“多”，截然不是那种清晰的中国式互系性的“一”。虽然包含人与人之间和平（即一种互系）的诉求，但还不是清晰的互系意识；而且恰恰相反，这种诉求是建立在清楚的人作为分离个体的意识之上。这一点反映在古希腊运动员只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或国家名义参加竞技，意识为重在个人成就，所追求的杰出优秀也在于一己个人的意义。[26]古奥运只允许青年男子参加，竞技者赤身裸体，既适应天气，也是运动会要求，体现着对个体肉体身躯（男性）成就的崇尚。[27]况且，纪年前的奥运会只是希腊人的事情，非希腊人不能参加。[28]即使 “停战”，也是对希腊人之间的战争而言，不包括针对非希腊人的外部战争。“世界上你们可以去战斗的外国人太多了，而你们毁灭的是希腊的生命和城市”，这句亚里士多芬尼斯喜剧主角丽西斯特拉妲的台词，反映的正是这种意识。更清楚些，女人、外国人、奴隶、“不体面”的人都被禁止参加竞技。女子不仅禁止参赛，也禁止观看。女子进行自己的比赛，叫做“赫拉亚”(the Heraea)。[29]

古奥运精神的哲学基础是“无一”的，但是众神的超越性是很清楚的。超越性造成众神与个体人两个“多”之间二元关系。神与人的分离、神决定人的单线关系并不比“一多二元”或“一在多背后”的模式有任何逊色。也由于这个原因，多神决定多人是呈现无序混乱状态。关于古希腊泛神崇拜的评判有“神性反映人性”的说法，应当是神的无序混乱状态。荷马史诗叙述的就是众神的邪恶行为与自相残杀。“神性反映人性”应该说也是神性的邪恶决定人性的邪恶。从中国“一多不分”模式看，无序混乱是把世界不看为互相联系的逻辑结果。

古希腊的哲学基础是个从“无一两多”向“一多二元”模式（也即向一神论）发展的过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个人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古希腊最终转换到基督教“一神主宰”理念。柏拉图记载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不像人们所起诉的，他不是无神论者，也没有传播无神论，事实是他比起诉他的人更要服从上帝；他信仰的不是存在多神，而是在更高远意义上的信仰。[30]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激烈地抨击荷马和赫修德神话，试图以辩论途径，达到建立“爱智”上的“真善美” 绝对本体。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哲学，成为后世基督教传统“一神”论的前奏。柏拉图指责诗人有灵感但是无知，他们诗歌外表美丽掩盖着道德的沦丧。他们笔下的神，与所有最低级的东西一样，有着互相争吵行为，在天庭进行战争、搞阴谋、互相残杀。宙斯给人带来善也带来恶。这样的叙述不是真理。是在散布谎言，很坏的谎言。诗人必须讲述神不做坏事，只作好事。荷马的英雄不是理想人，理想的人智慧、勇敢、平和与正义。低级的英雄人物，要禁止宣传。[31]于是，章法在柏拉图的《歧途》（the Err）和《洞穴》神话里得到呼应。人需要爬出虚幻映像的洞穴，才能看到光明，看到太阳世界，看到真实，看到善的“构型”（the Form）。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荷马的英雄转世为比人低级的鹰与狮。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互为理性和韵律。[32]

罗马人占领了希腊王国，罗马帝国却被希腊文化占领。罗马城邦开始信仰新的宗教。基督教由希伯莱人传来，很快成为希腊和地中海人的信仰。希腊在古罗马政教合一统治下，“一”与“多”截然二元隔断与对立的哲学获得统治。这个“一”被信仰为一切（“多”）的始因及真善美的绝对本体。“一”规定了“多”单线单向的前进目的。上帝或耶稣是唯一的救世主。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指责多神从未对罗马提供过任何保护，不具解救苦难的能力。奥古斯丁哲学很大程度上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柏拉图将“真实”分为“构型”与“人经验事物”二个层次，经过新柏拉图学派的宽泛阐释，被奥古斯丁吸收。受逻辑有机论基础和柏拉图“范畴分界”（Divided Line）概念的启发，亚里士多德创建了包括物质、构型、最终、驱动四大原因的单向致果理论。这一形而上哲学体系不仅强化了单一秩序宇宙的理念，而且对斑驳多样的哲学立场采用了组合与积极评价的策略。奥古斯丁以“意志”概念阐述上帝的概念，将上帝说成是创始力，是超越性的。他认为，上帝是人的存在，知识和博爱的保障。[33]

公元四世纪，奥运会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每况愈下。罗马皇帝色奥多修斯一世规定基督教为帝国国教，并以违反基督教精神为由，禁止异教信仰，其宗庙一律拆除。异教活动的禁止范围包括古希腊奥运会。[34]直到奥运在19世纪末恢复和继承古奥运创立的和平与友谊精神，奥运人文精神被窒息了1500年。

四、现代奥运的新时代哲学

法国人皮埃尔·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努力和倡导使希腊古奥运在1896年恢复了。恢复的第一次奥运会在它发源地的国家首都雅典举行。现代运动会不仅是恢复而且是发展了古希腊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它对立于上帝至上，提出人类至上，人是决定一切事物的尺度。人对追求所作努力是美好社会的唯一希望。[35]顾拜旦所处的欧洲时代，正风靡一场哲学与宗教思想的改革。世俗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正迅速取代传统欧洲文化的基督教上帝。顾拜旦敏感地觉察到神学意识形态败退之间产生的思想空白，提出了“奥林匹主义”。[36]“奥林匹主义”呼吁献身于人文主义原则，不过仍然渗透着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这个“主义”通过奥林匹克意义的体育精神，服务于和平、民主、国际主义，提倡人道德精神改造，提高人的尊严，在实现身体与精神平衡之中，获得人的新生。[37]

顾拜旦的“奥林匹主义”的突出思想是“互相尊重”：要尊重各种信仰和主义的不同。在对现代奥运人文精神阐述方面，顾拜旦有很多至理名言,例如：“一切体育，所有人民”；“所有体育比赛都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体育对个人是内在提升的一种根本可能手段”；“愿奥林匹克的火炬世世代代燃烧下去，加强国家民族之间的友好理解；为人类的美好，永远更热情，更勇敢，更纯洁”；“种族差别不应该对体育比赛发生任何影响”；“体育运动必须是所有人和所有社会阶级的共同文化遗产”；“当一个运动员的思想不再超越与他自己努力所产生幸福相伴随的其他幸福时，当他不再超越对力量的陶醉和他所取得的肉身平衡时，当他让虚荣和利益俘虏之时，就是他的理想死亡之日”；“奥运最重要精神不是输赢，而是参与，就像生命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凯旋，而在争取”；“奥运是为着全世界的，必须接受所有的民族”。[38]现代奥运采用了许多标志，大多传达顾拜旦的恢复古奥运精神和理念。

最典型的是奥林匹克会旗上的“五环”标记；白地上红、蓝、绿、黄、黑五个不同颜色彩环代表五大洲人民，五环相扣象征人类互联相系；它召唤世界各国来到一起，组成全球大家庭。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五百人分成五组，分别穿奥林匹克颜色的服装，蓝色代表欧洲，绿色澳洲，黄色亚洲、红色美洲、黑色非洲，向场内走来。一阵舞蹈之后，五种颜色的人群组成五个相扣彩环的奥林匹克象徽，欢迎全球大家庭同庆这一奥林匹克梦想延续的场合。[39]

这个标记原是顾拜旦自己于1913年设计。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巴内解释，它原来的采用是两个相扣彩环，沿用到1925年，是法国国际奥委会的标记，因为它是两个法国体育协会的合并。而它的形状似两只相扣的结婚戒指，最初又是瑞士心理分析家卡尔·荣的想法。荣将它作为延续相系和人类的象征。[40]二战后1920年夏季奥运开始，释放和平鸽，点燃奥运的火焰已经成为最瞩目庄严的仪式，它象征世界和平。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声“欧姆”，象征着宇宙的震响，召唤五大洲人民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集合在一起。正在这种一元化的“一体”由不同肤色人组成的队伍变成混合队形表演，作着更明确表达的时候，电视解说员恩伯格说道：“所有队伍都失去了他们的差别，已经看不出他们。他们在这个场合—奥运的场合，浑然成为‘一体’！”这位NBC电视解说员在这之前还评论道：“你们可以看到，世界人民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家庭，他们形成一个人山。”克利特·哈克斯评论说：“这是古代思想的再现，同一世界的人们，使用着同一种语言和一种思维定式，以他们自己这个庞大的人山力量，巴比伦塔的力量，实现着对自己未来的保障。”克利特·哈克斯称现代奥运人文精神是“新时代涵义”：它是对全世界人民参加奥运这一特殊精神的召唤、崇拜，是模糊上帝和与其被造物界限的一元主义、是宗教多元化主义、是与上帝至上相对抗的人类至上思想。[41]

人文主义与多元主义成为现代奥运会的强劲哲学基础，它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一个仅限于希腊人，将妇女、奴隶和所谓“不体面”人排除在外的体育竞技场合，在1896年第一次在雅典恢复比赛时，就有了14个国家241 名运动员的参加。2004年在雅典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参加比赛的，达到来自202个国家和地区的11100名运动员。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比联合国成员国的数目还要多。[42]奥运会恢复后1908年在伦敦举行的运动会很成功，从此以后，现代奥运会举办地已经从希腊走出，来到欧洲和北美其他城市，而且还来到包括亚洲东京、首尔和明年北京的城市。虽然大多数奥运会仍然只是欧洲举行，对在东亚城市举行仍存在障碍，而且所有南美和非洲申办奥运都遭到失败，但这种局面迟早会有更大突破。随着卫星传播技术发展，奥运会的盛况能在全球各个角落观收看，而且奥运会比赛项目和规模越来越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比赛的运动达28种，项目302个。

迄今为止，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几乎来自世界所有国家地区。这些运动员代表着不同民族、文化与宗教多元化背景。此外，女运动员在1900年巴黎举行第二届奥运会，第一次获得到奥运会展示风采的权利。[43]妇女比赛项目也在1912年出现。奥运精神是尊重体育成就和增加国家民族兄弟情谊。一名运动员，不管你来自哪里，是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还是英国，只要成绩优异，会受到所有人的尊敬。如果有人观看2000年悉尼的奥运而不被凯瑟·弗里曼竞技感动，不被她四百米赛跑的优胜成绩赢得土著民和澳大利亚国旗同时升起的壮丽场面而高兴，就是缺乏奥林匹克精神。[44]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夏季奥运会上，奥运的真实精神体现在路兹·隆身上，他帮助杰塞·欧文斯取得了跳远的第一名，却牺牲自己的银牌。[45]

在提倡人类道德精神改造，提高人的尊严，实现身体与精神平衡、获得人的新生方面，人们还会想到2006年奥运会上的俄国体操运动员尼穆夫（Nemov）。比赛时，尼穆夫的所有平衡木动作，除了一点小小失误，可以用精湛完美形容。所有观众认为他无疑是金牌获得者。但是，报出的成绩令观众愤怒的站起来向裁判抗议。整个体育馆向裁判发出嘘的声音。裁判员却执意分数不能改变。尼穆夫始至终没有说话，失望心情可想而知。因为尽管技术那么优秀和精湛，他却落到第五名。但他这时微笑着站立起来，向所有观众示意，请大家安静。对他君子般的人格魅力，全场向他报以热烈掌声。他对意外混乱状况的回应方式，使人们为他的人格深深感动。他展示的是一个真正赢得胜利的优异运动员风采，不仅是体育技巧的健将，而且是具有体现奥运精神沉静、坚毅气质的人。[46]奥运精神超越狭隘民族主义、超越贪婪的仅为四肢发达的野心与小人行为。[47]

顾拜旦重新开启的现代奥运精神深刻反映它的新时代哲学的特点。它本身就宣布西方“一多二元”哲学思维模式开始退出历史。第一，是众神，而不是超绝的“一”或上帝具有的力量或权威，召唤着世界各民族来到奥运会。在基督教传统看来，是异教的神灵取代了上帝，是古希腊哲学基础的卷土重来。第二，跟着复辟的还有一元主义（monism）,即像早期基督教传统诺斯替教义的世界观，上帝和他所的造物之间的界限被突破了，因为“一切都是一”，“此即是彼”。上帝作为创世的实体被替换成一个原理，一个普遍规律，运动，能量—成为非实体的力量。这样一来，整个物质世界剩下的只是表象；上帝是一切，一切是上帝。第三是宗教多元论否定基督教的真理性、判决性及其唯一崇高地位。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是多种具有同等合法地位宗教信仰的一种而已。它们都属于不同人对同一神性现实本质的理解。多元主义否定宗教的排他性，一切宗教都必须被考虑为是通向上帝、获得拯救和达到现实本质的不同道路。多元论反对基督教，但是履行接纳基督教的义务。所以，奥运会精神的多文化和宗教多元主义是把基督教放在与互相不同的多神异教平行的地位。第四是人文主义把人放到至上的地位，人是决定一切的尺度。人的努力是争取一个美好世界的唯一希望。这样，那种“奥林匹克世界将成为一”的思想，正是基于只要竞技者最好地发挥他们内在力量，“一切都有实现的可能”。这就是奥运会仪式歌唱家塞琳·琼（Celine Dion）所唱的“实现梦想的力量”。[48]

奥运的哲学基础有人文主义，有多元主义，有一元主义，有泛神论，也包含基督教的理念。也许奥运的新时代哲学是一种新宗教。按照罗伯特·麦奇克福的说法，顾拜旦“奥林匹主义”的宗教意识突出的一点是“互相尊重”的思想。但是，在对不同宗教教义的差异采取尊重态度倾向中，年轻人可能重新树立一种具有现实主义尺度的宗教，即崇拜国际范围体育竞技的竞争成为一种教义。[49]现代的情况确实复杂，这种批评是合理的。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人不在依赖神或上帝，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人的美好愿望与和平，这是人的自我发展。从来没有这么多民族一起欢呼“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人的精神与肉体的启蒙才是实现世界团结的力量源泉。[50]顾拜旦理想主义建立的“奥林匹主义”宗教意识，并不是传统意义的，而是要把它与宗教传达的对人有意义的东西揉合在一起，取得一种宗教那样的承诺，用于道德教育、国际和平、艺术美学和体育努力的哲学上。[51]顾拜旦讲的是道德、人类之间的联系，但是建立在宗教意义。这与中国万物互联相系观念不一样，中国的是一种特有的世界观，是没有上帝、没有任何超越于万物概念的世界观。既将独一无二上帝排除，又离不开泛神的超越性，这是奥林匹主义的一个尴尬。中国的万物互联相系观不是宗教，也不是与宗教相对立的那种世俗，而是没有二元对立的另一种思维结构，是西方思想所不能想像和解释的。

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排除了作为绝对力量的上帝，但不完全是古希腊哲学泛神论的卷土重来。虽然它包括异教神灵召唤世界的团结，但团结本身和实现团结的力量都来于人、归于人。它是人文主义的强化，是神灵信仰的削弱。其中存在的一元主义也不完全是早期诺斯替教义的世界观。在表象层次上，好像是上帝与他的造物之间的界限被突破，而所归之处，是人类之间的界限被突破，不同文化、宗教、肤色、民族之间的界限被冲破。它不再是二元对立的“我们”与“他们”，而是人类之间的一切人都是浑然而“一”，“此即是彼”而不分。奥运新时代哲学的多元主义否定基督教作为唯一真理的标准及其唯一崇高地位，把它降为与异教泛神论的同等合法地位，来源于否定宗教的排他性。但它所导引的一切宗教都是通向上帝、获得拯救和达到真实本质的不同道路，这不是最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任何宗教都必须服务于人类之间的浑然而一：和平、国际主义与人自我精神的发展。奥运哲学的人文主义是根本，是“一多不分”最好的注脚。人文主义在这里不是让“人至上”成为“神至上”的直接对抗概念，而更富于意义的是将“神”排挤出问题考虑的范畴。人是决定一切的尺度，这是人的范畴，上帝已经不包含在内；也即“一”不再谈，或曰“一”已经不是那个上帝的“一”，而是“多”（人类之间）的相联互系。既然是谈人事，旧哲学基础“一”的上帝也自然出局。

现代奥运新哲学的新，就在于它有一个扩大的“多”和一个新“一”。“多”还是那个“多”：许多人，许多个体，许多国家，许多信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现代奥运这个“多”远比古奥运那个时代的“多”广大，更多元，更色彩斑斓。奥运已不仅仅是希腊人的奥运，而是全人类的奥运。此外，古奥运那个泛神既扩大了但也减弱了。它不光是希腊泛神，而是包罗五大洲各种非基督教传统的异教信仰。同时这么多异教信仰，都不是独一无二那个一，都是为人和谐相处的“一”服务的“多”，降低了它们过去神主宰人类的地位。新“一”是人的一，人的相联互系。不管来自哪里，什么民族，什么肤色，什么信仰，什么文化，都联系在一起。它不再是某单一宗教、某独立超越神对人的一元渗透；它是人自己的联系，自己的一，是主动的一，是来自人内在追求与他人联系的一；不是被动的，外来强加的一。不是泯灭自我的一，而是色彩纷呈的一。这正是中国混沌精神的一，融合的一、和而不同的一；它是各显本色的多，也是不分的一。奥运会本身是个“一”（相融相通）的世界、是人与人相通互系的地方。这一理念体现在奥运丰富多彩的奥运会仪式节目中。如: 全体运动员不分肤色和国别，融合在一起行进。他们没有失去个性，而是在更显个性，是消除二元隔断与对立，实现和谐。这是“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哲学。可以说，西方人文奥运现在已经从超越的“一”逐步转化为向东方“相联互系”的“一”，向着中国没有上帝靠近的万物“互系”。它是向中国“一多不分”模式靠近的新哲学基础模式。

四、“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新奥运哲学进入“一多不分”

可以说，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领先从“神性”到“人性”、从“一元”到“多元”，从上帝的“一”到人的“一”。尽管现代时期“一元”主宰和“二元”对立思维仍占主导地位，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呼应人文奥运精神，共同成为新一轮对“超越原则”、“绝对真理”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一个根本差别就是后现代对超越始因超越原则的否定；也即，它不仅否定上帝的“一”，而且否定科学主义“绝对真理”的“一”。现代奥运哲学基础在后现代面前，似乎显出它的不彻底性。而相对于新奥运哲学基础从神的“一”向人的“一”演变，后现代主义又略显幼稚。这是因为，否定上帝与科学主义两个“一”，并没有导致后现代向人的“一”的演变，而是更强烈表现“一多二元”模式的“二元”性。也即，后现代主义虽然否定了超越的“一”,却坚持了现代主义意识的“多”之间的互不联系与分散性、独立性、自动性，仍然是单个个体“多”的本质主义和本体论。新奥运哲学的多元主义虽然没有明确否定本质主义和本体论，但在主张多元之间相联互系上，比后现代哲学要鲜明。但无疑，新奥运哲学与后现代的呼应，将会使人文精神从“一元”走向“多元”、由“多元”之间隔断、对立走向相通互系，跨出更大步伐

中国的“一多不分”哲学模式，为新奥运哲学和后现代意识向前迈步更开辟一片新的天地。这个新天地将使奥运新哲学和后现代意识走向对“新一”概念的更明确化，也即，更明确地承认个体人之间相连互系的“一”。走进这个新天地，奥运哲学基础和后现代意识需要克服的两个障碍就是对后现代所言的“内在性”（immanence）和多元本质主义（或多元本体论“ontologies”）。

一些后现代思想家误认为儒家思想主张的与后现代意识是同一个“内在性”。而确切分析，中国既没有现代主义的“超越”也没有后现代主义的“内在性”。尽管郝大维和安乐哲有儒家思想“激进内在性”的说法，但并没有过分表明它是与后现代意识的与超越相对立的、二元论的“内在性”。儒学没有二元主义，所以也同时没有与超越二元相对立的内在性。郝大维和安乐哲所指的儒学“激进内在性”，只在于说明儒家世界观不诉求西方宇宙观中那种超越的存在或原理（或“一”）；中国没有“一多二元”或者“多”背后的“一”。任何“一”与“多”都是不分，都是它们的互相延续。其实，后现代意识仍然带着超越的叙事结构。它摈弃超越原则（“一”），却仍然推行着其它东西，比如实质主义，本体主义，二元主义，宇宙主义，个人主义等，这些都是从超绝“一”那里派生出来的，从根本上并非不是超越主义的。个人是完全独立、自动、以己为中心、分散、不联系的。这是后现代主义所说的“内在性”。这不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性”。儒家思想看待的个人更是相联互系、互相依赖的，从来不是相互独立和分散意义上严格、绝对自动的。尽管无数个体的人不是被超绝的“一”或者自然法则绑结在一起的，可它们在相联互系意义上是不可分的。在“多”的二元意识方面，后现代不仅仍然如此、而且在推行现代主义这个观点上走得更远。

后现代主义否定独一无二的本体论和超越原理（或“一”），可是同时歌颂其本质多元和孤立的众多本体论。十分清楚，在后现代主义眼中重要的不是“一”而是分散和独立的“多”；这仍然是实质主义和二元主义。它只有一点改变，那就是把“多”放到过去“一”的位置，把“多”作为真实和超越的。后现代主义仍然搞哲学，追求的不是绝对“一”的真理，而是寻求“多”的“内在性”真理或意义。真理是在“多”的“内在性”之中，而不是在超越的“一”这个存在之中。它只承认真理是多元、偶然、局部、特殊和不确定性的。但把儒家看成具有同样这种“内在性”概念，那绝对是弄错了。儒家思想的“意义”（“meaning”）是多元的，这是没有错的。但它不是后现代主义那种多元、偶然、局部、特殊和不确定性“真理”的意义。因为对儒家或中国哲学而言，“意义”不是自发、独立、不联系、分散的，而是指对世界秩序的哲学化，其意是注意力集中之事物与其环境的适当、适中调节。这个注意力集中之事物是向外辐射与向内聚集性关系点。这些关系在实现一个环境化的空间里永远是互系和延续的。对中国哲学而言的“意义”不是“真理”，而永远是对追求特定情势的互系关系而言，是对一个特殊具体地成为一定时间内的视野焦点与视野空间环境的关系而言。它是个充满活力的过程。中国考虑“通变”，或者说中国所执着的东西是互系关系，那种多层次，多范畴，内在和外在变化，它们永远是延续性的具体化，是变化意义的延续。这不是实质论的“真理性”而是某一特殊方面的互系构成着一切其他方面处于现存状态的必然条件。

新奥运哲学和后现代意识向前迈步的新天地，就是进入“一多不分”的哲学模式氛围。随着今天的人文奥运从西方走到亚洲、中国，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行提供了一次历史性的契机。这次契机将使新奥运哲学基础的“新一”概念更明确化，更明确地承认个体多元人类之间相连互系的“一”。在这个“一”的意义上，信仰神的可以认为自己追求人的联系是神的意志，信仰独一无二上帝的也可认为是上帝的意志，信仰人力量的可以完全凭借自己去追求和谐。这就是新奥运精神，新的“一多”哲学。这是个梦想，是人的和谐，世界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它确切地体现在北京奥运会“同一个世界，一个梦想”的口号中。

2005年6月26日北京2008年奥运会主题口号发布仪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发布了“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One World, One Dream”）的主题口号。英语“One”的中文表达是“同一”，整个口号突出“全人类同属一个世界，全人类共同追求美好梦想”的意义。这个“同一”反映的是明确的“一多不分”中国哲学理念模式。“同”和“一”都是中国宇宙观与思维方式万物（包含人类）的“多”不分及互连相系性；其基础就是“同属一个世界”、“共有美好家园”和“共同追求美好梦想”、“同享文明成果”。这是无论西方“一多二元”还是“无一两多”，或后现代意识的“多元本体论”所没有的。但它是新奥运哲学基础的发展走向和所逐步明确的。这个“多”是什么？是“人类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这个作为“一”的“共同追求”是什么？是“人类和平的理想”；这正是古奥运与新奥运精神的“实质和普遍价值”；它是“团结、友谊、进步、和谐、参与和梦想”。“和平理想”也是“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和为贵”，“和睦相处、合作共赢、和美生活”，是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关系”的理念。这些理念本身，就是“一”或者万物（包含人类）互连相系的追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一”或者互连相系的理想状态的追求，不靠神仙皇帝，而是靠人本身的共同力量，是“携手共创”出来的。这是中国哲学基础的人文精神，而不是与那个“一多二元”模式超绝的“一”相对而言的人文精神。[52]

新奥运人文精神进入中国，与“一多不分”哲学模式的人文精神融合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特地来信对北京奥组委发布奥运主题口号表示祝贺。他说：“奥运会用体育来促进和平、增进了解，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北京奥组委提出的2008年奥运会主题口号抓住了这一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国际奥委会对此感到欣喜。”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了这个西方来的与它趋化而一的哲学和人文精神。一个融合而一的杰作，就是2008年奥运会会徽。这个会徽具有浓厚的中国韵味。会徽的图案表现了豪放的气质，贴切体现了奥林匹克的运动精神。会徽上方是中国印章图案；一个“京”字，酷似一个舞蹈姿态人形。他正张开双臂，迎接来自世界的参赛者。“京”是北京简称，含义也是首都之意。所以这个字也是甩动长袖起舞的北京。是东道主欢快心情的象征。它的下方，是奥运会象征世界五大洲的五个相扣彩环。中国传统与奥林匹克精神相结合的这个小小标志将它表现得淋漓尽致。国际奥委会官员在场参加了会徽发布仪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发表了对北京奥组委发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录像发言。[53]奥运精神已进入融合东方人文精神阶段，特别它的哲学基础进入中国“一多不分”模式的互系性思维传统。随着明年奥运在北京举行，这种非超越“多”相通互系[54]的哲学意识正在注入这个世界性“一”与“多”向互系转化的过程。中国将使人文奥运精神的哲学基础更呈现开放姿态。中国的互系思维方式，将为人类多元文化和谐共处、国际社会和平秩序的创建和持续，发挥在思想文化的积极作用。

（2007年9月19日完稿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专家楼）

（该文为2007年11月2日－4日北京大学《北京论坛》（200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爱智与宏道：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主题分坛论文。后刊于2008年《学术研究》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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