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伦理的黑色结晶

卢麒元

郑筱萸，三流人品，二流才干，一流奴才。如此龌龊的人，原本没有机会出堂入室。然而，他竟能够高升到省部级高官之列，手握权柄，威风八面，呼风唤雨，玩弄千百万人生死于股掌之上。
郑筱萸之所以成为郑筱萸，有着某种历史的必然。他是中国政治伦理的一颗黑色结晶体。
中国政治伦理具有封建主义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双重性。封建主义重视的是血缘关系，老婆孩子秘书司机升官发财，就是经典特征；原始资本主义重视的是权力寻租或者寻租权利，靠权力求财，靠财求权力，就是这个意思。在这样的政治伦理之下，郑筱萸当然是精英。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伦理的转型是极其痛苦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想解决中国政治伦理的重建问题。然而，毛泽东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在与孔夫子的艰难对决中，毛泽东只赢了一小步，由家国政治进化到党国政治。建国后的中国政治是有效率的。但是，却始终缺乏道德说服力，或者说道德高度。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是两条腿走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当斯密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实际上，这就厘清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政治伦理。这两本书，又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其核心依旧是效率，经济体系的效率和政治体系的效率。西方国家正是在亚当斯密们建立的政治伦理和经济伦理基础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这就是西方国家发达的原因。
政治伦理的核心就是应该让谁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利。伦理的意思就是基本的原则和程序。
西方国家接受道德标准和才华标准作为原则，废除了血统论和资本决定论。同时建立起了一套有效的程序。并且在法律上确保了程序正义。
东方国家只有明君接受道德标准和才华标准。现行制度并不接受道德标准和才华标准。同时，权力大于程序，法律无力保护程序正义。在这样的逻辑下，当权力为特殊利益集团控制的时候，利益最大化永远高于效率最大化。利益靠什麽连接？血统和资本。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伦理却出现迅速堕落的特征。这是一个可怕的结论。
中国本来应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解决政治伦理问题。遗憾的是，残酷的政治斗争终止了这一过程。中国原本在改革开放初期解决这一问题，十分遗憾的是，激进的市场化过程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一努力再次被搁置。中国现在具备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切外在条件，然而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权力本身已经失去政治改革的内部动因。中国人就这样无奈地走过五十年。于是，才会出现无数大大小小的郑筱萸。
现在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郑筱萸以及他批出去的那些假药，而在于整个政府行为的郑筱萸化。政治伦理的堕落必然导致政府官员劣质化，必然导致政府行为的劣质化。实际上，当前中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已经出现这样的特征。疯狂的财富掠夺，无序的财富再分配，无不具有政策安排的影子。这就极其值得关注了。
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值得信任的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伦理的堕落损害的是两头：思想和人。但是，如果任由中国的政治伦理继续做自由落体运动，其伤害必然直逼制度。那时候，就不是郑筱萸一颗人头可以交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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