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 前 言　　

程恩富　 　

当前，大量西方经济学理论被介绍给国内，经济学从以前单纯的“苏联范式”全面向“欧美范式”转换，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新的危机，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实践也形成了重大影响。为此，重建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就成了当前经济学理论界一个紧迫的任务。而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能够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　　

本书就是为此目的，突破传统研究的某些方法局限，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而为构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方法论奠定基础，它显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此，本书的主要分析了三个紧密相关的方面：一是深入挖掘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二是批判性地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三是吸收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根据此框架，全书分为三大篇。　　

上篇是重新审视和整述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珍贵遗产。研究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有助于科学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　　

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是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它贯穿于马克思经济学的各个方面。作为分析方法和论述方法的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包括具体与抽象统一的方法、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统一的方法、归纳与演绎统一的方法等等。马克思经济学包含丰富的规范分析方法，如制度分析方法、人的本质分析以及公平与效率分析。马克思不仅是制度分析的先驱，同时也是实证分析的典范，如数量分析、统计分析方法、案例分析等等。马克思经济学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分，但包含丰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思想。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分工演进分析和经济场理论等，都是后人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所进行的诠释，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深入研究的新进展。　　

与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经济学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因此，在重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就需要首先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经济学的方法论，挖掘蕴涵其中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中篇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批评性借鉴。尽管重建中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渊源，但是也不能盲目排斥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分析，而是应该积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但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切忌“食洋不化”。而伴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学理论界的重大和主要失误正在于此：从以前的单纯的“苏联范式”全面向“欧美范式”转换，引起了理论界新的危机，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实践也造成了重大的混乱。有鉴于此，本篇主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　　

当然，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全面的分析，而只能有所选择。为了分析和批判的有效，我们从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理性主义假设——着手。这是因为，理性问题虽然是20世纪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大主题之一；但当20世纪的思想家们正从各个领域展开对传统理性主义深入批判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还在固守传统理性主义的阵地。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哲学底蕴的“理性主义”，其演变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问世起，到20世纪30年代初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止；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历经半个世纪；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学理性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三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在各个阶段，尽管有着不同的理论表现，但是某些共同的“信念”却构成了经济学理性主义不变的“硬核”。它们是：　　

（1）确定性的、轨道世界的经济社会观；（决定论——yuweiyuwei）　　

（2）理性经济人；　　

（3）个体主义。　　

作为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硬核”，上述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如同哲学思想领域的理性主义一样，经济学理性主义也设定了经济世界和人的理性本质。一直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世界是理性的，其“自然秩序”是，经济社会的一切事物均处在严格的逻辑秩序中，而且按精确的数学规律合乎逻辑和理性地运动，其运动的轨迹是有序的、稳定的、确定的。同样，这个世界里的活动主体也是理性的，他们严格按照“理性原则”进行选择和行动，他们总是为着自身的目的和利益而行动，而且能够以最合乎目的的方式行动。这样，从原子式的理性个体——经济人出发，借助各种辅助性理性工具，经济学家便能够在经济行为人行动的一般原则的基础上推演出种种更为具体的理性行为模型；在这些较为具体的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就能较便利地解释或预测理性个体在特定情景下可能采取的具体行动，同时演绎出这些行动的社会总和所导致的一般社会状态和整体图景。因而，以理性方法建立起来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事物必然是”或“应当是”的知识，从而就是“科学的”。　　

然而，这种纯粹的理性主义的分析缺乏现实的基础，在理性主义作为主导性思维方式统摄经济学领域的漫长过程中，非理性主义也在不断地向它发起冲击和挑战。20世纪中期以来，系统观思维方式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兴起，又极大地“激活”了经济学中某些由来已久的非理性主义“基因”，从而为经济学的“理性”重建提供了契机。我们认为，走向新理性的经济学，必须摒弃传统理性主义封闭的局部性思维，确立开放的整体性思维；将“人”拉回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心理等因素来“重新理解人”；必须对“理性”本身持一种辨证的态度，确立一种辨证的理性思维方式。　　

下篇是横向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在批判性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就要求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这就需要我们能够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而要真正实现同时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就必须学习马克思的独创精神，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在本篇中，我们主要进行了七个方面的跨学科方法研究。　　

1．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和知识。尽管政治经济学名称中的“政治”原意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然而，理论经济学不是不要汲取政治学的营养。关于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关系、经济周期与选举的关系等都需要结合政治学方法和观点去透彻地分析。　　

2．借鉴法学的方法和知识。理论经济学在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权利时，必定要涉及到中外法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尤其是有关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国家决策制度的问题。　　

3．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和知识。社会学从人类互动的角度，结合了习俗和非理性的分析，对组织的结构、特性以及变迁等以独到的解释。　　

4．借鉴现代伦理学的方法和知识。如果说市场是调节经济活动和人类关系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那么伦理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握手，它是调节经济活动的又一重要机制。现实中许多用纯粹经济学的眼光难以解释的现象，掺入伦理的考虑就豁然而明了。　　

5．借鉴现代美学的方法和知识。美是事物具有的某种形式、结构、属性和法则，是一种能够产生某种美感的客观性质。经济活动中同样存在美与丑的现象，经济美可归属为与自然美相并列的社会美范畴，是指人类经济活动中具有制度公正、运行有序和发展和谐等属性；经济学美是指经济学理论体系形式上的完整和谐与该理论所揭示的内容上的完整和谐。应当用中外美学的某些思想老提高理论经济学的科学抽象和学术品位。　　

6．借鉴系统论的方法和知识。依据系统优于非系统的特性，将经济对象和经济行为作系统化分析；依据层次系统优于非层次系统的体现，将经济系统作层次化分析；依据开放系统优于封闭系统的特性，将经济系统作开放状态分析；这些对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理论层面考察同样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7．借鉴生物学的方法和知识。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其经济活动和演化过程仍有与生物相似的一面，呈现一定的仿生性，借助于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外在经济活动的深层因子，挖掘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构建问题，虽然广泛分析了三个紧密相关的方面：

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特别是各类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和知识。

但在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科学方法学说为基点和主干。

综观全书，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体系庞大，囊括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其他交叉学科的方法论，这种选题在国内显然是开创性的，研究的视野也具有相当的广度。

二是容量丰富，广泛吸收伴随科技进步而出现的新兴学科的方法论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方法论和新进展，就目前理论界所见到的学术著作而言，本研究所搜集到的材料是相当全面和丰富的。

三是立旨高远，该研究虽然是以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为核心，但是能够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高度分析问题，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突破传统方法论的局限，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

四是见解深刻，对各类方法的具体讨论具有相当的深度，提出了不少富有深度的新见解，新思路、新看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特色。经济学方法论一般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意义上的方法论，是最高和最抽象层次的经济学方法论，是基本的方法论，是方法的方法论；

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学的一般思维原理和分析方法，如演绎分析方法和归纳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和制度分析方法等等；

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分析的具体技术方法，如边际分析方法、统计方法、个案研究方法等等。全书的三篇分析实际上包括了上述全部三种经济学方法论，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分析，这是本研究在方法论上重要特色。　　

此外，本书的研究方法还在多方面取得了突破，具体体现在：

1）结合理论界最新研究成果。如在以前的著述中，对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缺乏创新性和系统性，而本书在搜集和整理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再如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时，也充分关注到了这些学科的最新发展。

2）运用比较的分析方法。如通过比较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中阐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从而科学地揭示了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科学性；在各门学科研究方法的横向借鉴中，也作了积极的比较。

3）本项目站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高度来分析问题，突破了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

本书是由多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论文为基础构成的，但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书中有不当之处，烦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