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剖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路爱国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形成以来，短短几十年时间，它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以至今天甚至很难找到这个理念的反对者。作为一个得到普遍信奉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国际重大议事日程上。继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举办两次相关大会之后，2002年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又举行了规模空前的世界高峰会议，再次突出了这个议题的地位，而会议通过的文件似乎表明，现在面临的挑战已经不是要不要承认这个原则理念，而是如何实施相应的计划。

但是，另一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但远没有穷尽，而且，即使在主流思潮之内仍存在不少分歧，更不要说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以及在对立的认识论与世界观之间了。也许可以说，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世界共识”或者一种公共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个概念的宽泛性，它反映了，第一，人们对现存发展模式的不满和质疑；第二，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向往和追求。不过，稍做追究，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共同标签之下，在它所涉及的几乎所有带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甚至直接对立的观点、理论和立场，这些问题包括：现存发展模式在什么方面是不可持续的？根源是什么？怎样的发展模式才是可持续的？如何创造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什么样的行动和措施才是有效的？等等。不言而喻，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立场和理论不但给出的答案不同，提出的具体应对措施自然也不一样。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源于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尽管问题由来已久，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围绕环境和发展的争论才开始被推到前台，此后，积几十年之功，形成了目前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多种实践。今天，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局限于摆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社会发展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济、环境、社会的可持续性被当作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支柱。

综观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世的可持续发展主流理论，我们不能不说，这些理论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淡化甚至根本无视社会经济制度因素，使可持续发展似乎变成了一个政策问题，技术问题，或者方法问题。而正是在这一点上，通过旗帜鲜明地指出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弊端的制度根源，马克思主义显示了理论上的深刻性、彻底性和战斗性，从而与形形色色的其他发展理论区别开来。

以下讨论首先简要回顾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变脉络，分析不同流派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然后集中讨论资本主义制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揭示种种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两者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最后，通过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初步探讨，提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制度条件。

一、 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立场

1．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现在普遍认为，1962年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因为它标志着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开始。这本书谈论杀虫剂使用、污染扩散及其对人类和其他动植物健康影响，由此引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提出了建立不破坏未来供应的资源管理模式的必要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可持续性”概念得以形成(Carson, 1962; MacDonald, 1998; Lele, 1991)。可以说，这个概念与对现存增长模式的反省和批判直接有关。

到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对现存增长模式的批判在关于“世界末日”的大辩论中达到高潮。[1]这场辩论挑战传统的发展观念，使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辩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几乎成为教条的思维定式，指向现存的增长模式，对传统工业化道路提出了强烈质疑。正在形成中的新观念指出，增长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地球资源是有限的；现存经济增长模式主要追求数量增长，长此以往，不能不损害人口和资源的全球均衡，而由于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它将逐步达到自己的极限；因此，为了恢复人口和资源的均衡发展，为了全人类的未来，必须改变现有的增长方式。在一些发达国家，部分人士提出要限制经济增长，有些人甚至倡导实施零增长战略。

限制或者避免经济增长的观点，由于明显的反增长立场，在发达国家内部遭到广泛批评和抵制，更难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赞同，因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观点。后来，一些相对折衷的观点逐步占据了上风，即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并不相互排斥，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并不必然成为相互冲突的目标。正是在这些争论当中，产生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观念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成为衡量发展的唯一尺度，而经济增长又被进一步简化为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对发展的判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除了经济增长之外，其他指标甚至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扩张，它就被认为正在发展中，否则，就是不发展。人口生存状况被认为不但取决于经济是否增长，而且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例如至少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从这个思维定式出发，经济增长无疑处于决定生死的地位，没有经济增长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这种增长决定一切的观念起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正是在增长的名义下，演化着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来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追求财富的掠夺式开发带来了工业国家的繁荣，另一方面，生态遭到破坏，地球资源逐步枯竭，大自然成了牺牲品。面对这种发展模式造成的破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任由这种工业化发展模式在全球继续扩散，海洋和河流将会干涸，土壤肥力将会枯竭，空气将不再能让人呼吸，气候将日益严酷，总之，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将不再适合人类生存。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球环境的恶化虽然在最近几十年才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它的根子早在西方工业化开始的时候就种下了，从那时起，人类经济活动被纳入追逐利润的轨道，积几百年掠夺自然资源之功，才达到了目前的破坏程度。问题虽然早就存在，但市场运作者追求短期利益，环境保护不在他们的视野之内，而在环保运动兴起之前甚至更近一些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拒绝考虑长期发展问题，认为有关长远未来的问题，例如关于地球、生态、文明等，都是与经济学不相干或甚至是“反动”的，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时段不应超过未来10年或20年，因为，用凯恩斯的一句名言来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完全没得到注意，只不过人们相信，科学将会发现新的解决办法，新技术将为人类找出答案。

但是，到20世纪60年代，环境恶化终于使一些人开始看到，这个后果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带来现实的威胁，而科学技术不仅带来解决问题的新办法，也创造出有待解决的新问题。一个核心问题在于，迄今人类所有生产活动都不能离开地球上的有限资源，它们都只不过是一个多重均衡的脆弱体系内的一系列交换过程，这就决定了，人类发展并不是无限的。自然世界为人类发展设置了外部限制。

在反思人类实践和发展观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批判增长拜物教，认识到大自然既为人类提供机会，又对人类行动施加限制，因此，为了把人类生活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同时保障未来人口的生存，生态环境必须得到保护。简单说，可持续发展源于生态可持续的观念，它不但要求在整体意义上认识人类经济活动和生态之间的关系，同时认为需要采取政治行动来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可持续的”( Redclift, 1987, pp.15-16 and 32-33)。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和环境关系的基本原理，要求在这个原理基础上，检验“发展改善人类生活”的命题。

今天，可持续发展观念从主要涉及环境问题扩展到社会发展领域，从而使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成为它的三个支点，三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范畴的缺失，都可能阻断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是，尽管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承认或者愿意相信经济和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应该是相互冲突的目标，但在现实中，无论各国内部还是整个世界体系中，三者之间都远没有形成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的“多赢”关系，实际上问题多多，甚至危机频现。相应地，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争论和探索也未曾中断。

2．价值伦理还是经济理性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表明人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取得了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无论是工业化发展理念还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它们都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与一定的科学传统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各种发展概念和理论，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上的两种相互冲突的世界观，它们或者表现为人类中心观和生物中心观的对立(Richardson, 1997, in Baker et al. ed. Pp.43-60)，或者表现为价值伦理和经济理性两种科学传统的对立(Redclift, 1987, p.7)。当然，世界观和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实践，相互对立的世界观或科学传统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人类中心思潮在工业社会兴起中形成，是工业化过程的产物。这种世界观认为，人类的福祉建立在物质和财富基础上，需要通过发展才能实现，而衡量发展的尺度是工业扩张和经济增长。到20世纪中期，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继续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加速工业化来复制工业化国家的成就，这一历史过程，反映了工业世界观对整个世界进程的深远影响，作为发展信条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Richardson and Rootes. eds. 1994)。

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认为人类高于自然，人类有权征服自然。这种思维方式有两个基本形式，即宗教形式和世俗形式。在主要宗教传统中，基督教的人类中心倾向最为突出，它号召人类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世界，征服自然世界。人类中心的世俗形式表现为工业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科学－理性观念代表了人类中心观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结合。这个观念相信，地球是为了让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开发而存在的，人的世界不但与自然的世界相分离，而且，人类优越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在这种观念的基础上，社会科学作为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学科建立起来。

与之相对立的观念是生物中心传统。这个传统以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为出发点，反对把追求财富本身当作一个目标，认为需要加强人类活动的非物质或精神形式。它强调生活的质量，认为生活质量有别于物质拥有量的多寡，同时强调感情和价值观，注重个人内心世界而不是外在形式。生物中心观念最基本的一点是强调地球的整体性，认为通过工业扩张和经济增长来追求财富在本质上与地球有限的资源基础不相容，而牺牲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是在消费属于后代的东西(Schumacher, 1974, pp.12-16)，因而，应该大力倡导“健全的生活方式”，即消费应该建立在人类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受人类贪欲的支配。

在工业化过程中，人类中心观逐渐占据上风，它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工业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了认识论支持。随着工业化过程在全球扩散，科学－理性观念被发挥到极致，以至任何没有得到科学证明的东西就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任何不能被衡量的东西就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当然，建立在人类中心基础上的理论和思潮各有不同，但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追求财富和物质扩张的方式不同。

社会科学的发展清楚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到20世纪初，社会科学吸收了当时影响深远的两个重要的观念，一是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过程，它通过利用而不是保藏自然资源实现。二是用非自然主义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强调人类社会进步的非自然原因。一句话，当代社会科学力图脱离与生物基础相联系的理论，认为社会过程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反对演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把生态学变量引入社会学分析在事实上成为一个禁区。20世纪60年代环境运动的兴起开始打破这个禁忌。

在60年代开始的环境问题大辩论中，社会科学超然于自然科学的基础开始动摇，与人类中心主义相联系的工业世界观遭到挑战。新思维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一切生命形式都相互联结，而人类只是多种生命形式的一种。因此，如果人类试图制服地球，试图加强对万物的任意支配，那就会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存在，导致人类与自然一起毁灭。恐怖主义、种族灭绝、生态崩溃、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都可能导致这种后果的发生。

今天，两种科学传统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相关的争论仍在进行，它们大量表现在对人类与自然、或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等的看法当中。应当承认，人类中心传统仍然是目前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想。另一方面，从生态角度对工业世界观的批评也在增加，而生态运动对政治决策和社会过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中心理论不得不有所改变，包括淡化其中包含的宰制理论，例如，在继续劫掠地球资源的前提下，对环境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总之，随着环保运动的兴起，可持续发展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可，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能再对环境问题视而不见，现存发展模式的确存在着不可持续的危险，这些危险和问题需要得到解决。

3、基本立场和主张

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越来越得到公众认可，但由于人们的哲学理解、立场和主张并不一致甚至相差甚远，因而提出的发展道路和政策选择大相径庭。如果把人类中心观和生物中心观作为两端，两端之间存在一系列立场。按照一种比较粗略的归纳分类，这些不同的立场和主张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Baker et al. 1997, also cf. Lu Aiguo, 2002)。

首先是可持续发展的理想模式，即“生态主义”立场或“深生态”学说，以及体现这一立场的“深生态”运动。这个模式反映了与人类中心立场直接对立的观念和环境哲学(Naess, 1969; Ecology, 1990 reprint; and et. al. 2002, also cf. Devall and Sessions, 1986)。深生态被认为代表了“纯粹的”可持续发展形式，其原则是人类从生态体系中取出多少就放回多少。这个立场认为，人类在确定的生态限制下生存，经济不可能无限扩张，因此，在数量上需要实现零增长。数量增长只应当在某些地区发生，例如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内相对贫困地区，而在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应当维持负增长。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生活质量，而不是生活水平。

不难看出，深生态立场的理论基础是生物中心观，由于深信人类应该与其他生物和自然过程和谐共生，深生态主张对地球采取整体性立场，即承认所有生命的相关性，认为不同生命形式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个理想模式还强调社会发展领域，认为以经济增长衡量发展的一套现存做法总体上是不合理、不适当的，应该制定一套更详细的发展指标加以替代，这套指标应该主要衡量生活质量，并且要更多考虑正式社会经济体系之外的生产活动，例如社区组织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这类活动虽然不创造货币财富，但对改善生活质量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实现理想模式的政策需要鼓励这类活动，并把它们融合到正式经济核算体系中去。

深生态立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并不很大，提倡和践行深生态学说的人数也始终不多，往往局限在较小的笃信者人群中。部分原因在于，它倡导的某些原则被认为是不可行的，甚至是古怪的，难以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例如，深生态坚持生物圈平等主义，而在很多人看来，所有生命体是否都具有与人类同样的价值，这一点并不是很清楚的。再例如，作为解决现阶段环境问题的出路，零增长很难被发达国家接受，更不要说发展中国家了。不过，深生态所反映的深刻而复杂的生态哲学理论，它所揭示的许多合理的环境价值观念，以及它所倡导的基本生活原则和态度，都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以深生态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提醒人们，由于现存社会存在根本性冲突，环境价值很难真正融合到现有的理论范式和政治经济体系中，因此，只有在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条件下，理想模式才有实现的可能。

第二类是“强”可持续发展(cf. O’Riordan, 1995; Weale, 1992; Pearce et. al. 1989 and 1990)。这个立场反对经济发展是环境保护前提条件的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颠倒的，即环境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需要对现存经济发展模式进行重大调整，把环境保护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强可持续发展主张，政治和经济政策要以维持环境资源的生产能力为目标，包括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这些资源或者需要在原生态形式上得到保藏，例如热带森林，或者应该加以改善，例如退化的土壤。要实现这个目标，不但要求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而且要求地方社区的积极参与，尤其在发展当地经济和可持续利用当地环境资源等一系列问题上。这种观点不十分强调数量增长，但也不像理想模式那样倡导结束增长，而提倡在维持经济增长总目标的前提下，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对这个立场来说，政策工具尤其重要，法律、经济、财政、环境等领域的一系列机制都应该用来影响甚至迫使经济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在环境领域，政府工具包括法律调节和土地使用规划、财政刺激和经济工具，例如征收绿税和污染费，建立可交易资源和污染许可制度，补贴和储蓄－偿还计划，各种公共支出，以及鼓励人们行为方式变化的各种办法等等。

第三类是“弱”可持续发展(cf. Pearce et al. 1989)，其目标是把对环境的关注融合到经济增长中去。这个立场认为，可持续性有两个基本内容，第一是可持续增长，即人均实际收入长期稳定增长，这也是传统经济增长目标；第二是对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弱可持续发展相信，新古典经济学的原则能够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由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目标仍然是经济增长，这个立场与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同之处仅在于，环境因素被纳入到经济增长中去，例如，通过核算程序确定环境成本及其补偿方式。这样做之所以被认为切实可行，是由于环境被看作一种可以在传统经济核算体系中加以衡量的资源。

弱可持续发展的立场对国际组织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一直以来，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主持的一些国际会议，这些会议达成的协议或宣言，通常都反映了这一立场，体现了所谓环境管理的理念。不难看出，这个立场比上述两类理论更接近人类中心观点，它把自然看作提供物质和环境财富的来源，看作为人类服务的工具。物质财富的创造被认为离不开环境财富的创造，而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办法就由所谓文明的管理者进行技术操纵，辅之以新的管理工具和行政工具，包括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资产收益成本的分析、利用政策工具对市场力量进行某些调整等。

批评这一立场的人认为，采用资源核算方法表现了很强的种族优越感，在发展过程中对发达国家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此外，弱可持续发展承认环境具有价值仅仅体现在货币意义上，而不是体现在环境本身的意义上，因此，根本没有触动新古典经济范式及其局限性。同时，这种立场把环境问题降低为一个管理问题，认为用不着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现存政治经济体系就能得到解决，这样，可持续发展就变成了不断有所改善的同义语。由于反对对现存经济秩序进行激进改革，其政策措施的主要受益者是当代人和当代人中的既得利益者。偏重环境管理的立场还经常忽略或低估地方经验的价值，例如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其他决策者更重视从外部（主要是从发达国家）引进解决办法，由于不符合当地情况，招致失败、造成损失的情况屡有发生。

最后一类可以称作抑制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原地踏步的立场，即增长至上的传统发展主义，代表了跨国公司和世界高金融的基本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然环境的意义在于它对经济体系有用，由此，可持续发展被当成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同义语，后者的衡量标准是生产扩张。它不主张触动传统的核算方式，认为仍然应当把所有努力集中在有限的经济指标上，例如收入、投资、利润、出口等，而政策工具继续以生产和增长的最大化为目标。由于强调以货币为代表的经济活动内容，这个立场常常忽略这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Pearce.et.al.1989, ch.4)。持这种观点的人通常相信，发展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认为在创新自由的条件下，人类的创造性，特别是通过技术表现出来的人类创造性，能够解决任何环境或技术问题。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人类操纵环境体系的能力也就没有局限性。

从根本上说，这个立场强调生产第一，很少关心或根本不考虑环境后果，这是工业资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之前的一贯立场。今天，由于遭到广泛批评，它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环境因素的意义，但其基本观念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业化国家和工商业大公司的基本态度。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降低成本、提高自己的市场竞争力，由于环境规则可能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很难得到它们的欢迎。

这四种立场大致反映了不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基本特征。这些立场或观念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但同时，它们并不彼此完全独立或互不相干，在一些方面，类似或重叠的政策主张并不少见，例如，强可持续发展支持发挥经济活动中非赢利组织的作用，这个立场在理想模式中得到进一步强调和提倡。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事实上表现为一系列扩散立场，无论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还在当前环境危机的分析和解决办法上都是如此。当然，区别也是明显的，特别在上下两个极端立场之间很难找到共同之处。

4．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制度问题

可持续发展理论反映了人类对经济社会过程认识的进展，它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通过强调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给平等意识注入新的活力。由于可持续发展提出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关注，推动了对滥用资源、不顾代价追求增长的长期工业化实践的反思。在实践层面上，可持续发展具体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对现存发展模式造成的环境破坏发挥了一定程度的矫正作用。

与此同时，正象那些林林总总、各具特色的立场和观点告诉我们的，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一个定义清楚、自成体系的理论，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实践问题，并为此提供了一个相关理论对话的平台。如果我们摆脱人类中心和生物中心这样的两元对立，把目光转向社会理论和意识形态，那么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与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在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和对立。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看来，以上谈到的基本立场和主张尽管不同程度地包含一定合理成分，但是，除以上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理想模式外，其他立场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淡化和无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或者说缺乏社会经济制度的视角。在这些理论看来，环境生态恶化导致的发展危机与工业化过程有关，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与不适当的社会经济实践以及政府政策有关，与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有关，等等。这些当然不错，但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即它们赖以存在的特定生产方式，却是这些理论没有讨论或不肯深究的，以至成了一个理论空白点。缺乏社会经济制度的视野，不能不严重影响这些理论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解释能力。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当前可持续发展危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各个社会共有的现象，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劳动过程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马克思，1972a，209页)。但是，并不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都必然导致现在这样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危机。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政策、以及一系列所谓常规经济实践，例如常用的统计手段、成本核算制度等，都是在人和自然物质变换的特殊形式中产生的，而这个特殊的历史形式，正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和生产方式。可持续发展危机，追根究底，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忽略制度因素不可能找到问题症结，而建立在这种认识论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不带有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色彩，据此提出的种种解决办法即使发挥一定积极作用，对改变社会的基本实践来说效果有限，达不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可以说，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思想的进步，但它们大多并不剖析制度根源，习惯于把眼光集中在经济和生产的具体运作上，试图通过修修补补来维持现存秩序的长治久安。

应该承认，保护生态环境的立场和主张有一个共同认识，即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人的意志，而受到环境、资源、社会关系等条件的限制。从这个前提出发，它们对现存增长方式不同程度地采取了批评立场，这有助于形成社会压力，对破坏环境的社会实践产生反作用，在一定程度可能延缓了危机的到来。但是，不同生态思想的出发点和政策含义是不同的，其中大多带有维持现存秩序的明显印记，例如，弱生态立场虽然并不主张完全维持现状，但这个立场仍然以功利主义伦理学为依据，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其政策主张在操作层面上比较容易得到实行，因为它提倡的无非是对现状的某些修补，包括对工业社会进行反省，谴责污染者，呼吁各国政策制订者关注环境问题，制止某些污染行动，提倡改变个人生活方式等等。这种立场并不要求制度变革，所提出的措施对市场的正常运作不造成严重冲击，因此，更容易得到现存体制的支持，它成为目前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最高规范”的深生态学无疑是主张社会变革的。深生态主义者提出，人类必须放弃目前通行的生活原则，才能把对其他物种和地球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此，需要区分人类的各种需要，满足其中维持生存所必须的基本需要，减少和放弃其中过分的、非必须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手段简单，目的丰富” 的生活原则，从而抑制过度生产，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有害影响。这个主张不但要求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环境价值观，而且要求变革经济、政治、社会和技术制度，无疑对占统治地位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是，即使这个最激进的可持续发展立场，也没有把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平等”是深生态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这里的平等，主要是生物中心基础上的平等，即人类与自然界，或者人类与其他生物的平等，并非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不平等。这样，在深生态看来，平等的概念似乎不受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成为超越社会的概念。由于把不可持续危机看作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生态问题常常被认为大于政治问题，甚至大于资本主义，似乎已经“超越”了社会制度。正是由于这种立论基础，它否认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冲突，即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变革的动力和资源。它虽然提出反对市场的观点，却并没有深究市场在不同制度下的不同表现，找出市场“罪恶”的症结所在。它倡导资源状态的稳定和零增长，提出用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却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变现存社会制度，以便使这些目标合法化。因此，这一理论虽然激进，但并没有击中要害。

如果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相互关系上更全面地理解可持续发展问题，那么，撇开制度因素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似乎更缺乏依据。例如，人们承认，南北差距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但是，不解决不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单个国家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根本改变南北分裂这个基本格局。南北国家处于同一个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影响南方发展和环境的不仅仅是南方各国，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南北之间的结构性联系。例如，在农业生产上，新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全球销售和合同农业不断渗透到南方，促使这些国家的农业从传统体系转向专业化、市场化生产，不断扩大对外部市场的经济依赖性。尤其是，当许多这些国家出现大量外债，从而不得不通过用更专业化生产出来的经济作物、森林产品等出口加以偿还的时候，这个过程对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更为严峻。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并不总是取消其他生产方式，它能够从远距离迫近和改变人民的生活，正像它在近距离的地方所做的那样。这就是说，南方的环境和发展困境很大程度上源于北方，源于现存的南北结构，要求南方国家独立解决这些问题不但不合理，也是不可能的。不看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就不能理解南方的困境，也找不到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根源。

对照马克思主义立场，现存可持续发展理论至少存在以下问题：[2]1）把生态危机主要看作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结果，而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可持续发展往往被主要当作技术性问题，例如资源在不同部门配置、成本效益的计算等等，其主要目标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损害人类自身居住的地球环境，不破坏子孙后代应该享有的自然资源等。这些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这些理论往往就此止步，因此，结论只能是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寻求改良。3）除深生态理想模式之外，其他生态立场都未能克服发展主义的桎梏，仍然认为在现存生产方式下，通过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看不到发展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

总之，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理论通过强调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有助于丰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但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并没有合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论体系，除了拥有某些共同理念或理想之外，它们在理论上显得松散、庞杂，追求的目标虽然美好却显得过于空泛，实现目标的措施手段因而大多局限在狭窄、有限的空间之内。诚然，可持续发展理论有助于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环境视角，但缺乏制度视角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本身是非常不彻底的，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导。在实践意义上，人类面临的环境、社会发展等问题的确需要从不同层次上寻求解决，改良性政策和措施似乎也应该得到欢迎和鼓励，但如果不从资本主义本身寻找原因并探索解决办法，而仅仅依靠这些局限性很大的措施和行动，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二、 资本主义制度与可持续发展根本对立

1．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没有运用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概念，这是由于他们研究社会经济发展的切入点不同，因而，运用的概念和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通过剖析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而指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马克思，1975a，843页)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马克思，1975a，831－832页)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因为资产阶级生产了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63页）

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之间存在极大差别。首先，前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可持续发展危机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这些矛盾在体制内部不可克服，必然实现制度变革，让一个更合理的制度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持续下去，是必然要灭亡的；后者一般不把可持续发展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而倾向于把原因归咎于不当的经济增长方式，相信经过采取改良和修正措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克服危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次，前者从剩余价值的产生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关系，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导致人类灾难的罪魁祸首，资产阶级的灭亡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胜利；后者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问题，强调“人类社会”在自然界面前的共性，因此，尽管注意到环境问题对不同社会阶层产生不同影响，但更强调这种共性，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号召，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后，前者认为改良手段不能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认为只有发生根本性制度变革，才能革除社会发展的各种毒瘤，包括对环境的破坏；后者的着眼点在于唤醒环保意识，在增长模式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变，从而减少环境破坏，制度变革并不被认为是必不可少或不可逾越的。这些差别表明，从马克思主义传统来看，离开资本主义制度谈论可持续发展是不得要领的，就像讨论无限延长一个人的自然生命一样缺乏实际意义。

然而，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视今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危机，例如生态环境破坏、自然条件恶化等问题。恰恰相反。虽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提出专门的环境理论，没有使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社会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证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揭示了它们的本质特征。可持续发展理论今天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但当时已经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而且，即使现在看来，他们的分析仍然一针见血，极富洞察力和预见性，没有今天一些理论和观点中常见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之状，为我们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环境问题虽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受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制约。人类历史上一切劳动都涉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这个过程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过程，而是一个社会过程。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从事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因此，这个过程产生的种种问题，无不与特定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环境和社会问题，自然应当被看作是这个特殊社会制度的产物。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伴随着对自然力的掠夺和破坏，表现为土地肥力减低，森林资源退化，矿产资源枯竭等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资源的影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在大城市的集中，产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物质循环形式，破坏了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1975a，552－553页)。虽然在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下，滥用和破坏土地自然力都可能发生，但不同土地所有制下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与小土地所有制相比，大土地所有制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村产业制度与工商业携手并进，使土地日益贫瘠（见 马克思，1975c，91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可避免地造成对森林、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破坏。他们注意到对树木的滥砍滥伐，认为欧洲所有“文明”国家中曾经出现的无林化，与农民的破产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是资本家追逐利润的结果（见 马克思, 1972，53页；马克思，1975b，272页；恩格斯，1972，307页）。他们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产率的提高，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相应地减少，由此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现“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现象（马克思，1975c，289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把环境破坏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进行分析，而且指出它是大工业扩张的必然结果，指出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环境的持续恶化表现为一种长期趋势。此后的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见性。

关于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更详细、更完整。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建立对自然力的掠夺和破坏上，而且建立在对人的剥削上，建立在对劳动力的掠夺和破坏上，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深刻揭露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工人恶劣的生产和生存环境例如住宅条件等，对资本主义制度如此迅速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最猛烈的抨击，指出，“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 （马克思，1975a， 299－300页）这些现象，在今天仍然随处可见，成为一些可持续发展理论呼吁解决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及其家庭子女的苦难和堕落，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而是资本追逐最大剩余价值这个内在规律发挥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不造成社会两极分化，造成大量失业者和大量贫困人口，这从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是合理的，不这样反而是不正常的。马克思提出的著名的无产阶级贫困化命题，就其论证的深刻性和理论彻底性而言，当代各种可持续发展理论都难以望其项背。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包括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现存体制下无法彻底克服，最终解决只能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工人阶级成为掘墓人，剥夺者被剥夺，敲响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这个革命性立场是当代可持续发展主流理论所不具备的。

需要指出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论及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涉及的所有内容。由于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掌握后来出现的一些科学原理，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演变出一些在他们当时分析范围之外的新的因素，因此，并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对今天人类面临的所有可持续发展问题都给出了具体答案。但是，他们身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及其出现的新问题，例如地球不可再生能源的迅速耗尽，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空前扩大，以及威胁人类生存的其他问题，都在加强而不是削弱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论断，都在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提供新的注脚。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变革的结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始终难以实现的今天，只能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和有效的。[3]的确，不消灭阶级差别，就谈不上实现代际平等、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而不改变奉行丛林原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无法做到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避免地球资源的枯竭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2．利润最大化与环境保护不相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追逐利润。利润至上写在一切经济活动的旗帜上，铭记在每一个竞争者的心中。投资者视利润为首要目标，经营者对其顶礼膜拜，因为利润决定着各类企业的生死存亡。同时，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运作以自己的面貌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与人的关系，也改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或者说为积累更多的利润而进行无休止的利润积累，这个看上去逻辑十分荒谬的原则，却是资本主义制度安身立命之本，对现代经济运转具有不容质疑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这一点对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秘密。

利润在生产中产生，通过市场得到实现，因此，生产和销售的增长是资本的内在要求，这使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256页）。但是，正如马克思理论所揭示的，这个过程不断加深其中固有的矛盾，包括劳动与资本、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生产过剩与有支付能力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影响下，这些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产生经济危机，表明资本的进一步积累遇到了限制。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以往的经济危机大多依靠生产力的破坏得以暂时解决，从而开始新一轮的竞争和积累。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限制，即资源和环境的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呈现在人们面前。环境生态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不但会遇到社会极限，而且会遇到自然极限，不仅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且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

当代环境生态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经济增长的后果，而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增长方式的后果。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取决于所谓竞争力。长期以来，这主要表现为用死劳动代替活劳动，即用机器代替工人。对投资者来说，使用机器的原则是投资必须能够赢利，即投资的预期所得必须大于投入到机器设备上的成本。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下述方式竞争：每个企业都努力让自己的机器尽快收回投资，以便能够安装甚至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机器，用更少的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生产力或生产率增长”。

但是，竞争是无情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注定要不断地把一部分企业淘汰出局，结果机器被抛弃，工厂被关闭，工人被解雇。为了避免遭遇淘汰的命运，资本主义管理者努力增强竞争力，尽可能扩大的市场占有率，这主要通过两种办法实现，一是增加产品的数量，扩大销售额；二是不增加产品数量，但通过种种方式提高产品的价格，例如生产更精巧、更复杂、更新颖的所谓升级换代产品，获得价格优势。

这两种方式显然并不矛盾或相互排斥，只要有可能，在实践中往往同时被采用。但是，每一种方式都对环境产生影响。例如，扩大销售额可以通过把产品做得更不耐用来实现，这就迫使人们更经常地购买和替换产品。同时，这些产品还可以制造得更复杂和更昂贵，这就要求耗费更多的能源和原材料。竞争压力下的企业行为形成了特定的消费模式和性质，它的特点是能够保证资本增长，同时并不提高一般的满足水平，或者并不增加人们在某一时点所拥有的真正有用的产品的数量，而随着更多的产品被生产出来，更多的能源、劳动力、原材料被消耗掉了。

人类生活水平超过温饱之后，耗用更多人力物力生产出来的更多、更高级的产品，很可能不会带来相应的生活质量改善，或者说，即使带来些微改善，与投入的更多资源和花费的更大代价相比，其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但是，从利润积累角度上看，这些行为不但合理而且必要。例如，尽管产品的迅速更新同时意味着破坏和浪费，因为它使原来的产品在使用寿命结束之前就被抛弃了，但产品的破坏或迅速过时有利于资本积累，不如此，就不能维持利润率，资本的生命就会枯竭。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新产品往往需要使用更高级的新材料，这些材料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才能生产出来；新的运输工具更快捷，同时能源消耗更大，成本更高，维修替换费用也更多；不少耐用消费品的耐用性实际上在不断降低，结果加快了更新；一次性产品和包装物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大量本来可以循环使用的东西即刻变成无用之物，不但浪费大量能源和其他资源，同时导致垃圾量膨胀，于是垃圾处理成为了一个新兴的盈利行业；玻璃幕墙的铝合金摩天大楼越来越多，为了保持温度和通风，无论冬夏都需要消费大量能源才能维持；等等。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人们往往认为存在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但是，更应当看到，市场力量并非神秘莫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操纵市场的不是别的，正是利润之手。

追逐利润的增长模式变成了一场没有尽头的战斗。一方面要生产更多、更高级、更精巧的同类产品或新型产品，一方面要缩短产品的生命周期和提高更新速度，两者都要求更多的各种资源的投入。在这种增长模式的长期作用下，尤其是当它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的时候，资源和环境破坏不可避免地加速恶化。与此同时，生产力突飞猛进以及伴随而来的严重环境恶化并没有带来人类需求的普遍满足，甚至不能保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起码的温饱生活。事实上，这个过程不断产生新的相对稀缺，制造新的不满足，形成新的贫困形式。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稀缺产品通常在急剧上涨的价格中反映出来，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教条，短缺产品的价格昂贵，由于有利可图，导致这种商品扩大生产，使产量满足需求。但这种理论建立在一个虚假前提之上，即短缺产品能够被不断生产出来。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稀缺产品都能通过提高价格来提高产量，因为日益突出的稀缺主要是那些不可再生的产品，由于某些资源在自然中数量有限，例如工业用地、水、空气和土壤的天然肥力、森林、鱼类、以及越来越多的各种原料等，价格暴涨并不能导致供应量扩大，而只能或者由于影响利润率而加重经济危机，或者加速资源枯竭。

利润最大化原则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与生俱来，难以克服。首先，当空气、水或土地变得稀缺的时候，无论标出什么价格，它们的数量也不可能扩大，只能采取一些不同方式来重新分配。例如，在土地稀缺的情况下，迄今解决办法是建立摩天大楼或地下建筑，或者把农业用地转化为工厂、城市和道路用地，而对于水或矿产这类资源，提高价格固然能够限制使用量，但如果不能回收利用，在面临资源枯竭的时候，再高的价格仍然不能扩大供应量。

要减少资源浪费，材料的回收利用自然是极其重要的措施。但是，在一定价格基础上，回收利用的成本可能大于购买原始资源，在经济上不合算，这对把利润看作生命的资本主义企业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为什么可以节省大量自然资源的回收利用不能充分发展的主要原因。如果要求工矿企业必须把投资的一部分用于清除污染，以便恢复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正常状态，这将进一步增加投入，而由于产品数量没有相应增加，利润率就会下降，当然也不符合资本的利益。

另外，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开采成本较低的矿产首先被开发出来，大多数这类矿产逐步枯竭，而要发现和开发更多原料矿产地，需要比以前更多的投入，对工业资本赢利产生不利影响。加大投资意味着初级产品价格上升，而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必须发明新的技术，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原料，包括能源，而这又要求进一步投资。这些措施都对工业产品利润率产生压力，可能导致盈利状况恶化。

利润最大化的逻辑必然要求生产最大数量的商品和服务，目的是从能源和资源的加工利用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每一个投资者无不希望社会对自己的产品有很大需求，无不努力创造这种需求，例如，军火商希望战争，水质污染正中矿泉水、纯净水公司的下怀，时装公司鼓励喜新厌旧等等。对于资本来说，利润是同质的东西，永远都是越多越好。无论在什么领域，通过什么手段，无论出现了多少对人、对物的滥用，无论花费多少代价，只要利润能够不断增加，对资本就标志着成功。在资本增值的意义上，“更多”就意味着“更好”，而“更多”是没有止境的。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消费品，一方面是始终存在并日趋严峻的稀缺。事实证明，增长不但能够消除稀缺，更能够创造新的稀缺，或者资源由于破坏和滥用而变的稀缺，或者生产永远只为少数人享用的稀缺产品等。一种产品一旦变成大众消费，新产品马上就会生产出来，造成新的稀缺。

在追逐利润的生产中，产品价值体现在它们能否带来利润，并不体现在它们是否真正得到了利用，所以，只要产品销售出去，利润到手，产品的去向并不重要，哪怕统统浪费掉，从资本角度看，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投资者的利润已经实现了。所以，人们购买越多，浪费越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反而就越是好事，越受到鼓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手段，鼓励、诱导、甚至欺骗人们购买商品，例如广告、甩卖、品牌效应、会员制、信用制等等。投资者在积累资本的时候可能小心翼翼，精心计算每一个铜板，但资本主义市场却永远鼓励浪费，甚至提倡寅吃卯粮，借钱进行超前消费。资本主义市场也决不会赞同朴素、节俭的环保观念和行为，因为它们与资本赢利原则背道而驰。

从资本增殖角度来看，任何扩大消费的行为几乎都是合理的，由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应该得到鼓励。例如，大量生产造成环境破坏和污染，而由于一些资源例如空气和水遭到污染，有支付能力的人开始购买替代品，或者在减肥或增加医疗保健上增加支出，同时，垃圾量大增，垃圾处理随之增加，而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为国民经济总值的增长，这样，对环境资源的一次破坏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多次增值。这正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极端荒谬之处。

总之，在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其不二法门永远都是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取最大的利润，因此，工业污染成本的外部化符合经济理性。只要能够增值，在不必承担环境破坏责任的情况下，资本的内在冲动就是尽量扩大自然资源的使用，从而不断加剧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因此，着眼于利润的生产不可能与环境保护形成和谐关系，因为两者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

3．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分化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社会领域的进步，包括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普遍的教育、医疗和就业机会，维护基本生存权，保障社会和个人安全等等。近年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遍要求。但是，现实似乎再三表明，在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这个目标不过是一种幻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有待解决的问题，说到底，都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密不可分，而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后果，更是它赖以生存和运转的社会经济基础。既然如此，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社会痼疾可能在形式或程度上发生一些变化，得到局部或暂时缓解，但不可能治愈，也不能成为一个日益进步的历史趋势。

今天，生产力达到空前高度，借助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丰富的物质手段，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越来越多，少部分人无疑早就过上了富足甚至奢侈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世界还有更大一部分人不得温饱，迄今三分之一的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上，每年有大量人口死于饥饿，死于贫病。造成这种现象的显然并不是物质财富的绝对匮乏。到21世纪，就全球资源与全球人口基本需求而言，已经不存在绝对匮乏，现有生产力条件足以向地球上所有的人提供必须的食物、住房、衣物，提供基本交通工具，提供基本教育和医疗条件，同时还能增加人们的自由时间。无论在全球还是在国家范围内，大量人口忍饥受寒不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而是由于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和温饱权。

当代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方面表现在各国国内的贫富分化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世界富国和穷国的分化上。两个层次的分化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在一起，而世界范围的分化又赋予国内分化以不同的特点。不言而喻，富国和穷国都存在贫富分化，甚至存在类似的基本阶级结构，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贫困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贫困人口不但相对较少，而且贫困的表现形式往往不同，例如，富国贫困人口中确实有一些是无家可归、不得温饱的人，但相当一部分人的贫困并不表现为缺少基本消费品，而表现为相对稀缺造成的匮乏，这进一步证明，贫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取决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分配机制。

各种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稀缺问题，但资源分配是否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资源稀缺的表现形式。有研究表明（Sahlins, 1972），产生贫困的最大根源并不是物质稀缺，而是不平等。物质稀缺在有些社会，例如在原始社会，可能导致节俭甚至绝对的物质匮乏，但在每个人都能平等分享这些资源的情况下，物质稀缺并不导致“贫困”。从概念上说，贫困是指不拥有别人获得和拥有的财富，贫困人口相对富裕人口而存在，因此，没有富人就没有穷人。反过来也一样。当每个人都是富人，那就没有任何人是富人。在这个意义上，贫困并不主要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它主要指人们相对社会地位的高下。

贫困可以有多种因素引起，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一部分人遭到剥夺，这是由于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垄断了原本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资源，例如吞并土地、垄断自然资源或生产资料，从而使另一部分人不能分享这些资源，其中一些人甚至得不到社会承认的最低限度生活必需品。因此，稀缺是由少数人对资源的垄断所造成，这种现象只能用阶级支配来解释。

产生贫困的另一个因素是消费分配方式。现代生产的一个特点是，为了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竞争中胜出，产品必须处于不断更新换代之中，许多新产品往往并不具备更多的使用价值，但由于它们数量有限或价格昂贵，拥有这些相对稀缺的产品就成了一部分人特权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现代社会中，人们是按“档次”消费的，那些“高档品”、“精品”、或者“极品”强调的是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让富人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最初由于新奇而稀缺和昂贵的产品，一旦进入大众消费领域，新的更“高级”的产品就一定会被生产出来，“引领潮流”。在极端情况下，特色消费往往并非因为消费者从中得到实质意义的东西，其唯一目的就在于把其他人凸现为穷人。现代消费展现的是一种社会力量，它使社会等级结构得到不断强化。同时，由于底层大众永远处于消费底层，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贫困也被不断再生产出来，出现“贫困的现代化”( Illich, 1973)。面向少数人的消费同时造成资源浪费，因为这类资源投入，包括所使用的劳动力和物力财力，如果用于某些对全社会有益的目的，本来能够发挥更合理、更有效的作用。

消费关系实质上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等级制消费结构依靠等级制的社会结构来支撑。这样的社会结构以不断的社会分化为特征，它在本质上排斥社会整合。我们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不但被赋予阶级特征，还按种族、性别、年龄、或宗教信仰等归类，每一个分类都表现为一个等级结构，其中人分三六九等，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并存，这使现代生活中除阶级压迫之外，还充满了各种各样其他内容的压迫和歧视，例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各种形式的社会分化被用来作为控制劳动成本的有力手段，例如，通过对有色人种、妇女、儿童的劳动支付低报酬，利用身份特征对劳动力成本施加压力，来实现最大利润增值。这就是说，由于种族、性别、年龄等歧视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总成本，作为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必要条件，这类社会分化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建立在社会分化基础上的不平等、不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

资本主义兴起几百年以来，由于长期社会运动的推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进步，尤其在公民权利领域，但即使在这些国家，社会分化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更不要说，与这个过程并行不悖的，是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世界人口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

一些发展问题专家提出，要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需要改变生产的运作方式，按照新的标准重新为发展定向，从而使人人都能得到社会生产的产品，使生产过程不破坏自然资源，不造成污染或生产瓶颈等等。还有人提出，消除贫困并不需要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而需要生产不同类型的产品，并且要以不同方式进行生产，以便维持社会和生态平衡。这些要求无疑都有合理成分。然而，在以利润为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能够实现这些要求吗？历史经验提供的是一个否定的答案。 在现存体制下，根本无可能通过生产增长消除贫困，因为这个体制在生产越来越多的财富的同时，事实上顽强地维持着一部分人的贫困。现实中，即使贫困人口比例和贫困程度有所下降，贫困现象从未完全消除，还不要说经常出现反弹了。

总之，贫困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不平等的必然产物，它在总体生产和消费水平上升的同时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社会分化上，离开了社会分化无法生存，因此，消灭社会分化，就等于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实现社会平等取决于消灭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等级秩序。当物质不平等不再是等级分化象征的时候，消费喜好和消费方式就不再是一个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因为它们不再伴随着不公平的特权地位，不再是社会分化的外部表达形式，因此，对其他人既不是一种凌辱也不构成剥夺。在这种情况下，物质不平等将失去其社会意义，过俭朴的生活，以更少的物质需求为满足，也就不会与阶级或身份地位联系在一起，不会再被归入社会低层，从而不再带有羞辱性。消费平等只能是社会平等的结果，而不是实现社会平等的手段。只要社会继续分化为阶级，继续存在种族、性别等各种歧视，不同消费方式的社会意义就会不断得到强化，反过来又不断加深社会分化。

4．全球经济结构的矛盾

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全球性。资源枯竭、生态恶化、贫困、不公正等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这些问题不仅发生在各个国家，而且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它们不仅是各国经济社会实践的产物，更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全球经济体系的产物；这些问题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即不但影响各个国家，也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发展前景。

当前，全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不平衡发展，它使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危机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一种放大效应。我们时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经济差距不但长期存在，而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尽管可持续发展危机具有普遍性，但对不同地区和国家来说，危机造成的经济社会后果越来越不相同，应对危机的手段、资源、和能力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环境恶化是一个全球问题，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条件，但如果不考虑南北差距这个现实，任何试图阻止环境恶化趋势的发展战略都是值得怀疑的。

南北双方在可持续发展上始终存在明显分歧。从不发达的南方观点看，在环境问题上强调全球性解决办法常常忽略现存世界经济中的结构性不发达问题。北方国家号召，为了全球的未来，各国发展应该同时顾及资源稀缺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从道理上讲，这个号召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发达国家的这类号召，并非毫无根据被看作是企图阻止南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借口。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无不对增长寄予厚望，把它列为优先目标，任何限制增长的主张，都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更有甚者，限制增长、甚至实现零增长的主张来自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利用全球资源致富之后，开始强调包括健康生态在内的所谓后工业社会的生活质量，同时却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本国的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尽管这样作有可能减轻南方国家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除了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之外，难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和应对措施上难以达成一致，立场分歧时有发生。

要采取保护环境的全球行动，首先需要分清责任问题。世界人口和环境的相互依赖强烈体现在许多具体环境问题上，它们超越国界，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但是，要采取任何环保措施，特别当涉及各国费用或补偿分摊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需要回答：这些成本应该由各国平等承担，还是按照相对责任进行调整？如果是后者，不同的国家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环境破坏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污染的影响通常远远超过发源地，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如此，甚至其主要影响并不在发源地或在发生的时候，而在下风下水、下个季节或几年、甚至几代以后。正是由于这些特性，一些看来公正的原则，例如“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往往很难得到实施。

实施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不但要求确定有害后果产生的责任方，分清有关国家应负的污染份额，更重要的是，由于污染后果经常不在当时显现，因此，需要确定有关国家的历史责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间不同，它们的历史责任自然非常不同。作为工业扩张和环境污染的先行者，同时作为最大的受益者，发达国家理应对长期积累的污染后果承担主要责任。不考虑历史因素，只算新账不算旧账，不可避免地会偏袒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正的。同时，不仅国家的责任不同，企业的责任也不同，也需要按照不同责任承担相应的后果。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家有人提出，富有的跨国公司应该为环境污染支付世界税，用来帮助穷国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责任的问题常常归结为一个道德问题，它要求富国或跨国公司承担更大的责任，拿出更多的资源解决环境恶化问题。但我们知道，对于把利益、利润视为生命，把实力、财富当作正义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来说，道德压力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是回应能力。不同国家和人群对环境的关注点是不同的，例如，富国和富裕人口的关注点在于提高生活质量，而穷国、低收入人口对环境的关注首先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在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期待这些国家和人口为了未来、为了子孙后代而保藏资源是不现实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通常缺乏实行环保的资源和手段，因此，无论环境保护的目标如何重要和美好，无论这个目标多么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这些地方不大可能把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这个目标上来。

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对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点早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在自然资源继续被仅仅当作加工原料进行市场交换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就仍然得不到重视或被有意忽略。近年来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的发展，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在根本改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存关系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发达国家政府和世界贸易组织大力倡导贸易自由化，由于在一系列具体举措中很少考虑环境因素，往往削弱和破坏各国已经采取的环保措施和标准。例如，贸易自由化号召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农产品关税，由于并不区分发达国家用来维持过度生产的补贴与发展中国家鼓励食品供应的补贴，这样的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食品安全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许多食品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在增加当地食品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采取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措施，而如果因此面对经常性贸易制裁，这些国家发展本国农业生产的努力就会受到阻碍，政府对当地农民和地方农业的支持也会遭到削弱。结果是，无条件的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对环境的压力，因为它鼓励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事出口作物的生产，从而在环境、当地农业和农村体系、当地人口食品供应等方面付出巨大代价。

在推动进一步自由化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等成为可持续环境政策的关键参与者。由于贸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国际贸易通过对资源开采模式和过程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国家以及整个世界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污染比较严重的制造业、加工业和化工工业更多地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达国家摆脱劳动密集、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或所谓夕阳产业，集中于污染小、附加值大的产业，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输出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以低廉的价格进口其他制成品，从而把工业污染转移到第三世界。世界经济的发展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发达国家通过自己最先开始的工业化污染世界，然后率先转上高科技产品生产，把污染严重的产业逐步转移到其他国家，加上发达国家的资金和环保手段相对丰富，有条件通过环境治理来改善国内生态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加工工业甚至工业垃圾的集散地，成为污染日益加重的地方。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继续消费着大大超过人均水平的世界能源和其他资源，继续超比例地破坏地球的大环境，而其他地方的人口则不得不继续为此分担后果。

但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世界格局十分困难。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享受既得利益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在其中具有实际支配地位，一些坚持环保立场的消费组织或环境组织在其中没有自己的代表，这类国际贸易组织基本不考虑国际贸易的环境因素，使任何真正有效的全球环境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

由此可见，南北差距既是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只要南北之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持续存在，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必然继续是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尤其是，发达国家仍然千方百计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并不改变消耗大量资源的消费方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加快工业化尽力实现赶超，在这种情况下，能源消费和废气排放量必然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的恶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长期以来，资本不断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廉价劳动力，形成了目前资本全球流动和分布模式。正像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样，全球范围内穷国和富国的两极分化同样符合资本增值的要求，如若不然，如果所有国家都变成发达国家，富国就不能继续剥削穷国的廉价劳动力，资本增值的源泉就会大大枯竭，现存世界经济结构也就很难继续维持。所以，尽管世界各国似乎都赞成缩小南北差距，但在现存国际劳动分工不变的基础上，仅仅依靠一些改良、调节措施，根本不能改变南北双方的相对地位，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

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代表全球大资本的利益，它们没有也不会主动采取有损自身获利的行动，为解决南北差距做出实质性贡献。发达国家时常做出一些姿态，例如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所谓发展援助，但是，这类援助的数量微不足道，对缩小南北差距不发挥任何决定作用，而援助水平也决不会达到影响富国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程度，因此，不可能触动世界经济结构的根基。

事实上，采取任何旨在缩小南北差距的国际行动都是很困难的，这与当前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矛盾有关，即：虽然经济过程是全球性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仍然完全处于国家职权范围内。这就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全球治理机制，它能象各国政府对待本国问题一样，通过一定手段调动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社会调节，遏制和缩小全球分化，或集体应对全球环境恶化。现有的国际组织远不具备发挥这种作用的能力。世界经济中的这个制度缺失有利于维持全球经济不平衡和国家不平等。

5．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持续

马克思主义早在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矛盾，必然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最终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取代。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永久持续下去，不可能有始无终，它在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必然灭亡。因而，从本质上说，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大合乎逻辑的。

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对立表现在，首先，当前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它追求降低成本、扩大利润的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掠夺和滥用资源，维持和扩大社会分化、社会贫困和不平等，这些后果反过来又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其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找不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好比试图鱼与熊掌兼得一样，希望一边搞资本主义，一边可持续发展，是无法实现的，原因很简单：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改变以利润积累为动力的发展模式，需要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环境健康放在重要位置，但如果利润不能处于挂帅的地位，资本的存在就变得毫无意义，资本主义本身也就寿终正寝了。

当然，这并不否认，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问题，它们需要得到政府和各界关注，应该并且能够通过采取行动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在实践中，将近半个世纪的呼吁和努力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支配下，人类社会总体上继续朝着不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环境破坏、战争和战争威胁、贫困饥饿等仍然在随时发生，在许多领域中，问题不是减少、减轻了，而是增加和加剧了。

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30年来，尽管一些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领域，但世界发展的成就是“在一个无法持续的代价上取得的”。报告进一步分析说，今天，世界经济总量大大增加，但地球上60多亿人口中仍然有12亿赤贫人口，至少10多亿人口得不到安全用水，20亿人口没有起码的卫生条件，时刻处于疾病和过早死亡的威胁中。与此同时，世界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最贫穷20个国家的37倍，这个比例在过去40年里翻了一番。20世纪90年代有46个国家发生了内战冲突。地球许多地方的环境条件在恶化。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土地（农地、牧地、森林和草地）中有23%出现退化，水资源不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三分之二的鱼类捕捞达到甚至超过可持续极限，每10年中就有大约5%的热带雨林被荡平。人类活动正在改变世界气候，上涨的海平面对沿海和岛屿人口造成现实威胁，荒漠化威胁着半干旱地区的居民，几百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空气不洁净，导致许多人过早死亡，等等(World Bank, 2003, p.3)。情况无疑是严峻的，而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情况还会变得更糟。

相对于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和危机，解决办法不但相形见绌，而且整个世界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疲软状态之中。国际组织、不少国家、民间组织都不断地提出，要应对危机，需要在体制、增长方式、生产和消费行为等方面有所改变，需要人类社会的共同努力，但是，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作为问题的根源和最大障碍，是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人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变成现实，代替它的是无休止的讨论、拖延和搁置，以及漂亮的口号和宣言。

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的利益，资本主义也需要制造理论和实践工具，使它能够在这个历史性挑战中生存下来。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和调节手段不应被低估。一些大工业和银行，由于规模大、财力雄厚，有能力像购买其他东西一样，从各种研究机构购买对策研究，形成自己的一套可持续发展主张，例如提出零增长，或者提出在减少消费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等。为了避免生态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可能被迫改变某些实践，做出某些调整，正象它在以往几百年中所作的那样。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改革”，永远都不会突破一条底线，那就是利润积累。对资本家来说，利润、生产和公司的增长对管理者来说永远是唯一的成功标准，不管老板还是经理人员，都必须按资本家的这个基本原则行事。因此，各种环境保护措施，如果影响到资本主义企业赢利，即使它们对整个人类社会大大有利，也不可能贯彻到生产实践中去，更不会成为企业的自觉行动。

要改变环境恶化，需要合理利用资源和善待大自然，但这与资本力量主导下的资源利用和消费模式是矛盾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分配都通过价格表现出来，人们的物质生活取决于收入和支出，而物质手段成为经济活动的起点，消费于是变成了一个双重悲剧：从消费不足开始到消费被剥夺结束。市场经济生产了令人眩目的大量商品，从理论上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们能够得到的，但现实中，穷人永远面临消费不足，而富人也永远不能得到所有这些产品。在这个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游戏中，每一个获得同时就是一个剥夺，因为每购买一样东西就等于放弃购买另一样类似的东西的机会，因此产生被剥夺感。在一定意义上，生产越多，人们拥有各类产品的机会遭到剥夺的可能性越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荒谬之处在于，它一方面精打细算，通过技术变革和扩大劳动分工不断提高生产率，使物质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种类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挥霍资源，同时不断创造永久性稀缺，使大多数人口处于持久被剥夺的地位。[4]资本主义经济演化过程事实上伴随两个矛盾运动：使人富有，同时使人贫穷；对自然来说是挪用、浪费，对人类来说是剥夺。可以说，在接近其物质成就顶峰的时候，资本主义建立起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神坛：无限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以大量人口被剥夺为条件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东西不断被变成能够用来交易的商品，从而新的赢利空间被开拓出来。由于物质产品生产中有利可图的新投资机会随着竞争和垄断而减少，寻求赢利的资本把目光转向新的产业，尤其是转向非物质产品领域，这些领域有相当一部分在不久前或在不少地方还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营之外，例如医疗、教育、文化等领域。通过使这些领域实现“产业化”，或者说把它们提供的服务变成商品，使商品化不断达到新的高度，这样，广阔的、新的资本赢利空间不断开辟出来。根据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某时，水、阳光、清洁空气或香味等也可能变成需要买卖的商品，一个万物商品化的世界指日可待。

在包括主张环保在内的一些人看来，把更多的自然资源标上价格，或者说使之商品化，有利于减少滥用，因为这会迫使企业把以前无偿使用的资源计算进自己的生产成本中去，即通过“内部化”，解决企业挣钱、全社会承担环境后果的“外部化”问题。的确，在认可万物商品化的前提下，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这个措施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但是，即使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长期“外部化”运作，给资本带来双重好处：它既不支付免费占用和污染资源的成本，例如任意向河流排泄工业污水，又由于不必采取替代办法而节约了支出，例如进行污水处理等。成本内部化意味着减少利润，因此必然遭到资本的全力抵制，使这个过程变得困难而漫长。而且，即使标上价格，也未必能够保护资源，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源将向资本倾斜，导致资源分配的更不平等，例如在全球减排问题上，如果允许资本雄厚者购买污染权，富国就能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名正言顺地“合法”污染。这显然不是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结果，还不要说，迄今为止，人们并不能科学地断定，资源标价是否有助于环境保护。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途径是地域扩张，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一个全球现象。目前，发达国家的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等都大大优于发展中国家，后者环境恶化更明显，污染问题更严重，许多地方战乱冲突不断，大量人口处于贫困中。但是，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其中，核心国家的良好环境与其他国家环境恶化都不是孤立的现象，两者之间存在有机联系。发达国家的高生活水平、高消费、优美的环境，离不开它们长期以来大大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的能源、水、矿产等资源占有量，例如，美国每年消费全球原材料的三分之一，全球能源25％以上，相当于这个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国家占用数倍于自己“平均份额”的资源来维持其优越生活。大约占世界人口22％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却超过80％，其积累的环境后果大大超过人口比例。最重要的，正如在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劳动分工导致大量严重污染的“夕阳产业”不断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不得不以牺牲环境甚至人口健康为代价，生产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参与所谓国际分工。这可以被看作核心国家地缘经济“外部化”现象，即通过把环境污染输出到发展中国家，核心国家实现生态成本的外部化，从中获得额外利润和利益。

战争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这一点早已得到证明和公认，而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就是战争。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次其他战争，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进入21世纪，所谓后冷战和平时代并没有到来，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仍然在无情地剥夺生命，恶化人类生存环境，极大地摧残着地球生态。此外，从未停歇的扩军备战和武器买卖耗费大量资源。作为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世界国防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高达40%，不但与它的人口比例相差悬殊，而且大大超过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如此庞大的军事开支自然不是为了摆设。当代历史进程表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断并没有过时。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战争带来的人类和环境灾难也就无法避免。在一个时时处于战争威胁甚至战火不断的世界上，人类连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可持续发展更无从谈起。

总之，资本主义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以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为动力的生产体系，它只承认交换价值，对环境和人类的兴趣完全局限在与利润有关的问题上。因此，资本主义体制不仅不能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答案，相反，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由于它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间存在根本矛盾，同时由于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持续性，这个体系事实上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和障碍。处于维护自身集体利益的目的，同时在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资本势力当然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采取某些环保措施来缓和危机，以便维持这个体制照常运作。不过，推迟或转嫁危机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改良措施可能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最终挽救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三、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

1．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既然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作为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主义是否能在更快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维持生态平衡，在平等基础上不断改善所有人的福利？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

理论上，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能够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同时消除阶级差别以及贫困，维持社会公正和平等，从而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一系列本质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消灭私有制。在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里，追求人类共同利益成为社会指南，私有制条件下私有者名正言顺地任意处置“私有”资源，或者私有企业利用所谓“外部性”滥用和浪费自然资源、制造污染的现象将会消失。马克思曾经指出了这样的前景：“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及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马克思，1975c，875页)恩格斯也说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 （恩格斯，1972b，322页）因此，改变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的私人占有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避免的破坏，从而维护、保藏和改良自然资源，给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空间，这正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不以赢利为动力，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需求为目标，从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由于这个特征，私利驱动的短期经济行为，例如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就为着眼于人类长期利益的经济行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1975c，926－927页）由于经济活动不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和贪婪，不再以利润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追求短期利益的行为，从全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利益来看，就是不合理和不必要的。

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经济，资源的配置不再依赖盲目的市场力量，依靠的是人们自觉的科学计划，因而能够合理和有效地调节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全球范围有计划的生产具有统筹兼顾的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资源节约，杜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巨大浪费，包括经济危机造成的生产力破坏。同时，通过把诸如环境保护纳入计划，计划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维护地球生态的健康。有计划的消费则能够把市场创造消费改变为需要创造消费，从而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无法克服的“稀缺”与过度消费、产品极大丰富与被剥夺并存的现象，实现物尽其用，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节约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而鼓励浪费和享乐至上的消费主义将丧失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最后，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消灭阶级，并逐步消除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一定程度的差别仍然存在，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身份地位差别将不复存在，从而，贫困问题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彻底解决。这一切，都有利于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从而能够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从理论上说，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环保的制度，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具有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固有优势和巨大潜力，使这个理想始终具有强大吸引力，即使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仍然如此。

作为社会实践，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与理论之间无疑存在较大距离，这种结果应该是不奇怪的。无论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具有怎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无论人民群众怀有多么高涨的革命热情，20世纪先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不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包括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因素、人们的认识能力、政府决策、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技术手段、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个外部大环境。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依靠破旧立新，不断的探索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道路，而不可能是理论的机械翻版。在将近一个世纪中，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实践，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存在不少教训，包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内。

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苏联和中国都开展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创造了各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在环境保护上，是否也体现出制度的优越性？这个问题在这里难以给出断然回答。从历史记录看，两国的环保成就似乎并不特别出色，甚至，按照今天的认识水平和衡量标准，在苏联70年和中国30年计划经济时期，都发生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尤其从长期积累效应上看，造成一些相当严重的后果。

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苏联，到计划经济后期，一系列经济发展措施对环境的影响已经相当明显，自然资源出现严重退化现象。在农业生产中，由于不断加大化学、机械、水利设施等资产投入，大量开垦荒地，以致在总产量上升的同时，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和水中的残留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1千万公顷耕地的滴滴涕残留量超标，造成大面积土壤侵蚀。世界上普遍发生的其他环境污染问题在苏联也未能避免，例如矿产开采和其他工业用地造成水资源污染，酸雨对森林造成损害，一些植被品种灭绝，以及经济鱼类存量和捕捞量由于过度捕捞和污染而显著减少。同时，在苏联，工业设施、机动车辆、生活设施等产生的废料、废气也有很大一部分未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大自然中，造成空气、土地和水源严重污染。例如，到计划经济后期，在102个城市中，空气污染浓度甚至经常超标10倍甚至更多。一些度假胜地海滩由于污水排放造成污染以致一度不得不关闭。一些河流和湖泊水位严重下降甚至干涸，某些水生物种濒临绝迹。1986年发生切尔诺贝核泄漏，造成人员伤亡和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

由于缺乏准确统计资料，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很难对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环境和自然损失作出精确计算，不过，根据苏联国家环保委员会的估计，人类健康、环境和自然资源损害的代价占每年全国物质生产总值的11％。另有西方专家估计，这个数字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比较保守的估计可能为10％，后者比经合组织国家平均不到5％的相应数字还是高出许多。[5]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类似现象。1949年以来，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工业化迅速展开，随着工农业生产持续增长，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后果也逐渐显露出来。迅速开展的建设项目在大大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同时，带来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和破坏，例如森林遭到过度采伐，大面积围湖造田造成当地生态变化，工矿业的发展造成一些环境污染等等。[6]

但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的环境保护并非乏善可陈。事实上，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则中蕴含的环保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被贯彻到实践中去，限制了伴随高速增长出现的环境破坏。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内环保运动的推动下，苏联政府采取了把污染严重的工厂转产、搬迁、以及改善污水处理系统等措施，减少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的水质污染，维护自然生态。早在1972年，苏联就与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双边环境协议。1987－88年出台的“国有企业法”规定，这些企业必须支付使用自然资源的费用，必须采取环保措施，必须补偿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必须使用无工业废料技术等等。同期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执行原来由国家计委国家环境专家分析部的职能，评估所有新建生产单位和项目按要求必须提交的环境影响和后果报告，在原则上有权阻止任何不符合条件的生产和建设项目上马。这个委员会建立起空气和水排放标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IMF, World Bank, OECD an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在中国，国家工业化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闪现出社会主义的环保精神。中国政府20世纪50年代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要求，其中“省”要求突出了在生产和生活中厉行节约的原则，要求杜绝浪费，勤俭办一切事情，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节约资源。这个要求与赢利为目的的生产不同，后者由于始终拿利润衡量一切活动，只要能够获利，滥用资源就不叫浪费，而是必要、合理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计划经济强调产品的使用价值，而节约有利于保藏、延长资源和产品的使用价值，因此与生产的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重要原则，作为指导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反映了计划经济对环境资源的关注和考量，是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实践中，“省”的原则体现在一系列经济活动中。计划体制使矿产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开采，并能够通过国家的直接管理，采取开采后回填等措施恢复自然生态。在生产中，通过有计划发放和调配资源，使原材料和能源得到最大利用，产生尽可能少的工业废料。无论在生产还是生活中，几乎不存在一次性用品以及包装品，所有的东西无不尽可能地反复利用，从而能够把生产和生活垃圾降低到最少。与此同时，即使拿今天的标准衡量，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利用都达到很高水平，遍及全国的废品回收网络使大量废旧物品得到有效的分类处理和重新利用，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垃圾，降低了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可以说，与市场经济相比，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更符合环保要求。

计划经济时期，节省的原则还被上升到社会道德、行为规范的高度，“艰苦朴素、勤俭建国”不仅指导国家建设，也成为规范人们行动的准则。“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等观念在社会上得到反复宣传，目的在于树立新的社会意识和风尚，让节俭成为美德，奢侈遭到唾弃。这些努力，有力地改变着传统观念，使俭朴生活不再与低下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不再带有羞辱意义。提倡节俭固然有可能与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这样的社会道德和风气符合社会主义倡导的平等观念，同时与计划经济的发展目标一致。总之，与市场经济鼓励消费不同，计划经济鼓励节俭，而节俭就意味着环保。

历史社会主义在社会发展领域取得的成就更为显著。大量研究表明，[7]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所有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在人类发展各项主要指标上都比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更优越，例如在收入平等、人均预期寿命、健康状况、教育水平等方面。这些进步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它鼓励完全就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全民医疗保健和教育体系，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福利。由于维持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发展的各项措施惠及最广大的人口，从而能够发挥出最大效益，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发展水平。

苏联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建设，对农业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两国赶超强国的努力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在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一定优势，与此同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包括环境生态的代价，制度优越性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甚至未能彻底摆脱边发展、边污染的工业化模式困扰。

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有多方面原因。首先，马克思发表关于劳动者解放宣言以来的一个多世纪中，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社会主义者很少谈论环境问题，由于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甚至整个社会对环境生态的意识相对不足或失之片面。在理论上，由于受人类中心观念的影响较大，缺乏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以致在实践中，发展往往被看作征服自然的过程，由于发展主义的影响，牺牲环境追求发展的一些做法得不到有效遏制，产生一系列环境后果。

其次，由于缺乏经验，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产生失误，造成环境破坏后果。资本主义诞生几百年后才把环境问题提上议程，甚至迄今仍然找不到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兼顾的有效途径。对历史上首次建立的计划经济来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没有经验可循，需要在实践中探索，而探索难免有失误。从客观条件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因此，为了尽快提高生产力，不得不千方百计加快工业化步伐。正象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当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艰难选择的时候，生存和发展优先的思路常常导致环境保护退居其次。

第三，这些问题还要归因于计划经济机制的不完善。实践中，经济计划往往过分强调数量指标，把完成产值当作首要目标，甚至通过强制措施加以保证。在苏联计划体制下，节约资源并不被当作硬指标，或者只是次要的指标，工厂负责人至多为此得到表扬，而完不成生产数量指标，负责人则会受到惩罚甚至被撤职，这就容易出现忽略资源和环境的偏向。命令主义也往往带来生产力和环境的损失，例如中国大跃进中出现的冒进。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些问题都不是计划经济固有的，因此，计划经济并不存在不能纠错的实质性障碍。事实上，实践中的许多失误得到了纠正，尽管付出了一定代价。计划中出现的一些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经验以及认识的局限性所致。

最后，离开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条件，难以全面理解计划经济的成就和问题。历史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之中。为了社会主义的生存，这些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都把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作为目标，全力加快工业化步伐，以至削弱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同时，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这些国家不得不时刻备战，这就要求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样，速度优先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模式，不能不对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导致出现某些偏差和失衡。

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无论是成就还是问题，只有置于历史和全球视野下，才能得到比较公正的评价。由于以上提到的种种原因，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要完全避免环境污染这个弯路，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但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偏差和失误，仍然无法与资本主义长期以来对全球环境生态造成的巨大破坏相提并论。

有比较才有鉴别。在评价社会主义实践的时候，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同等经济水平和同等发展速度下，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环境后果是否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糟？或者说，假如当初苏联或中国实行市场经济，要达它们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经济增长，环境代价是否会更小？由于无法假定历史，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显然是困难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一些启示，例如，通过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前后的表现，评估不同经济体制对环境生态的影响。对比结果很可能表明，在高速增长下维持生态平衡的问题上，计划体制固然并不十分成功，但并不比市场体制更失败，甚至很可能更优越。

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已经基本过渡到以利润为动力的市场经济，更由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接轨，难以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的原则。无论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还是消费模式和所有制形式，都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下不同，而由于这些领域越来越受市场力量支配，按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府调控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期间，中国的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而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逐渐变成了一个极其突出问题，生态破坏的速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对人们身体健康的直接威胁也是空前的。

20多年来，中国制定了几十项环境保护法，一百多条行政法规，成立了各级环保部门，民众的环保意识似乎比以前更高涨。比起没有环保法的计划经济时期，这些措施是否产生了更好的环保记录？事实正相反。1949年以来，中国还从来没有面临今天这样严重的环境危机。全国大面积土质退化，沙化总面积已逾17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近二成，并以每年34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90％的天然草地遭到破坏，33％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空气和水严重污染，30％以上的水源遭到污染，一些城市的供水水源地水质恶化，所有大河系统和主要湖泊都受到污水和有毒化学物的污染，遭到不同程度污染的还包括几乎全部近海海域。酸雨影响到三分之一的国土，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空气污染水平超过可接受水平。中国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此外，高科技垃圾成为一个威胁环境的新污染源，由于使用落后技术和缺乏任何环保措施，用个体化生产方式处理加工废旧电脑和其他高科技垃圾过程对空气、水源、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致使一些地方变成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全国670多个城市中，100多个严重缺水，许多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垃圾产生的有害有毒物质渗透到地下和河流中，给城市和农村的生态和生活带来长期危害。

环境污染带来越来越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据估计，仅土地沙化一项每年直接损失超过540亿元。[8]中国20世纪90年代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估计为每年将近2千亿甚至将近 3千亿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估计为3%到将近7%不等，抵消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增长的实际成就。另据报道，中国环保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断增加，从“七五”期间的0.7％上升到“八五”期间的0.8％，“九五”期间突破1％，到2005年预计上升为1.2％。有些地区环保投入的比例更高，例如北京在2000年达到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7%，“九五”末期上海市环保投入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3％，“十五”期间广东环保投入占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的2.5%，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为3%。[9]根据测算，要使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全国环保投入的比例仍然需要提高，至少达到1.3％以上。[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不但与经济高速增长有关，与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模式有关，更与市场导向的体制转型以及相应的消费模式有关。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为了追求短期利益，重复建设、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几乎无处不在，浪费大量宝贵资源，同时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这个后果还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有关，一方面，大量出口加工产业导致本国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垃圾又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这一进一出，产生双重污染效应。生活垃圾成灾与其说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副产品，不如说是消费方式转变的结果。由于放手让市场创造和引导消费，过度包装、一次性用品、更新换代产品、奢侈消费渐成时尚，在大规模浪费资源、制造垃圾、破坏环境的同时，还通过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物质主义文化的散播，改变和塑造着社会的道德风尚。目前在中国，金钱、地位越来越成为所谓“成功人士”的衡量标准，而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或者再次沦为穷人的标记，从而重新与低下的社会地位联系起来，或者变成了少量环保人士的个人实践。

总之，如果说，计划体制未能完全避免环境破坏的后果，那么，转上市场轨道的经济体制更不具备任何优势，因为它显然根本无力避免“先污染”的发展套路，即使能够做到“后治理”，已经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已成事实，损失难以挽回。这样的发展模式正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所反对的。不同制度下的实践对比表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祢足珍贵，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今后的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必须更重视环境生态因素，更自觉、更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维护经济和环境的平衡，使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和巨大潜力得以充分体现出来。

2．探索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

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资本主义不能成功应对这个挑战，因为它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环境、资源、社会发展等各领域危机的主要根源，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资本主义制度以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积累为动力，必然不断地谋求扩大市场，扩大需求，同时不断压低成本，尽可能扩大利润空间。由于保护环境通常意味着增加成本，与利润最大化相矛盾，资本主义企业不可能自动选择环保道路，从而承担利润减少的后果。压低成本的另一个途径是降低工资，但社会压力使这条道路难以走通。因此，抢夺、滥用、浪费地球共有的资源而不付出代价，长期都是、今后也仍然是资本的最优选择。

资本主义对环境资源的掠夺和破坏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获利的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却要由所有国家和全人类承担。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个结果是不能改变的。对资本来说，如果利润和成本由所有的人平等承担，资本运作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它本身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资本主义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使权势集团和资本集团以及富国通过权力垄断和资本扩张，在掠夺全球人力、物力资源的过程中获得利润，维护少部分人和少数国家的富裕和优势，因此，资源和环境生态破坏是与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两极分化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

历史社会主义在可持续发展上也并不十分成功。不可否认，计划体制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巨大潜力和可能性，但历史条件限制了制度潜力的发挥，使可能性未能完全变成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始终面临巨大的发展压力，尤其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大环境中，不进则退，不进则灭。这种赶超世界发达国家、迅速提高生产力的需要和压力，助长了工业化中的发展主义倾向，使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牺牲品。

在理论认识上，历史社会主义未能在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环保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清晰的社会主义生态理论，以致没有及时调整立场，站到环保运动的最前列，发挥领导、引导和组织作用，反而由于一些不当的实践后果经常陷入被动。这不能不说是当年世界进步力量的一个失误。但是，正如中国最近20多年实践所表明的，转上市场体制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工业化老路，不可能不付出环境污染的更大代价，因为这是利润导向的经济无法摆脱的命运。中国政府当然希望边发展边治理，并为此进行了很大努力，但实际上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控制能力相当有限，因此，这些年来，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演化为不可遏制的生态恶化趋势。

在实践中，虽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遇到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都未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但是，两种制度下不但产生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尤其在社会发展领域，而且，问题的性质和根源也是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属于不能解决、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利润积累的动力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平等在本质上相互冲突。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和失误在原则上是可得到解决和纠正的，因为它们并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在理论上，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制度可以不受利润、贪婪、剥削、以及浪费与破坏的支配，可以有计划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利益、而不是短时经济收益规划发展。

因此，不考虑制度因素，不可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克服我们面临的环境和社会危机，找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必然得出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并不是说，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毫无价值，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和各种实践都百无一用，社会各阶层努力都毫无必要，等等。事实上，在各种力量的压力下，在共同毁灭前景的威胁下，在人民日益强烈的要求下，许多国家政府开始采取一些环保措施，而惟利是图的工商业公司为了迎合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消费者，也被迫做出一些环保动作，希望从中开辟出新的谋利空间。无论如何，在生态运动的推动下，政府、企业等采取的环保措施，谈判和建立相关国际环保公约，增强社会环保意识，倡导环保生活习惯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态保护。可以认为，如果不是近几十年的努力和变化，全球生态危机也许比目前还要严重。

与此同时，更应该清醒认识到，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对策无论对我们认识、改造客观世界有多少助益，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例如，即使国际协议提出的环保措施得到各国政府实施（至少在很长时期内不可能，美国不久前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一个例子），世界环境恶化或许有所改观，但问题仍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因为这些协议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改变利润至上原则，不可能触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根基。遍及世界各地的生态运动固然能够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造成一些压力，迫使它进行某些改变，但生态运动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应该是更大斗争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此外，在用尽各种强制、拖延和欺骗手段之后，资本主义必然试图从生态困境中寻找出路，例如把生态因素纳入资本增值的轨道，从而创造掠夺资源的新条件，继续维持资本对社会的统治。

所以，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求一个试图突破某些生态限制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根本变革，或者说一个社会主义的前景？答案无疑应该是后者。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非但不是出路，而且只能加重危机，断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历史也表明，尽管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种种不足和缺陷，但它们并不是制度本身造成的，相反，是制度尚不完善，或制度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对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来说，社会主义这个不完善的制度是一个好的制度，而资本主义这个相对完善的制度却是一个坏的制度。因此，走回头路，通过学习甚至转向西方资本主义这个更糟的制度来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没有希望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主义前景联系在一起，它要求认真总结历史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同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施加的限制，建立个人与社会、人和自然的新关系。

要实现社会主义前景，必须把可持续发展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这就需要突破西方流行理论的框架，认清各种改良措施的局限性。在批评目前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可持续的时候，主流理论提出的治理方案集中在诸如改变某些企业行为、改进生产管理、健全环境立法、建立企业和国家责任机制等良治善政上。但是，如果把这些改良措施当作最终解决办法，不但难以真正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反而有可能被引上歧途，迷失了应有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制度变革，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使人类能够合理控制与自然之间的互动。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条件，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要实现这个目标，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必须以大规模社会运动作为必要条件，即目标更明确、内容更丰富的全球社会主义运动。

社会主义运动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历来强调社会平等和经济公正。在新形势下，它必须明确地把生态观念吸收到自己哲学和实践的核心内容中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态观，从而掌握人类解放理论和群众运动的“制高点”。在这方面，20世纪后期逐步形成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做出了重要尝试，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11]同时，新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需要体现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要求，包括生态运动、种族平等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等等，在总结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振兴和重新塑造社会主义立场。

社会主义者从来认为，人类不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而且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存在，人类社会在规模上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面对自然界，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延续负有共同责任。正如反对剥削劳动一样，社会主义者必须努力结束对自然世界的肆意掠夺，并把它作为解放全人类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这样作的时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社会主义本身必然也会同时得到发展。

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是历史社会主义模式的简单复制，它将汲取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包括建立更自觉的生态意识，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可持续发展提出的种种挑战。这就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发展既与历史社会主义存在共同之处，也必须有所不同。这就需要冲破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发展观，摒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同时总结历史社会主义的经验，避免重复以往走过的弯路。其中，以下两方面的挑战尤为严峻。

首先是转变增长模式。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之所以未能成功摆脱增长－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发展主义的影响，增长被当作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导致生态破坏等“连带后果”。要避免这种后果，未来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建立不同的发展模式，例如从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追求生活质量，从单纯以收入为基础的财富增加转向对人们健康和生存状态的更大关注，从无休止的“开源”转向更科学、更环保的“节流”等等。从可持续发展观点来看，更多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例如以环境为代价的物质财富增加；而更好可能意味着更少，例如使用尽可能少的原料、能源和工作来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尽可能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一个不以利润积累为动力的社会，有条件打破更多和更好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例如，使人们可以工作更少、消费更少，同时又生活的更好。这就要求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耐用的产品，不人为地制造稀缺，不随时制造大量垃圾等等。那时，社会生产的产品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只要它们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就不会由于丧失了交换价值、变成过时的东西而被大量抛弃，当分配给所有人的时候，它们对每个人都有用，不会被当作区分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志。不难理解，在以阶级分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转变是不能想象的。

第二个重要挑战是，社会主义不但作为一种运动应该是全球性的，作为一种体制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历史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主义倾向与其说是一种自主选择，不如说是“外部”压力的结果。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迫使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在最短时期内努力实现经济赶超，从而不能不付出生态环境的代价，同时使大众生活质量的改善往往变成一个延后的目标，难以更快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目前，由于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逻辑的制约，社会主义体制在单个国家的运行面临同样的困难，例如，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由于环境保护有可能导致成本增加，削弱竞争力，使这些国家不能不采取在长期看来有害、但短期看来必要的步骤，以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要改变增长模式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改变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但这个前景既不注定要实现，也不会自动实现。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取决于人类自身的选择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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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滕藤、郑玉歆主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度与政策》，第3-6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http://www.iwep.org.cn/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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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时的主要著作包括： Mishan, 1967; The Club of Rome, 1972; ; and E. F. Schumacher, 1974.

[2]有关其他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评介，可参阅滕藤主编，上下卷，2001年。

[3] 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强大生命力，这一点，连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也不得不承认，例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2002年12月21日在一篇文章（“共产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中谈到，“马克思在许多方面都是正确的，比如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问题、全球化和国际市场、经济周期和经济决定思想的方式等。”甚至告戒说，“千万不要丢弃马克思”。见该杂志第17页。

[4] 自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并不是所有社会共有的。例如，狩猎和采集社会可能并不象一些教科书所说，完全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除了把全部时间用来维持生存之外，没有任何剩余，因而没有“闲暇”或“建立文化”等。相反，有研究表明，狩猎和采集社会是一个人们的物质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的富足社会，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受市场条件下所产生的稀缺的困扰，他们似乎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更富足。稀缺并不是一个物质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概念，是一定社会条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不存在所有权，人们不习惯囤积，东西的积累也不与身份地位相联系。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以致越现代的社会，就越能够利用更少的时间来满足需要，从而拥有更多闲暇。我们看到的似乎相反：随着社会的进化，人均工作量似乎在增加，闲暇时间似乎更少。见Sahlins,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in 1972, pp.1-39.

[5] IMF, World Bank, OECD and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1, Vol. 3. P. 7.and Chapter V.1. Environment, pp. 1-30。这些估计仅供参考，不排除其中存在夸大倾向。

[6]参见 Smil, 1993; W. Zhang, I. Vertinsky, T. Ursaski, and P. Nemetz, 1999; A.H. Amsden, D. Liu and X. Zhang 1996; 等。

[7] 相关文献和研究，可参见Lu Aiguo, 1996.

[8] 中国新闻网，3003年3月29日。

[9] 新华社北京2001年12月1日电，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2月3日第一版。

[10]据中新社北京2003年3月14日电，中国环保总局局长指出，中国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表示中国环保投入应至少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

[11]参见Gorz, 1980；O’Connor, 1988; Kovel, 2002, among others. 另见 王振亚，2003年。